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侨民在中国 的迷梦与生活

植物搜集者：“这个地方意味着与世隔绝”

最早的来访者包括植物搜集者，他们被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吸引，将其中的很多新物种介绍给西方。福琼在 1843~1846 年、1828~1851 年、1853~1856 年，3 次在中国进行植物搜集，他的旅行记录描述了早期条约口岸的生活。他在口岸城市收集人工培植的植物，不过，一旦他能够做好安排，便开始前往山区和茶叶产区。其他的植物搜集者还包括威尔逊、雷金纳德·法勒以及乔治·福里斯特，搜集区域集中在四川、西藏的山麓地带以及云南地区，这些地方远离海岸和长江口岸。特别是法勒，他不喜欢规模更小的条约口岸，他形容回国时路过的口岸城市宜昌，“人世间最凄惨的地方。环绕长江一处大弯道，灰色天空下的无尽灰色，忧郁、单调、冷峻，整个世界除了单调的灰色，什么都没有，那些山峦永久地隐没其中……对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也许是令人愉快的地方，但对于我而言，这个地方意味着与世隔绝”。

在长江下游更远处，有一个条约口岸确实有它的用处。法勒在杭州休整时，洗了一次真正的澡，这是他在离开伦敦之后洗的第一个澡。他同样赞赏重庆的舒适，那是 1918 年，在他用两年时间在中国西北省份甘肃以及四川进行植物搜集工作之后。

英国女旅行家毕晓普夫人于 189 8年来到杭州，拍下这张“杭州西城门”的照片

“重庆坐落在长江弯道，地势起伏。没过多久，就来了两把轿椅，我们被人抬进城里。一路台阶，我被颠得头晕目眩；街面狭窄，非常拥挤，光线晦暗且阴冷潮湿，路面铺有石板。我们沿街一路走，进到一处窄小昏暗的庭院，事实证明那是一家颇洋气的客栈，就算它自称是一家饭店，也完全合理。在两年的逃亡生活之后，这里让我觉得自己像回到玩具屋的孩子，傻傻地因为白色床单还有弹簧床垫欣喜若狂，见到桌子、椅子以及不锈钢餐具和玻璃杯也是如此……”

“出门向前有一个宽敞的木凉廊，可纵览江面，远处是植被茂盛的群山，尖尖的山顶建有寺庙和宝塔，视线越过长江江面，刻有那位了不起的贵族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卜内门化学公司）名字的牌匾跃入眼帘，上面以纹章装饰。它置于一家商行的正面，再度令我们联想到英国企业深爱的利润。”

不过，法勒很快厌倦了条约口岸的“文明”：“即使有快乐如家的感觉，即使某天晚上见到一场熊熊大火吞噬了一座又一座房子，即使有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也无法照亮阴沉昏暗的白天。在这个阴沉沉的地方，空气总是让人想起伦敦的雾。”

记者和旅行家彼得·弗莱明在 20 世纪 30 年代数次深入中国腹地旅行，其中一次是 1935 年，从北京到克什米尔，穿山越岭，横贯沙漠，历程 3500 英里。在他的 1935 年旅行游记中，最后一章标题是“沐浴喀什”，以纪念地处偏远的英国喀什领事馆令人惊诧的舒适生活。“在艰辛的旅行之后，入座舒适的扶手椅，悠闲地喝茶，看插图画报，一台正在流淌音乐的留声机……天堂般的感受……我们在喀什住了两个星期，过着田园生活”。

彼得·弗莱明

非常不情愿的两个人——弗莱明与富有魅力的瑞士滑雪冠军、探险家埃拉（“基尼”）·马亚尔一同出游。在喀什，“非常容易炒作间谍热”，就在他们到达的那天晚上，“巴扎市场谣传，有一个从和阗来的英国办事员潜伏到此地，一位伪装成妇女的白俄罗斯人陪同。这对基尼不公平；但次日晚上，我们两个和领事馆的罕萨族卫兵踢了一场英式足球，如此一来，谣言更迟迟没有消失。”不踢足球的时候，与俄罗斯人打打网球，还有领事夫人汤普森-格洛弗太太组织的马球赛，每周两次。喀什的生活并不总是如此欢乐。就在一年前，汤普森-格洛弗太太在领事馆的露台上，被一名中国的穆斯林士兵击伤肩膀。

