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都的阴影中

在大都的阴影中

撰文：唐克扬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写写北京，这个我此生生活过最长时间的城市。但是又觉得无从开始。在这里，即使过去发生的事情，和当下也有着太过紧密的联系，让人难以保持冷静——比如，颐和园，不独是某年我目击的古建筑测绘的现场，更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使人一下回到年轻时特定的时刻，或者是回想起一个当代史的场景。又：即使作为生活的容器，北京也并不是那么截然地亲切，谈不上绝对平易近人。只要你在这经历过一轮完整的四季，同时体验过高爽的秋季和凛冽的冬天，就能对这一点有所体会。

与此同时，我又找到了一个新鲜角度，用于重新发现你熟悉的城市，既出脱了寻常的时间，也和特异的空间有关。那就是，城市里仍然有很多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但却用不着有“xx 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签——没来北京之前，我很难想象首都也有这样的去处。现在，我终于明白，比起那些挂着铜牌的地方，它们更像真正的历史。正是因为没有被“保护”，它才“完好无损地残破”在你的身边，和你此刻的感性建立了最直截了当的联系。如上所述，这种完好往往又是以破败的面貌呈现的，因为拿出冰箱的食物必须长霉，腐坏，朽烂。已经剥落的历史，恰好是因为残缺不全，才在你的想象力之内，激发起你的无尽的想象——就像没有大修之前的故宫，更像我们期待中的“故”宫。

电影《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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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时我第一次去北京，就看到了这样的元大都土城。是在北师大和北京邮电学院的西边那一截——西土城，它有一个修饰过的端头，包砌着现代的材料，呈现出城墙上窄下宽的剖面。除此之外，它就完全是一截土岭，时而高大，时而低伏，向北延伸好几公里，然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区的北面又改为东西向了，断断续续，一直到芍药居附近都看得见。那时候，这个地方还谈不上“公园”，更没有系统大规模的广场舞，没有以此命名的地铁站，就连“土城”这个地名，也不是所有人都叫得上来。据说，在西土城对称的地方还有东土城路，可是，我实地去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找到，只有一道水渠，和西、北土城外的“护城河”情形相仿。

第一次看到它让我十分惊讶，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在外地，很少有人会向你提到它的存在。历代歌咏北京的诗词不少，感兴趣老城墙和城门的著作也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明清时代的，只是到了这，我才意识到，北京的起点是一座已经看不见的大都城，是马可·波罗和卡尔维诺描写过的城市。我几乎记不得有谁曾经写过元代的“荒城”或“故城”。

不是“大都”，而是大都的影子。

原来，现在二环路的北边，历史上并不是一无所有。只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有关这明明白白的废墟和曾经的新建之间的关系：历史书上写着，明清北京城是放弃了北边约三分之一的元大都城面积，同时向南拓展了一截，也就是从约今长安街的位置，移到了前门东西大街一线。明初人另起炉灶并不难理解，可是，已经放弃了的，那些很难就便移除的前代城垣，难道是干净利落拆光了吗？如若不然，那么，就像扬州历史上的新旧城圈的关系，这荒芜的一段毕竟还和要建的城墙相近，岂不是就对敌人构成了军事上的价值？（既然这两座城市实质上是部分重叠的。）

明末，李自成由昌平直取北京，就是首先出现在土城附近的。鉴于它今天依然可观的高度，顺军的游击部队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地标，他们会攀爬上城垣，由此观察城内，骑兵甚至可以顺着不算很陡的土坡直接上城。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大都城垣可能比明清北京城还要高大，后者因为一直保留到建国之后，数据基本准确。最为高大的北城墙，也才 12 米不到。根据测算，元大都土城可能 16 米以上，大大超过这个高度。[1]

事实上，土城今天依然存在，其中的信息已经明白无误，这些更早之前的城市边界，不容易完全消失。若非近代有了强大的工程设备，在原本一片荒芜中移走巨大的土堆，既没有可能也无必要。东西北三个方向延展的这些土堆，说它们是大都的“影子”，有好几重含义：首先，在基本没有地形起伏的北京（平地而起的建筑物，太和殿不过 26 米），比地表高出太多的这些城墙，确实会投落浓重的阴影，没有高楼大厦之前尤为显眼；其次“影子”是视觉层面的对比，城市环境里的废墟，容易等同于一片嘈杂的背景，脏一点，像垃圾堆，工地，收拾干净了也就是没有来由的风景，遛狗忘了铲屎也不用内疚——因为过于破落，人们对土城往往视而不见；最后一层的“影子”是有关意义的，由于上面说到的平日里的漠视，你一旦告诉路人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往往会引起他的困惑，那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相对于繁华的现世，这些不容抹杀却又一片空白的前朝旧迹，等同于一片鬼域。

