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轨的年轻人 脱轨的青春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文 | 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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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5 月看到余凡的朋友圈之前，我已经半年没有联系过他。那是一条垃圾分类培训会的活动消息，地点在河北一个叫福山口的村子里。我怔怔地看着那条朋友圈，记忆回到上一次我们在国贸的一家云南菜餐馆见面。彼时，他正为一家报社的漫长入职流程所扰，我们共同的朋友婷婷入职了一家知名杂志，而我正准备离开一家出版社。在此之前，我已经尝试了各种形态的媒体，并最终在各处做了逃兵。在看似多样的可能性面前，陷入别无选择的困境。

5 月，毕业季的大幕已经拉开，我刚刚进入一家文化公司做实习编辑，并将之视为毕业后的落脚之地。那段日子，我在新工作、新住所和新的社交关系里挣扎，一切似乎都是崭新的，又都散发着陈腐的恶臭。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生活本质的平庸，也是我第一次去面对自身的平庸。

朋友们纷纷在毕业前，找到了各自的出路。大家谈论工资和房价，谈论未来的孩子，谈论日渐衰老的父母，以及那些更加无解的、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停止发问，将仅剩的余量不多的热情，投入到前面那些困难中去。或许最痛苦的就是现在，就是此刻——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界的交接处，被一股力量强行剥离少年世界，投掷到硬邦邦的现实里去。

现在，我每天坐在书桌前，过上了一种最安稳的生活。这其中似乎有对自我的失望，但也包含着一个更普遍的困境——在全球青年文化萎靡不振的今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如何定义自我，如何寻找价值？我经常产生这样的自我质疑：我们是不是一代没有青春期的年轻人，过早地认同了这个世界，妥协于既定的生活？

看到余凡的消息时，我的心里起了一阵波澜。他一直走在最正确的轨道上：父母面前的乖儿子，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知名报社的记者。他会把优秀的特稿分类建档，分析出色的写作手法，标注精彩的段落。他从来是我们之中最严谨 、最冷静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辞掉了记者的工作，住到福山口村的村民家里，成天跟着垃圾车环村收垃圾。我想象不出他过着怎样迥异的生活，也解释不了他出人意料的选择。但他无疑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能否持久存在，我都想从这一条打开的门缝中，窥见一些什么。

我拼命从记忆里，翻找着半年前那些预示他的“脱轨”的征兆。那天，他一贯冷静的语调里，罕见地流露兴奋和热情，将纪录片《塑料王国》推荐给我们。在一篇专访导演王久良的文章下，他评论道：翻了大半夜的演讲、访谈还有报道，最终被这篇文章里导演的回答说服……如果把《塑料王国》作为一个小专题，个人感觉浏览顺序：1、26分钟版本，也叫媒体版；2、依次看《三联生活周刊》、VICE的报道；3、82分钟版本（需要用信用卡付款租借）；4、澎湃的这篇专访；5、NHK网站上的导演自白。

一如既往的细致与严谨。那段时间，他在Facebook上密集地转发了几篇有关垃圾与环保的文章，据他后来说，这是那些日子里他见谁都聊的话题。我和婷婷肯定了这个选题的价值，但没有人想过，他会和垃圾产生除了选题之外的联系。

6月底，借余凡来北京参加一个农村建设主题会议的机会，我们终于又在北京见面。他比上次见面时更加瘦削，高突的锁骨顶起T恤的圆领，整件衣服好像就那么空荡荡地勾挂在那里，干瘦的双腿藏在裤筒里看不出形。更显著的差别是，他的皮肤显露出长期日晒的黝黑，短袖下的皮肤和裸露在外的皮肤呈现鲜明的黑白色差。好在他乌黑的刘海，能勾勒出年轻的脸。

当时，余凡的工作已经陷入了瓶颈，推进的方案没有人拿得出来。他可能需要转战下一个村子。前景未卜。他告诉我，这次回北京，参加活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需要见人，需要说话，“在村里时间久了会憋出毛病的”。说这话时，他的一双眼睛不动声色，平静、明亮、赧然。即使作为他的朋友，我也很难判断他的情绪。

