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刻意正常化 的生育产业

单身以色列女性生育指南

编译：Jiang Haihan

我没有男人，但我必须成为一个母亲

在以色列，人们有一百种繁衍后代的理由，一些人希望通过生育“取代”在大屠杀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人，另一些人忌惮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口出生率所带来的威胁，认为自己需要繁衍更多的后代来消解这种人口威胁，还有人觉得孕育后代可以为这个初出茅庐的国家培养更多的士兵。对于很多虔诚的犹太人来说，繁衍是一项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是一种有着深厚政治和历史根源的使命，是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基础。

在这种生殖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的结婚生子模式反而束缚了生育，原因是很多人有繁衍后代的想法，却没有经营婚姻的意愿或精力。在生殖技术高速发展的九十年代，许多单身女性开始选择人工授精来孕育下一代。以色列的单身妈妈虽然不是无处不在，但已经成为社会风貌中一种常见的图景。有些女性是战争寡妇，丈夫在战争中被杀害，而后希望通过生殖技术成为单亲妈妈；还有一些人是离婚者、同性恋者或独身主义者，她们认为人工授精远比和男性结婚生子、组建家庭更容易；另外有一些人是未婚妈妈，她们选择婚外生子，同时与男性伴侣保持长期而稳定的关系（以色列是世界上同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除了发达的生殖技术，这些选择人工授精的单身女性还受益于生育观念开放的社会环境，在以色列，非婚生育的耻辱已很少存在，对于大多数世俗以色列人来说，婚外性行为相对比较普遍，贞洁的美德观念几乎没有什么流通性。人们认为，一个女人怀了非婚生的孩子并不是滥交的标志，而是表现了对繁衍后代、成为母亲的正当愿望。希伯来语中没有私生子这个词语，一个孩子一旦在以色列出生，它将永远被接受。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色列的生育诊所密度位居世界第一，生育医疗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医疗保险资助所有形式的生殖技术，以色列从而拥有世界最高的人均体外受精率，立法者也放宽相关政策，以支持新兴生育技术，以色列成为第一个代孕母亲协议合法化的国家。哈佛大学博士Susan M.Kahn 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对以色列新兴生殖技术的田野调查，她驻扎在生育诊所，混迹于单身犹太裔女性之中，以采用生殖技术繁衍下一代的单身女性为目标，研究人工授精、卵子捐赠和代孕的文化意义，探索犹太文化里生育的中心地位。

Kahn将这些女性通过新兴生殖技术孕育孩子的过程写进了民族志《Reproducing Jews: A Cultural Account of Assisted Conception in Israel》中 ， 她在书中划分了单身女性通过人工授精成为母亲的不同阶段，每一阶段的阐释都包括了大量对女性、医生、护士等历经者的采访，这些采访内容能够还原出这些女性曾面临的具体情境，你可以在这些情境中开启一次想象，如果你是一位以色列的单身女性，在没有意愿或精力通过组建家庭孕育下一代的情况下，你该怎样成为一个母亲？在成为单身母亲的路上你又会经历些什么？

在这本民族志中，被采访的单身女性会表露出复杂而矛盾的心绪，她们往往在人工授精过程中陷入自我怀疑，在挣扎中坦露关于孕育之路的诸多秘密，我们应该坚信的是，任何人的自由选择都不应该受到带有偏见的指摘，应该被关注的是国家、社会、宗教组织与个体之间的联动关系，是在被流程化、被刻意“正常化”的生育产业中‘人’所扮演着的具体角色。

作者: Susan MarthaKahn 

出版社: Duke University Press

副标题: A Cultural Account of Assisted Conception in Israel (Body, Commodity, Text)

