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发生时 全世界在做什么

五四运动发生时，全世界都在做什么？

文 | 徐添

谈到五四运动，映入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通常是火烧赵家楼与德赛二位先生。毫无疑问，作为中国近代史重要分水岭的五四事件有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它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晚清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复杂影响，同样也可以理解为新文化运动的直接结果。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五四运动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倘若视角拉远，我们会发现 1919 年在中国之外世界还发生了许多相似的事情：埃及的 1919 年革命、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又称坚持真理运动）以及朝鲜的三一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在背景、行动特征及后续影响上都存在着共同点，而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紧密。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关键时刻，世界各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国

企图建立一个“保障民主制度的世界”

故事首先从 1918 年的美国讲起。1918 年 12 月 13 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乘坐的乔治·华盛顿号抵达法国布雷斯特港。作为第一位在任内出访欧洲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满怀期待。两年前，他凭借“是他让我们远离战争”的竞选口号赢得连任，又在一年前领导美国加入协约国，摘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果实。如今他来到欧洲，不仅代表美国参与战后对同盟国的处分，同样也带来了重建国际秩序的蓝图——“十四点原则”，其中包括：（1）无秘密外交；（2）航海自由；（3）消除国际贸易障碍；（4）限制军备；（5）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6）德军撤出俄国领土；（7）恢复比利时独立性；（8）德国归还阿尔萨斯及洛林予法国；（9）根据民族性原则，重塑意大利边境；（10）奥匈帝国的民族自决；（11）同盟国撤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12）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自决；（13）恢复波兰独立性；（14）成立国际联盟以维持世界和平。

巴黎和会期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前排右一）与参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

威尔逊企图建立一个“保障民主制度的世界”，他的主张简单说有三点内容：首先，是“国际平等”，即弱小国家和主要强权国家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其次，“公理战胜强权”，即主张未来的国际社会应该透过和平手段，借助国际联盟这样的制度性安排解决国际争端；第三，“被统治者同意”，即拒绝任何不被当地人民同意的国际性安排——这个原则后来被划归成一个人所皆知的概念——“自决权”。

“自决”的概念最初其实来自列宁。十月革命后，为改善苏俄的外部环境，列宁以“民族自决”号召中东欧的弱小民族起来反抗旧帝国统治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为了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威尔逊在随后的演讲中逐渐借用“民族自决”，与“被统治者同意”合并使用，由于他如日中天的威望，他的“自决”自然超越了列宁的主张。就威尔逊的意图而言，他所谓的“自决”意在使原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治下的领土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这并不包括亚非拉的殖民地。他甚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就算不是所有非白色人种，也有许多非白色人种并不适合自治。”在他看来，非白种人的低水平发展，可以通过时间和训练加以补救，之后这些殖民地才可以实施“自治”，例如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

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

种族与文明的阶级差异界定了各地人民被授予自治权利的限度，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自始至终并没有跳脱出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透过遍布全球的电报、报纸等媒体网络，他的宣言传遍全球，殖民地的民众心向往之。来自埃及、印度、中国、朝鲜的知识分子纷纷以自己的角度解读威尔逊的主张，选择性忽略威尔逊主义的原本内涵，进而各自展开了行动。

埃及

埃及人对独立的渴望越发强烈

在埃及，威尔逊主义让“为埃及独立而战”的知识分子信心大增。尽管自 1882 年以来，埃及名义上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庸，但是它的财政大权早已被英法等国攫取，并由英国驻扎在开罗的军事力量主宰当地秩序。1914 年 12 月 18 日，英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随后宣布对埃及“实行保护”，实行正式的殖民统治。在战争期间，英国在埃及大肆征兵，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强烈不满。随着战争日趋顺利，威尔逊基于民族自决而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在当地报纸上的广泛传播，这令埃及人对独立的渴望越发强烈。1918 年 10 月，埃及苏丹福阿德（Sultan Fu’ad）甚至告诉英国驻埃及专员温盖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他想要“依照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的方式，实施埃及自治”。 1918 年 11 月，以扎格卢勒等人为首的政治领袖组成一个代表团，向埃及专员温盖特申请参加巴黎和会。他们希望借助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在未来的和会上将埃及问题公之于众，或许可以赢得英国工党的支持。为此，扎格卢勒还成立了一个党派——华夫脱党（华夫脱 Wafd，阿拉伯语中“代表团”之义），公开进行埃及独立的宣传活动。扎格卢勒时年六十，是一位老练的政客。他不仅在埃及政府内担任过多个部长级职务，也曾任埃及立法议会副议长，领导自由派进行合法的独立斗争。