他手机不离手，跟我说话的同时，还在线上进行着多线谈话。我们的对话经常突然停滞或被打断。他将自己的这种焦虑比喻成感冒，密集地与他人交流，是一种暂时缓解病症却永远无法治愈它的药物。他随身带着两本有关抑郁症的书，因为大学最好的朋友在出国前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他告诉我，看书是想看怎样能帮到她。我看着它们躺在那只摊开在地上的箱子里，心里一阵难受。

坦白说，我本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答案，却看到了更多的困惑。我们在两个世界的交接处，似乎处于一样的无措、迷惘。这一次，我准备同他一道回福山口，见见他的村中生活。我想要理解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企图从这个同龄人身上，重新看到年轻的意义。

2

四个月前，余凡将自己在北京的全部家当打包好，一共四大包。离京之前，他找了个借口，跟喜欢的女孩见上了一面。那天她为他做了一顿饭，有什么他已经想不起来，只是吃饭时，她的长发偶尔拂过他的右臂，那感觉几乎还停留在那块皮肤上。对我说这话时，他无意识地用左手摸了一下右胳膊。

但余凡还是要走，他说不清为什么。是高二休学那年体会到的虚无感，高三读到的《南方周末》，高考选择了北京大学新闻系；是大二进入了这家报社，大四遇见了做垃圾回收的陈立雯，还是在那个“大清扫”的冬天走进了皮村……23岁的余凡，没想到他这辈子的线头已经这么多。

除了老家宜昌和大学所在的北京，他几乎没待过其他地方，但已经在这个村里待了三个多月。在看不见星星的夜晚，群山遮挡住低垂的月亮，他一遍遍地理着这些线头，思索它们如何在河北这个叫福山口的村子里，结到了一起；而下一个结点，又会在哪里。

跟余凡回村的前一晚，我们在他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临时落脚点见面。那里正在举办一场抗议某地水污染事件的艺术展，策展人是当年手推工业吸尘器，在北京地标性建筑物附近的大气中吸尘的艺术家，“坚果兄弟”。余凡在跟踪这个事件时，结识了对方。

在北京的酷暑里，余凡的寄身之所是一张宽一米二左右的床铺，局促地放置在布帘后的杂货间里。没有冷气，蚊虫飞舞，没有洗漱的地方。

看到他的床铺时，我心里有些不好受，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他对物质条件长久以来保持着低要求。如今，余凡每月拿着3700元的实际收入，对父母报着一万元的工资，这其中的差距全靠他在大学里攒下的钱填补，按照他的话说，这是能让他一年不工作的钱。它们来自他的各种稿费、实习工资，以及节省的习惯。从北京回家，22小时的车程，他经常买站票，相比于高铁票，一次能省400多块。这400元对于一个小康之家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对他来说是有必要的节俭。

当拿到第一个月的3700元工资时，他感到惊喜万分、心满意足，“我的心理预期是2000块啊。”

回村那天，我们搭乘的是一列真正的绿皮火车，混有几节土灰色车厢，停靠在北京西站的3号站台，准备在晚上5点45分，开往一个叫百里峡的地方。票价七元五角。昏暗肮脏的车厢，好像刚刚倒出了一车煤炭。车顶悬置的风扇无用地运转，电灯忽明忽暗，乘客在座椅上东倒西歪，向走进的人投去毫无顾忌的好奇的目光。

余凡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坐这班列车，但记得第一次坐上车的兴奋。那时是3月，北京春寒料峭，但他记忆里的那一天，不冷不热，车厢空荡。他呼吸着久违的自由。现在回头看，余凡知道，那是新鲜感的致幻功效。

火车缓慢启动，窗外的风忽地撞得我们满面青草香，驱散了浓重的柴油气味，和车厢里的燠热。他打开手机，筷子兄弟《老男孩》的旋律流淌出来。

不知道是因为音乐，还是因为他的神情，我忽然有点动容。“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歌词里唱着一个青春已逝的故事，而我觉得此时此刻的余凡，还是一个真正的少年——在迷惘、徘徊和未知中饱受煎熬，又浸泡在一无所失的勇气和某种与庸俗麻木保持距离的纯粹里。

3

余凡后来告诉我，寄宿798的那天晚上，真正困扰他的只有一件事情：他把自己的背包忘在了外面的屋子里，里面装着他最贵重的家什——一台7000元的笔记本电脑，而他无法确知它的安全。为了不让睡在外屋的朋友感受到他丝毫的不信任，他忧虑着，却始终没有走出去，将那个背包取回身边。

