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理想主义 还在歌唱

“这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文 | 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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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凌晨 12 点 34 分，台上的涂俊南把最后一件上衣脱掉了。完成这个标志性的动作之后，台下的气氛被推向高潮，躁动迭起。一个顶着鸡冠头的男孩忘我地摇摆晃动，几乎将自己扭成吉他弦，两个女孩突然从对面的吧台冲向舞台近前，疯狂起舞。

这是我第一次走入摇滚乐 live 现场。突如其来的不适感让我本能地向着舞台的反方向挪动，并在一首歌后，彻底脱离了观看演出的人群。我无法放松自己，回忆起上一次见到涂俊南时，他用牛仔外套的下摆擦干电动车坐垫上的雨水，示意我上车的样子。这让我感到舒缓。

此刻他画着浓重的黑色眼线，黑色的牛仔裤和马丁靴上有灰蒙蒙的尘土，耳后和手臂上的文身醒目，金属耳环在灯光下闪动光泽。

今晚是“丢莱卡”乐队的专场演出。上台之前，乐队的五名成员从休息室起身，他们脱掉冬天的厚重外套，将乐器取出，走上不足十平方米的狭促舞台，娴熟地试音、调音，迷幻的灯光打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大杯的啤酒放在随时可以够到又不会被打翻的位置，同时烟也是不能少的。

整支乐队的舞台风格，因为主唱涂俊南而格外出挑。涂俊南极其擅长调动全场气氛，他会在每首歌前做简短的介绍，即兴开上一两句玩笑；灵活地配加喇叭、铃鼓，以增强现场效果；在演唱中忘情地跳跃、摇摆，任性地抽烟、喝酒，宛若一个派对的主人；除此，他还有个人符号性的物件：一顶列车乘务员的帽子。他用黑色胶带遮住了乘务员的帽徽，配上了前苏联共产党党徽。他很喜欢这种来自前苏联的“硬美学”，并由此设计了乐队两次巡演的海报。

Temple Bar & Live house（作者拍摄）

这个 live house & 酒吧位于鼓楼东大街的一个院内，热爱夜生活和青年文化的年轻人大可能轻车熟路地找到它。然而我像一个笨拙的闯入者，在地图的指示下，仍三次错过它的大门。在遍地的烟头中间，化着浓妆、发色各异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聊天、嬉笑。我站在角落里，看着墙上意义不明的巨幅涂鸦，从房间内传出的音乐声，像是被闷在被子里的呼号。

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青年亚文化以各种符号彰显独特性，将自我与他者区分。我自认是青年文化的他者，对这种文化/生活方式怀有复杂的情绪。14 岁那年，第一次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我因男主人公霍尔顿的装腔作势感到可笑，也对他不顾一切地离家出走羡慕不已。十年后，我仍然在一种旁观者的嘲笑和惊羡之间摇摆，这一摇摆贯穿了我与涂俊南的每一次对话。

2017 年 6 月，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涂俊南开始全职经营这支从大学里搞起来的摇滚乐队。除了摇滚主唱这重身份，涂俊南身上的其他重要标签还包括“写东西的人”和“左翼青年”。

初次见面，我们在一个位于五道口的青年社区简短聊了几句。当天，他是“失败青年”沙龙的圆桌嘉宾，甫一出现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涂俊南的身上有股强大的主唱气场，自信、不羁，同时又亲和、有条理，在严肃和调侃之间游刃有余，这让他所呈现的一切都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分享会上，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没有工作且没有稳定收入、从江西来到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中文系毕业、从小想当作家，但至今没有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没有任何发表；作为一支当代摇滚乐队的主唱，不识谱、不会乐器；身为儿子，没有像身边人一样工作、考研或者出国，给父母一个交代。

“失败青年”分享会上的标语（作者拍摄）

直到一周之后，我们坐在他的出租屋里长谈时，我才意识到，他远没有我所预想的那样焦虑茫然、难以自洽，我为他所呈现的、我至今找寻不到的自足，感到惊讶。“年轻人”这个标签在他的身上异常醒目，他无疑是我们这代青年中的某种典型。

2 

涂俊南住在雍和宫大街旁的北新胡同深处。2017 年 3 月，同样搞音乐的师哥租约到期，便将房东介绍给了他，他续租了这间屋子，每月房租 1600 块。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环内，这个房租已算相当价廉。

