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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5

每一次你放弃时 自我就死去一点

柏琳
柏琳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也是单向街公益基金会“水手计划”资助的青年创作者之一。这位留着利落短发、开朗爱笑的女生,曾只身一人去往动荡的巴尔干地区采访、记录长达半年之久。 在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柏琳首先登场,她选择不去讲述一个时髦的关于如何塑造自我的故事,而是尝试去挑战多数人不愿意面对的命题——自我否定、再次自我否定。

十年,对“自我”的否定之否定

撰文:柏琳

站到这里,我需要勇气。之前我在心里“自我审查”了好几遍,发现我的主题非常脆弱,但是我还想试一试,因为这个主题是我这十年里经历的精神危机。对“自我”的否定之否定,意思是对“自我”进行了两次否定。我不会阐述“自我”的学术定义,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的解释已经够多了,我的朴素理解是,“自我”,就是我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这个存在非常重要,无法忽略,无法泯灭。可是这个所谓的“自我”,在我看来,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过度认识的重担,是一种幻觉。

“十年之后”演讲现场

柏琳在“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

今天我会说我最关心的两个词:交付、联结

在这样一个鼓励个体最大程度自我表达的时代,这两个词是不是让人觉得尴尬?开头我说我需要一点勇气,因为我要说的这两个词从表面看完全是和“自我”背道而驰的。

先说“交付”。讲一个从前的工作故事。2016 年上半年,我陷入了怪圈,当时我还是一个媒体工作者,24 小时都是工作状态,分不清工作和个人生活的界限,我很痛苦,不想变成工作机器,用今天的话说,不想变成“社畜”,可我又知道,我是真心爱这份工作的,所以这个处境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么如果摆脱了这种状态,我应该去做什么呢?我到哪里去实现那个“自我”的价值呢?当时头脑一片空白。6 月初,我接到了一个写人物特稿的工作。2016 年是俄语翻译家汝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要走访他的后人,了解这位把毕生都献给了契诃夫作品的翻译家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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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演讲现场

我们对契诃夫当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知道汝龙,一个把一生都献给了契诃夫,却谦卑地没有写出一篇译著前言的老译匠。当我走进北京西便门某老小区一幢陈旧的高层楼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看见一间只有水泥地和白面墙、没有一件新式家具的房间,这就算在今日北京平民家里也是很少见的。那里是汝龙生前的居所,现在是小女儿一家住在那里。小女儿告诉我,家里原来是石灰墙,白漆是这几年刚刷的。父亲的生命里只有翻译,只有契诃夫,没有别的。

汝龙先生是“单干户”,在翻译界没有“帮派”,没有俄国留学的履历。翻译《契诃夫全集》是他毕生的心愿,为此他辞去大学副教授和系主任的职务,没有周末,很少娱乐,除了睡觉就是翻译。他没有正式单位编制,没有公费医疗,多年罹患肺心病的他长期依靠稿费支付医疗费,而大家知道翻译的稿酬究竟有多少。1991 年 7 月 13 日,汝龙在一家民办的康复小医院里悄然离世,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也没有发讣告,甚至没有留骨灰。去世不久,《文艺报》在一版左下角发了一条消息,报道汝龙去世及他生前要将自己的全部稿费积蓄捐赠国家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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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龙(1916 年-1991 年 7 月 13 日),江苏苏州人,翻译家,共翻译契诃夫小说集 27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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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龙先生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小房间

拜访结束后,我在楼下一张掉漆的椅子上独坐很久,那天北京刮大风,虽然已经初夏但天气依然很凉,我当时觉得自己那种“痛苦”消失了。走之前我曾问汝龙的小女儿,是否觉得父亲是个把一切都献给翻译工作而失去了“自我”的人,我记得她的回答,“爸爸说,无论选择什么,都要全身心投入,不要保留。 ‘自我’不做事,  ‘自我’会死掉。”