与雷金纳德·法勒的参观一样，弗莱明对条约口岸的参观以洗澡、美味的食物为标志。他到达长沙，“非常疲惫”，但是感谢商会理事的热情好客，“一个兴高采烈的匹克威克式美国人，穿着墨绿色外套”，他饱餐之后离开，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1933 年的哈尔滨充满危险，鲜有轻松时光：“几乎不会有外国人敢在晚上外出，没有人会不带武器上路。”在高尔夫球场，“一名武装到牙齿的白俄罗斯警卫，比一个球童更不可或缺”。匪帮仍然猖獗，一家英国大公司的分区经理设宴款待弗莱明，地点位于一座大型建筑，四周围墙顶端都装上了带倒刺的电网。他的哈尔滨之旅还因为与传奇人物独臂沙敦一起游泳而生动有趣，此人是当地军阀张作霖的贴身保镖，根据弗莱明的说法，这名仅存的老伊顿人声称，他在中国军队中拥有将军军阶。就在弗莱明与沙敦在配备来复枪和自动步枪的武装士兵、保安的注视下畅游的时候，对匪帮的惊恐仍然存在：“那些退到坟墓后面宽衣的女孩，没有在预期的时间里再度现身……看来考验侠义精神的时刻到了。但是最后，我们急切的口哨声得到了回应，大家这才放心。”

加拿大人启尔德携新婚妻子从中国上海坐蒸汽小轮溯长江

经历哈尔滨紧张的氛围之后，弗莱明前往更为安宁的口岸——九江。在前往牯岭之前，他住的中国旅店没有令他有太多不适。在前往牯岭的路上，他碰到了“一位长得圆滚滚的欧洲妇女，一张脸长得像只靴子，穿着深蓝色的短外裤和一件非常别扭的短上衣”。当她踏着隆隆脚步声经过的时候，只见“侧腹部的赘肉鼓出来，鼻孔大大张开”，弗莱明的译员喃喃自语：“耶稣的仆人。”因为她是住在这处山中度假地的众多传教士中的一位，到了夏天，这些传教士会返回他们的驻地。“一位德高望重的比利时牧师坐在轿椅之上，呵护着一束红、黄色的花朵，笑得非常甜蜜。在他后面，追上来一个怒气冲冲的美国人，两个无精打采的穿短外裤的女儿跟在他身旁。再后面是一个德国人和他的大块头妻子，两人都穿着维多利亚式的热带服装。”在牯岭，（弗莱明希望采访蒋介石），有“小贩兜售明信画片，布告栏里通知惠斯特纸牌游戏时间和教堂活动时间，商店里销售旅游小摆件和网球”。

弗莱明在牯岭偶尔碰到的“勒索”行径，不是中国人而是欧洲人所为。当时他离开仙岩饭店的旅伴，想要去游泳池游泳。为此，他需要获得两位牯岭业主的签名以及一份医疗证明书。葛斯福特太太，“一位又矮又胖、长相凶狠的妇女，在业主签名处签了两次名，此外还提供了一份医疗检查书。”上述服务，她索要1美元。“看起来，很多人付过钱，来让一个妇女对自己的双脚加以品评；不过花这点小钱，可以洞悉此等小小的道貌岸然的诈骗也算值得。”

有社会良知的旅行家：奥登和伊舍伍德

1938 年，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弗莱明进行了另一次中国之行，此次旅行，他遇到了一对意想不到的通讯员，小说家伊舍伍德和诗人奥登。伊舍伍德关于他们此次旅行的记述，着重体现了弗莱明的高效行事作风：“穿着他的卡其布色衬衣和短裤，配有高尔夫长统袜、粗犷的小山羊皮鞋子、防水腕表和莱卡相机，他大概直接从伦敦成衣店橱窗走下来，为绅士热带探险套装做活广告。”相比之下，伊舍伍德伤心地注意到，他自己的裤子“仍然泡在水里，我的衬衣前襟烧掉一大块——离炭火太近了；我的鞋子收缩了，硬邦邦的，满是泥浆”。同样，奥登也没能跟上形势，有顿饭他用手帕紧紧捂住嘴，无法直视“一盘惨白色的，滑溜溜的小东西”。

1938 年，伊舍伍德与奥登踏上列车，奔赴中国

虽然奥登和伊舍伍德大部分时间都与弗莱明一起旅行，采访的许多人也是相同的官员，但他们参观中国的动机以及对中国的报道却存在很大的差别。弗莱明是记者和旅行家；奥登和伊舍伍德则是有社会良知的旅行家。

在上海的工厂和作坊，他们看到上海更为黑暗的一面。路易·艾黎把他们带到那里。艾黎是新西兰人，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督察员，他试图提高工业生产条件（艾黎余生在中国度过，讴歌共产主义）。上海的外国侨民住在郊区，工作地点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稳定舒适。但是上海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区域，挤满了工厂，它们中的一些是外国人所有和经营，这些工厂的工作条件，放在西方国家，无法容忍。