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发掘情况（由西南向东北拍摄），图源： 《考古》杂志，1972年第6期

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大都城，显著地离开了中古城市的传统，这种转变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传奇的马可·波罗明确地描述说，大都皇宫建筑“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辉灿烂，犹如水晶”，直到近代太平天国时期，这种红红绿绿的彩色琉璃构件，依然吸引着西方人的目光，但并不是唐宋长安、洛阳和开封的趣味。马可·波罗本人生平的争议，不比大都的设计少，他就像一个幽灵，从未出现在中国方面的著述里，他观察到的城市图景，到底是神话和夸大还是确有其事，一时倒也难以确认。但大都已经被覆压，被消解，被荒置，“它在那里”，但又和汉语中的马可·波罗一样，无从考据，无影无形。

直到九十年代初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属于元大都土城的那一片区域，从北二环开始，包括今天三环路北在内，发展得依然很不充分。在侯仁之等人复原的明清北京历史地图上，城外是以一片空白表示，就好像世界在那里戛然而止；而徐苹芳陈高华有关元大都的专题研究里，这部分的里坊结构是以虚线表示。虽然历经考古发掘，搞清楚了大都城北部房屋的尺寸模度，毕竟只有点状的发掘，一切只是“推测”，不像二环路以内我们脚下的北京，是言之凿凿的。明清北京城，已经是一种“眼见为实”的历史了。

这便浮现了一个历史城市的核心问题：对于一砖一石建设起来又一砖一石消失的城市，我们知道历史、理解历史和确认历史，是几个不同的维度。

显然，元大都的整体，不是我们仅仅可以依据现状充分理解的。更不要说，更久远之前的北京——金中都，辽南京，可能还有更早的幽州城——虽然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却缺乏直观的理解基础。这，或许是因为人们理解时间的维度，通常是基于“经历”。因此，有限的生命经验决定了有些历史是直感（就算是你还记得的事，往往也因为太早了而漫漶不清），有些则只能是因为“我熟悉你（你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母……）所以我理解你讲的事”；理解空间，更只能“眼见为实”：虽然看得到的东西本身也经历了时间的摧残，土城并不真的是元代的样子了，我们至少感受得到它的整体，才方便整体推测更久以前发生的一切，正是“我熟悉你今天的样子所以我理解你的过去”。

元大都平面布局推测，其中如中心阁一带的建筑形制和规划含义一直多有争议。图源：《考古》杂志，197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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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土城这样的断片中，大都才慢慢浮现的。在故宫博物院，我们发现熙和门外武英殿以东，一座石桥（断虹桥）看上去远比其它的更为古老，那不仅仅是找到一件更值钱的文物，而是关系到整个城市的空间考古，桥可能位于重要建筑的要路上，让我们联想起争议中偏西的元大都中轴线。如果只看局部，那些更为质感的城市的残片，往往反而误导了对历史整体的认知。不同于祖父母叙说前朝往事，我们全凭想象，历史城市遗迹以小领大，会对理解它的过去造成更直接的影响。

尺度更大的城市遗址的意义，本是琳琅满目的博物馆也不能替代的，偏偏，一叶障目，远多于一叶知秋，喜欢黑屋子中让人亮瞎眼的文物的人居多，它们构成了（博物馆中）日光（灯）下更显见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的世界的高光成了那个世界的全部。看到它们，不等于就能够把握那个时代的城市氛围，相反，有时候你就看不见那些时间阴翳中的东西了。

断虹桥，图源：故宫博物院

在钟鼓楼、在北海，哪怕是在杨梅竹斜街、在琉璃厂，看得见的北京的历史风味也弥漫在空气里，看不见的大都的幽光，却是一点点，从土城那样的缝隙中流溢出来的。明城墙的东西两面，是利用大都旧墙增筑而成，北边则是把元代的一些民居包筑在内，这有幸“洗印”出了一些大都城末日的局部画面，几乎是直击那个时代生活的瞬间，仿佛庞贝的火山灰直接封存了城市毁灭的瞬间。比如，1965 年秋，在拆除西直门内明清北京城墙北段时。工人们在城墙基础下，发现了总面积近 2000 平方米的后英房居住遗址：

