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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5那个震动了 日本社会的女孩
My Favorite Book
这一期“My Favorite Book”我们邀请到自由记者伊藤诗织，聊了聊她依据自身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黑箱》。伊藤诗织是日本历史上首位以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她以强大的勇气去挑战日本社会组织与男性权力对女性的不公与压迫，同时秉持着自由记者的价值和精神。
一个具体的伊藤诗织
文 | Kiva
认识伊藤诗织本人之后，我已经完全无法从一个新闻记者般的视角来描述她。她对我而言是一个太具体生动的人，所以请原谅我不得不从我个人的视角来介绍她。
第一次见到诗织是活动前一天的饭局 。见面之前我已经知道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几乎同龄，且同时段在美国东岸念新闻系；见面之后，在饭桌上竟发现我们连最细枝末节的生活细节也一样——我们同时要求服务员给醋，用辣的食物蘸着吃。原来都是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当食物不好吃时的解决办法，任何难吃的东西，蘸上辣酱和醋，都会变得好吃起来。
这些相同点固然带来了亲密感，也更让我感同身受地明白，如果不是我更幸运一些，她所遭遇的一切都可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当然能明白那种在异国他乡用非母语学习新闻的决心，也经历过作为外国人在美国获得一份新闻工作的限制。如果是我，我也一定会见那位德高望重且声称可以介绍实习的记者，且依照我的性格我还会喝更多酒，而之后再依照我的软弱，我也许无法像她一样承受那么多。
在活动后的聚会上，我和诗织谈起新闻系学生在美国的困境，和当初都决定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寻找那些对我而言更切肤的故事的经历。这时候身边一个女孩忽然说：“但诗织已经成功了啊，你看看她现在多么有名啊！”
也许是出于礼貌，诗织没有着急反驳她。我却像保护朋友那样跳出来：“被迫经历这样的悲剧，又这样一遍一遍地讲述，这对她来说是多么残忍。”诗织转过头来看着我，用眼神对我说：“谢谢你”。
很多人对诗织有各种各样的揣测，甚至无法停止把她的美貌和事件本身联系在一起来讨论（哪怕在为她宣传书的环节）；甚至还有人揣测她是被某些外国势力利用来抹黑日本。不管在书中还是现实中，诗织都会一一反驳：“无论我是哪里的人，我都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伊藤诗织
伊藤诗织是日本首位已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涉案的男性山口敬之则是当时日本 TBS 电视台的华盛顿分局局长，同时还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好友兼自传作者。在她前往中国宣传她记录她被性侵后试图争取司法公正的书《黑箱》中文版期间，这个案件进入了民事诉讼阶段。也因为她的书和 BBC 关于她的纪录片《日本之耻》，她的证据终于开始被更认真公开地对待。她在中国的每一场分享活动都挤满了人，在北京这场更不例外。观众中还有包括朱军案的当事人弦子在内的多位为性侵发声的中国女性。
我们对勇敢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对不勇敢者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当我看到诗织在经过漫长而劳累的一天、喝一口冰啤酒之后露出的天真笑容；看到她在活动结束之后脱掉“正装”，露出穿在里面的、女孩儿们夏天都爱穿的小吊带衫；看到她听到喜欢的音乐，就要求“大声点大声点”然后跟着音乐手舞足蹈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的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动人。
那一刻的她不是一个“受害者”、“幸存者”或者“打破沉默的人”，不是一个需要在不管有没有准备的时候都要回到自己的回忆中，展示自己的伤疤的人。虽然她知道明天还得一大早起来继续去接受采访，去用心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又得提防别太投入伤到自己。但在那一刻，她就只是一个深深热爱着这个世界的人。
而在我眼里，这样的爱，是她最勇敢的部分。
《黑箱：日本之耻》节选
读了清水洁先生写的书
身为一名记者，起初我当然也考虑过向大众媒体曝光，或是自己把这个问题写成报道。第一次产生这个念头，是在逮捕令未能执行的时候。我担心，假如继续这样沉默下去，调查岂不是会被导向完全错误的轨道吗？同时我也希望，尽量让更多人了解到 “准强奸罪”判定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与路透社的上司沟通了这个想法。
对这位上司，我从很早以前就坦白了自己的遭遇。事情刚发生那会儿，我连续请假太多，对此感到奇怪的他，开始过问起原因。我没法一再推说是为了膝盖的治疗，便对替我担心的亲密同事坦白了自己的情况。在谈到不能来公司上班的理由时，我不想一而再、 再而三地撒谎。
当逮捕山口的行动被撤销时，我曾在路透社内提案说，能否把这个事情作为选题进行采访报道，得到了某些同事的热切关注。可惜在正式的选题会上，分局长却驳回了提案，说：“这个问题没法报道。”理由是，自家员工身为受害人，报道方式无论如何都欠缺充分的客观性。另外，在主要针对海外媒体输送新闻的路透社里，不太需要国内的此类新闻。当时，就算警方那里存有证据，可我自己手边却并未掌握什么证据和证词，大概确实难办。
既然如此，有没有其他媒体愿意报道呢?