在蓄电池工厂，一半的童工的齿龈已经出现蓝色线，这是铅中毒的症状。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存活一年或 18 个月。在剪刀工厂，你能看到工人的胳膊和腿出现了铬溃疡。缫丝厂充斥着热蒸汽，缫丝女工的手指头发白，真菌感染了皮肤。如果孩子们干活时懈怠，工头常常会把他们的手肘用力浸入开水，以示惩罚。有一家棉纺厂，空气中弥漫着尘埃，患上结核病几乎成为必然。

目睹到的一切令他们震动，奥登和伊舍伍德至少还能够逃离。他们返回位于法租界的英国领事的私人别墅，去吃午饭。即使在这样一个避难所，仍然躲不开外界的纷扰。一次花园派对上，“英国殖民地的女士们、奥尔巴尼公爵团、领事馆人员通力合作……玩猜字谜游戏的人发出愉快的笑声，尽可能大声闲聊，令他们无法完全忽略其他。茶歇时间，我们听到许多不属于这种场合的声响，从花园树丛外传进来。更远一点，郊区的某些地方，有机关枪的扫射声”。 

那个时候，来到中国的访客大部分没有注意到若有若无的短促尖锐的机关枪扫射声，枪声来自郊区，条约口岸仍然保持着令人称奇的与世隔绝，远离凶暴的土匪和混战军阀，这两者影响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随着涡轮机的发展，大型舒适的远洋航线开设，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游艇出游开始在富人中间风靡。大型船舶停靠在上海。在那样的地方，如伊舍伍德所叙述：

“无论疲惫不堪或饶有兴趣的人……都能够找到他所想要的任何东西。你能够买到电动剃须刀，或是法国大餐，或是裁剪优良的西装。你能够在华懋饭店顶层的餐厅跳舞……你能出席赛马会，参加篮球赛、足球赛……在澡堂和妓院，如果想要女孩或男孩，什么样价格的都有。如果想抽鸦片，你可以得到最好的服务，用具放在盘子里端上来，像是下午茶……珠宝商和古玩掮客等着你下订单。”

大多数旅行者去商店，是为了买丝绸（奥登和伊舍伍德参观过的条件极恶劣的工厂的产品）、绸缎、刺绣亚麻桌布和床单，一天之内就能做好的定制成衣，晚宴上使用的串珠手提包、屏风、瓷器、雕花的硬木家具，以及多种多样的小装饰品——一种工艺精湛的银质名片盒很流行，外观是一名头戴斗笠的缩微版苦力造型，可以摆在晚宴餐桌边。

他们会在上海总会喝上一杯，那里号称有世界最长的酒吧，尽管奥登和伊舍伍德一本正经去实地查验，“事实证明比我们期望的短太多”。或者他们可以像 1931 年安德烈·马尔罗和他的妻子所做的那样，参观大世界游艺场。电影导演斯登堡对大世界做了生动的细节描述，斯登堡为了拍摄《上海快车》，访问过这座城市：

“建筑物有 6 层……生机勃勃，喧闹无比，心灵手巧的中国人创设了各式各样的消遣游戏……第一层楼，有赌桌、歌女、魔术师、扒手、角子机、烟花、鸟笼、扇子、线香、杂技演员和生姜。第二层有多家餐厅、12支不同的表演团队、笼子里的蟋蟀、妓院老鸨、接生婆、理发师和掏耳郎。第三层有变戏法的、草药郎中、冰激凌小贩、照相师、新到的一群女孩，她们身着开叉的高领长袍，露出她们的屁股，假如有人拒绝了一楼更端庄些，仅仅露出一点大腿的姑娘；新奇事物还包括几排开放式厕所，这里的经理教导来此寻欢作乐的顾客，不要蹲下如厕，而是要确定一个与进口排污管更契合的位置。第四层楼熙熙攘攘，挤满了射击房、番摊桌、转盘、按摩长椅、针灸和艾灸屋、热毛巾柜台、鱼干和猪肠，还有舞台，一大群音乐人在此竞赛，想看看谁的声音可以盖过其他人。第五层楼以女孩为特色，她们裙子的开口直至腋窝、一只直挺挺的鲸鱼、说书人、西洋镜、面具、哈哈镜、两个代写情书的摊位，书记员承诺一定有效果，‘橡胶制品’以及一间庙堂，到处都是凶神恶煞的造像，还有线香。在顶层和屋顶上，有多种游乐方式，一群走钢丝的人在上面前后滑行，还有跷跷板、中国跳棋、麻将、燃响的成串鞭炮，彩票和媒婆。”