……后英房的主人显然非富即贵，他仓皇而逃，地面上散落着 222 颗由红白玛瑙磨制的围棋子；一块墨迹犹存的砚台摔成了八瓣……发掘出来的日用器物，元青花葵盘几近透明；一件螺钿平脱的漆盘，用五光十色的贝壳镶嵌成一幅“广寒宫图”，制作极为精美；在清理东跨院北房地面砖的时候，发现有贴在砖上的纸张墨迹，纸已经腐朽，而砖上的字依稀看到“娘的宠儿”怎的怎的，应该是元曲词句。[2]

1965 年至 1974 年间，考古队在明清北京北城墙一线挖出十来个这样的元代居住遗址。既有大户人家也有贫民的居所。据说，在拆除明城墙的过程中，发现的东西五花八门，除了砖瓦、琉璃建筑构件、牌楼构件、石雕、碑铭、生产加工工具……这些和城建密切相关的东西，还有很多元代人生活里的用具，比如他们写毛笔字的影青瓷笔山、影青瓷炉、看门的汉白玉/青石狮子、瓷枕、佛像、药碾、磨盘、香炉、储物罐、砚台、印章、铜镜、铜钱等。但是这一批发现让人惊讶的不是文物个体，也不止于地基上浮现的元末人日常生活场景——你甚至看得到完好如初的踏步和散水，想像得到当时人们拾阶而上，在炕台旁小坐的样子。让人更惊叹的，是这十来个地点串起来的一座历史城市的本来模样，有一万个理由它们已经归于破碎了，但是因为这些地点正好和明初筹划的北城墙重叠，地图上那一道线，瞬间凝冻，变成过去城市的“影子”了。

这和修筑城墙的技术有关：城墙的土芯足够宽，因此里面是夯土还是别的什么并不重要。大将徐达和他的士兵放弃蒙古人的北城墙，在南边本来是城内的位置重新修筑一道城墙，仓促间，城墙地基覆盖到的区域来不及全部拆除，便把元大都的住宅也包筑在了里面，就像是“活埋”，不光是住宅，其它建筑物乃至城门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拆除西直门箭楼台基中，发现元代和义门城门的城台,券门及城楼也被“活埋”在其中，甚至上面的元代人题记也墨迹如新，另外，在城市的一部分地面上直接夯筑，不管原来是什么：“寺庙遗址中，石碑、旌杆等均立在城墙之中，碑刻非常完整……”

一般而言，城市新旧赓续会引起功能、形式的嬗变。按照当代建筑学，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连续的，比如利用西安明城墙的设计竞赛中，我们看到有的方案提议保留城墙的外表，但在里面挖出可以利用的空洞，把城墙改造为一座窑洞般的房子。但是就北京这些城墙的前身今世而言，我们看到的是“突变”，乍看之下，功能形式都不一样了。新城墙内居然有座不能进入的住宅，“旧”潜藏在“新”的里面，你可以感受过去，但不能确知，一切如同鬼魅。除非发生拆除这样非常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你是看不到，也理解不了新旧的关系的。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元大都土城，但接替它的明清城墙的命运也很类似，这次新旧更替，因为拆旧布新的工程队更强大，就连土城那样的遗迹都没有剩下。二环路，也可以说是过去明清北京城的“影子”。从本体到幽灵的“突变”更为剧烈，因为环路和城墙的形态完全不一样，分割和警慑的功能却暗暗肖似。

每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城市都有不同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它们的意义不仅仅是提供继续建设的基础，更从根本的意义上，它们影响了人们对于城市的“看法”。比如过去的城墙主要是区别内外，这种区别是通过一种赤裸裸的歧视造成的：我可以进来，但你只能在城外仰望，但是替代旧城墙的环路，却用在它上面飞驰的车流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一来，是让想要通过环路的行人望而却步，他们只能措身环路特定位置才有的立交桥下面，在巨大而污浊的阴影里，心惊胆战地躲避着各种横冲直撞的小客车、公交车、电动车、共享单车……行人无比谦卑的姿态，活像是从前经过城门的小生意人，在九城守御的吆喝中低眉顺眼。二一来，虽然这些水泥墩子筑起的新城墙并非绝不可穿越，那些在天空中纵横的车流如此之快，事实上筑起了一道更坚实的钢铁屏障。当代版的“五陵少年”们，喜欢开着豪车十三分钟环行北京 [3]，并没有兴趣漫步在只有旅游者才爱去的胡同之间。