那一年，我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出版社实习。下班后，我会沿着雍和宫大街，一直走到东四北大街，目光扫过两旁的藏传佛教用品店，心中为自己毕业后的工作做盘算。而当时的涂俊南已经下定决心：绝不过上班打卡的生活。

采访当天，北京的天空飘着细雨，彼时的愁绪如头顶灰暗的乌云。涂俊南骑着电动车出现。他经常骑着电动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歌曲旋律大多是在车上哼出来的。上一个电动车的电瓶在几个月前失窃后，如今就停靠在他家人来人往的门前，坐垫的皮套破败得不成样子，空荡的车肚成了快递寄放处。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从里面取出曹征路的《问苍茫》，对这种方式的可行性感到信服。

这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呈长条形，如一条色彩缤纷的隧道。除了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厨房、客厅、书房和卧室同处一个空间，没有功能区的分隔，但也温馨、妥当，充满了涂俊南浓烈的个人气息。

搬进来没多久，他就将屋顶的日光灯拆掉，沿天花板边缘安装了 LED 灯带；房间的尽头是一张大床，床后的墙体被巨幅喷绘覆盖，那是乐队 2017 年 5 月在学校大礼堂举办的专场演出宣传海报；正中央的中国地图用于定巡演地点，云南省的下面被他标上了 Bob Dylan，因为“云南省长得像 Bob Dylan”；韩国光州事件图册、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海报、Joy Division 乐队和 David Bowie 的海报、乐队成员合影、乐队巡演海报……就好像他把自己的各类喜好展开，铺满了整间小屋的墙壁。

那天，他的床头放着最爱的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和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他为作家创作的歌曲《燃烧的平原》，是乐队每场的必演曲目。书桌上方的墙壁上贴着几张照片，一张父母的合影，还有一张女友胡晋溢做出可爱鬼脸的大头照。

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诗人和小说家。

胡晋溢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焦虑男友的生活状态了。两人自大一暑假确立恋爱关系，至今已有四年多的时间，在无数的争吵、磨合之后，终于达到外人无法体会的理解和妥协。尽管她还是时常就“不要浪费时间”这件事，与涂俊南展开拉锯战。

“他经常睡到下午一两点才起床，虽然晚上睡得很晚，但是这一天基本就荒废掉了。所以我会为这种事说他，但也不能总说，因为他会烦”，“不过他这段时间好点了”，她补充道。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劝导”起了一点作用，但她还是不能完全理解，成天把“写东西”挂在嘴边的男友，为什么忙着乐队、忙着社交，忙着一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涂俊南的说法是，“我很难跟一个不写东西的人解释我现在的状态为什么没法写东西”。

唯一肯定的是，搞乐队确实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面对两者之间的矛盾，涂俊南显得有些焦虑。“管理好一支乐队需要应对和处理的繁琐事务，并不比打卡上班轻松。”而且，这几乎是个毫无利润可言的行当。对于男友没有稳定收入和工作这件事，胡晋溢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我自己活得这么茫然，他好歹有个明确的方向，只是不赚钱而已。”

在进入现在这家文化公司做视频编导之前，胡晋溢在多个地方实习过，仔细比较、思考后，她觉得视频剪辑除了技术层面的技巧，更关乎内容本身的质量，她更想做一个内容生产者。彼时，原本对实习表现过兴趣的涂俊南转而投身乐队事务，并且越来越投入。母亲时常会在与女儿的通话中问起涂俊南的状况，“那个小涂怎么样了，还没找工作呢？”

两人可以维持目前的生活，一个原因是胡晋溢每月的收入足以负担自己的开支。在涂俊南手头紧张的时候，她还可以在吃饭、看电影这样的约会项目上买单。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涂俊南的房租长时间由父母支付。“这是我每个月都要经历一次的屈辱”，涂俊南告诉我，自己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心安理得了，也会有一些来源不定的收入，比如微信文章的打赏，参演朋友的片子获得的酬劳。“现在每个月零零散散的收入也有……两三千吧”，他思索着说。

收到钱的那一天，涂俊南会给父亲发去微信，“谢谢爸”。除此之外，父子俩没有更多的话可说。胡晋溢几乎从未直接见过涂俊南与父母交流，他们的相处状况大多来自涂俊南的转述。有一次，涂俊南告诉她，他因为生活费在电话里跟母亲吵了一架。根本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母亲对儿子现状的忧心。

