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应该是允许 人犯错的地方

我们期待怎样的大学

对谈：罗新、袁一丹、罗丹妮

罗丹妮：项飙老师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提到过，他在北大读书时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今天先请两位回忆一下自己的大学时光，各自是在什么时候想要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在什么时候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罗新：我上大学是很早的事了。我是北大“ 81 级”，那个时候的北大，和项飙上大学时的北大，以及和今天的北大，差别都是很大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没有什么社会压力，读书和工作没有关系，工作是分配的。那时的中文系好像有一个风尚，不大看得上将来读研究生做学术的人，所以我的大学是玩过来的。

做学术研究是我比较晚才形成的人生目标，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往这方面想过，我本来想当个作家。1985 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先是回老家工作，1989 年又回到北大来读研究生，但是没有回中文系，而是进入了历史系。到历史系的目的也只是想来读个书，不是为了做学问。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学问是什么，不了解学术，就是想读读书。后来觉得如果能够像老师们这样过一辈子也挺好，那时摆在我面前的道路也已经很少，可以选择的人生也不多了，所以就一直这样读下来了。

我想项飙提到的“格格不入”，也许每一个北大的学生，甚至每一个学生心里多多少少都有的。只不过每个人的外在表达、表现不太一样。“格格不入”这种感受也许对在成长时期的人来说差不多都这样。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学术作品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王化与山险》等，近作有《从大都到上都》《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等。

袁一丹：刚才罗新老师说他是在 1981 年进入大学，而我 1982 年才出生，2001 年进入北大。罗新老师和我的“自我”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他的“自我”是很丰沛的，而我的“自我”有点乏善可陈。

最近出现了一个流行词，叫做“小镇做题家”，讲的是一些从小镇来的、靠应试技巧敲开大学校门的青年，他们进入“ 985 ”、“ 211 ”这样的一等学校以后，发现自己与大城市来的同学在视野和经验上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给他们带来很强的不适应感。他们建立了一个豆瓣小组，在小组里分享自己所谓的失败故事，以此作为排解的出口。这让我想到，虽然在我读书的年代还没出现过这样一个标签，但其实我也曾经是一个“小镇做题家”。我来自重庆一个地级市的普通中学，但是靠自己的超强记忆力和应试技巧，推开了北大的大门。但是进入北大以后，我把过去中学时代的经验全部推翻了，开始重新建立自我，所以我的“自我”，包括说话的方式，看问题、看外在人和事的方式，都是北大给我的，是北大的体制造就了我。

进北大以后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经历，我的专业被分到了中文系，但是住宿是跟历史系的同学在一起。我在本科时期最好的朋友是学世界史、近代史的室友，这就导致我一直游离在中文系的氛围之外。这个阴差阳错的经历，也影响到我今天的学术研究的方向。

另一方面，我要承认我在学术上是相对早熟的。我在念大三的时候，北大有一个科研项目，让我们有机会选择导师来做模仿研究，由此我得以提前进入研究生的状态。但这种早熟也会导致局限，让我的大学生活不够完整，大学生活玩得不够。

好的地方在于，当时北大的青年教师有很多时间跟学生进行非正式的交流，我有很多关于学术的想象，关于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在课堂里面得到的，而是跟老师在酒桌上，在小饭馆里，在平时的聊天里获得的，这是我进入到大学的另一种方式。

大学老师不再是一个神圣性的职业 

罗丹妮：我也来自一个三四线城市，高考考进中山大学历史系。我选择读硕士、博士，不是说自己在学术早熟，只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就特别向往学术研究。我当时并不是太懂学术是什么，这一点上我和罗新老师很有共鸣。老师讲的那些问题意识，社会学理论的方法，乡村社会研究，我听来其实似懂非懂。但是我特别羡慕那些老师的状态，他们的那种纯粹的生活方式，投入在自己热爱的东西里面，所以当时决定以学术为业，保送研究生到了北师大读历史。但我后来也经历了个人危机，我没有再走学术这条道路，虽然读了博士，拿了学位，但是我都没有去做一份学术相关的工作，而是进入了出版界。

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学术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没有走学术这条道路，当然内心有遗憾，但我觉得原因是我的能力不够，创造力不够，对深入一个地方的能力特别有限，到了一个地方，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交流，理解他们的生活逻辑，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事，所以我就有点知难而退。