为了复活久远之前的“基础设施”的意义，有关部门围绕着土城设立了和元大都有关的新地名。对于这些“基础设施”的改造，早在元明交替的时刻就已经开始了：安贞门与健德门一样，都是大都最北面的城门，名字都和《易经》的卦辞有关，安贞门应着“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健德门则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健德门，因为这是他们和北方草原联系的重要门户，无论是出城度夏还是返回大都，都是由此出入的，他们生活里浓郁的游牧色彩，让城门口少不了牛羊滚滚，外护城河上的桥，俗名“挡羊桥”。羊，和“祥”相通，明洪武元年（1368 年）八月，徐达率军攻克元大都。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也正是由健德门北逃回蒙古老家的。徐达放弃了大都基本上空置的北半部，转手把健德门和安贞门往南移至今天北京二环路的位置，重新命名了“德胜门”和“安定门”。

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 1969年拆除北京西直门箭楼时发现。图源：《考古》杂志，1972年第1期

“应地无疆”，蒙古人没有“边界”的概念。“得胜回朝”“使之安定”显然是更汉族的文化观念。在这方面，元大都曾经开创了一个不一样的传统：城中除了宫殿和住区，还有尺度异乎寻常的自然景观，北方民族不羁的空间观念，和汉人内向的街坊并存。除了不像后世的都城和小城市那样包砌城砖——相反，只有披盖芦苇，所以被称为“苇城”——城墙本身围定的一大片土地，并不就是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城市。

小时候反复记诵的文天祥《正气歌》，前面有这么一段同样让人动容的序言：“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这间诗人不厌其烦描绘的囚室的境地，正衬托作者笔下“正气”的必要，因为“……当此夏日，诸气萃然”，囚室之中，充斥着“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这些恶气，是雨潦、涂泥、薪爨、仓腐、汗垢、圊溷、毁尸、腐鼠……这些可怕玩意儿的叠加。那时候，从未注意到，建筑史上不大会记录的普通房屋的细节，正是因为流芳千古的作者的名气，才得以在历史中呈现，更想不到去查询一下，“广八尺，深四寻”的大都建筑是个什么样的古怪规制。按宋元时一尺合今 31.68 cm，一寻八尺，相当于文天祥身在一个大坑里，也就两米多宽，但却深达八九米！历代讨论这一不朽诗篇的人，并未指出这个数据是否修辞夸张，还是符合当时建筑的实际。   

或许也可以认为，深是建筑的“进深”，但这不符合中国古代建筑面广和进深的一般关系。不管怎么说，古代城市因此变得具体、形象了。至少不都是没谱的传说故事，刻板的用地规制，宫殿建筑的式样，城市中轴线的位置……即使“广八尺，深四寻”，每一种简单的数据都搭配着真实无比的感受，可能再也难以确认或复原。

青花瓷，天净沙，都是我们熟悉的元代，它们还应搭配着颓坍的红墙，野蛮人的毡帐，黑夜里鬼魅似高起去的中心阁（说是“中心”，它在大都的具体位置尚是个疑问）。大都多风尘，随着蒙古高原上的寒流，转夜散尽后，风尘落（念 lào）定，又是蓝蓝的天金色的秋阳。在那个城市中，普通人的命运无从改变，时间仿佛委顿于途路，使人绝望的宁静里，同时是古代世界的繁华和流言。烈士壮心，碧血黄沙，但响蓝的天底下，毕竟还有和我们一般的人类，他们栖身的空间也应该符合普遍的人性。是我们感到陌生的，和富有魅力的，是在我们不易想象的时刻里，这些空间有所夸张，扭曲，变形。

3

不光是（相对实际容纳的人口数量）大得匪夷所思的大都，还有已经成为一座荒城的上都（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以及建成后只是短暂使用过的中都（位于张家口市张北县）。去过这些城市不止一次，倘佯其间时，我都忍不住生出同样的问题：如此巨大的黄土围墙，如今的寂静后面，到底都有什么已经永远消失？

比起它永远消失的部分，大都的物理遗存要少得多。我们从影视作品中感到无比熟悉的，其实在文献中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但历史并不总是语焉不详，就像《正气歌》的例子那样，它只是渲染了主角和他们的故事，略过了背景与故事的舞台。后者，对于当时代人和距离那个时代不远的人，不是问题，空间，与诗人所要叙说的主体，本是如影随形，只是，这些影子的来源已化为灰尘——奇怪的是影子本身还继续存在，一切就显得分外诡谲。