采访结束几个月后，我看到涂俊南和胡晋溢的朋友圈里频繁出现了一家酒吧的信息。发稿前几日，涂俊南给我发来消息，告诉我他在东四开了一个酒馆，酒馆及其他方面的收入让他的经济状况好转了不少，现在的房租都是自己支付了。他希望我补充上这个“好消息”，“这半年多以来还是发生了不少变化，不想让父母和其他关心我的人为我担心。”

在形容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时，涂俊南用的词是：不熟。“我们之间不是修复关系，而是先得增加了解。”这种彼此之间的陌生感由来已久，始终无法得到改善。

小时候，体弱多病的涂俊南经常请病假在家，繁忙的父母很少出现在他这些独处的时光里。作为南昌市最优秀的高中生物老师之一，涂俊南的母亲惯于强硬的管教手段；10 岁那年，因为父亲的工作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变故，家境陷入漫长的低迷。长久地，陪伴涂俊南的是小男孩旺盛的“破坏欲”，和大量母亲买回家的书籍。他从一次次规模微小的破坏行为里收获乐趣，也从郑渊洁的儿童读物里获得有关是非黑白、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

进入高中后，他曾有一段时间寄住在离学校更近的大伯家，他至今怀念那段时光，“那里没有天然的、无可辩驳的权力压制。我喜欢朋友关系胜于亲情关系，因为它是基于纯粹的人的状态”，其结果是，“我对亲情没有什么信任。”

如今，父母主要通过涂俊南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的公开信息，以及发布这些信息的时间，来获知儿子的近况。偶尔，涂俊南会收到母亲的微信：“怎么这么晚睡？”“怎么又文身了？”“生病啦？”她对涂俊南的知情力，与他的 7464 个微博粉丝基本相同。

在关于父母的话题上，我们的对话总是进行得非常艰难，他长时间的沉默让我感到不安。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些时刻所呈现的矛盾、回避、犹豫，才是一种更普遍、更真实的青年状态。

3

在那些父母没有留意的成长岁月里，涂俊南强壮起来，不论是身体还是心智。

初中毕业那年，学校出台新政策以阻止优秀毕业生流失到其他高中，并在初三上半学期安排重新分班。为了反对这个举措，涂俊南发起了一场抵制运动。“一天放学之后，我在每个班的黑板上写了一些号召大家抵抗的话，还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言论造势进行得异常顺利，之后的好几天，涂俊南继续前往每个班级“煽动”，并实名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意思简明：我们学生都不同意，所以你不能这么干。

后来，新政策不了了之，这场小动乱以学生的大获成功告终。

进入高中后，涂俊南寄住在大伯家，彻底挣脱了父母的束缚。他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多个协会的会长，逃课，办活动，带同学玩，晚上漫步江边谈恋爱。在这所南昌最好的高中里，他挥霍着自由，巩固着自己对是非黑白的理解和对权威的无视。直到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种生活的难得，“我以为大家都这样，后来发现并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条反叛之路上，涂俊南没有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唯有高二升高三那年的暑假，一直被他“挑战和得罪”的政治老师，将他调离了“重点班”。“我记得他的脸上是一种得意的表情，我觉得自己‘被打败了’”。

为了扳回这一局，涂俊南开始每天 6 点起床，一直学习到晚上 12 点，他疯狂地借笔记、做试卷，查缺补漏，两个月后，每次考试徘徊在一百名左右的他一下子进入了年级前十。那天，他带着胜利者的姿态，重回“重点班”。在几个月后的高考中，他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提前批次录取。

自那之后，更广阔的自由才真正降临。涂俊南终于顺利地离开家，离开南昌，前往北京，那里聚集着他从网络上看来的、令他心向往之的一切：音乐、艺术、思想。

涂俊南所开的暂停酒馆

在一篇自述里，他这样描述中学时期的自己：组织学生活动、热心破坏校规、365天谈恋爱不间断、最后凭小聪明和笨功夫过考试的搞文学的小混混。

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大学里，他做中心人物的意愿没有减弱，但似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胡晋溢记得，为了帮助男友竞选学生会主席，她曾熬夜帮他制作演讲的 PPT。那期间，涂俊南几乎玩遍了中国，还去了日本、朝鲜和俄罗斯。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在一种混沌不清的生活中。“每天都在瞎玩、瞎混，整晚整晚地不睡觉，跟朋友或者不认识的人看演出、喝酒，独自征服一个又一个天台，假装自己是城市里孤独的拿破仑。” 