请允许我在此用“交付”这个词来理解汝龙先生。心无所怨,勇于交付,面对所爱和所做,选择,坚持并捍卫,这难道不是现代人所缺乏的品质?我们是否太容易放弃,有各种借口:没有安全感,对人掏心掏肺是傻大姐,对事掏心掏肺更不划算,毕竟,地球少了谁都转。可是我想,每一次你放弃时,“自我”就死去一点点。

交付,就是把自己全然交给某个你所信任的人或事。一定有太多人会说,不,这太蠢,也太危险。我们对宏大视角、伟大事业、集体等这样的字眼已经太熟悉甚至是恐惧了,现在看似“正确”的做法是呼唤和强调“自我”的苏醒,独立,并且强化它。我在这儿无意谈论集体和个体的关系,也不会去做任何意义上的说教或布道,这和宗教毫无关系,我只是想问问我自己,“自我”很重要,可“自我”是什么?是无限沉溺在“丧”的生活状态、原生家庭的创伤、“环境险恶而我没有出路”的情绪中吗?我们为了这个“自我”可以活下来,究竟在做加法还是减法呢?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特别喜欢运动,可我也经常被不爱运动的朋友嘲笑,说我喜欢虐待身体,搏击,山地车,瑜伽,普拉提,舞蹈,力量训练……我总是不遗余力地对周围人宣扬它们带给我的愉悦,太多人觉得我走火入魔,训练是苦的,重复是苦的,哪里来什么愉悦?对于大多数朝九晚五的普通人来说,运动是为了减肥,增强体质,缓解压力,或者要求高一点的,为了塑造形体,所有这些都需要辛苦的坚持。可运动教给我的,是更深刻地理解“交付”的含义,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身体,身体也会毫无保留地支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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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琳,原《新京报·书评周刊》资深记者,曾采写 120 多位国内外文化人物。现为独立记者,青年写作者。2018 年入选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水手计划,正在进行有关南部斯拉夫地域的非虚构写作。

交付什么?交付精神给你的身体,信任身体,让那个抽象的“自我意识”融化进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流汗,每一个细小的改变。我经常在舞蹈的旋转、搏击的动作和瑜伽的呼吸中,忘掉自己的存在,体会身体可以达到的限度,相信肢体可以支撑我的脑袋。是的,精神的强大和独立才有可能产生“自我意识”,可是我们是否太过忽略了肉体?

人类文明有一个重要主题是灵魂与肉体的搏斗,灵魂需要克服肉体的本能欲望来实现升华。搏斗,克服,听听吧,这些字眼都是对抗性的,而对抗一定是紧张的,是不可能把自己交付给对方的,这样产生出的“自我”,也是一个很别扭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失调的,是不和谐的。为什么不肯“交付”的“自我”是畸形的呢?因为交付其实是一种联结,而不与其他事物联结的“自我”,很快就会缺氧而死。所以汝龙先生说,不认真投入地做事,“自我”就死掉了。

不肯“交付”自己的“自我”是假的,这是我对“自我”的第一层否定,接下去我要再否定一次,没有“交付”就无法产生“联结”,而不肯“联结”的“自我”不值得我们追求。

我刚才说“把自己交付给身体”,是不是有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极度推崇“身体美”的人?联想到人类文明的诸多阶段,可能只有古希腊是推崇“身体美”的,可是我要为自己、也想为古希腊文化辩解一下,这并不是推崇“身体之美”,而是一种信念,相信人作为灵长类动物,是可以让身体和精神和谐统一的。在古希腊文化中,没有灵魂和肉体的争斗,古希腊人不会否定肉体的重要性,也从来都能在肉体中看到精神的重要性。热爱生活,喜欢思考,喜欢运动,这是古希腊的特点。我非常喜爱的古典文学家伊迪斯·汉密尔顿认为,自希腊时代以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达到精神和身体、感性和理性的和谐。按照我的理解,自希腊时代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有过真正的安全感和协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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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台农神庙,兴建于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卫城,是古希腊奉祀雅典娜女神的神庙。

