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特权的 异乡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此后屡屡战败的大清帝国被迫向列强开放了更多的条约口岸，为那些有意来华的外国人提供了合法的活动、居住场所。接下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外国人的身影不时出现在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之中，英国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著《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让读者看到在华外国人在中国真实而鲜活的存在。

该著作英文原名 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较中译本标题表意更为直接。传说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竖立在上海的外滩公园，常常成为控诉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遭受歧视的证据之一。毫无疑问，上海工部局制定的禁止华人入园的规条有歧视意味，但愤怒之余，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上海租界区建起公园之前，中国并无“公园”之说，或精致或大气的北京颐和园、苏州拙政园、榆次静园，当年不是对普通中国人开放的休闲场所。我们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这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特权的表现，只是，我们对那些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特权的中国人，很多时候却并不以为然。

上海租界区

不觉扯远了，回到正题。关于近代条约口岸的研究不计其数，新的理论模式亦不断提出。但万变不离其宗，条约口岸的研究之所以有活力，乃是因为各类人物以条约口岸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近代剧目。吴芳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她的这部著作不以思辨见长，书中看不到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叙述。尽管该书时段几乎涉及所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如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但这些大历史似乎只是舞台上的背景幕布，她的叙述重点是时代舞台上不断登台、谢幕的“演员们”。

吴芳思著作中所使用的主要是英语原始材料，其所描述的在华外国人的生活体验也以英国人为主，作者对这样的材料取舍给出了一个简短说明：“在这样的多语言社群中，英国人仍然在数量上占优势，并且主导了条约口岸的行政管理。”尽管生活在条约口岸的外国人来自亚欧多国，如美、俄、德、法、意和日本。或许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口岸城市犹如一张白纸，绘制蓝图并完成建设的工作主要由英国人来完成。

吴芳思 （Frances Wood），英国图书馆员、汉学家、历史学家

明清两代的历史文献中称呼欧洲人为“西洋人”、“远人”、“夷”、“外夷”等等，民间蔑称“番鬼”、“鬼子”。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廷严禁国人与外国人结交，一旦发现，必定严惩。谋求签订政府层面商贸协定的英国使团，数次抵京皆无功而返。能够长时间在中国以合法身份生活的欧洲人，大概只有服务北京宫廷的少数天主教传教士和澳门侨民。很长一个时期，外国商人只许在广州一地贸易，且不准长时期逗留。帝制王朝对外紧锁的大门只是看起来高大森严，实质却已朽坏不堪，鸦片与炮舰的双重作用之下，英国和其他列强得到了他们期待已有的沿海、沿江贸易口岸。

开埠之后，以英国人为主的来华外国人大致包括：官员（口岸领事、清政府洋雇员）、传教士（开埠初期，多有传教士出任口岸领事）、商人，后期则增加了来华工作专业人士和临时访客。为了世俗的政治、商业目的或是神圣的福传需要，他们中的不少人需要在中国长期生活。既是长期生活，就应有生活的标准，就个体而言，最基本的需求便是衣食住行以及延伸的娱乐休闲需求。因为这些需求，在大的开埠口岸，如上海、天津、武汉涌现出大批西式建筑，引进了自来水、电灯、西式餐饮、西式裁剪，更小一些的口岸条件有限，但当地的外国居民也设法建起网球场、喝上相对干净的水、吃到差强人意的面包和牛奶。

尽管条约口岸的外国居民大多数并不刻意亲近中国人（传教士除外），但他们执着改造异乡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接触中国民众，日常文化碰撞随处可见，特别是关于中国仆人贪小便宜、不讲卫生等缺点的常规性调侃与抱怨，例如用自己的旧牙刷完成蛋糕糖霜制作的厨师、用神奇手法稀释牛奶的雇工。《口岸往事》对上述生活细节方面的叙述，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 1843- 1943》

作者: [英]吴芳思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译者: 柯卉 

出版年: 2018-5

改造异乡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乡似故乡，因此他们并不打算接受中式生活方式的改造，这样的文化优越心理在当时十分普遍。条约口岸、租界区的设置，为在华外国人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有独立的市政管理、司法机构、如果居住其中的外国居民愿意，他们几乎可以不与中国人打交道，他们会把子女送去英文学校，或者送回母国受教育，虽然要认识了解一个陌生国度，最好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但条约口岸绝大多数外国居民不打算浪费这个时间。

