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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0一位澳洲作家 与中国的姻缘
尼古拉斯·周思
编者按：单读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故而我们更希望聆听世界的声音，眺望世界的地平线，与中国读者一起阅读世界与观察时代。最新一期《单读14》的澳大利亚文学特辑与 “澳大利亚文学周”合作，探索一个具体国家的文学状况。
中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往往认为澳大利亚文学是一种新文学，一个新国家的文学。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提供了一种比较，因为许多中国作家想要以新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社会不断变化的经验。乡村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社会变迁的感受，对 21 世纪的想象……这些都是共有的主题。
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也是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当代澳洲、亚洲艺术和文学方面著述甚广，同时对中国作家与文学保持着紧密联系和密切关注，以小说和文化随笔见长。他生于伦敦，在澳大利亚珀斯和阿德雷德长大，毕业于牛津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此后在堪培拉、悉尼、英格兰、意大利和中国工作，现在是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的教授。
在尼古拉斯·周思的著作中，有四部与中国文化、历史、现实生活有关，分别是《长安大街》（Avenue of Eternal Peace, 1989）、《黑玫瑰》（The Rose Crossing，1994）、《红线》（The Red Thread， 2000）、《本来面目》（Original Face，2007）。之所以对中国产生如此浓厚的书写兴趣，是因为他与中国有着家族的姻缘。1891年，他的曾祖父周守恩（George Herbert Jose，1868-1956）与妻子一起从悉尼来中国传教，在浙江绍兴、宁波和台州等江浙一带工作、生活了近 10 年，他们不仅传教，还拍摄了大量中国当时的照片，记录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写下了大量的中国日记和书信。而尼古拉斯·周思的《长安大街》就是根据这些日记与书信来进行创作的。在下一代，即他的祖父 Ivan Bede Jose，在他的曾祖父来到中国的第三年，出生于中国，在江南水乡度过了童年时代。这种家族的记忆，让尼古拉斯·周思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也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83 年，周思来到中国求学，从 1986 年到 1987 年，周思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了 18 个月，1987 年到 1990 年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他熟读中国历史，喜欢鲁迅、老舍、沈从文、郁达夫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对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学也都有涉猎。丁玲、吴祖光、王蒙、杨宪益、戴乃迭、冯宗璞、谌容、叶辛等许多中国作家、艺术家都与他有过交往。周思真诚热情、充满活力，几十年来为中澳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借此，单读特意采访了尼古拉斯·周思，询问了澳洲眼中的中国文学以及澳洲自身视野里的澳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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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周思：讲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至关重要
单读：每次要向陌生的读者介绍澳大利亚文学的时候，您通常会怎么说？它核心处理的矛盾是什么？
周思：我首先会说，澳大利亚文学反映的是澳大利亚人长久以来的生活。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口头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 1788 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前，它采用澳洲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群岛人的语言，改编成英语文学后，仍是一个强大而持久的存在。原住民对这个国家的归属，以及外来者和定居者与这个鲜有文字记录的全新而陌生世界的相遇，是澳大利亚文学流行的主题，它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历史和歌曲等非虚构作品这些重要的文学体裁，还有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和戏剧。土地与环境，乡村与城市，移民与身份；幽默，方言白话，社会关系，以及普通中的特殊体验是常见的要素。
单读：在英语文学的版图中，澳大利亚文学整体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周思：自 18 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英语文学基本上按照自己独立的轨迹发展，寻求表达澳大利亚民众的独特经历，这既是为澳大利亚人自己，也是为相隔遥远的读者而创作。这样它就构成了英语文学中一个不同寻常的文学主体，然而通过过去两个世纪的图书和思想的传播，澳大利亚文学也与更广阔的英语文学世界的潮流联系在一起。自 19 世纪以来，女性作家为澳大利亚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半个世纪，原住民作品和非英语背景作家作品的繁荣进一步造就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独特性。
单读：澳大利亚文学史是否有几个明显的阶段？不同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周思：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19世纪（殖民时期）；纪录片写作、现实主义、距离的体验、疏离、挣扎；
1900-1950年；现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形成，形式包括虚构和诗歌；内在性，实验，世界主义；
1950年至今；一个活跃可行的出版业的发展；奖学金和教育；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和商业化。
单读：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曾经评论澳大利亚的文学与艺术在整体上都有一种文化自卑（Cultural Cringe），您是否认同？
周思： “文化自卑”这个说法是文学批评家A·A·菲利普斯（A A Phillips）在 1950 年缔造的。他是澳大利亚文学的坚定倡导者。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咆哮”（Cultural Snarl），指的是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艺术家激烈地对抗旧世界的文化，尤其是英国的文化。当澳大利亚的艺术和文学以牺牲本土的创造力而追随国际潮流的时候，“文化自卑”就更加明显。