这是他那重乖巧、温顺的人格的一次展现，我时常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这样一种非对抗性的气质：体谅他人，习惯于服从、讲理、讨好甚至自我委屈。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极其擅长“摆弄”这种气质。那时，他的所有乖巧都集中体现在做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学生上。“离高考还有一年，我就知道自己可以考北大了。” 

说起到北京上大学之前的日子，余凡的言辞极简。离开家乡将近五年，在这些远在他乡的日子里，他经常想不起家乡话。对于那个他无法彻底剥离却可以长久逃离的世界，他至今还未找到与之共处的方式。 

余凡的父母至今不知道他辞职的事情。前一年的春节，他以一个报社记者的身份回家过年，竟安然扛过了所有的“拷问”。当然，也谈不上拷问，他温和的少言寡语让父母无计可施。

但是，他在药厂做电工的父亲，会时常上网检索儿子的名字，尽管他们私底下鲜少发生对话——这也是余凡要求我一定为他化名的原因。这背后是无言的爱还是无声的期待，余凡说不清。相比之下，母亲的线上问候倒显得频繁，在近期的一次交谈里，母亲再次问起了他的恋爱状况、工资情况，并告诫他努力工作，“结婚了不得有套房吗”。他拿出他一贯的乖巧，在语词间应对，周旋，诱导。最终企图“谆谆善诱”的母亲不得不偃旗息鼓。 

在无数这样的对话里，他扮演着那个懂事、安稳的儿子，但他知道，好好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换得其他特权，如今，他需要这些最表面的温顺做交换，去换取不温顺的特权：他骨子里的反叛，和一种他无法讲明的“野心”。

这种反叛，曾在他高二那年爆发过一次。那一次，他选择了直接退学。“没有什么具体原因，就是考太多第一了”。说这话时，他语调的平静让这个句子充满了说服力。“当漂亮女生站在榜单前看我的名字时，我会有很短暂的、瞬间的成就感，考过三四次以后就觉得很虚无了，还挺快的”。

半年后，父母将他从家所在的宜都一中转入了竞争更激烈的宜昌一中，就像一场游戏升级，关卡的难度上升，他才有通关的动力。余凡现在对高三的记忆似乎只剩下自由、浪漫的片段：在学校看《南方周末》、柴静，周末放假看TED、纪录片，打三国杀。不知道是回忆自带天然的滤镜，还是“天才”的学习生涯就是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轻松。总之，最终的结果是，他顺利走上了一个中国学生通过高考能够抵达的最高峰。

但虚无感的病灶一直留了下来。到达峰顶的感觉如何？余凡说起他读过的一篇师弟的自述，这位师弟写到自己拿到江苏省高考状元的心态：“得志的滋味不过如此”。

“在北大，考上北大是一件最平凡的事情”。这种对北大、对同侪、对自身的平庸的察觉，开始于他在这里的第一堂课。当时，他望着教学楼外成府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脑子里思绪万千，“多少老师就跟现在讲台上的这个人一样，在大学里面讲着那套陈词滥调，PPT十年没变过，而真正的时代就像外面的车流一样，匆匆过去，不会看他一眼，他也不去看这个时代一眼。他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弃了。”

坐在北大课堂的第一天，余凡思考的是一个人如何才能不被时代抛弃的问题。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就已酝酿着一次更大的反叛，而他之后称为“野心”的那个东西，也从那一天逐渐长大。

在解释这种野心时，余凡说到了好几个名字。陈楚汉是其中一个。陈是北大新闻系当年的风云人物。2017年，他与另一位写作者杜修琪共同发表的文章《1986，生死漂流》涉嫌抄袭，圈内对此事的争议一度甚嚣尘上。当时，作为朋友的余凡给他发去消息：现在认真讨论的没几个，少和那些人一起冒虚火吧。

陈楚汉后来离开了北京，学了门修车的手艺，写了篇关于汽车维修的文章，还拿了那一年某非虚构写作的奖项。现在接一些给电竞战队写稿子的活儿。据他在那篇文章里说的，学修车有点从抽象到具象里去生活的意思，要找寻那能震荡灵魂的“砰”的一声。我知道这可能是人对于某种坚实的意义感的渴求，但不知道他现在是否找到了。