因为缺乏语言训练，被委派到各地口岸城市的领事们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状况，被分配在大的口岸，因为侨民社区人数较多，会比较容易建立起打发业余时间的社交圈，也有更为丰富的休闲活动；至于那些被分配到边远口岸，如北海、打箭炉、牛庄等地的领事们，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1877 年，首位出任北海领事的哈维（A.S.Harvey），几个月之后便精神失常。相比较之下，传教士们的心理承受力更好，但皈依使命推动下的冒险做法常常让他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尽管吴芳思认为，中国全境对外开放式一种“强加于中国的改变”，但同时确信，这样的改变“让这个国家更加吸引外国定居者”。这样的表述出隐约透出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不过今天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模式已经过时。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一直不缺少吸引力。因为它巨大的市场以及庞大的人口数量，商人们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商机，传教士们希望在这里收获更多信奉天主/上帝的心灵。百年中国风云激荡，让这个国家富有吸引力的同时也危机四伏。“整个十九世纪后半期，针对外国人的攻击从未停止过。”但这一时期针对外国人的攻击多数是仇教的暴民所为，个别偶发事件或谣言引发骚乱，波及范围有限。有组织的平民武装起义事件：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运动，宗旨皆是灭清，并不冲击在华外国居民，相反，两次运动的领导者与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真正令在华外国人惊恐的是一度获得官方支持的义和团运动。拳民盲目的排外仇洋举动终结于外国联军攻入天津。“外国侨民得到解救，但条约口岸的许多中国居民并没能分享这样的解救，因为特别是俄国和德国士兵，开始了一场强奸与恐怖行为的竞赛。”这是作者情感的流露，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社会动荡事件危害至深的始终是普通民众。

清朝广州十三行贸易区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新的时代，改变最快最多的是城市，尤其是南北两大开埠口岸：上海与天津。居住在这两座城市的外国居民对此深有体会，他们享受着被改造过的品质生活，继续与普通中国人保持距离。相比较之下，传教士家庭与中国人有着更多的接触。与天主教传教士不同，新教传教士允许婚配、生育子女，在中国出生或成长的传教士子女往往对中国有着更真挚的情感，他们关于中国的著述或回忆录，成为吴芳思著作重要的文献来源。

一个开放的中国，无论这样的开放是被动还是主动，除了吸引商人和传教士，也开始吸引记者、作家、投机分子、知名学者的注意，他们频频造访中国，驻足之地除了主要的开埠口岸，还包括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风貌的北京城，他们在北京城流连忘返，书写观察手记或是创作小说。与被改造过的口岸城市相比，在海外侨民眼中，北京更能代表传统中国。

清朝时期的北京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入侵中国。《口岸往事》对日本谋图中国的野心与行动阐述，同样侧重历史细节记述。日本人一次一次挑起冲突事件，最终酿成大规模的入侵行动，这些事件仅有文字简略，但作者却对傀儡皇帝溥仪举行郊祭仪礼的穿着十分在意，转述文字从溥仪的纽扣、肩章到腰带佩刀，无一遗漏。

日本入侵初期，在华外国人显然比中国人更加安全，不少在华外国人因此得以见证日本人在南京实施的反人类的屠戮行径。只是乱世之下，很少有人幸免，曾经以外相对安全的在华外国侨民同样被日本人关入分散在中国各地的集中营，虽然他们没有遭受如纳粹集中营那样的集体屠杀，他们中的大多数得以活着走出集中营。吴芳思利用集中营被拘禁者的记述，再现了潍县、扬州、上海数个集中营的艰难生存环境。劫后余生的一位被拘押者，后来成为作家的巴拉德上世纪九十年代重返龙华集中营旧址，声称，尽管时时面临死亡威胁，但他在此地度过“最快乐最自在的日子”。这样的感受或许是因为巴拉德的作家身份，难忘的经历往往能成为创作的素材，但从常理上来说，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日子实在不能称为“最快乐最自在的日子”。

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1930 年在上海出生，珍珠港事变后，被日军羁押在龙华集中营，1946 年，他和父母返回英国。

尽管吴芳思在书中有专章记述“中国人和条约口岸”，但所介绍的主要是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中国人或是接受西式行为方式的中国人，换而言之，这些人大多属于归化者、合作者。那些接受东西方文化交融影响的中国孩子们的表现十分有趣，他们开始学习英语，同时又在家长督促下练习传统书法。与欧洲商人合作的买办们学会了洋泾浜英语，成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教育事业的发起者和支持者，某种程度上，租界、口岸成为新思想的萌生地，在这里，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更具有西式进步性的代表——新闻媒体”，相较于在华海外居民从衣食住行方面着手的浅层改造，条约口岸、租界这一形式的存在，给予中国更深远的影响。

《口岸往事》突出的特点也是容易被批评之处，那就是叙而不论，理论建构、范式创新统统没有。作者更多时候只是呈现一幕幕切实存在的历史图景：携家带口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领取政府高薪的洋雇员、受雇于清政府的雇佣军头领、生活在口岸的普通侨民家庭、关押在集中营的大小人物、中国保姆和中国仆人……。笔者窃以为，没有理论、模式创新，只是呈现历史的历史研究并无太大不妥。因为这些被呈现的内容真实且鲜活，可以将读者代入过去的时代当中。这样的感觉有点像今天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从大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是路线、道路的思考与选择，对同时代的普通人而言，恐怕更多是作为亲历者感受到的生活点滴变化。

不过，《口岸往事》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缺憾。绝大多数在华外国居民或访客，所认识的只有少数口岸城市和北京城，他们很难称得上是中国社会真正的观察者，但他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回忆录或著作，这些文献又往往成为西方知识阶层建构中国形象的重要素材。信息提供者的观察如果不够全面，西方读者形成对中国的误读或片面了解也就在所难免。如何评述这样的现象，或许是一个需要更多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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