出版年: 2000-11

当人工授精成了你最后的选择

你可能是一位 38 岁的中学老师，怀孕这件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简单，到了你这里就变成了压顶的泰山，你想得越多，这件事就越不自然，你知道多思无益，但年龄的压力让你没法不多想，怎么才能怀孕呢？找一个男人？还是去精子银行？你还是选择了后者，毕竟和一个并不爱的人协议式地孕育一个孩子会带来太多难以处理的问题，而且那意味着一个孩子在尚未出生的时候就等待着被瓜分，这对一个新生命并不公平。 

你可能是一位出生于耶路撒冷、生活在伦敦的犹太裔女性，和高中时期的犹太裔男友已经结婚十年，你们迟迟没有迎来一个孩子，检查之后你发现自己的丈夫患有不孕症，家庭和信仰的双重压力下，你离婚了。在伦敦经历了五次不成功的人工授精之后，你回到了故土希望在以色列遇到新的机会。几星期之前你遇到了一对男性同性恋伴侣，他们也期待着拥有一个孩子，你们的计划听上去特别完美，你在家里兴奋得几夜无眠，而讨论了具体分工之后，你发现对方的要求似乎过高，而且情况变成了：一个生命等待着三个人的觊觎和瓜分。

你在生育诊所结束了关于人工授精的咨询，回家的路上你号啕大哭，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你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你发觉和一个男人从相识、恋爱、结婚到孕育下一代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在结束最后一段恋爱关系之后，四十岁的你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家庭的希望最终破灭了。你不想相信眼前的一切：一个信奉家庭价值的保守女性要“沦落”到去做人工授精。

你可能是一位 40 岁的公司主管，曾经认真地想过领养一个孩子，却发现很难与年长一些的孩子建立亲情，而且你知道，那并不能延续你自己的基因。你的确有几个可以借精的男性目标，但你惧怕拉比犹太教的律法，不想触及其中的道德问题。偷精更是不可行，这是对男性和孩子的欺骗，你不能让自己孩子不洁地出生。你最终选择了人工授精，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你堂堂正正地对孩子说：“你确实没有父亲”。

你可能是一位住在海法的大学行政人员，你曾考虑过借精，甚至脑海里已经有了可以借精子的目标男性，你马上否决了自己，因为这个男人已经结婚，你担心未来的孩子在知道真相之后会离开你，去到那个正常的、健全的家庭，你不想让事情变得如此复杂。你也考虑过领养，但那会花很多钱，从而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人工授精成了你最后的选择。

无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完成传统上家庭的职责——生育

一旦人工授精成了首选的怀孕途径，你就必须开始和掌握生殖技术使用权的医疗机构打交道。

首先就是身体上的检验，你要选择一家诊所进行治疗。这里是你的受孕场所，你要接受定期的生育治疗和调养，你要做好反复授精才能怀孕的准备。以色列的公共精子库和生育诊所均受卫生部管辖，因此这些诊所之间的运营差异不大，你大可以直接选择离家最近的那一个。当然，如果你是有生育问题的人，那么能够选择的诊所就变得有限了，因为你的受孕需要接受广泛的激素注射，有可能还需要做手术。

你大可不必别担心，这些公共医疗诊所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冰冷，你也许可以在那看到很多孩子的照片，上面写着感谢医生的话，这些诊所友好而不拘谨，甚至会看起来混乱嘈杂。 不孕的夫妇、捐精者、单身女性会坐在候诊室里一同等待，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犹太的还是非犹太的，你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和你一样想要得到孩子的人，你能听到每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太多的隐私，每个人都能看到捐赠者如何把塑料容器递给工作人员，候诊室旁没有女厕所，只有一间男厕所，捐赠者可以在那里进行自慰。你如果想去洗手间，就不得不去男厕所，继而发现一半的捐赠者看起来像高中生。

许多相关的诊断程序，如超声波和血液测试，都是逐月重复的，你会在没有伴侣的情况下进行治疗和受孕，因此诊所工作人员也许最后都会成为你的朋友，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在受孕失败后安慰和支持你的人，也会是你在成功怀孕之后分享喜悦的人。