余凡还说到了师妹岳昕。在看到《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白》之后，余凡觉得师妹长大了，他珍惜她的真诚，但对于她的激进有些忧心，他的第一反应非常务实：这个举动是否会影响她的顺利毕业。余凡后来得知师妹的近况，大学毕业后，她拒绝了前往密苏里新闻学院深造的机会，进入了NGOCN。“她是比我勇敢的人，看我们做的事就知道，我做的是环保和教育，她做的是劳工与女性。”

“陈楚汉、岳昕、我，我们都是有野心的人。这种野心跟世俗意义上的名利没什么关系，我们不在意那些外设的标准。‘我要见证这些’，‘我们顶点见’，我们是会说这种话的人。这就是我们的野心，我没有办法解释。”

向我解释“野心”，这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可能过分沉溺于边缘人和局外人的角色，对于光芒四射的人都有些本能的回避。但在我看来，除了野心，余凡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气场，也许是知识对其认知能力的有益影响，也许是他本性里的平和在不断起着中和作用。他以温和内敛的方式，去做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同时保持着对自我和价值本身的怀疑。这多少增加了我与他共情的可能。

闲聊中，我曾问余凡，“你说年轻人的未来是什么？”“年轻人的未来，就是气味相投的人找到彼此”，他这样对我说。

身处其中的余凡，已经无法辨明北大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然而他说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成为今日之人不可替代的外力，是他离开那个已经无法理解他的旧世界之后，最初的同行人。

大二那年，进入报社实习的余凡，再次产生一种找到同类的欣喜。他至今记得入职前主编的顾虑，“她觉得我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完全能有更好的去处，”余凡摇了摇头，“没有了。我当时就想干媒体，关注公共性、价值观合适又能做事儿的，我觉得这里就是最好的工作。”

在不久前的一条朋友圈里，他发了一篇《南方周末》五年前的报道《四十年环保路，“天道曲如弓”：专访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他在文章下写道：高考前看的这篇文章印象一直很深。当时还把这首《关河道中》找出来，抄了好几遍。“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高考那年我还不知道这份报纸新年发生的事情，更不知道同样的事情会以不同面貌在更多地方发生。

谁也无法确知，这篇发表于2013年6月6号的文章，和他高考后选择新闻专业并在如今转战环保事业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但他把这份记忆挖掘出来，把这种联系制造出来，并用清晰的声音讲给自己听。这就是人为自己的某种行为寻找凭据的方式，让那些稍显困难、不自然的选择，变得合情合理，甚至变成宿命。

但可以确知的是，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于他高中看《南方周末》时了，只是他起初的预估还是有些偏差。“我知道这条破船已经要沉了，但是跳上来之前以为只是破了一个洞，水只是漫上来一点，跳上来之后发现，原来水已经漫到膝盖了”。

4

2018年年初，从报社辞职之前，余凡已经消极怠工一段时间了。

一方面，他无心应对入职第一年的轮岗要求，管理报社的官方微博微信；另一方面，报社人员的大量流失已成常态，老媒体的困窘境况无可逆转。余凡对所谓“大环境”的恶劣并无太多的失落，因为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让他无法承受的，是那些曾亲密共处的、志同道合的同行人的离开。“以前做媒体，一来职业待遇还过得去，二来成就感还是有的，一个事你推着它是会动的，现在一个事儿连推都推不了了，在选题会环节就已经被毙了”。

这些他以为找到彼此的人，最终被大潮冲散了；那些他本以为可能推动的改变，都在一篇篇无法发出的稿子里胎死腹中。

对此种状态的厌倦，最终在那一个瞬间达到峰值。

2017年11月23日，余凡翘了这天的值班任务，和两名记者朋友一同前往皮村。坐在皮村村口一家刀削面馆里，他接到同事的稿子被毙的消息。

那一年的11月，北京郊区的一场大火，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人口大清理”。短短几天内，这个城市的外来打工人群面临大规模的逼迁和转移。与清理速度同样猛烈的，是舆论控制的强度。“那篇稿子讲的是一只天鹅救援队，他们自愿为被清退的人搬家。这本来是个很温暖的故事，但当时涉及这个话题的都很难发稿”。