《上海列车》

北京与上海：游览、采购、寻欢作乐

许多游客在感受到如此深具异国情调的东方场景之后，搭乘火车耗费多天时间前往北京，见识更为严肃庄重的所在——长城，不再是京城的紫禁城和夏宫；再有就是更多的采购。

1929 年，诺埃尔·科沃德朝相反方向旅行，他搭乘略显破旧的“天洋丸号”前往横滨，再穿过朝鲜，然后到沈阳，他在那里和英国领事一起过了新年(领事的兄弟是电影《血流相思》的音乐指导)。新年夜的舞会是化装舞会。科沃德发现，在华丽的外表、极度的感人之外，这是奇怪的场合。因为这些身着奇装异服的欧洲人“被迫待在这个晦暗、遥远的地方，也许已经多年”。然后，他与他的旅伴第五世霍姆斯代尔（Holmesdale）男爵，杰弗里·阿美士德，裹上皮大衣，喝着白兰地，被 27 件行李还有一台留声机包围着，搭乘火车前往北京，之后前往上海。科沃德在那里患上流感。一连 4 天，他只能躺在上海外滩华懋饭店的床上，用一支永锋牌铅笔写了《私生活》。

虽说患上了流感，但科沃德和阿美士德享受上海，科沃德形容这座城市是“布鲁塞尔和哈德斯菲尔德的结合”。或许他指的是那幢建筑物。

“那里有许多舞会和中式正餐，还有国际性的宴会，绝没有让我们的精力消退，虽说我们的语言能力被蒙上了淡淡的阴影。我们结识了许多富有魅力的新朋友，引人注目的伯特夫人，还有她的双胞胎女儿；除了外形极迷人之外，她们能够用 6 种不同的语言争吵，甚至不会意识到这些语言之间并无关联；还有  3 位英国海军军官……我们和他们一同造访了许多底层人和同性恋者的流连之地。 ”

旧上海大世界

上海的底层人与同性恋者的流连之地臭名昭著。大世界是一处娱乐消遣之地，但上海还自诩拥有一流妓院。按照伊舍伍德的说法，诺埃尔·科沃德的海军朋友无疑也这么说，在上海的澡堂里可以找到男妓。福州路（同时也以草药商人一条街著称）是茶楼和妓院一条街，苏州歌女是其标志。更高级的妓院全都位于公共租界。虹口区有更便宜的妓院，为上岸休假的水手提供服务。虽然大部分歌女是中国人，但 1917 年之后，来自苏联的难民、白俄罗斯女孩，云集在霞飞路的“法国城”，成为“理发师、舞女和妓女”。第一家以外国妓女为招牌特色的妓院，于1864年在上海开业，但是中国人禁止入内；白俄罗斯妓女的到来，首次给予中国居民西洋色情兴奋感，她们在天津也从事该行业。

并不是所有的歌女都是妓女：将她们称作舞女、舞伴或者艺人也许更好。在汉口的小高尔夫球场（拥有一个室内小型高尔夫球场，以此为荣），任何一个晚上都能够见到歌女、她们的朋友以及顾客，伊舍伍德发现，她们“并非我们最初想象的职业妓女。实际上，想和她们中的某个人开始一段风流韵事很困难。相互介绍以及一段时间的追求必须要有；如果一个女孩不喜欢你，她不会要你”。她们在那里整晚跳舞、调情还有喝茶……身着“无袖的中式长袍，花色丝绸质地，腋下收紧，一个高高的领子箍住咽喉部位。长袍垂到脚踝，但是侧边开叉，如此一来，在穿衣者走路的时候，就能看到她膝盖以下的小腿”。

上海的冬天，潮湿且寒冷，夜总会的舞女们这个时候会带上橡胶暖水袋，当她们走近主顾的时候，能听见热水袋里的水咣当作响。

对于许多短期逗留的参观者来说，妓院和茶室也许能够满足他们的偷窥欲。沃利斯·辛普森，后来的温莎公爵夫人，在 1924 年访问了中国，当时她的第一任丈夫温·斯潘塞供职的美国海军驻扎在中国。据一本引起轰动的自传记述，她前往一家位于香港浅水湾的妓院，那里也是这块殖民地唯一接纳外国妇女的地方。