直到大三，一个突然的转机出现。涂俊南是大学吉他协会的成员，吉协在鼎盛时期是学校一支很有影响力的团体，在他们的大本营—— 108 排练室里，乐器、音效以及其他娱乐工具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还有床位。涂俊南大三那年，这个用了将近十年的基地被勒令停用，吉他协会里“厉害的前辈”也都纷纷毕业离开，在这个青黄不接、危机重重的阶段，涂俊南站了出来。这正是他发光的时刻。

常年的四处晃荡有了回报。他偶然发现了一处还未被使用的行政楼，于是跟李堂华——比他小两届的师弟、现在“丢莱卡”的吉他手商量，用其中一间最靠边的屋子 5052 排练。很快，涂俊南在网上买了一张行军床，当年 5 月份住了进去，一住就是半年。后来，一个回老家的朋友把自己的电风扇、电饭煲、沙发床贡献了出来，他们又去各个宿舍楼收了二三十个床垫。5052 教室不仅是乐队的排练室，而几乎变成了一个青年旅馆。

5052 ，是“丢莱卡”乐队的起点，也是涂俊南的新坐标。在这里，他用三四天的时间，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盲虎》。尽管如今乐队不再演出这支曲目，但是当时，它给涂俊南带来的喜悦无以复加，“觉得自己太厉害了，这歌太好听了！”歌曲的三段歌词分别写的是人的童年、青年和中年，“都是盲目的，什么都看不清，一生就过去了”，涂俊南这样解释他的创作。这首歌多少表露了他当时的心境。“我记得，在那个排练室里，我还往墙上撞过，觉得自己很差劲，想实现的东西无法实现。”

不过，有了新的据点，有了处境相似的朋友和创作的满足感，生活的主线慢慢出来了。“做乐队这件事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必须要几个人共同协作，一起创作加上一起演出。所有人共享一种喜悦，让人觉得没有那么孤独。这种感觉太美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其他能给我类似感觉的事情。”

2017 年 3 月底，乐队正式定名为“丢莱卡”，乐队成员也基本固定下来。这期间，涂俊南通过各种渠道联系 live house，演出，参赛，“丢莱卡”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知。那一年的 5 月 23 日，乐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举办了自己的专场演出。“那是我们的第九场正式演出，竟然就做专场。很不成熟，自己的歌只有四五首，剩下的都是翻唱。”当天，八百人的礼堂只坐了二百来人，但是涂俊南回忆，场下的观众很买账，一直跟着音乐嗨。

“丢莱卡”首张 EP《健忘的平原》

在乐队演出的初期，胡晋溢每一场都会到现场捧场。见证“丢莱卡”一路的变化，胡晋溢觉得他们的变化很大，不论是歌曲的完成度，还是涂俊南的舞台风格。他们逐渐从周中演出的冷门乐队，成长为周末演出的热门小咖。

2017 年 11 月，“丢莱卡”被北京 school award 评为年度最佳一年级乐队。来年 1 月，首场巡演“思念宇宙”从北京一路向南，直达广州。半年之后，他们又完成了第二场巡演“健忘的平原”。出完专辑再巡演，这是音乐圈的规则，但涂俊南就是要打破它。

从学生生活到舞台经验，他所讲述的一切，对于我这个循规蹈矩、经历贫乏的人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它们让我得以理解他所渴求的刺激与满足，以及那种无法撼动的自信。

4

接受采访的前几天，涂俊南去了趟沈阳，见到了自己一直喜欢的年轻作者班宇。这位新晋作家刚刚出版了小说集《冬泳》。在《冬泳》的扉页上，班宇写下“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送给他，这几乎是波拉尼奥的粉丝们彼此相认的重要句式。

“确信波拉尼奥是自己最钟爱的作家是在去年（2016年），接连读完《美洲纳粹文学》、《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和《遥远的星辰》之后读《护身符》，读到结尾，那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唯一一次读小说读到泪水逐行滴上书页。”

在一篇为《未知大学》撰写的书评中，他这样向波拉尼奥告白。

在波拉尼奥之前，涂俊南热爱过的作家包括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科塔萨尔……“他们是具有精英气质的作家，阅读他们是一种思维的乐趣和游戏。我现在更在意真实的世界，读博尔赫斯的小说集，没有跟人聊天、买菜更有意义，后者更接近永恒的价值”，他这样对我解释，“我真正欣赏的是波拉尼奥身上那种勇敢和正义的品质，我觉得他是真的在乎现实，对其他人的生活有不忍心和不甘心。” 这是他对波拉尼奥的解读，这一理解契合了那段时间他自身的转变。