埃及国父扎格卢勒

扎格卢勒等华夫脱党的行动令英国的殖民者十分惊骇，温盖特直接拒绝了代表团的要求，这令扎格卢勒气愤不已。扎格卢勒等人公开发表演说，指出英国的“保护”完全不符合国际法， 一份当时的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连居住在沙漠的阿拉伯人都有望成立独立国家，那么于古代拥有过灿烂文明的埃及又如何不符合资格？”然而英国方面对这些呼吁全然置之不理，并在 1919 年 3 月 7 日逮捕了扎格卢勒等民族主义分子，8 日转送赛得岛，然后流放于马耳他。

扎格卢勒被捕的消息在埃及传开，点燃了当地人的愤怒。3 月 9 日，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法律学校首先罢课，进而串联工程学校、农业学校、卫生、商业、阿拉伯语文专科学校的学生抗议示威。3 月 10 日，开罗所有学校的学生一致进行罢课，他们高呼“埃及万岁”“废除保护”等口号，经过政界高官住宅。16 日，游行的士兵与英军发生冲突，在哈迪德大门冲突激烈。15 日开始，铁路、公交运输工人也开始进行罢工，紧接着农民也举起了革命和圣战的旗帜，迫使英国不得不出动不对予以镇压。1919 年的春天，大约有 800 名埃及人和 60 名英国军民死于冲突，上千人受伤。

埃及的混乱局面令英国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并用大战期间埃及远征军指挥官埃德蒙·阿伦比（Edmund Allenby）替换温盖特。阿伦比到任后，马上释放了扎格卢勒。扎格卢勒被释放后拒绝返回埃及，他立即同埃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前往巴黎和会。然而，英国只是为了缓解局势，根本无意同意埃及的请求。在和会上，英国重新提出确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而美国则在英国的压力之下被迫承认这种“保护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支持埃及“自决”（不过是希望透过有秩序、循序渐进的方式，而非颠覆现有的秩序）。与此同时埃及代表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扎格卢勒巴黎之行的最后希望逐渐消失了。

1922 年埃及独立

尽管扎格卢勒没有完成任务，但他的所作所为却被埃及人视为民族英雄。1921 年，扎格卢勒与他的支持者一同阻止埃及亲英政府的成立，阿伦比又将他流放于印度洋上的塞舌尔群岛。1922 年，一波又一波的抗争浪潮最终迫使英国承认埃及的有限独立，1923 年，扎格卢勒归来，次年领导华夫脱党赢得议会大选，成为埃及首相。1927 年，当他去世之时，扎格卢勒已在埃及号称“国父”。九年之后，埃及从英国那里赢得了更大程度的独立，而最终的胜利则一直延续到 1956 年苏伊士危机英军撤出埃及，而那时担任国家首脑的阿卜杜勒·纳赛尔出生于 1918 年，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的那一周。

朝鲜

首尔民众走上街头，呼吁朝鲜半岛独立

一场风暴席卷埃及的同时，而类似的暴乱此刻也正在汉城（今首尔）上演。1919 年 3 月 1 日，以天道教孙秉熙等人为首的 33 名宗教界、民间人士聚集于首尔塔洞公园，公开宣读《韩国独立宣言书》，“宣告我朝鲜之独立与朝鲜人乃自主之民。将此告于世界万邦，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将此诰于子孙万代，永有民族自存之正权。”他们的行动吸引了首尔上千学生参与示威并高呼“独立万岁！”，进而自 3 月至 5 月间，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在以平壤、首尔、元山等地为中心的地区全面爆发，最终令殖民当局宣布全国戒严，以武力手段强行压下了所有的反抗。

