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生活高于理论

在晚期（节选）

撰文：杨潇

十一

1982 年到 1983 年之间，卡加尔利茨基和杜金相继被捕。前者是因为组织了一个被称为“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左翼讨论团体，后者则是因为在一个有 30 人参加的地下音乐会上演唱反社会主义歌曲。杜金后来对媒体回忆克格勃的审讯，“和电影里一样”，强光打在他的脸上，审讯者的五官浮现于光晕的边上，声音熟练而疲倦：“你凭什么唱‘苏维埃的灭亡’？苏联会永远不倒，这是一个永恒的事实。看看我们的脸。再看看你自己的嬉皮样，你算老几？”

不过他们很快就被释放了，部分原因是 1980 年代初的苏联早已不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部分原因是勃列日涅夫的去世。那时候奇若娃已经大学毕业，在学院教书，学校组织集体收看勃列日涅夫葬礼的直播，“他的棺木正在移动行进，行进的方式非常古怪，我们正看着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听到砰的一声，电视信号就被掐掉了，后来重播时这一声被掐掉了，可我们当时都看见，就都忍不住笑了。我笑得太厉害，还从椅子上摔下来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觉得那么可乐，可能是看到契尔年科那些老家伙的样子吧。”

我分别问了奇若娃、杜金和卡加尔利茨基一个有“后见之明”嫌疑的问题：当你身处“晚期”的时候，你会意识到那就是晚期吗？

“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读了很多东西了。我知道这个社会不正常，很疯狂，也不该如此，但我发誓，我当时压根想不到这个国家有一天会完蛋，我以为苏联会永远持续下去。”这是奇若娃的回答。

电影《镜子》

“我认为human being（人）首先是thinking being（思考者），而不是eating being（进食者）或者breathing being（呼吸者），但在当时的苏联，一切都是反过来的。生活的唯一内容就是活着，完成活下来需要做的事情：吃饭、呼吸和工作。……如果你停止了思考，你就不再成为人类了。”这是杜金的回答。

只有卡加尔利茨基说，“我当然知道！”他们一直在萨米亚特上发表苏联正在衰亡，体制终将裂解，我们得为下一阶段的政治做好准备之类的文章。在卡加尔利茨基被捕又获释的时候，他曾被安排去向一个克格勃长官汇报思想，以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事，他问长官什么时候可以给他打电话，长官告诉他，你避开晚上九点一刻到九点半的时间就行。“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我们九点有整点新闻，前十五分钟是关于政治局和苏联取得的成就，后十五分钟是国际新闻，再之后是电影。人们只在九点一刻才打开电视机。克格勃和我们一样，也不看那些宣传新闻。”

十二

几天后，我去莫斯科城北拜访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这是一栋宽大的建筑，看起来更像一座剧院，苏维埃风格的那种。电梯上到四层，出来是个还算宽敞的候客区，墙壁上谢顶的戈尔巴乔夫双手撑在桌上，目光炯炯冲我微笑。其他几面墙上还有不少他当年的新闻照片，和撒切尔的寒暄，和里根的握手，等等。那是终结了冷战的一代领导人，而他们奠定的世界格局和思维方式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等待的时候我在手机上读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戈尔巴乔夫的特写，记者描述他打车来到这栋建筑时的场景：在得知他要拜访的人是戈尔巴乔夫时，出租车司机轻蔑地说了一句，he has no balls（他很没种）。

基金会日常办公区域只占据了四层的一半，据说其主要收入来自房租和戈尔巴乔夫的稿费。1991 年 12 月 25 日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后，戈尔巴乔夫写了许多本书，较新的被译作中文的一本是《孤独相伴》，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1996 年，他在毫无胜机的情况下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有一个广播电台年轻女记者在圣彼得堡跟了他半天，只希望他回答一个问题：“你现在还在为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吗？”这个细节反映了许多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他是一个叛徒，与西方合谋搞垮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全是宣传机器开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的秘书波利亚科夫两手一摊。他是一个瘦削的人，凑巧也出生于 1957 年，当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国际关系，毕业后任塔斯社记者，驻非洲多年，认识撒哈拉以南非洲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穆加贝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等了三天” “曼德拉除外，他当时还在牢里”），1980 年代后期波利亚科夫回到国内，跑政治局新闻，苏联解体后他接到戈尔巴乔夫的邀请，来打理新成立的基金会，直到今天。“这可能是某种俄罗斯特色吧，每一代领导人都责怪前一代人给他们留了一个烂摊子，叶利钦责怪戈尔巴乔夫，普京也责怪戈尔巴乔夫，就在两天前，他还在奥利弗·斯通的纪录片里说，戈尔巴乔夫犯了错误，没有和北约签署不许他们东扩的协定……他忘了当时还有华约这一回事吗？怎么可能提出这一主张呢？每个人在谈起改革时都是事后诸葛亮，可是他们当时做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先生在任时，他没有责怪个人，他责怪的是整个体制。”波利亚科夫加重了语气。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推动改革与透明化（Perestroika and Glasnost），“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相信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实事求是，认识到生活高于理论，尊重生活的道路及其逻辑，不再将我们自己视为笑柄。”戈尔巴乔夫在《孤独相伴》里回忆。