在去皮村之前，余凡给我发来微信，问我如何找到位于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起初因为毕业论文的原因，我一直跟皮村的工友之家保持联系，相处下来，对工友们心有感情。当时，我正在回家奔丧的途中，好几个朋友联络我，想要一起去那里看看。坐在火车上，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有家事的哀丧，也有不能在场的忧心和遗憾。皮村的处境一直动荡，在那次回家写下的日记里，我说不知道这一次的寒冷，还能如何抵挡过去。时至今日，和余凡聊起那天的场景，我如临现场，仍有震动。

余凡带着两个简单的问题，询问那些村民和打工者：你前天晚上住在哪儿，今天晚上怎么办。他遇见的人大多极其平静，他们临时打包家当，大包小包、大车小车地拉着走，不存在反抗的余地。其中一个做物流的人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好去处了，今天最后吃一顿饺子。这个细节还被和他一起去现场并顶住压力发文的同行写进了稿子。

那天，皮村遍地的搬迁通知，在冬天的冷风里，和街道上的垃圾一起四处飞散。他拾起一张揣进口袋，在心里说道：“这事儿没完”。还能怎么没完呢？连篇稿子都不能写，你还想怎么没完？他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在问他，他回答不上来，就这么顶着一股气，觉得没完。

回到家已是半夜，他冻得浑身僵硬，想起那个告诉他自己前一夜睡在广场上的人。他无法入眠，拿起笔，将当日的所见所感写在纸上。那两张纸和那张搬迁通知，至今还夹在他的北大毕业证里。

余凡没有对媒体的角色抱有过任何幻想——即使皮村之后的拆迁行动延缓了几日，有人认为媒体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他知道这其中有多少媒体人的自我安慰。但是，那个辗转难眠的晚上，那些他所直面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让他最终清楚地明白，这条路再也走不通。

“我知道我的人生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就是有那些决定性的瞬间”。皮村的那一日是决定性的瞬间，而另一个瞬间，来自他因为一个选题而认识的陈立雯。

陈立雯是海归硕士，回村做垃圾分类已经八年之久。她扎着简单的马尾，皮肤黝黑，按照余凡的说法，“一看就是做农村工作的”。只是2017年9月初见她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也会被晒得黝黑，在村里过日子。

那段时间，他跟着陈立雯在北京参加了几场活动。在一次分享会上，两个来自东北的上访者让他印象深刻。他们因为环境污染问题，持续上访了十年，得知陈立雯曾给污染受害者维权之后，他们找上了门。余凡之后没有继续跟进这件事情，因为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他们惨得不太有特点，没有故事性”。

“媒体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但同时，媒体也需要故事性、新闻价值，去满足它自身的需求”。余凡曾经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跳楼的还在排队，喝农药的先等一下”，他觉得再贴切不过。

之后，他回陈立雯所在的南峪村待了一周。他每天跟着垃圾车一起上门收垃圾，跟村民和村里的小孩混得相当融洽。从乡土中国回归现代都市的那天，坐在长长的回家的地铁上，他竟然产生了不适感，第一次被曾习以为常的冷漠、疏离的城市气息所击中。

“在村里的时候，大家不管认不认识，见面都会打个招呼、笑一下，村里小孩也天天缠着你玩。回来之后，地铁上大家都是在低头玩手机，躲避彼此的目光”。

从报社辞职后，余凡在通州的家里做了两个月的闲散人员，和陈楚汉打游戏，看看书，想想将来：想着那一周的村中生活，想着环保的意义和价值，想着媒体是否还能实现他所追求的公共性。“我是那种对故事不感兴趣的人，我感兴趣的是知识，而环保问题是一个真问题”。

在前往福山口的火车上，他想起入职报社之前给主编的留言，彼时的想法到了这个时候，更加具有一些意味深长的意思。

我的一个缺点是太容易转述采访对象的话，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但我最近体会到，我没有自己的话，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其实在报社做选题会这样，编辑找的题自己不一定感兴趣，但自己又找不到好题，这种矛盾几乎是无解的。我自己写的东西，几乎每篇都是狗屎，或者也不能说差，只是我自己没感觉，但我受不了这个，我没法接受自己老是写一些自己都不想看的东西。