韩国三一运动

朝鲜半岛是一片完全没有被世界大战波及的土地，然而这里却怀有比其他地方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虽然自从 1894 年甲午战争之后，韩国获得过一定程度的独立，但随着 1905 年日俄战争的结束，韩国还是不幸沦为了日本的战利品。与埃及类似，韩国的民族主义很早便试图寻求国际舆论的支持。然而，韩国人越发地寻求独立，韩国的地位就越岌岌可危。1907 年，韩国高宗皇帝派遣使节奔赴海牙和平会议，经由俄罗斯代表协助，在大会上控诉 1905 年的《日韩协约》无效，一度令与会的日方代表十分困窘。在日本的压力下，韩方代表被赶出场外，这令韩国的使节李儁愧而自杀，在日本人的压力下，高宗皇帝被迫让位给其子纯宗李坧，成为有名无权的太上皇。1909 年，在哈尔滨火车站，统监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刺杀，尽管安重根被尊为“义士”，然而新任的日本统监寺内正毅却怂恿亲日的一进会上奏，逼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彻底吞并了朝鲜半岛。

日韩合并条约

自 1910 年至 1919 年间，日本对朝鲜实行武断统治。在韩国教科书中，这段历史被描述为“黑暗时期”。民族主义分子遭到迫害而流亡海外，宣传独立的刊物受到查封，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公开聚集民众举办活动的只有宗教组织，而有美国背景的新教教会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了解新思想的重要渠道。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者在国外形成了更加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组织。1909 年，韩人安昌浩成立大韩人国民会（Korean National Assiciation），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青年李承晚就是其中一员。到一战结束之时，日本韩国留学生领袖张德秀在上海同上海韩国学校校长吕运亨也创立了“新韩青年党”。

威尔逊的宣言率先影响了这些流亡者。1918 年 12 月，大韩人国民会在旧金山展开“团结会议”，他们认为应在战后向巴黎和会递交请愿书，并呼吁美国民众与威尔逊本人承认韩国的独立。国民会派出了以李承晚为首的代表团，向美国申请去巴黎的签证。大约同时，上海的新韩青年党也决定派出二十九岁的基督徒金奎植作为上海方面的正式代表，前往巴黎和会。然而，李承晚的团队却被美国当局拒之门外。美国国务院认为，日本吞并朝鲜已经是政府承认的既定事实，因此要尽量避免影响美日关系的行动，以防影响威尔逊未来的国际联盟。

朝鲜高宗

尽管日本当局坚决不许“自决”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媒体上，但威尔逊主义的内容还是通过中朝边境的地下渠道，渗透进入朝鲜半岛。韩国人认为，“既然美国总统宣布‘十四点和平原则’，民族自决之声已经横扫世界······我们大韩民族的人民怎能错失这个机会？……现在是改革世界与恢复我们国家统一的大好时机。”炽烈的独立愿望被一场意外事件点燃。1919 年 1 月 22 日，被废黜的老皇帝高宗突然去世。尽管日本总督府宣称高宗死于脑溢血，然而民间却普遍相信高宗是被日本人毒杀。1863 年即位的高宗皇帝的一生几乎是韩国衰亡史的写照。他曾为自己的皇位与韩国的独立竭尽所能，却无法避免地使朝鲜进一步走向苦难的深渊。世人对高宗的评价褒贬不一，但随着皇帝去世，一连串的葬礼准备工作不得不马上进行。总督府放宽行旅限制以便让朝鲜民众进行吊唁，结果多达二十万人从朝鲜各地涌入首尔，民族主义者迎来了一次空前难得的宣传机会。

1919 年 3 月 1 日，高宗出殡。成千上万的首尔民众走上街头，呼吁朝鲜半岛独立。这场运动起初被界定为非暴力运动，起草《独立宣言书》的领袖们甚至还将宣言寄给了朝鲜总督，以示这场运动不致引发暴乱。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殖民者和发起人胆战心惊：到 1919 年底，冲突致死 7509 人，负伤 1 万 85879 人，逮捕 4 万 6303 人。武断统治给朝鲜人带来巨大的创痛，就连日本国内与邻国中国也是一片谴责。总督府不得不更换总督人选改行文化统治：将部分产业交给韩国人经营，普及教育，要求韩国人创姓改名，加入皇军，在新的史学叙事中极力宣扬日本和朝鲜半岛素来同祖一体。

“三一运动”中被捕的朝鲜民众

然而独立运动的闸门一旦开启，就不可能停下来。4 月 11 日，各路流亡民族主义者聚集上海法租界召开代表会议，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新的民族国家叙事就此产生。“那一天，我们由王朝和殖民地的百姓，重生为共和国的国民。超越了独立与解放，开始了迈向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旅程。”在三一运动的百年纪念上，韩国总统文在寅说道。然而三一运动之后，文化统治也产生了新一代的亲日派。二战以后李承晚成立大韩民国时启用了大量的亲日派官员，这些人对于韩国社会的战后复苏产生了重要影响，带领韩国实现“汉江奇迹”的朴正熙也曾在伪满洲国担任军官。如何清理亲日派留下的政治遗产，成为韩国社会今天仍然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