2016 年 10 月，距离毕业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师范大学所有专业的毕业生，都可以选择教育实习。出于修满学分和出门玩一趟的初衷，涂俊南前往深圳市龙岗区的一所初中，担任一个月的语文老师和助理班主任。

这所中学的升学率很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都是在深圳的打工者。“大家都不把读书当回事，只有 10% 以内的人会继续念高中，剩下的就是去打工或者上技校，”涂俊南很快从观察中得出结论，“他们不是缺钱，缺物质。他们的父母很忙，很多人的家庭很复杂，他们缺少的是关注。”

涂俊南进校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让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第一次就是去最差的考场监考”，他身上散发的痞气“在那个地方非常有说服力”，并由此认识了很多“坏小孩”。从那以后，每天放学，他都去学校后门找这些孩子聊天，听他们说自己家里的事情，阻止他们聚众打架。“这些人我实在太熟悉了，有很多我在他们那个年纪，因为没有办法而卷入其中、但觉得不应该那样做的事情，我希望现在帮他们停下，希望让他们能有其他的选择机会。”

我不知道他对这种边缘感敏锐的体认、共情和关切，有多少出自隐秘的自我投射：父母关注的缺失，反对规训的冲动。我只知道，我在那一刻被他的动容所打动。“我们总说选择都是自己做的，但实际上，你的家庭、你的成长环境、这个教育制度，很多时候都让人没得选。我就跟他们说，也不见得你们非得去念高中，但是你们要真的去学门手艺，不要继续混下去。你们现在才十几岁，一切都还来得及。”

涂俊南开始早起早睡，认真备课，带“不良少年”去宿舍看电影，给那些文笔好但不符合写作规范的学生打高分，但也告诉他们作文不应该这么写……那一个月里，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变化是微小的，但是涂俊南对自己的显著变化感到惊讶。“我的睡眠一直很不好，从大一到大三几乎失眠了三年，但那一个月我睡得好到难以想象，而且，我的胃口也变得特别好。”

涂俊南明白，这是找到意义之后，身体首先做出的反应。“真的是在‘做事情’，跟你在学校里面做社团、做杂志、写东西、做乐队，都不一样。它更实在，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事，而是这个事会让人怎么样。”如果真的要过上班打卡的生活，他觉得，教师会是他想要从事的职业。

从深圳回来之后，涂俊南的心里踏实了很多。“我开始认真地盘算一些事情。至少心理上不像之前那样，总是陷入无意义的焦虑、沮丧、自我拷问和消耗。”

在这个转折的前后，涂俊南遇到了波拉尼奥。在文学创作和生活实践上，波拉尼奥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他是涂俊南急需的精神领袖，乃至效仿对象。

在生命的前四十年，波拉尼奥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身体力行地参与革命并因此被捕、逃亡；在政治和文学上，始终游离在主流价值之外，“从头到尾不跟自己认为的腐朽、没有活力的东西站在一边”。40 岁之后，波拉尼奥被诊断出肝癌，他决定挣一笔钱留给家庭。“但是他选择浪子回头的方式竟然是写小说，而不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说这话时，涂俊南笑了，“波拉尼奥真是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保持激进和边缘，保持对现实的关怀，波拉尼奥对年轻人似乎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在那篇书评里，涂俊南摘录了《护身符》的最后一段话：

“就这样，那些幽灵般的小伙子穿过了峡谷，跌入了深渊。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因为他们那幽灵般的歌声或者说幽灵般歌声的回音，如同空谷回音一样，依然按照他们从前的步伐前进，在我的耳朵里，那是勇敢和慷慨的脚步声……虽然我听见歌声里谈到了战争，谈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

而这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和他一样，我至今因这段话热泪盈眶，但同时也被一种巨大的迷失所笼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英雄伟业是什么？我们的护身符在哪里？

5

2017 年 7 月，涂俊南处理完毕业事务，安顿好在北京的生活后，决定回家一趟。那是个令人不安和沮丧的夏天，几个名词突然成为禁语……

那段时间，很多人陷入新的失落，我记得我那时曾给自己写过一段话：“往宽泛了说，不公正和强权的存在是不会被轻易撼动的，但至少我们得拥有某种东西，它让我们在精神上持有一种高贵和清明，让我们始终被屈辱刺痛、因恶而愤怒”。