罗丹妮，单向空间编辑总监。

因为我放弃了学术道路，所以我也想听两位聊聊做老师的经历和体会。尤其是最近受疫情影响，你们都改为在家上网课，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罗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想我能够做教师，是因为那个时代读博士的人还很少，大概读完博士以后就只能够在大学教书了，也不再做他想。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先是老师说我有一点做学术的天分，然后我自己才这么觉得，好像我能够自己能想出一些问题来，甚至能够理解别人文章，书籍里的妙处，能发现别人思考问题的妙处。我相信所谓学术思维，就是能够去理解一个问题的来历，理解解决问题的方式，理解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妙处。

我是从小就下了志向，想当一名作家，但等到我到 20 多岁，我发现我做不了，我没有编故事的能力，那时有一种很强的失败感。后来发现自己还有一所长，很是高兴，就走上教书这条路。但是我和自己的学生接触并不多，包括我带研究生、博士生，接触仅限于学业这一部分。

说到上网课，有的人也许做得好一些，但是我所有的课都是讨论课，讨论课的一大要求就是一定要见到人，要面对面讨论，现在你不知道对面有没有人，你在说话的时候，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所以我觉得效果远不如在学校上课。但是情况既然如此，虽然达不到理想效果，我们也只能够勉强如此。

袁一丹：我记得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里提到，学术其实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对此特别认同。我觉得今天的大学老师确实不再是一个神圣性的职业，它只是你选择的一种稍显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为什么选择当大学老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大学老师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它的好处在这里，但它的坏处也在这里，因为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没有假期的概念，所以大学老师可以说在时间上是一个富翁。这是我喜欢做老师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选择当大学老师的原因是，这是一个能够塑造人、改变人的职业。虽然现在相比大学本科，可能中学阶段的孩子更容易受影响，你想要在一个人的本科阶段改变他、改造他确实很难，越来越难，但是我仍然会尝试在某些层面影响到他们一点点，因为我自己是被我的老师改变过、重塑过的。但是我也没有尝试过其他的行业，不像罗新老师在 1985 到 1989 年是在体制之外的，我是十多年里一直在大学的物理环境和话语体系下培育起来的，没有间断过，所以我也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人生的选择，做老师好像是特别理所当然的事情。

袁一丹，1982 年生于重庆，2001 年至 2013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近期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思想、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近作有《此时怀抱向谁开》。

关于另外一个问题，疫情对于大学的影响，对我来说是让课程变得很难。我自己上课的习惯是必须要跟学生有眼神交流，我需要看到他们的眼睛和通过他们的一个微表情，然后再调整我上课的节奏和方式。这学期我的课是 70 多个人的选修课，最开始上网课的时候，我希望至少我自己能露脸，不强求学生露脸，但后来发现这样会特别卡顿，后来只能用 PPT 配音的方式讲课，这让我很难受。

另外，疫情对授课内容也有影响。我这学期的课程是讲北京的城市研究，过去我会让学生们做一个实地考察，你可以选择北京的一个局部，亲自去走走，记录个人记忆也好，做一个访问也可以。但他们现在困在各自的家里面出不来，所以我的代替性作业是让他们记录自己这半年的日常的生活。

但这次疫情也有好的地方。过去我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交流的一般是坐在前两排的学生，但是永远有学生是坐在最后一排的。这次通过他们个人的记述，特别是这种日常的记述，我了解到了班上的每一个学生。他们对日记这种形式特别感兴趣，也很希望把这半年里自己很微小的、不起眼的事情记录下来，这对我是一次很重要的分享。

把学术思考转为一种更有弹性的文字 

罗丹妮：作为大学老师和领域内的专业学者，你们怎么分配自己的时间？在学术研究、公共性写作和带学生之间，怎么同时扮演好这三种角色？

罗新：我没有把这些工作分开，我会避开一些纯技术性的题目，但并不是说我不做学术，我也没有把学术和公众分开，我认为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如果作为一个学者参与公共生活，却不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那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做什么。无论我在跟谁说话，为谁说话，我都不能够失去我作为学者的本分和本色。我还是要从个人的学术所长上参与进来。

罗丹妮：现在人们习惯于对学术和公共做区分，包括《把自己作为方法》也遇到了读者的疑问。但不能说这一部分是纯学术研究，那一部分是公共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思想方法。像袁老师的《此时怀抱向谁看》这本书，并不纯粹的学术著作，但是它提供给读者的启发非常大。袁老师自己也提到想把学术思考转为一种更有弹性的文字，所以学术和公共的区别，其实是不是在表达方式上的改变。