“经历生活的毒打之后，还没有碎掉的东西才会形成价值”，这是余凡在村里的这几个月想明白的事情，在报社的他没有经历过破碎，没有自我，没有想要守护的价值。现在，他到生活里来了，到风吹浪打里来了，他想在一片废墟里，找到那些完好无损的、还在发光的东西。

5

2018年过完年，回到北京的余凡，给与陈立雯同在一家公司的文静发去消息，向她询问村里的情况。3月中旬，他踏上了去往福山口的列车。

福山口村位于河北省涞水县，距离百里峡车站约20公里，有国家5A级景区野三坡作依托，又是中央军委办公厅对口的扶贫村，计划发展溶洞漂流和社区支持农业。

当晚，我们在刘家河村借宿一宿。由于正处景区的淡季，加上刘家河村与景区中心有一定距离，一下火车，我仿佛置身一片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五彩的灯柱从山丛中射向天空，景区KTV的震天音乐声响彻云霄，整条食宿街上游客稀疏，宾馆和餐厅门可罗雀，巨大的声响仿佛在一座空城里回荡。

第二天，我们搭上当地垃圾清运公司的车，从刘家河前往福山口。7月的河北，毒辣的太阳老早就挂在天上。上午9点，我们放下行李，从余凡寄住的村民红姐家出发，开始一天的工作。

红姐家屋多床多，原本计划搞起农家乐，无奈根本没有游客，如今只有余凡这一个孤零零的长住客。红姐50多岁，矮小，壮实，黝黑的皮肤松弛地垂挂下来。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目前都在北京打工，偶尔回家。这是村里目前的状况，也是中国农村的普遍情况。村里只有一所可以容纳十几个学生的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大多会在父母的陪伴下，到城里念书。暑假，正是他们返家的时候。

我们踩着石子路，在村边挨个检查一个个垃圾焚烧点。余凡需要从这些焚烧点的垃圾焚烧状况，判断垃圾的量和种类。他双手扶腰，整个身体拱成一只瘦虾，往坡上攀行，他的皮肤在阳光下变成红色，像受伤了一样。

河滩上白花花的石子被太阳烤得发烫，割得我脚掌生疼，汗液和着尘土糊在我裸露的皮肤上。远处是静谧的河滩、断壁、山峦，吞噬掉都市生活的一切痕迹。

“巡村”意味着一系列的与人沟通。一路上，村民跟余凡打着招呼，问他何时回来的。余凡一遍遍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类似的答案。村口玩耍的孩子管他叫“余老师”，他摸着他们的头，满脸的笑意。我不太听得懂当地的方言，全程呆立在一边，看着余凡在村长家的饭馆里、副村长家的小卖部里、村会计家的炕头上，从家家户户的生老病死，聊到垃圾的处理情况。

“农村工作说到底就是人的工作”，这是陈立雯告诉他的。对于农村的垃圾回收更是如此，余凡需要在当地的清运公司、村干部、村民中间周旋，说服村委出人出力，督促垃圾车按时按点上门收垃圾，去村民家中做干湿垃圾分类，并监督他们的垃圾倾倒。

目前国内垃圾处理的现实是，后端混合填埋和混合焚烧的压力已经累积到临界点，而前端的各个分类处理环节都问题重重。具体到村里，每家每户垃圾房前屋后丢的现状难以改变，对于这个似乎无关生死的问题，村民缺乏紧迫意识，村里对于投入人力物力不情不愿。

中午12点，全村在午饭后进入长长的午休时间，直到下午4点过后，整个村庄才会在晚饭的召唤下重新苏醒过来。在这漫长的四个小时里，所有的工作都要放下，那些无解的问题就这样悬置在那里，再一次地进入没有出路的循环。

一个上午的巡村几乎将我击溃。坐在红姐家的屋子里，日头高挂，屋外的世界白得发亮，万物在这个无风的正午沉默着困在原地。不是肉体的煎熬，而是这种停滞、缓慢、困窘、无处发力的生活，令我窒息。

我无法体会他的心情：在新鲜感消失之后，在知道自己进入的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个更庸常的生活之后，他如何寻求意义，如何度过这些寂寞的日日夜夜。