当这位访客进来的时候，一个身着蓝色棉袍的男人微笑着出现了，深深鞠躬。他把访客带到一间很大的正方形房间，绿色和白色的帷幔覆盖了墙面。门厅之后，是长长的过道，通向另一间大厅，里面有奢华的装饰椅和长靠椅。门和墙都用中式栅格和涡卷纹装饰。昂贵的红木陈列柜，价格不菲的中国装饰品错落有致地摆放其中。女孩子们通常都身着蓝色或红色丝绸衣服。二楼有多间迷你但高雅装修的房间，妓女们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主顾。

“国务院……大量的档案文件”这样一种形式出现的传闻，暗示了辛普森夫人“在那些妓院学会了不正当的手法”（她还被怀疑从事谍报工作，“试图从她遇到的英国军官那里获取海军机密情报”）。164在没有谍报工作，因“被推迟入场”或者不做热油按摩的时候，她会到上海旅行，居住在浦江饭店。据说，在她玩巴卡拉纸牌、轮盘赌和21点纸牌的时候，有钱的男人提供给她资金，她还参与大宗毒品交易，充分经历了上海生活的阴暗面。她在上海遇到了一位英俊的法西斯分子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墨索里尼的女婿，他当时正在上海意大利领事馆工作。暑假时，她在秦皇岛（长城与渤海接连处）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令人不齿。在北京的时候，她和阿尔贝托·德·扎拉传出绯闻，此人是意大利大使馆的海军事务专员。她最初入住北京大饭店，在与罗格斯夫妇一同迁居史家胡同的一处四合院之前，她还抽出时间参观紫禁城。她有自己的女仆和黄包车夫（直到他被一辆汽车撞倒），周末的时候，和罗格斯夫妇一起前往京郊一处山中寺庙，在那里骑马、打麻将、扑克和桥牌。

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

有一个人的中国之行更是风头出尽，她就是后来通过婚姻与沃利斯家族建立联系的埃德温娜·蒙巴顿。她嫁给了爱德华八世的表兄蒙巴顿勋爵。她的丈夫在海军服役期间，她与伴侣哈罗德·“邦尼”菲利普斯环游世界。她目光投向中国，将其设定为热门旅行目的地，乘坐火车，途经俄罗斯和中国东北，陪同她的有邦尼和一只乌龟。两周的火车旅行之后，他们到达了北京。埃德温娜发现，北京严寒难耐，春天的沙尘暴害她得了鼻窦炎。他们几乎立即前往上海，在那里搭乘最近的一班船前往地处热带的菲律宾群岛。

埃德温娜·蒙巴顿没有摄服于北京的魅力，这在来访的外国人中并不多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仍然是一座拥有城墙的城市，保留了许多传统特色，到处可见年长的绅士，身着丝质长袍，头戴紧紧箍住头皮的丝质无檐便帽。琉璃厂安静的古玩店，附近还有长安街。北京还是一处学习中心，有多所优质大学，大学里的中外文讲座提供使人精神振奋的聚会机会。对于诗人和中国、日本绘画研究先驱劳伦斯·比尼恩而言，为期 10 天的北京之行（他在那里享受了一种“阿诺德·本涅特笔下的百万富翁生活方式”），展示了“一种具传奇色彩的宏伟壮丽”，这样的特质吸引了长期定居的外侨，他们当中就有在 1931 年到 1937 年期间定居北京的哈罗德·阿克顿。

阿克顿定居北京的举动鼓励了其他人。奥斯伯特·西特韦尔和他的朋友戴维·霍纳在 1934 年抵达北京，停留数月。德斯蒙德·帕森斯是一位富有的年轻人，他翻译中文神话故事，在同一年到来，就在他回国的时候，患上并死于癌症；建筑史家罗伯特·拜伦接管了帕森斯留下的房子和仆人，写成他的波斯游记。拜伦性格执拗，对于北京那些大到不可思议的建筑群，他的观点与比尼恩不同。拜伦认为：“从真正意义的建筑学角度来说，它们一无是处……布局单调，毫无才智可言。”

大约在阿克顿和拜伦在北京住下来的同时，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温德来到北京，为的是摆脱费城的体面生活、母亲的期许以及众多的姐妹（他应该和其中一人结婚并生养孩子）。温德留在了中国，直到 1986 年，90 多岁去世。他终生未婚，在北京大学和隔壁的清华大学教了几十年英语。晚年时，他独自住在北京大学校园中一所精巧的房子内，这里从前是狩猎用房，陪伴他的只有他自己画的一张画和画里那位从芝罘来的赤裸上身的年轻渔夫，令人遐想一个他在费城不可能享受的爱情故事。