刘震云（左）和尼古拉斯·周思（右）谈文化包容
单读：殖民历史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还有其他原因吗？
周思：殖民历史把结构、叙事和其他局限性的压力强加给我们，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必须加以抗拒。创造性的参与是一个方面。规模也是因素之一。国际的英语文学市场非常庞大；国内的澳大利亚文学市场相对较小。作家们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的读者。
单读：在所谓全球化的年代，为什么这种文化自卑依然难以克服？
周思：我不认为文化自卑在澳大利亚非常严重。比如，在澳大利亚的各种文学活动中，本土作家经常能吸引最多的听众，不过澳大利亚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英语出版商也很重要。
单读：另一个符号性的存在是原住民。对于本土世界的描写，在文学上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吗？现代读者是否依然对此感兴趣？
周思：许多最受欢迎的澳大利亚作家都是原住民：亚力克西斯·怀特（Alexis Wright）、阿妮塔·海斯（Anita Heiss）、梅丽莎·卢高琴科（Melissa Lucashenko）、托尼·伯奇（Tony Birch）和阿里·科比·埃克曼（Ali CobbyEckermann），不胜枚举。还有音乐家、电影制作人、舞台剧导演和视觉艺术家这些从事语言工作的人。许多著名的原住民学者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都颇受关注和重视。
单读：“边缘与中心”、“本土与世界”这样二元对立的结构，不足以概括澳大利亚文学。就文学或者文学性本身而言，您最喜欢这里的作家和作品身上的哪种特质？
周思：有些东西是很难概括的。过去 25 年主要由年轻作家撰写的澳大利亚当代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和丰富性。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作品在市场和读者的反响方面，包括在国际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澳大利亚经验的深度和广度——跨越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环境和不同年代——以及经常出现的犀利的幽默，是澳大利亚文学的魅力所在。
单读：能否拿南非、加拿大这些国家来做一个对比，类似库切、门罗这样的几乎成为文学符号的作家，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对应的人物有哪些？
周思：1973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仍然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偶像式人物。更近期的作家，包括戴维·马卢夫（David Malouf)、彼得·卡雷（Peter Carey）、海伦·加尔内（Helen Garner)和蒂姆·温顿（Tim Winton），都是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名字，其作品在国际上被广泛的阅读和翻译。莱斯·默里（Les Murray）被许多人认为是仍然在世的澳大利亚最杰出的英语诗人。
单读：类似《辛德勒名单》这种引发全球反响的澳大利亚作品多吗？它们这种全球性的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周思：的确如此。讲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至关重要。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的《辛德勒的名单》就是一个典范。更近期的例子包括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的作品。她最畅销的小说《奇迹之年》（The Year of Wonders）的故事发生在 17 世纪的英国。悉尼作家莉安·莫利亚提（Liane Moriarty）以悉尼为背景的作品曾经轰动一时，就像简·奥斯汀的作品一样，它们描写了当代中产阶级的生活，对读者产生了普遍的吸引力。她的《小谎大事》（Big Little Lies）被搬到加州改编成电视剧，由澳大利亚演员尼克·基德曼（Nicole Kidman）担纲出演，目前正在热映，收视率颇高。汉娜·肯特（Hannah Kent）广受欢迎的首部小说作品《凛冬将至》（Burial Rites）讲述了 19 世纪的冰岛的故事，销售范围也很广。
托马斯·肯尼利接受单读采访，近期将在单读 APP 发布
单读：没有获得足够的国际关注，在您看来是否影响到了作家们的创作和自我认识？
周思：不，我认为在如何处理自己的作品以及让作品传播到哪里的问题上，澳大利亚的作家们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
单读：成为一个作家，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比如，焦虑？潦倒？还是风光？
周思：在澳大利亚成为作家有很多种方式。几乎没有作家靠版税谋生。多数人——甚至包括相当有名的作家——都有其他工作，比如教书，或者拥有更广阔的媒体平台（记者、编剧）。写作是一种职业，它不太容易，它有自己的回报。但澳大利亚人是全世界人均读书量和购书量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热爱和尊敬他们的作家，会去文学节活动中听他们演讲，去读书俱乐部讨论他们的作品。
单读：联想到一位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Alistair MacLeod），他的短篇小说写故乡写村子里的人在城市里漂泊，在中国读者这边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尤其在我们书店。能不能简要谈谈您觉得文学的意义什么？联系到澳大利亚文学的整体背景。
周思：文学能够旅行，这跟人口流动性日益增长的世界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文学是一种十分容易接触的、亲密的艺术形式。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体验，不受国籍或文学背景的限制。当然，翻译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学穿越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同样重要。通过这些方法，文学就能够改变和扩大世界对可能性的认知。
单读：现在年轻作者的创作环境如何？有哪些发表平台、资助或者机构，是他们主要的活动舞台？
周思：政府运营的文化机构，包括作家组织、各种奖项和慈善资金，以及学校和高校的创意写作项目都会为新兴作家提供支持。网络出版文化近些年来十分活跃，纸质媒体也是如此。
单读：新媒体技术的变革给写作者们带来什么新的改变了吗？
周思：一个变化是让澳大利亚文学更容易参与到国际网络，比如通过 The Lifted Brow 和 Cordite 这样的杂志。
单读：您也熟悉中文和中国作家，觉得澳大利亚作家和中国作家之间，有什么文学上的亲缘性吗？
周思：许多中国作家访问过澳大利亚，也有许多澳大利亚作家访问过中国。在澳大利亚，可以买到的英译中国作家作品还是不够。中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往往认为澳大利亚文学是一种新文学，一个新国家的文学。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提供了一种比较，因为许多中国作家想要以新的方式记录他们的社会不断变化的经验。乡村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社会变迁的感受，对 21 世纪的想象……这些都是共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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