余凡的房间位于红姐家院子的一角。两张一米二的床和一个装着红姐儿子衣物的立柜填满了它。一张床用来睡觉，另一张床上散落着他的全部细软：三两件夏天的衣服和冬季的毛衣，两本《新时期群众路线》的研究报告，一个黑色的纸盒。纸盒里除了户口本、护照证件、毕业证之外，还有一个纸折的小相机。

纸相机是一次临别时，他喜欢的女孩送给他的。当时他们坐在车站内的一家餐厅，沉默无言，她忽然拿起纸折的相机作拍照状。他们在候车大厅里道别。那天车厢里传出的喇叭声道：“上车后请不要与站台上的亲人握手，以免发生危险；您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祝您旅途愉快。”他感到可笑，又悲情。

6

与余凡待在村中的日子，让我感到巨大的恍惚——2016年，我曾因为井陉大水的报道，在河北停留过几日，跟着编导老师们采访拍摄。也是7月。可怕的河北乡村的7月。几乎一样的地貌，一样的炙烤。我们趟过河滩，攀过山坡。脚掌的生疼和身体的脱水感，让我仿佛重回那个时空。

在那次回京后的总结会上，当时的主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他说，“这个时代对于你们这些有新闻理想的年轻人来说是黑暗的。”当时，我对“这个时代”、“新闻理想”和“黑暗”三个词，完全没有感知，无法理解。我只知道，那个片子从做完到播出，短短的一周内，已经无人关心这件事；两年后，面对广州的大雨，媒体已经几乎全部噤声。黑暗是无疑的，理想需要遮掩。

那时，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从河北回京的前一夜，我写过一篇记者手记，为自己不能与那个受难的世界共情，感到羞愧。而这一次的河北行，我失去了斗志，被一种绝望的心情擒住，几乎只想放弃。

在巡村的路上，我问余凡，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重要的不是现在，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未来，是下一代，你看村里的孩子，他们在垃圾需要分类的声音里长大，总会有些不一样。”

在红姐家的屋子里，当我正准备把两类垃圾混在一起扔进垃圾桶时，忽然意识到这是个错误，赶忙向余凡询问正确的做法，他告诉我干湿垃圾的区别。我走到屋外，看到两个颜色不同的垃圾桶立在那里，我像个正在答题的小学生，小心翼翼地将手里的垃圾放进正确的桶里，然后像得到老师的夸奖那样，对自己感到满意。可能是在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有些理解他所描述的那种微渺的意义。

余凡有一些预感，这些微茫的希望，恐怕不足以支撑他继续走下去。面对具体的困境，他打心眼里地无法责备任何人：他理解村委的不情愿，对垃圾收运工的繁重工作于心不忍，看到村民的苦涩生活心生悲悯。我离村后的第三天，村里有人卧轨，余凡在电话里对我说，生活如此艰难，有什么人有希望可言，我又能对他人有什么要求。所以他能做的，只能是质疑眼下整套工作机制的合理性，直至质疑自己的选择。

我想起，曾在一篇报道“坚果兄弟”的文章里读到过一段话，“坚果兄弟”表示，他的意图是哲学性的，他将自己比作推巨石的西西弗斯。“这样做虽然没有用，但可以让更多的人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这种浪漫化，不符合余凡惯常的表达方式。面对我“你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给过我的最浪漫的一个回答，来自诗人北岛的一句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我们到村里的那天晚上，余凡从电话那头获知了他的下一个工作点。那时已临近午夜，街道恢复了安宁。他走出来，坐到屋前的摇摇椅上，“我要去浙江了”。他还想说点什么，但突然之间，街道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夜幕骤然而降。我们起身往屋里走，悬挂摇摇椅的铁索撞击在木桩上，声音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荡。

离开前，余凡陪我去福山口火车站询问列车的班次。几座破败的矮房子，在山丛间的铁轨边静卧着。一个手持扫帚的大爷从屋内走出来，告诉我们，只有每天早晨的9点05分，会有一班客运列车停靠此站。

除此之外的时间，这里像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余凡对我说，他有时候会想，这班列车就像为他一个人而来，为他一个人而走。他知道，现在它把他带来了，有一天也会将他带走。而下一站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我们望着铁轨延伸到无尽的远方，消失在下一个隧道口。

文章插图来自电影《再见金钱，前往贫困村》以及《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