杜金用“非常有趣的异化过程”来概括苏联 1980 年代后期的改革，“每个人说的都是斯大林时期下来的官方议题，但他们不再相信公正，相信苏维埃价值，反而被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深深腐化和吸引。体制从最核心处开始异化。党内出现了两个小党，一边是自由派、西化派，一边是民族主义者，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但他们不是，他们希望复兴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他们都是六零世代。戈尔巴乔夫夹在中间，最后他倒向了自由派。人人用的都是共产主义语言，但意义却大相径庭。没人说真话，没人说出他们的真实意图，人们被忽悠了，他们没法从他们的发言里做出决定，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依此采取的行动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所谓改革（perestroika）的大谎言。”

电影《西伯利亚的理发师》

波利亚科夫对杜金的观点不屑一顾，甚至拒绝谈论这个“疯子”，他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当时完全相信一个“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当他开始政治改革时，才明白这个体制需要改变，“但这种改变是从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相信北欧的体制，也相信这是最适合我们国家的。

“我想你们中国人会明白，苏联人和政权有一种家长式（paternalistic）的关系，”奇若娃说，“回到 1980 年代初，我敢说大多数苏联人都是厌恶共产主义的，因为他们不想再被短缺所困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并不梦想着言论自由、个人自由什么的，而今天，当他们或多或少有了自由生活，却想着像过去一样，让国家像父亲一样包揽一切。”她说，大多数俄罗斯人讨厌戈尔巴乔夫，只是因为他毁掉了那个“父亲”，而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敢于这样做。”

奇若娃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于让她能够从憋闷的社会里透一口气，卡加尔利茨基也有类似感觉，2008 年他去越南参加学术会议，那些官方学者非常坦诚放松地和他喝酒聊天，让他想起了当年苏联的改革。杜金一边批评改革，一边利用了改革带来的自由，在戈洛温的建议下，他加入了一个叫 Pamyat（记忆）的组织，这个组织原本致力于重建莫斯科被毁掉的教堂和建筑遗产，后来——得益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社会松动——演变成了一个致力于东正教和道德复兴的反犹极右翼组织。这也许是所有改革的悖论：在释放人性的同时也会释放曾被专制压制的魔鬼。

我和波利亚科夫在戈尔巴乔夫会见宾客的房间聊了一个多小时，那间屋子里绿植满满，墙上挂着意大利和日本画家送给他的画，还有一幅爱新觉罗·启骧的字，写的是《枫桥夜泊》，张继的这首名篇作于安史之乱之后。后来我又参观了他的办公室，看到桌上他和女儿、外孙女的合影，有两秒钟我差点儿没认出那个非常老非常老的人，因为头脑里戈尔巴乔夫的形象还停留在将近 30 年前，也就是出电梯时看到的那张照片。其实他已经 86 岁，和他同时代的政治人物多已不在人世，里根、撒切尔夫人、叶利钦……那个下午我和波利亚科夫聊到这一点时有点唏嘘，“也有一些人还在，比如老布什和科尔。”他说。

走时波利亚科夫带我下到二楼，那里有一个关于戈尔巴乔夫和改革的博物馆，说是博物馆，也只是走廊上的几面橱窗，上面有他的照片和来自全世界的礼品和奖状，我还看到了一小块柏林墙的砖石。我问波利亚科夫，有没有考虑过筹建一个真正的博物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改革？他说，钱是一个问题，又说，叶卡捷琳堡正在建一所叶利钦的博物馆，“非常非常大。”

那是 2017 年 6 月 16 日，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到了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的消息。

十三

1991 年的 8 月 19 日，苏联的保守派进行了最后一次挣扎，他们在黑海边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控制了军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把坦克开进了城内。而当时已经赢得越来越多民意支持的叶利钦拒不服从，号召民众起来抗议。在莫斯科，四万多民众走上街头，去保卫叶利钦所在的白宫（俄罗斯议会）。

在莫斯科，杜金与保守派保持着联络，他建议他们采取重大行动，去平息“叶利钦阵营制造的骚乱”，“我当时很年轻，但有自己的想法，也非常确信应该参与所谓的‘镇压’，但我已经注意到他们在犹豫了。”在圣彼得堡， 34 岁的奇若娃和成千上万市民走向广场，声援保卫白宫的莫斯科人，一路上人们纷纷传说，坦克已经靠近城里了，上面已经下令镇压。她当时怀着自己的小女儿，但她决定无论如何要去广场，“如果死在那里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就死在一起。”在广场上，她“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聪慧的面庞和明亮的眼睛”，“我太自豪了，我能在那里出现太自豪了”，二十多年后，她还经常告诉小女儿，是的，你也参与了 1991 年 8 月的革命。