在以色列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里，人们不会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接受人工授精的单身女性，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医生和护士对你区别对待，事实上，这里的护士经常会对单身女性给予更多的支持。生育诊所作为一个国家组织由此具有了家庭结构，因为无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完成传统上家庭的职责——生育。

政府提供精子，所以有权决定谁合适

在诊所会见医生完成诊断后，你必须接受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对你进行的评估性面谈。面谈获得批准，你才能返回诊所选择精子。在 90 年代，以色列卫生部法规要求对想要受孕的单身女性进行筛查，理由是需要对其心理健康、经济实力和社会福祉进行专业评估。

高级社会工作者雷切尔·拉维在《马达利夫报》上概述了单身妇女受孕资格的标准：年龄不超过 50 岁、不低于 30 岁，除此之外还包括财务基础、生活中各个领域的稳定和一致性、情感能力、支持系统和家庭关系的质量、稳定的人际关系，还会评估是否拥有给予而不接受回报的能力、生孩子的动机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孤独感还是孩子的最大利益化、自我形象和未来的家庭愿景等等。

拉维解释道，对于有些妇女来说，成为单亲母亲是一个悲剧，我们的工作就是告诉她们这一点，她们会很感激我们帮助她们整理思想。这是一项政府服务，政府正在提供精子，我们有权决定谁合适谁不合适。

所以，一旦选择人工授精，你要做好被评估的准备，当然这一道道的标准是为了确保孩子的生活环境，所以即便繁琐冰冷你大概也会表示理解，自然地接受审视的眼光。但在被流程化的评估中也许你会对自己产生质疑，其他女人通过性交怀孕，怎么你就要通过一道道评估才能怀孕呢？ 

挑选精子像是在选择伴侣

你通过了精神科医生还有社会工作者的考验之后，就可以去诊所里在医生或者护士的指导下选择精子。以色列的精子银行实行匿名捐赠，且绝大多数捐赠者都是犹太人。医生也许会告诉你捐赠者是医科学生或者大学里的研究生，这些人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筛选，所以你大可以放心，他们都是“好男人”。

护士会说，“我一见到你我就知道哪个捐赠者对你来说最合适了，真可惜你没有见到他，他是一位读心理学的学生，是个充满创造力的年轻人，他每次来捐精都会写一首诗贴在瓶子上，这个选择是最完美的，如果你见了捐赠者说不定会立马和他结婚。”你看，挑选精子像是在选择伴侣，你喜欢浪漫幽默的人，护士就会帮你选择这些人的精子，你能知道他们的智力水平、眼睛的颜色，你拿着精子容器会觉得和某个男人建立了某种隐秘微妙的联系。

当然这个选择过程也可能并不愉快，人工授精和找一位男性生孩子的区别就是：你无法把握对方的情况，你会对这些未知感到焦虑，你坐在诊疗室里，护士夹着烟悠悠地对你说：“我只看一眼就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了，放心，我帮你挑个好的。” 你问护士：“这些人长得怎么样？”护士说：“人样，他们长得都和人类一样。”你也许会感到不适，选择一颗精子，这原本是由上帝负责的事，现在拥有决定权的人成了一个护士，而她的选择将直接决定你孩子的基因构成。

你心里充满犹疑，他们真的会为你认真挑选吗？同一个人的精子会被重复利用多少次呢？ 你问护士：“你不打算问我点别的了？” 护士终于抬眼看你： “你介意头发是弯的吗？颜色呢？” 你尴尬的说不出话，完全不敢告诉她自己不喜欢金发的，因为她就是个金发女郎，你不想让她生气，然后把质量差的精子丢给你。

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不过有件事你能决定：种族。护士会问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眼睛和皮肤，你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但你想要和自己一样的：高一些的阿什肯纳兹德裔犹太人（Ashkenazi Jews），毕竟你不确定和一个非裔、亚裔犹太人的基因混过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