涂俊南在家待了一周就待不住了。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在北师大西北楼前的那座刘和珍君像前，放上了一束鲜花。他感到内心的某种东西坍塌了，信念的重建迫在眉睫。 

时隔一年多，他坐在小屋的那张床上，用清晰的话语告诉我他彼时的反省：“玩世不恭的语言攻击已经没有意义了。在虚无的心态下，拿犬儒的旁观者姿态作为保护罩，用刻薄来掩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事实。”

那个月底，他跟着大学同学、好友马智（化名），第一次前往皮村的工友之家。马智当时已经入职工友之家，从志愿者到职工，马智的许多实践都在那里找到了出口。

在皮村的打工文化博物馆，涂俊南仿佛开启了一个重新打量世界的窗口。“打工文化博物馆不是告诉我一些新的信息，而是让我发现那些已经知道的事情，包括我很小就听说过的‘躲猫猫’、‘开胸验肺’，但是我根本没去在意过。我忽然意识到，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都市白领，都是打工者，都受着严重的剥削。即使是最典型的打工者，也有三到四亿，这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这么大的人群承受着同样的命运，但我却因为视野的狭窄忽视了。”

皮村打工文化博物馆门口张贴的工人群像图

接下来的两个月，涂俊南在皮村做志愿者，每周在那里留宿一次。他有了大量跟工友聊天的机会，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 

同年 11 月，一场发生在北京郊区兴建村的大火，让整座城市进入运动式的人口清理。11 月 21 号，涂俊南叫上胡晋溢和几个朋友，一同前往火灾发生地，在这场浩大的逼迁中，那里首当其冲。他们看到了大量拖着家当赶路的行人，他们穿梭在被砸烂的房屋、来不及带走的家具和穿黑制服的巡逻执法人员中间，匆匆忙忙，神色张皇。

清退的规模还在扩大。两天之后，涂俊南前往皮村，在那里待了一周。他跟马智一起接待志愿者、媒体，介绍皮村的情况，告诉他们有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要做；看到搬迁通知上即将被清退的公寓，就迅速赶到现场帮忙搬家；将很多可以临时性地提供工作和住处的信息搜集来，分享给丢失工作、无家可归的人们；对于那些断水断电的地方，想办法提供被褥等生活用品……

涂俊南扭到了脚，“因为一直在走路，而且总想走得更快一点”。他学到了很多，关于支持和声援的策略，关于各种行为的边界，更重要的是，他有种强烈的感觉：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斗争。

他向我描述一种指向所有人幸福的终极价值，“我最想要的是得到终极意义上的真相，我觉得它是由正义、平等、幸福这些大词构成的”，而要得到这个真相，“不是个人主义和少数精英可以达到的，而是大家共同的奋进，需要通过观念的撬动，让更多的人有这种意识。”他认为，好的创作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写歌、写作、发微博、跟朋友以及陌生人对话，都是我在行走地传播这些观念。我的生命可能只有六十年，但是我要在这个时间里，创造可以传达一百年、两百年的作品，创作是让人永恒的东西。”

我相信他的真诚和热忱。唯一令我惊讶的是，他将这个目标与自己正在做的每件事情，如此顺当地接洽在了一起。在他那里，对自我的确信，扩大成为一种更广泛的理想主义。

作为波拉尼奥的书迷，我可能比其他人更能理解他的话，但我也因此更加疑虑，从想象、热爱和自我感动，到真正的实践，并甘愿为此付出超常的努力、承受不可知的后果，它们之间还有漫长的征途。

6

给乐队起名字那天，涂俊南躺在床上，想起自己读过的一则轶事。

第一个登上太空的地球生物，是一只名叫莱卡的流浪狗。1957 年 11 月 3 日，在 20 天受训期后，它搭乘苏联的太空卫星“史普尼克 2 号”进入太空，并于数小时后因舱内过热而死。1958 年 4 月 14 日，“史普尼克 2 号”在坠落中焚毁于大气层。在此之前，莱卡的尸体随卫星在太空飞行了五个月，绕行了地球 2570 圈。

苏联官方曾一度隐瞒了莱卡的真实死因和死亡时间，直到 2002 年才披露真相。“史普尼克 2 号”是应赫鲁晓夫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要求，而提前发射的、建造不完善的试验品，太空舱无法被回收，恒温系统不可靠，莱卡的死亡是注定的。