哈罗德·阿克顿

同样的，哈罗德·阿克顿在他的回忆中从不遮掩自己来中国是为了寻找爱，或者说是并不复杂的男男关系。但他强调北京生活中的审美情趣。他最初住的四合院位于甘雨胡同，后来搬到北河沿的一所房子，小河的边沿栽种了柳树，离故宫不远。在北京，“一切事情都极为讲究对称；每张桌子、每幅图画、每个花瓶和每个碗，样式大方得体，我选了些物品，为此讨价还价，喝了无数杯茶，一杯接一杯”。最后，1936 年，他搬到一处“完美”的中式大宅子，有三重院落，还有一个后花园，位于广兴胡同，近王府井（哈德门大街）。“一座大小适中的封闭式花园，种满丁香花，还有装饰性的大石头”，他还给自己修了一个游泳池。

宽广的前庭……我铺上了从乡村运来的新鲜的绿色草皮……山楂树长在后院，那里的房子我用中式板条装饰……砖头垒成的凉棚架连通房间，棚架上爬满了正在开花的藤蔓植物……我这里的空间足够，我把所有的画都挂上，再摆上我收集的老式家具。十来件长轴花鸟画，鸟儿栖息在树梢或花枝上，绘制在丝绸之上，18世纪的作品……精选的青铜礼器……花瓶和笔筒，用多节的、不光滑的、扭曲的木头雕刻而成，不可思议的真菌化石样品，还有古代罗汉打坐造型的树根。

发现北京传统生活方式的令人陶醉之处

从南京过来的奥斯伯特·西特韦尔同样发现了北京传统生活方式令人陶醉之处。关于南京，他表示不会有所隐瞒：“出于兴趣我会如实记录，在一个同胞经营的豪华饭店，我要了一杯茶，他们给我端上来的东西，让我想起欣德海德驿站湿哒哒的周六下午；我随后指明想要中国茶，给我的回答是，‘我们只供应锡兰茶和印度茶。’”而在北京，恰恰相反，到处都是古老的寺庙、种有连翘属植物的花园以及“反复打磨的大块石头”，男人们身穿“厚厚的棉袍，有时饰以毛领，在这个季节会再戴上一顶三角形皮帽，酷似那些凡·爱克或他的追随者所绘制的佛兰德商人肖像画”；五颜六色的风筝飞翔在蔚蓝的天空，成群的鸽子在头顶盘旋，系在羽毛上的鸽哨发出一种怪异恐怖的嗡嗡声，在靠近哈德门的地方，有小株的开花树木出售——“苹果树和橘子树，桃树和樱桃树，树梢有朦胧的粉红色或被积雪压弯了腰，橘子树距离开花尚有时日，它们的果实，有些像灯笼一样散发红润光泽，其他灰橄榄绿色的果实藏在光滑的叶片下面，零星几株玫瑰，大约两到三英尺高的紫藤，蜿蜒盘绕，垂下来的纤细花簇，颜色像暴雨云一般青白”。

西特韦尔是匆匆过客。而作为一位长期居民，阿克顿需要工作，像之后抵华的温德一样，阿克顿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他把家安在故宫东北角，一处破烂的、像营房一样的建筑。此地 1910 年建成，西式风格，肉红色砖墙，至今保存。参观者们仅逗留很短的时间，他们不需要找工作。德斯蒙德·帕森斯冒着风险，前往位于遥远甘肃的敦煌石窟。虽然在北京的时候，他喜欢陪同阿克顿去中国剧院，但这一次，西特韦尔独自前往中国南部旅行。

罗伯特·拜伦

罗伯特·拜伦住在德斯蒙德·帕森斯留下的房子里，他发现它非常怡人：“一重又一重的庭院，种了各种树木、竹子，诸如此类……每间房屋的三面是砖头，剩下一面是纸糊的。这实在令人诧异，它们如何能保暖。”虽然他完成的波斯游记，最后以《前往河中之地》为名出版，拜伦仍然有时间沉迷于“服装的狂欢之中。一套粗花呢西装花费 25，一套晚宴西装 30，丝质衬衣 4……一件稳重的深灰色外套，近乎黑色，有假的貂皮领子，衬里是花斑猫图案——我能想象自己超级时髦的样子，所有这些耗资 4.10 英镑”。

拜伦在北京过得并不舒心：帕森斯的致命疾病令他沮丧，他还担心他的书。他十分恋床，只是为了身体着想，偶尔会和哈罗德·阿克顿一起散步，走在路上，有时候“会被裹挟着尘土的冰冷旋风逼回来”。他讨厌乘坐黄包车，“我认为这很可耻，你每一次外出都在羞辱其他人”，尽管他注意到，其他人似乎非常喜欢坐车。尽管他离群寡居，但拜伦似乎会见了许多来北京的外国访客，在他看来，基本都是那些“不用工作的美国妇女们，有着大笔的收入，（她们）翩然走近你的生活，就像蝙蝠钻到你的头发里面一样……你该如何是好？”