人工授精才真正开始

你经过了评估和考验，选好了属于自己的精子，人工授精就真正开始了。精子被放进试管里，你的医生会把灯光调暗，播放古典音乐，把试管里的精子通过器械放进你的身体，如果你的宫颈如果没有完全打开，就会觉得很疼，医生温柔又细心地给你盖上一个毯子，说了一句祝你好运。你躺在那里，把脚放在脚镫中，停留二十五分钟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像个死掉的蟑螂。

第一次授精的时候，医护人员不会告诉你，你在之后的六小时都一身精子的味道，任何一个闻到过的人都将知道你身上散发着什么味道，你只能在慌张和无措中回家。你可能需要反复授精几次才能成功受孕，这还是比较轻松的状况，如果你不幸的患有生育问题，需要体外受精，就要接受很多治疗，包括诊断性手术、激素注射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刺激卵巢，医生才有可能成功提取你的卵细胞，并完成体外受精之前的取卵手术。这些治疗会使人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都很虚弱，你需要非凡的决心和坚持。

你成功地生一个孩子，成为了一名单身母亲，一系列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生下了一个男孩，你就要准备孩子的割礼（Brit milah circumcision）（很多人会相应地为女孩准备命名仪式）。在以色列，男孩如果没有生病或有其他健康问题等延期理由，穆汉（mohel）就会为出生后第八天的男婴举行割礼。割礼进行期间，穆汉会致祝词并宣告男婴已实践律法，接着男婴的父母会致祝词以表明自己的儿子已被纳入上帝与犹太人之间的契约。

很明显单身女性生下的孩子并不符合仪式的要求和标准，作为单亲妈妈，你要寻找一个愿意为自己的孩子做割礼执行人的穆汉。有的穆汉会因为孩子的身份直接拒绝，还有的穆汉会为女同伴侣的孩子举行割礼，他会跳过仪式中涉及父亲的所有内容，甚至会在仪式过后直接参加她们为孩子办的派对。

你也许还面临着家人的质疑，保守的家人会不承认以这种方式诞生的孩子，你的父亲始终想不通：世界上的男人那么多，为什么你非要选择人工授精？当然血缘最终也许可以超越一切，父亲可能在孕期的九个月里从未和你说话，却在孩子出生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和蔼可亲的外公。

除此之外，你还需要向孩子解释父亲的缺失，你要如何解释这样一种生育方式？你的孩子是否会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存在差异？外人的看法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直到孩子出生，人工授精也没有结束，一个孩子因生殖技术出生，并且要带着这种与众不同一直生活下去。

在坚定与挣扎中自主地走向母性

在这些情境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单身女性如何在自我斗争以及与官僚机构的相处和协商中，通过人工授精成为了母亲。事实上，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生育观念不止和主观的繁衍欲望有关，还受到宗教、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如果我们洞察其中的关联与脉络，找到相应的政治和历史根源，便会很快得出一个定论：除了以色列，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使新兴生殖技术落地的如此之顺利 、发展得如此之迅速、受众群体如此之多。

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眼里，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显然比一个单身母亲糟糕得多。强烈的生育愿望根植于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当中，《圣经》中关于“丰硕和繁衍”的律法对犹太人的生殖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犹太儿童从 6 岁开始学习圣经，从第一卷的《创世纪》到汉娜因没有孩子而哭泣的画面，人们从小就有这样的认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孕是最过悲惨的命运。没有孩子的女人应该得到同情和祈祷，不孕是女性最典型的痛苦，分娩是女性最典型的快乐。对于一个严格遵守犹太律法的人来说，没有孩子就意味着他无法履行犹太教中最重要的义务。

在以色列历史上，犹太妇女生育的必要性始终与各种国家政策联结在一起。20 世纪 50 年代，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对有 10 个以上孩子的英雄母亲给予嘉奖。1968 年，以色列成立了鼓励生育基金。1983 年，通过了《有子女家庭法案》（Law on Families Blessed with Children），该法规定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能够得到国家住房补贴和儿童津贴。1992 年，随着单亲家庭法的通过，国家议会承认单亲家庭面临的经济困难，为单亲父母提供住房、儿童保育和免税的补贴。