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是否去过希腊,是否去看过帕台农神殿。在我眼中,那是一个典型的希腊人家园,没有什么繁复装饰,笔直柱子上端就是朴素的柱头,这些极度简单的建筑面朝天空、群山和大海,再没有什么比它更平静优雅了。创造这种建筑的世界,既肯定自我,也肯定世界,所以不需要刻意强调自己的存在,也不需要去降服世界,因为人何其有幸,人是生在这个世界之中的。自我是整体的一部分,万物都与我有关,我们依靠联结而生存,这是希腊人的世界观。

许多朋友都知道我痴迷于巴尔干文化,花了很多时间游历那块土地。为什么那个地方对我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因为那块土地上曾有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有过若干精神上的黄金时代,在物质上从来没有富裕过。我们知道那是个多种宗教和多个民族混居的地带,有太多地缘政治作家和观察家用各种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或者其他看似很有道理的理论来解释它的多灾多难和混乱血腥的历史和现状,我不会说这些,我讲一个小故事:

先说一下背景。二战前夕,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去往南斯拉夫,进行了深度游历,此后写下《黑羊与灰鹰》。在这本讲述巴尔干六百年的苦难与希望的巨著的尾声,有这样一个片段,让我无法忘怀。当时希特勒逼近第一南斯拉夫,逼迫政府签署不抵抗合约。当时的南斯拉夫,在经历了巴尔干两次战争和一战后,基本奄奄一息了,塞尔维亚成年男子基本全部死光了,可是南斯拉夫依然选择不投降,在民众从张贴墙上看见了政府决定抵抗纳粹的通告后,有一个老人哭了,他说:“不管这之后发生什么,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们终于都在一起了。”他指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等民族终于在一场战争中,又在一起了。经历了那么多外来占领、渗透、战争、嫌隙、因为宗教和民族的问题而反目,第一南斯拉夫的名存实亡,终于,他们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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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版图,1945 年 - 1991 年

到了第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南斯拉夫的护照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本可以从莫斯科直通往华盛顿的护照,你的邻居可以是任何民族的人,你可以信仰任何宗教,你可以有一个东正教徒的父亲,一个穆斯林的母亲,一个天主教徒的朋友,一个犹太教的老师,你可以周二去清真寺礼拜,周六去教堂听弥撒,每个人都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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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最重要的河流瓦尔达尔河与河上的石桥,连接穆斯林区和马其顿东正教徒所在的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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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堡(The Yellow Fortress),俯瞰萨拉热窝日落的最佳地点。二战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经典台词,“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Sehen Siediese Stadt_ Das ist Walter.),语出于此。

时间跳到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当我沿着国境线从北到南,从斯洛文尼亚走到马其顿,从前六个加盟共和国的人如今都习惯了没有同伴的新生活,每个国家都顺着如今的潮流,正在发展自己的“民族性”,自己的“自我”。我怀揣着同一个问题沿途一路问,这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问题的对象从 18 岁到 80 岁,包括经历过南斯拉夫和后南斯拉夫时代的人,他们因为各自的阅历,自然有不同的回答,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居然都表达了相似的一种想法:如果可能有机会,他们想和邻居重新坐在一起,互诉衷肠,他们厌倦了这种生存处境——想接近欧洲又不被接纳,但自己的家园却已成为一座座彼此不再联结的孤岛。一个战时从科索沃南部逃到马其顿的咖啡店老板这么对我说,“一个人站在一座孤岛上,谈论 ‘我是谁’是很可笑的。”

英国玄学诗人约翰·多恩那首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很有名,有多少人记得诗歌里的下一句,“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我挚爱的作家奥兹先生替多恩的诗做了注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我们都是半岛。部分是我们自己,被黑暗的水域包围,部分是与一个大陆,与其他半岛,与复数形式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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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琳在“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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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演讲现场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的深层,看到我们对自己的深刻认知是为了达到和世界的融合,看到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再嘲笑“交付”、“联结”这样的词对“自我”的意义,那么也许,这个“自我”不再是个幻觉了。

*本文由柏琳在第五届书店文学节暨单读十周年“十年之后”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演讲现场图片来自在野照物所

汝龙先生相关图片、前南斯拉夫地区摄影图片来自柏琳

封面图来自《百万美元宝贝》

其他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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