印度

印度公民不服从并举行全体罢工

当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的主张传到印度时，印度人同埃及人一样感到振奋。当地的自由派人士将威尔逊描述为一位古代的亚洲圣者，重返家园的“耶稣基督或佛祖”。在当地人看来，威尔逊不但是英国的盟友，同样也是印度独立的潜在支持者。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印度和殖民者划清界限的时刻越来越近。

1757 年，印度莫卧儿帝国同英国发生战争，印度因战败而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49 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成功掌握了印度全境大部分的统治权。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际，英国皇室直接接管了对印度的控制，英国女王加冕为印度皇帝并任命了印度总督和当地政府。在英国统治印度的岁月里，印度的民族认同随着殖民者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1885 年，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知识分子在孟买成立了影响力波及全印度的政党组织——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国大党最初不曾提出十分激进的独立主张，而是尽力在大英帝国的框架内要求印度人的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大党内部分为温和派和以巴尔·提拉克（Bal Tilak）为首的激进派。由于英国殖民政府有意提拔温和派、打击激进派。提拉克等人被迫于 1907 年同国大党分裂，另组新党，1908 年，他被当局以“煽动”罪名被判 6 年徒刑。

巴尔·提拉克（Bal Tilak）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印度的局面可以说相当稳定。透过有限度的选举、对民族主义温和派的拉拢以及对激进派的迫害，印度社会的异议声音几近微弱，甚至在大战爆发之时，大多数的印度政要都支持印度为英国而战，其中最热心的倡议者还是后来的圣雄莫罕达斯·甘地。在大战期间，近八十万印度人前往法国、美索不达米亚英勇抗敌，在许多民族主义领袖看来，这是一次对英国宣誓效忠的机会，而展示忠诚的回答则是印度人将会和英国公民享有一样的权利。因此，当战争将近结束之时，印度人“合法地在自己的国度参与行政管理”的愿望越发强烈。迫于形势，1917 年英国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宣告未来将在印度“渐进地建立印度问责政府”，然而随着威尔逊主义在全世界的流行，他的宣言越来越落后于实际形势的发展。

1918 年 12 月，印度国大党召开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体现威尔逊主义的议案，它的原文这样写道：“鉴于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先生以及其他英国政治家的声明，为了确保世界未来的和平，所有进步国家都应该套用此自决原则”。在国大党看来，印度已经是“进步国家”之一，而且应当适用自决原则。1919 年 1 月以后，激进派政治家拉杰帕·拉伊（Lala Lajpat Rai）在他所主办的《印度青年》（Young India）上写下了一句格言：欧洲不是唯一保障民主制度的地方。

1919 年的春天，印度同英国的关系紧张到了临界点。1919 年 3 月 10 日，为了防止可能预见到的阴谋和政治暴乱，帝国立法会议通过了《罗拉特法案》，授权政府可以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有权将英属印度范围内涉嫌恐怖活动的疑犯逮捕入狱。这件事经由媒体大肆报道，让印度人感到出奇的愤怒。甘地强烈谴责《罗拉特法案》是“统治阶层中根深蒂固的宿疾病症”，呼吁印度公民不服从并举行全体罢工。印度城市里的罢工行动让英国当局联想到了此时仍未平息的俄国革命，而在此之前印度青年为土耳其哈里发而战的传闻更令他们感到威胁就在身边。

阿姆利则大屠杀

军民之间的互相怀疑，导致冲突升级，最终变成一桩惨剧。1919 年 4 月 13 日，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内一群印度人正在进行大型集会，闻讯赶到的英国军队使用机关枪对集会人群进行扫射，造成数百人伤亡。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 Massacre）迅速成为印度受到英国压迫的象征，在全国引起抗议，许多印度上层人士转而反对英国，加入到独立运动的队伍中。据尼赫鲁回忆，他的父亲在得知大屠杀后转变了对英国的态度；世所闻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则在听闻大屠杀的消息后，拒绝英国颁发的爵位，以表达最强烈的谴责，而甘地则彻底走上了“圣雄之路”，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号召印度人不纳税、不入公立学校、不任公职，不购买英国货物，令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几近瘫痪。