更受访客欢迎的是朱利安·贝尔，此人是克莱夫·贝尔与瓦妮莎·贝尔的长子，伍尔芙的侄子，“一个友善的、乳臭未干的家伙，有着最可笑的布鲁姆伯利口音”。1935年夏天，朱利安·贝尔申请到一份在中国教书的工作，随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第二年1月份的寒假期间，他与凌叔华一同到北京旅游。凌是武汉大学那位系主任的妻子，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风流韵事。（他习惯用字母来列举他的情人们：凌女士是K，但是到 1936 年秋天，“武汉出现了可能的候选人，编号是L和M，一个是中国人，另一位是英国人”。）凌叔华是技艺精湛的画家和诗人。20 世纪 20 年代，她是燕京大学最受欢迎的女学生之一，但是多少有些厌倦了省会武汉。朱利安·贝尔形容第一次见到凌叔华的情景，“极有教养：他，一位批评家和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家……她，一位画家（中国画），短篇小说家，还负责编辑武汉一份报纸的文学版面；据我所知，有时她被称为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过在我的想象中，她远不止于此”。

陈源与凌叔华

朱利安·贝尔生活在武大校园，那里的山林郁郁葱葱，距离汉口有些远，距离江对面的英国侨民略远，他几乎完全没有提到条约口岸的生活，而是集中描述武汉大学的氛围，“地中海风格的剑桥”。在他试图组织仆人办一场晚餐派对的时候，他问他的母亲：“你是怎样做到工作家务两不误的？”对朱利安·贝尔来说，北京是纯粹的中国城市。对哈罗德·阿克顿来说也是如此。 

“难以置信的美丽，浓重的色彩：淡蓝色的天空，淡黄褐色的大地，淡黄色的树木，橄榄色的竹林，中国松树……不可思议……可爱的双峰驼在街道上踱步。每个人都身着皮草……琉璃瓦屋顶有着赏心悦目的平滑曲线；琉璃瓦……呈现饱满的深褐色和金黄色……配以冷色调的蓝与绿。”

朱利安·贝尔还在北京购物，目标是“珐琅耳环，小块玉石……我在一家丝绸商店为内莎买丝绸刺绣，各种颜色都有，摆在柜台上，犹如五彩斑斓的凤凰尾羽”。

在北京期间，凌叔华带他与哈罗德·阿克顿去拜会齐白石，他很可能是中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画家。齐白石“戴顶瓜皮帽，着褪色的蓝色长袍，上面沾有颜料和油灰污渍，在一间画室接待我们……破损的纸糊窗户，微风吹过，轻轻拍动，像关在笼子里扑腾的鸟。每一件东西上都积了厚厚一层来自戈壁的风沙。齐白石本人看上去好似刚刚经历过一场沙尘暴”。

虽然贝尔的信件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北京的空气，但外国人所写的对这座城市最好的描述也许来自安·布里奇。这是玛丽·奥马利（Mary O’Malley）的笔名，她的丈夫欧玛利（Owen O’Malley）在 1925—1927 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参赞。尽管责任在身，是作为外交官的妻子，还是孩子的母亲，她的孩子先后感染过猩红热、白喉、痢疾、脓毒性肺炎，但在北京的短短两年，她仍设法收集足够的素材，撰写了3本超级成功的有关中国北方的小说：《北京郊游》（Peking Picnic），《姜黄色的格里芬》（The Ginger Griffin）以及《四部曲》。这些故事现在读起来多少有些过时，女主角们遭受了多次暗恋的诱惑，然而却嫁给了自己讨厌的人。她们过于忠诚，无法与丈夫分离，主导童话故事的通常是一位高个子女主角，身形苗条、直觉敏锐，博览群书、富有魅力（尽管脸庞略微有点长），与作者本人的照片重合度很高。所有的场景和氛围描写，精确且具有怀旧情绪。

与罗伯特·拜伦不同，安·布里奇明显享受黄包车出行：

“黄包车是最令人愉快的有风度的出行方式。坐在减震良好（有弹性）的有篷轮椅上，充气轮胎以令人称奇的速度运送乘客；他独自一人坐车，因为车上只能坐一个人；轻快而平稳地视野无遮挡，但是低头可以看到一路小跑的车夫的后脑和肩膀；风儿轻轻拂过他的脸庞，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舒舒服服撑开遮阳棚。唯一的缺点是，为了抵达任何一处车夫不熟悉的地方，乘客要知道的不仅是到那里的路径，还要知道一路上的方位。因为中国人不是用左右来指明方向，而是用东西南北，诸如此类。你得在拐角处喊‘往东’……（如果你静下来想这个问题，和我们的方向指示法比起来，他们的用法更进步且更为聪明）。”