北京奥运会前后，距离我第一次看见土城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有一段时间，我借住在北影小区里面，每次出门，都可以看见、或者路经北土城、西土城。我注意到，现在这个区域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座遗址公园。遗址北边的一截，高度不大，时断时续，即使老年人也可以轻松地登临，附近还配有红红绿绿的锻炼器材，相对更受人们的欢迎，高峰时常常人声鼎沸。西边那高峻的一条，设计成了野趣景观的样貌，土丘上茂密的树林，点缀着小巧的亭台，可能爬上去有点儿费劲了，大路的尺度与土城相配，两侧的车流也更迅猛——就只见到遛狗的人，零星出没其间。

元大都遗址公园，图源：wikipedia

回家的时候，天色往往已经晚了。本来，当余晖穿透朦朦的土丘，这里该有些斜阳草树的意趣，但是，如果回得太晚，就只能看到影影绰绰的一片。即使对历史完全没有认知的人，恐怕也会感到异样，因为在周围 10 万加房价的高楼丛林里，这硕大绵展的一条，绝不是自然生成的。那，恰好是游牧人曾经的想象力，以另一种方式显形在当代生活里。

白天的情形就完全两样了。现在，这些“城”这些“门”的名字重现在轨道交通的站名中，无数讨生活的人记住了它们，然而大多数从未指望在这些地方看到一座真正的城门，至多，是通往新的生活，或者，逃离旧的生活的一扇大门，在这里，人们实际看到的是重庆小面、链家地产。这些追加的地名没有实质的形象：最多，有什么东西在夜晚跃跃欲出，但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摆到你的面前。

安贞门站，在地铁 10 号线启用之前，让老司机牢牢记住的是“安贞桥”，甚至“门”字本身都不复存在。光熙门，是元大都东部北侧的城门，它的遗址其实并不在 13 号轻轨线光熙门站那里，而是大致位于和平里北街、柳芳北街的连接处，比城铁柳芳站略北。“柳芳”这听起来诗情画意的名字，其实是“牛房”的谐音，近年来才雅化了，这一段的土城已融入了城铁的路基，东侧那不再花红柳绿的土沟（青年沟），以前倒真有可能是大都城的护城河。

建筑学家们爱说，地铁及其地下管道，是城市的潜意识，深邃结实的下水道是近代城市的良心。只是到最近，东方大都市才普及这些玩意儿，不习惯往下盖房子，城市的新旧关系都明白摆在地面以上，后者尴尬地成为前者的影子，两者莫名其妙是一回事，却绝不相似，联想都无法联想。好比“健德门、安贞门，光熙门……”并没有门，“黄寺”“白塔”都是中原以外的传统，它们已经毫无疑问是“北京的”，但难以立刻就是某个具体的“古代的”，不仅因为不远处咄咄逼人的个别高楼大厦，还因为现代城市已经破坏了历史氛围复现的基础。

如果要讲好一个关于过去城市的故事，空间、人物、路线——还有故事的动机，缺一不可。对于大都寻古，最著名的有关元代场景的对话，由李好古的杂剧《张生煮海》中家童的问题开始：

……“我到哪里寻你？”

侍女云：“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和少数幸存至今的真正古迹一样，“万松老人塔”八角七重檐，依然矗立在还叫“砖塔”的胡同的东口，迎着每天清晨的阳光。可是，西四北大街太喧嚣了，羊市和总铺早已不见踪影，倒是小小的塔院扑满了人。如果你真的要寻找元大都，还应该去城市北边背阴的那一带，那里并无什么具形惹眼的古迹，但是有古代城市的“影子”。

注释：

[1] 由于结构的问题，夯土城墙的宽度均大于高度，明清北京城城墙大多不超过 12 米，底部宽度则可达 24 米，高宽比达 1:2。元大都城墙的截面则是更明显的梯形，底阔上窄，高度也更高，可达 16 米，高宽比推测是 2∶3。

[2] 于书香，《说说西直门和北城墙的变迁》。

[3] 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长安渭北的咸阳原上，分布着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共五座陵墓，汉代人迁富户至“五陵”陵邑，后世人遂称富贵人家子弟为“五陵少年”。李白《少年行二首》：“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北京都市传说中，某些年轻飙车族喜驾车快速巡回没有红绿灯的二环路，最快 13 分钟，是为“二环十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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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阴影中理解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