《此时怀抱向谁开》

袁一丹 著

艺文志 eons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4

袁一丹：我目前是同时在两条线上作战，一条线是专业写作，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来呈现，这需要我花好几年时间去啃一个“硬骨头”。在另一条线上，我希望用更有弹性的文体，把我看到的那些夹缝里面的、藏在历史褶皱里面的东西，和专业之外的读者来分享。

我最近看罗新老师的《在印第安纳追寻丁韪良》，就是用游记的方式去写，用寻找的方式把学术的进程与一个人、一段历史的相遇呈现出来，读起来好像一次旅行或者探险。在我看来这就是学术文体的其他可能方式，所以我在写书评和随笔的时候，都希望把这种寻找的过程展现出来。

“给天才留空间，给中才立规则” 

罗丹妮：是不是我们可以重新去考虑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学术。大学教育提供给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学术训练，还是别的什么？

罗新：我觉得研究生阶段跟本科生阶段的培养方式、培养目标都会很不一样。本科生阶段，是应该向他们展示学术是什么样的。每个老师有自己对学术的标准，把自己的标准告诉学生，让学生看到，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研究生和本科生有显著不同，研究生和博士生是为了培养学者、研究者，而本科生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会成为学者。所以本科不叫培养，而是给学生一个长大的机会。

对我来说，本科阶段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阶段。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稍微能够懂事，能够独立生活在世界上的人，这是大学阶段最重要的过程，所以大学本科教育应该和研究生教育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本科生就应该以社团教育为主，以社团活动为主，以课堂教育为辅，研究生就不要参与太多的社团活动了。现在学校给本科生的课程要求太多，我总觉得他们上的课太多了，应该再少一点，每天应该有半天时间不上课，集中时间去玩，去图书馆，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课太多就变成了给学生灌输知识。

研究生和博士就不一样了，要以学者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完全按照学术训练的方式来训练。但是不管这个人将来要做什么的，不管他是读本科还是读研究生，他在任何一个院系，任何一个学科里面的系统培育和专业训练，都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是使得他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成为未来潜在的一个研究者，而是让他至少在某一方面受到过一点现代科学的训练。

现代科学的训练，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你受过这种科学的训练，使得你思考问题和认识世界有了理性的基础。这不是为了让你拥有更多知识，而是让你变成一个有理性基础的人，拥有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我们能看得出来一个受过好的训练和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袁一丹：我觉得大学应该是允许人犯错的地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敢犯错，当然可能你步入社会以后，犯一个小小的错，就要为之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但大学应该允许学生犯错，允许他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能等他走入职场以后，这些所有的可能性会变成一条很细的线，但是他必须要在这个时期是他去找他的边界，去想我这一辈子到底能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觉得找到这个答案很重要，我记得周作人有一首诗叫做《寻路的人》，大学其实就是让人寻路，寻找自己，塑造自己。这是我对大学的，特别是本科期间大学的理解。

我记得在《给自己作为方法》里面项飙老师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说大学不是要树立范例，而是要寻找例外。一开始我特别认同，但是我后来反复想过后，觉得这个话里面的“不是，而是”好像在把树立范例和寻找例外对立起来。但我们首先要说清是什么样的大学，因为不同的大学培养的人是不一样的。像北大这样的大学，当然是要去找例外，但这个例外不是在大学里生产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是个例外的话，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出来。老北大有一句话，“给天才留空间，给中才立规则。”我想大部分的学生，即便是一流大学的学生，可能还是中等以上之才，所以树立规范仍然很重要。如果学生没有在一个学科的范式里面沉浸过，不知道学科最基本的规则的话，他生产不出思想的例外。所以我觉得范例和例外，可能不是截然二分的，先要吃透范例，然后才能去保留或者说生产出一种新的例外。

罗丹妮：我自己理解项飙老师说的例外，可能是内向的一种例外，这个例外可能更多的是让你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想要去尝试的领域。

读大学不是为了填一张漂亮的履历表 

罗丹妮：罗新老师以前曾在书中提到过几点精神，比如批判、怀疑、想象力和有所不为。我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很多时候的困惑是他不知道该“为”什么，不知道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他们到大学三年级就要实习，要去找工作，很多时候他们的职业方向也是迷茫的，同时他们又有学业上的论文要完成。你们有没有接收到这种迷茫的学生们的询问？作为导师或者是前辈，你们会给他们哪些建议？

罗新：从社会和学校体制这方面来说，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里也提到，中国虽然人很多，中国社会虽然很大，是个大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是很小的一个国家，这个角度在于中国没有什么多样性。中国的同质性非常高，多样性非常低，这就意味着机会不多，可能性不多，你能选择的路很窄，可是人这么多，样子也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人。