在新闻话题性的考量之上，还需要可以讲述的事实。我一分钟也不愿耽搁，必须尽快以某种方式改变调查的走向。
恰好，时机来了。警视厅终于要将案卷送交检察厅了。千万不可错失这个机会。也是在这时候，我决心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清水洁，向他寻求意见。清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记者，曾采访报道过“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足利事件”等大案，放出过许多推翻警方与检方调查结论的独家特写。
在接到关于逮捕令的联络电话前，我去女友家拜访，临走低头系鞋带的时候，在她家玄关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是清水洁写的《杀人犯就在那里》(新潮社，二〇一六)。
《杀人犯就在那里》（新潮社，2016年）
我惊叹：“这啥书啊？标题好惊悚。”
女友说：“啊！正想借给你呢。这本书诗织绝对应该读一读。就在去德国的飞机上读吧。”然后把书递给了我。
能在这种机缘下邂逅清水洁的书，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木县与群马县交界处，半径十公里的范围内，连续发生了数起幼女诱拐杀人事件。每起案子的作案手法都极其相似，五名幼女因而丧命。其中，只有一个案子得以告破，被独立命名为“足利事件”。
犯人已经获刑，一直在服刑当中。然而，其他四起案件却始终未能告破。与这些案件具有强关联的一位男性嫌疑人，仍旧未被逮捕，过着正常的社会生活。
倘若这个男人便是罪犯的话，那么，目前服刑中的人物，岂非便是冤罪?
实际上，他也不断上诉，主张自己的无辜。
清水洁以无比强大的调查采访能力，将警察充满欺瞒的办案过程，与为了维护组织利益而隐瞒不报的行为，曝光在公众视野下。以清水洁的报道为契机，作为“足利事件”的犯人而在狱中服刑的菅家利和被批准再审，获得了无罪判决。
当时在我心中留下强烈印象的，是清水洁对司法当局、受害者以及媒体的深刻洞察——只要逮捕了罪犯，下达了判决就万事大吉的司法当局，与迫切渴望了解真相的受害者遗属，以及只想抓住双方的根本分歧和警方编造的“故事”来进行报道的媒体。
被错抓的菅家利和，面对着强迫他招供的警察，虽然放弃了辩解，但内心当中仍存着模糊的信念，期待着哪天出现一位大人物，了解到他是清白的。
日本著名记者清水洁
书中的这段话，在我心中不断回响:
“追踪谜题。追究事实。奔波于现场。那里有人。竭力聆听人的话语。有时来自受害者。有时来自遗属。他们的灵魂布满伤痕。他们的感觉无比敏锐。因媒体报道而备受困扰和伤害的人，更是如此。我们应当做的是，设法靠近这样的灵魂，聆听他们微弱的声音，转达他们的话语。
“拥有权力与头衔的人发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会响彻人间。然而，那些孱弱细小的声音却不一样，它们无法抵达国民或世人的耳中。成为传递这种声音的桥梁，或许才是新闻报道的使命。”
清水先生绝不会去谴责那些把孩子不慎忘在车内，而导致孩子死亡的父母。不管什么样的事件或事故，他都将之视作“特殊人群的特殊事例”，从不会推拒不理。
在这本书中，我学到了警方与检方系统内部的“组织力学关系”，并且把下面这句话，当成了我身为记者所应遵循的行动指针。
“对细小的声音，侧耳倾听；对巨大的声音，保持质疑。应该为了什么而报道什么？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时刻思考，不断思考。”
清水先生现在任职于日本电视台。以前我也曾在日本电视台的纽约分局做过实习生，从同为媒体人的立场来考虑，他也是个值得信赖的同行。
从熟人那里打听到清水先生的联络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向后，他马上就回应了我的咨询。据他判断，这种情况，联系警视厅新闻口的负责人应该有用，就介绍了日本电视台警视厅记者俱乐部的人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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