到了这时，国大党已经不再是英国的盟友，而是它的宿敌。1929 年国大党通过《印度独立宣言》，以自己的主张取代了殖民者提供的零碎的自治进程，此时即便是最亲英的温和派也不得不以印度的完全独立为目标。1919 年的春天成为了现代印度史的重要分水岭，此后的印度民族运动最终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画下了句点。

阿姆利泽惨案有弹孔的墙

1919，属于亚非世界的革命时代即将到来

1919 年的 6 月，威尔逊身心俱疲。近一年来，他为自己的“十四点原则”和国际联盟计划四处奔走，在欧洲逗留半年以便争取欧洲各国政府的支持。为了能够实现一个公正的、所有国家共享的国际秩序，威尔逊不惜一切代价地推销自己的计划，最后终于让国际联盟的相关内容写入了《凡尔赛和约》的正文。然而不幸的是，1918 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后，以反对党亨利·洛基（Henry Cabot Lodge）为首的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威尔逊无法在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上赢得参议院的支持。愤怒的他拒绝共和党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对洛基的提议也一概加以否决。对于媒体上大肆报道的各国民众对威尔逊和国际联盟的期许，威尔逊越来越感到怀疑，最终他拒绝召开任何新闻发布会，将宣传的大权交给公共情报委员会。

威尔逊一方面想要构建新的国际和平，而另一方面他也需要保持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未曾料到如此窘境的威尔逊只得做出下策：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但支持埃及人自决的权力；了解朝鲜的情况，但默认朝鲜半岛是日本领土的事实；同意中国应该收回青岛，但只能将这个问题留在日后的国联或其他国际会议，以避免在和会上同盟友决裂。其结果不仅没有得到盟友足够的信赖与支持，反而令自己的声望在亚非地区严重受损。

亚洲轮廓

“当我过去说出这些话语（关于自决权）时，我并不知道那些民族的存在，而他们现在日复一日地来到我们跟前······几百万人因我所说过的话而抱持希望，导致我饱受焦灼，这是人们不知道的，也无法体会的。”威尔逊的自我辩白不足以获得殖民地知识分子的体谅，1919 年，时年二十九岁、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尼赫鲁讽刺道：“威尔逊总统的豪言壮语依然只是豪言壮语而已，‘十四点原则’如今安在？”在中国长沙，二十五岁的毛泽东观察到威尔逊的困窘：“威尔逊在巴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好”。 若干年后，这两个青年人带领各自的人民兑现了威尔逊的许诺，而加入他们队伍的还有一位越南人——二十八岁的阮爱国，为了见到威尔逊，阮爱国甚至特意借了一套燕尾服，在面见威尔逊的请求未能被允许后，他第二年改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日后改名为“胡志明”。

2019 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同样也是埃及革命、三一运动与阿姆利则惨案的一百周年。由于对各国历史的影响，这些历史事件通常都是彼此现代史中的重要转折点，然而这些事件之间的全球性关联却少有讨论，至少还不够多。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媒体的帮助下，共享着威尔逊话语，作出相应的行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例如韩国的三一运动就曾经被中国的报纸大肆报道，而埃及的情形也透过媒体为印度人所了解）。威尔逊主义在现实政治中虽然惨败，但他关于“自决权”的论述却形塑了许多殖民地国家的政治面貌、意识形态与历史书写，成为了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资源。经由亲历者、历史学家的反复叙述，1919 年全球性的暴乱与全民抵抗象征着新的解放。

1919 年在殖民地与帝国之间画下了清晰的界限，属于亚非世界的革命时代即将到来。

参考文献：

1.埃雷斯·马内拉：《1919：中国、印度、埃及、韩国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决的起点》，台湾：八旗文化，2018年

2.陈万里：《1919 年埃及革命与扎格卢勒》，《阿拉伯世界》，1985 年

3.澎湃新闻：库浩辰《朝鲜半岛殖民创伤、三一精神与亲日派清算》，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70208

4.美国之音：文在寅三一运动一百周年纪念讲话，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usRGj3xOPk

5.曹中屏：《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历史教学》，1979 年第 3 期

亚洲局内人：

第一篇：被刻意正常化的生育产业

第二篇：21 世纪的蒙古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