第一个登上太空的地球生物——莱卡

“丢莱卡”的英文是“Wasted LAIKA”，被丢弃、被牺牲、被浪费的莱卡。“这个故事包括的所有面向，都是我所在意和思考的东西，我不需要去阐释这个故事，它本身就是我们乐队的介绍。”

对于乐队和演出，涂俊南讲得不多。在他心里，摇滚主唱的身份远远没有写东西和左翼实践，具有更长远的重要性。

2018 年 1 月 25 号，“思念宇宙”巡演来到他的家乡南昌，那些中学时一起闯祸、被训（涂俊南笑称为“出生入死”）的朋友，大多来到了现场。演出前，他把消息告诉了父母，令他意外的是，父母带来了很多他们的同事和朋友。当晚，南昌黑铁 live house 里聚集了人数众多的“叔叔、阿姨”。

这一次，在演唱《燃烧的平原》前，他说了很多话。因为他想起许多往事，想起许多离别，想起他短短二十三年的人生里那些不可逆的变故，想起那股无法抗拒、无法逃脱、将所有人裹挟在一起的力量。他感到悲伤。“尤其我爸妈还在台下，我会想，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首歌没能唱完。他把话筒丢下，背对观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结束当晚的演出后，涂俊南并没有和父母说上几句话，夜已深，乐队第二天需要赶往此次巡演的最后一站，广州。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关于这次“泪洒当场”，涂俊南还记得两个细节。一个是当时的乐队鼓手彤彤打断了他演唱前的独白，对于此事他至今无法原谅；另一个是父亲告诉他的，母亲听到他在台上戏谑自己小时候如何被她逼着学二胡后，一个人赌气站在人群的最后，全程抱臂瞪着台上的儿子。真情和玩笑，同样不能被理解。

从前两年开始，在有限的回家时间里，涂俊南开始有意识地减少“疯狂夜生活”，而是跟父母说说话，看场电影。“能否从这些过程中体验到一些亲情的感觉？”我问他。“有一些疑似的瞬间”，他思忖着又说了一遍，“有一些疑似的瞬间吧。” 

有时候，母亲会转发他的乐队消息，甚至把他的微博内容截图发到朋友圈里，并情不自禁地附上此类表述，诸如“儿子真善良，没有辜负这么多人的培养”、“儿子追逐梦想，多才多艺，刻苦奋斗”。 

“她很不自信，希望自己的儿子跟其他人的孩子一样干点正事，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又通过一种修辞术来骗自己，把我的行为合理化”，涂俊南尝试理解他们的感受，“今年冬天回家，我跟我父母都有种感觉，好像我们都在盲人摸象，都觉得自己摸到了。” 

涂俊南在舞台上

在我们的谈话接近尾声时，涂俊南告诉我，他将《燃烧的平原》视为一种坐标，“每次唱这首歌时绝望的感觉，跟我写它时的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我就知道我还是在歌里，而不是在演。”但是作为现场听众，我无法产生他所描述的那种沉重感。

在那晚的 live 上，“丢莱卡”表演了十首曲目，无产阶级、消费时代、波拉尼奥，这些本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主题，在这个场合被杂糅在一起，并在现场音效和表演的翻炒下，化成了所有人沸腾的荷尔蒙。我看见胡晋溢举起手机，给刚刚脱掉上衣、将气氛轰然引燃的涂俊南拍了几张照片。半个小时前，她成功清空了“双 11”的购物车。

走出 live house 的大门，我感到有些恍惚，想起每次采访时他给我的感觉。他坐在床的中央，被色彩缤纷、意味鲜明的海报环绕着，用笃定的口吻讲述他的生活和信仰。尽管气氛全然不同，但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对自我的把握，终于和那个舞台中央的摇滚主唱叠合在一起。

我不知道，也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以他为中央的这个小世界，和他身后的那张地图所代表的现实之间，到底有着多远的距离；我们想要的真相，与我们可以抵达的真相之间，到底还有多远的距离。

一场摇滚乐演出本应给我带来的兴奋和浪漫，在 11 月凌晨 1 点的鼓楼大街上荡然无存。寒风让我缩紧身子，黑车司机们不断地向我发出打车邀请。我掏出手机，估算着这个时间打车回家的花费。

「年轻人」系列：

脱轨的年轻人脱轨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