在她的小说中，旅行是持续不断的主题。《北京野餐》以及《四部曲》都以某次北京北郊的登山旅行为中心。外交官和侨民经常在夏季进行登山活动，因为平原地带闷热难耐。在《北京野餐》中，一支外交官旅行团前往古刹戒台寺和潭柘寺，他们在寺院中碰巧被土匪绑架。美丽且宁静的寺院，在书中有美妙的形容；还有，虽然并不那么风靡，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仍然会有外国参观者借用寺院的大堂，把他们的行军床安置在其中，近在咫尺的地方就进行着漫长的佛教功课。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勒罗伊小姐住在戒台寺，她只想让自己舒服，毫不怜惜寺院的灰泥墙。

她从她的裤子口袋中取出两个钉子，把它们钉进墙里……挂上她的一面小镜子，她的毛巾挂在另一个钉子上。为了垫高行军床配备的枕头，她把备用衣服放在下面，行军床被挪到睡炕的对面，这样炕就能被当做床头桌用，上面摆上了她的书、巧克力、一包香烟还有一支插在沙司罐头里的蜡烛，井井有条。

在安排好这些内务之后，勒罗伊小姐享受了，不是野餐，而是一顿正餐。她坐在露台上，“一张桌子上铺上了到位的亚麻桌布、玻璃杯和大量的银餐具”。“一位身着白袍的男仆”端上来雪莉酒，“还有清澈的鸽子蛋汤……烤小龙虾配荷兰酸辣酱，白葡萄酒……美式烤鸡（配俄式沙拉）……水果和奶油慕斯组成的什锦果冻……咖啡和餐后甜酒。”

在《四部曲》中，周末旅行者的美食供应多少有些逊色，他们来自“邮政局”（罗比特·赫德爵士设立的大清邮政局，和中国海关一样，高层职员主要是外国人）以及外交机构：虽然有遭遇土匪的威胁，但他们在山中的特拉普修道院避免坠入爱河（失恋，再恋爱，再失恋），并深深真切认识了他们自己。《姜黄色的格里芬》描述了（自鸣得意的风流韵事和戏剧性疾病，那些曾经折磨欧马利的孩子们的疾病）另一种在中国的西式爱好，便是拥有、训练和骑乘蒙古矮种马。

《在中国屏风上》【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

安·布里奇书中的角色，某种程度上是以她遇到的北京侨民、参观者和外交人士为基础。萨默塞特·毛姆很可能希望，不要受他所遇到的人太多的影响。他的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屏风上》出版于 1922 年，这是一系列的小故事，立足于一次他在中国的冬季旅行，时间是 1919 年至 1920 年。讽刺、挖苦且漫画式的“类型”包括：“领事”“神的仆人”“女王陛下的代表”“汉学家”“老前辈”。这些作品令外国侨民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威胁毛姆，如果他胆敢再次踏足香港的话，将会用马鞭抽他。这些言简意赅的故事经过毛姆精心构思，讽刺意味浓重；短篇《雨》之中，小小的伊丽莎白在洗好澡之后，干爽且温暖，女孩等着听睡前故事，她“看上去真的很可爱，穿着她的睡衣，头发梳成两个辫子”，与此形成对比，“一队苦力，一个接一个弓身前行……背上硕大的棉花包压弯了他们的腰。单薄且破旧的蓝色衣服被雨水淋湿，紧紧贴在他们的身体上”。短篇《恐惧》描述了那位自我殉道传教士的苍白肖像，他把全部生命奉献给在华传教工作，却憎恶他想要皈依的中国人，他们完全拒斥他；还有“那位副领事”，一位“非常年轻”的外交部代表，他旁听了一次审讯，一位年轻的中国人被控冒犯一位外国人。犯人被处决之后，一次在俱乐部喝酒，这位副领事闲聊此事，评述到那名被处决的犯人，称“他扭动了好一会儿”。

毛姆也许在香港不受欢迎，但是在中国其他地方有外国不良分子的容身之所，因为中国与欧洲、美国相距遥远，地域辽阔，且不要求入境签证，缺少统一的治安管理。中国为这些人提供了逃脱和新生的可能。

此文摘选自《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 - 1943》

作者: 【英】吴芳思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译者: 柯卉 ；出版年: 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