电影《士兵之歌》

保守派最终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却事实上失去权力，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也即将走到历史终点。那是历史的另一个欣快时刻，但也结束得很快，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一位音乐家的感慨：“现在我就经常在想：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在九十年代的街头上见到的那些好人，如今都在何处？他们怎么样了，都离开了吗？”整个 1990 年代，叶利钦带领俄罗斯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急行军，俄罗斯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式的转型。从 1990 年到 1993 年，卡加尔利茨基在莫斯科市苏维埃（Moscow city soviet 工作，他们成立组织推动民主改革，结果后来发现他们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反对私有化。“当时的舆论是，苏联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谁愿意去买下那些国有财产，你得感谢他们主动承担了这些负债，就好像他们都是些拯救者似的。”离克里姆林宫 5 分钟脚程的一家酒店卖了 1000 美金，卡加尔利茨基去那家酒店调研，当时酒店大堂还有一个巨大的支形水晶吊灯，他问了同去的一个古董生意商人：如果我们把这个灯卖给你，你愿意出多少价？商人说，我愿意出 1200 美金。“你看，私有化就是这样进行的。”

1993 年叶利钦解散了最高苏维埃，卡加尔利茨基去了学术界，因为在国际上有知名度，他偶尔会受邀去北美的大学讲课，那会儿俄罗斯话题在国际学术界还时髦着。他用美金补贴自己在国内的微薄收入，当时国内机构也知道这点卢布根本养不起学者，对他们出国短期任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回国就行。”卡加尔利茨最有名的著作之一《边陲帝国：俄罗斯与世界体系》（Empire of the Periphery: Russia and the World System）就是在 1990 年代开始写的，他写书极快，但那本书他用了 12 年才完成。

杜金告诉我，他的世界观在“八一九事变”那三天里发生了“唯一的、根本性的转变”。“从前我是反苏的，但那个八月过后，我发现相比于那些自由派，我更支持维护苏联的人。我这辈子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在共产主义终结的时候成为了一位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者。……”

如果说晚期苏联有点像一个校园的话，那么在 1990 年代，俄罗斯人一夜之间被逐出了校园，他们被迫可怕地、在一夜之间长大了。“那些时候，经验在跟人们开着非常残酷的玩笑，”一位受访者在《世纪大拍卖》里说，“人生的经验与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矛盾。结果是，很多人当时非常消极。正如他们一直在上班一样，他们还是接着这样做。直到 1994 年，他们才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电影《镜子》

“在苏联制度下长大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害怕竞争，但任何体制下都有一群人，他们有点野性，有点病态，很乐意去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奇若娃就是这样的人。她换了好几个工作，最后去了一个家具厂当副总经理，负责和客户维持关系，有三年时间工作到每天凌晨两点回家，收入是她的历史学家丈夫的 400 倍。1990 年代，和中国的东北一样，在土耳其也出现了大量“倒爷”，把本国生产的便宜货倒卖到俄罗斯。那些小货船在黑海穿行，运货的同时也会带一些旅客，1996 年 12 月下旬，奇若娃就在这样一艘船里，她刚刚在伊斯坦布尔度完假，准备去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和丈夫会合，后者在那里进行鞑靼人的田野调查。

半夜，有人敲醒了她，船着火了。她去找船长，被告知船上有两艘救生艇，都已经着火，求救信号也已经发出，土耳其方面说，你们已不在我们的海域，我们管不了；乌克兰方面说，如果他们的直升机有燃油的话（当然没有），他们可以去救他们。那是寒冬，水温很低，船长说，如果跳海求生，人在这样温度的海水里最多能活 40 分钟。

奇若娃顺着楼梯爬上甲板，见到了她这辈子最难忘的景象，“海和天都是一片漆黑，甲板上火舌直冲上天，船员们都裸着上身，个个手里拿着渔叉，只能把已经着火的货物挑落下海……根据我事后的理解，那就是地狱的化身，不论是圣经还是什么其他地方描绘的，绝对是地狱的样子。”

她回到房间，开始和上帝对话。她不算一名教徒，也很少去教堂，但她开始向上帝解释她的情况：她一直想当一个作家，从前是没有自由，后来是没有钱，再后来钱和自由都有了，她却没有了时间……她说了很久很久，后来船上的火被扑灭了。等他们在辛菲罗波尔靠岸时，奇若娃告诉自己，够了，我不要再做生意了，开始写吧。她写得非常勤奋，直到今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