在中国很少有大学是鼓励和容忍多样性的，整个中国社会总体倾向于不接受、不鼓励多样性。我自己在北大的感觉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对多样性的容忍空间越来越低。我想这种现象也许不只出现在北大，而是出现在整个社会。由于中国出现了一段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时期，社会在几十年来是和平的，并且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大家都去赚钱，每个人追求个人发展，整个社会的多样性就进一步变窄。因为评价标准如此单一，所以使得多样性变得更加可贵。

作为一名老师，我自己能感受到的一点是，有时我在评价学生的时候稍微反省一下，就发现我这个评价有问题，我其实应该鼓励他，不应该是批评他。现在我们跟学生说本科阶段你能写就赶紧写，硕士阶段赶紧发表文章，都是这样去要求的，可是我们的老师那一辈对我们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挺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是因为社会给的空间越来越小，以至于像北大这样过去多样性较大的场所，现在多样性也很低，容忍程度也很低。

我觉得人们对所谓的多样性的渴求，总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变得特别强烈。过去对多样性没有渴求，是因为所处的社会没变化，一直朝一个方向在走。现在有重大变化了，大家意识到了多样性是多么宝贵。

袁一丹：我理解的北大，就像看北大和清华的草坪的区别。在我读书的时候，北大没有草坪的概念。我去看清华的大草坪特别齐整，特别漂亮，但北大的草都是疯长，尤其在过去是很少修整的。北大没有草坪的概念，它是山高水长自由生长的地方。

北大校园

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为什么多样性在降低，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现在的学生什么都想要。现在的学生一进学校就会拿到一张定制的履历表。学生想的是用各种经验转换成履历表里的一条文字，4 年后交出一张漂亮的履历表。当学生带着履历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无论是在学一门课程，还是在写一篇小论文，其实都在进行一种积攒，一种条目的转换，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概念，是我们当时没有的。

我读书的时候处于一种很懵懂的状态，好像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准备，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他们的难题在于需要面对的诱惑太多，机会太多。比如说北大的学生现在几乎都有出国的机会，在学术场合口头发表的机会，甚至有在顶刊发表论文的机会，正是这样一些机会和诱惑的增多，让他们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包袱。面对这些机会和诱惑，大家都要去争取，但其实安安心心地、定神地在一个地方待着，你才能够去想清要做的事情。把自己的 4 年大学时光甚至更长的时间变成一张很漂亮的、很有竞争力的，也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表格，这个表格越满，其实可能性也就越少。

罗丹妮：你们几位都是北大毕业的，但更多人也许无法进入这么好的大学，只能进入一般的学校。他们应该对大学怀着怎样的期待，怎么去看待自己的 4 年大学生活？

罗新：今天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任何你想看的书，你可以接触到任何你想接触的人，这一点是人类过去没有过的条件。技术让教育机会不再那么不平等，大学和地方不再具有绝对的限制了，或者说这种限制不再是不可打破的了。所以只要愿意读书，那么你的老师，你的学校不再能够束缚你。我最近接触到好几位这样的年轻人，是在地方的大学读书，但是我跟他们一接触发现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读过那么多书，而且想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现在学术学者的前沿问题，表述也很清晰准确，让我很受鼓舞。我觉得这意味着社会在各个地方储存了好多人才，一旦有条件，这些人才都可以大片地生长，这是依靠现在的技术条件做到的。

袁一丹：我在北大的时间特别长，大概有 11 年，工作以后在首师大。这样一种环境的转换，让我对于大学里面的不同层次和学生里面的不同层次特别敏感。过去我在考虑大学的问题时，包括民国时期的大学的问题时，都会不自觉地带入到北大或者老北大，包括对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理解，也是基于北大的定位。但是到了首师大以后，随着我跟学生的接触越来越多，了解学生们的苦恼、烦闷、出路，以及对学术理解是什么的时候，我也在修正自己关于大学的理解。

其实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大学，都不要带着对理想的大学的定义去要求学生，而是先要了解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学生，了解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于 4 年后的构想是什么。进入首师大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是，让我重新理解原来大学有不同的层次，大学对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项飙老师说的小世界的意义。他把大学这样一个抽象的大词变成一个具体的小单位，每个单位其实都有自己的意义系统。比如说首师大的意义系统，可能是给北京京郊培养很好的师资。我觉得如果我能够给京郊的，甚至更边远的学校培养合格的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这也是一种大学的使命和意义。可能北大是制造精英与例外，但是还有一些大学能够起到一些不能替代的功能，这是我自己在首师大工作 6 年的感受。