事实上，国家对单亲母亲的支持在怀孕之前就开始了，无论婚姻状况如何，以色列国家医疗保险基金对生殖技术的医疗费用提供大量补贴，从人工授精相关的简单程序（包括血液测试、艾滋病测试、超声波、生育监测、激素治疗和医生咨询）到先进的技术性治疗（如试管受精、人工授精），该基金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技术治疗。国家帮扶下，生育诊所等生殖机构也高速发展，形成了成熟的行业链，生育被自然地假定为一件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的事。

国家政策不仅承认单身母亲，而且资助、支持单亲家庭，缓解单亲母亲经济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接受度。除了社会和法律的支持，新兴生殖技术也得到了深厚的文化信仰支持，拉比们（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通过重新解释和解构教义中的血缘关系，不遗余力地证明新兴生育技术符合教义，鼓励未婚女性运用新兴生殖技术成为母亲。为了鼓励生育，教义也从六经注我的旷世箴言，变成了任人装扮的小朋友。

法律和宗教成为将人工授精等新兴生殖技术合法化的手段，国家和社会尽一切努力使这种生育行为“正常化”，人们随之能够自然的接受这些生殖技术。以色列的犹太公民主要来自移民、转化和犹太母亲的生育。移民是不可预测的，转换也受到争议与质疑，最后，以色列的犹太妇女成为提高生育率、创造犹太婴儿的主心骨。在这个生育问题被看得至关重要的国家里，犹太妇女无论已婚还是未婚，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殖压力。

于是，没有走向婚姻的单身女性将人工授精视为最后手段，在坚定与挣扎中自主地走向母性。她们在无条件鼓励繁衍的社会氛围中坚定地选择成为一位单身母亲，却又在漫长的孕育过程中表现出无尽的矛盾而挣扎，她们尽一切努力“正常化”自己所采用的生育行为，却在将子女与自己融入现有家庭网络的过程中一再受挫。在国家、社会全力支持单身母亲的文化背景下，女性的身体在政治与法律话语中成为一种生育资源，母性被当作是女性最原始和最自然的目标。

以色列单身女性面临的种种情境还原了一种极端的生育环境，另一种极端的生育环境是计划生育时期的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不生、少生变成社会美德，生育的权利遭到了压制；而在以色列，人们拥有了毋庸置疑的生育权，失去的反而是不生育的权利。抽丝剥茧后展露出的是生育观念被塑造的过程，生育不止和女性有关，女性是孕育新生命的承载者，所以当我们试图解构生育的过程时，以女性为对象更容易探查出‘人’所扮演着的角色。在生育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边缘化，男性与女性共同面临着生育观念的洗礼。

所以，生育并不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是与特定政治、历史根源相关的权利问题。我是一个以色列人，我的民族被屠杀过、我的国家经历了战争，我就必须以义无反顾的姿态为国家、民族努力孕育下一代吗？我是一个中国人，为了国家的未来、民族的长远发展我就要被限制生育的权利吗？无论是哪种状况，其中都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权力结构，我们生而为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繁衍后代到底是主观的欲望，还是被生育观念挟持之后的一种隐性的被迫选择呢？ 

Susan M. Kahn的民族志以采用人工授精、卵子捐赠、代孕等新兴生殖技术的单身女性为研究对象，事实上是在有意地解构生育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承载孕育功能的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被凸显出来。女性子宫始终实行着社会主义国有制，在必要时刻需要为了大局祛除已经存在的生命，又要在其他必要时刻彰显强大的奉献精神，为国家大局孕育希望和未来。宽松或紧张、倡导或限制，政策没有好坏，其中只有纯粹的政治性，政治性转化为不容置疑的社会观念，潜移默化地异化着一个又一个生命。

文章插图来自《使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