今天的大学生该读闲书吗 

罗丹妮：项飙老师在书里提到，他觉得自己在北大期间的理论修养和阅读文献的能力是欠缺的，这种感受在他到牛津的时候依然强烈。因为我是做出版、做编辑的，我想其实阅读也是需要学习的，比如如何选择要读的书，怎么去带有批判性的去读书。对于一个人来说，年轻时的阅读习惯、阅读经历，会影响到你以后进入社会，走上工作。那么在今天的大学里面，我们应该让学生在阅读层面做怎样的准备？你们会不会给自己的学生布置一些书单，引导学生怎么去阅读？

罗新：每一个学科围绕每一个具体问题，都会有一套比较固定的训练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套参考文献，我们叫它历史文献学、史料学，这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的阅读。

另外一个层面的阅读，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到学术研究，在成长过程当中的阅读，我年轻的时代和今天比起来就大不一样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任何一种书出来都要印好多万册，因为全国就只有那么几种书，大家看的书都一样，都看那几种书。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要幸运得多，因为现在中国的学术书籍出版，已经和世界同步了，国外最好的书，我们这边很快也都会有译本。何况现在年轻人的外语水平好得多，也可以读到外文原版书、电子书。所以我想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阅读，而是要找出阅读的时间。对我自己来说，能花在读书上的时间不太多，花在网上瞎看的时间倒是占主导的，现在读微信文章占的时间比较多，真正读书的时间很少。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我这半年读书最多，因为没有太多任务，不能出门，就在家里看书，看了好多该看的、过去没看完的书。我觉得年轻人只要坚持看书，一个月至少看一本书，这样积攒几年下来一定会很有收益。现在也有人读书很多，一年读了一两百本书，我有点担心他能不能记住书的内容。

袁一丹：阅读这个话题，我在读这本访谈录是得到了一个启示，我们今天谈到阅读这个词的时候，未必是一种纸面的阅读，我们还可以以阅读的方式来看待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做北京的城市研究，我会说我是在阅读城市的一个局部，甚至是阅读里面的一些人情世故，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对我的一个提示。

阅读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沉浸，泡在书里面。我的阅读大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跟我专业相关的阅读，我在大学时期，很多时候是泡在北大图书馆，馆里有一个过刊阅览室，里面有许多晚清、民国时期的旧报纸杂志，我在做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时候，天天都去那里打卡。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很多的数位化，不像现在很多的资源在数位化以后，不需要把原刊调出来的。那时候我们要让管理员把我们需要的报纸刊物调出来，让我们一一页地翻，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体验，我的田野就在北大的这些旧报刊里面。

另外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学者这种专业化的阅读，很容易把人异化。我们今天很多阅读是为了做一篇论文，是围绕着手上的课题，这并不是真的在读书。我工作以后特别要求自己一定要有时间读闲书，当然我对闲书的定义是很广的，只要是跟我的专业不沾边的都是。而且我会尽量读纸质书，特别是开本比较小的，可以放在兜里面随时能掏出来读的书，纸面阅读对我来说更容易从头读到尾。你去找一些无关专业的书来读，可能它不是在当下和你发生什么关联，而是在更加长久的时间中体现。

短期的悲观与长期的乐观 

袁一丹：罗新老师，我前不久看到您接受了一个访谈，其中您有一段话的大体的意思是希望学生们相信未来。这段话让我想起您那篇很有名的文章《梦见昌平园落雪》里面有着相似的表述。在我看来，可能大部分历史学家的底色是比较悲观的，对于未来的判断也是比较悲观的，但是好像您一直很肯定人在当下的意愿和情感，人可以影响未来。但在您刚才谈到我们这半年或者更长的一个时期，未来的不确定性、未来的走向是很不明确的。在这样的一个似乎看不太清未来走向的情况下，为什么您能够保持乐观？

罗新：几乎所有的历史学者在长时段思考的时候都是比较乐观的。长时段就是说远远把我们个体生命给淹没了的时间。比如说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去看，你没有理由不乐观。过去的几百年，并不是一天比一天更好，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越来越好的，人类历史就是如此。

我们总是说历史没有目的地，但是历史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一步一步向更好的地方发展。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个体生命的长度内，可能你想达到的社会目标达不到，但是没有关系。人类就是无数个个体构成一个漫长的时间。我们个体的生命时间很短，但是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个体来完成，来延续。所以我当然有短期的悲观，但是我更愿意看长期的乐观。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项飙、吴琦 著

铸刻文化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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