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高兴兴踏上了我的人生路

我高高兴兴踏上了我的人生路

撰文：郭爽

我期待一位作家，最好是一位女作家，她跟其他人都不同，她写书就是写书，松弛又机智，利落又热忱，简单说，她见过世面，见过大世界，见过人心，但没被这些吓住，有一天，她决定用小说施魔法，用虚构的灵药布施，让读者为之快慰、振奋，可以解忧，可以解毒，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读者们都可以“自此，高高兴兴踏上了我的人生路”。能做到这点，不简单，相当不简单。

我是今年春天开始读缪丽尔·斯帕克的。她的小说《处心积虑》已经买了一段时间了，放在茶几上，跟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传记、波伏瓦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和哈代、菲利普·罗斯、昆德拉这些作家的书或传记挤在一起。如果书里的人物在夜里会互相串门，作者和作者靠在一起时会搭话，那么，《处心积虑》的主人公芙蕾尔，这个深得我心的女作家，一定会把波伏瓦的自欺、尤瑟纳尔的受虐、菲利普·罗斯的自大和昆德拉的虚伪看得一清二楚，她可以回到 1950 年伦敦肯辛顿区逼仄的单人公寓里，靠在床上写啊写，把这些见识过又看穿了的人们写得很可笑。这不是说缪丽尔·斯帕克是个刻薄的作家，擅长恶作剧，可以拆掉许多假面具。假面的掉落只是第一步，有些滑稽，有些讽刺意味，但在这第一步之前和之后，缪丽尔·斯帕克早已想好了开端与结局，她从过去写到未来，又从未来回溯最初，所以才有那笑声，那知道人生带泪的喜剧底色而所幸让所有人一登场就原形毕露的起笔，“不仅是原形毕露，还要暴露更多，更多”。我想她是把一切都想清楚、反复考虑了很久才动笔的那种作家，而一旦动笔就写得飞快、几乎一蹴而就。她的书里，任何角色，无论大小、出场时间长短，其一生的际遇和悲喜都在作家心中如乾坤朗照。也因此，她叙事的流动性很强，在时间里如闪电般穿行，随时等待着给读者一击。她不卖关子，往往提前剧透，故事常常开始于看似平淡无常，但看完全书读者才会觉知的力量性时刻。在这个轻微，有点孤独，甚至安静得有些过分的场景里，主人公刚刚手刃恶龙，也可以说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比如在《处心积虑》的开篇处，主人公芙蕾尔在墓园里写诗，这一幕平平无奇，她只是在干她平常喜欢的若干件事情中的一件，而来到这个墓园、甚至这个墓园本身也没什么特殊的，只是她人生中诸多该被遗忘的时刻之一，但作家却告诉我们，此事此刻，坐在这里的芙蕾尔，完成了某种人生大事，她自此将不一样了。而芙蕾尔本人，在故事的起点，对这一切，知道又还不太知道。缪丽尔·斯帕克往往选择尘埃落定后来讲当年事，但又往往直接告诉你，几十年后将怎样怎样，所以这几十年前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幕，其实多么不平常。这可不就是人生吗？大多时候直觉比逻辑更灵敏，而真相及其所带来和所失去的，人往往后知后觉。

缪丽尔·斯帕克

关于人生，再简单的人都有话说。而如果提到人生大事，再平凡的人生也能抽丝般纺出几根金线。但小说的意味和趣味却不在于这些干巴巴的真理，真理难寻，又或敲门而不入。敲还是不敲，走开还是留下来，小说就在这些徘徊、选择、得与失、顿悟与弃绝之间，也就是人生本身了。缪丽尔·斯帕克也这么写她的书。很多时候，她甚至刻意模糊、掩盖这些模棱两可的人生故事背后严苛甚至残酷的道德律令。但这种做法却更深地释放了读者的知觉和想象。

比如我喜欢的这些句子：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把多迪当朋友，但事实就是如此。我相信她也把我当朋友，尽管她不喜欢我。在那个年代，跟我打交道的人中，朋友都是命里注定的。他们就像你的厚外套和少许行李。你不会因为你不太喜欢他们就把他们扔掉。1949 年的知识分子圈边缘生活是一片孤立的天地，就像现在的东欧。”

“这么多年来，评论家们一直在追问，沃伦德是不是爱上了他的侄子。我怎么可能知道？沃伦德·蔡斯根本不存在，他只是几百个单词、标点符号、句子、段落和页面上的印记。如果我做心理学研究，研究沃伦德·蔡斯的动机，那我会说是。但我不研究动机，从来就不。”

《变形记》

我好像从来没有在一部小说里同时喜欢过这么多角色。我不喜欢沃伦斯基，也不喜欢安娜，不喜欢涓生也不喜欢子君。甚至我最喜欢的哈克贝利·费恩，有时候我也不怎么喜欢他。有学者称，现代小说里的人物都让读者无法真的喜欢，更不想成为，这是现代小说的隐疾，因为人碎掉了，坏掉了，变成甲虫了。但奇妙的是，上面两段引文里提到的人物，无论是多迪，还是沃伦德·蔡斯，我都可以说喜爱他们。喜爱他们的自相矛盾、喜爱他们的自作聪明，喜爱他们嫉妒又疯癫、邪恶又该死，喜爱他们，就像喜爱我认识过的人。

我琢磨缪丽尔·斯帕克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她怎么让我这样挑剔的读者，竟然对书里的事和人无话可说，幕落时只觉轻快，想哼着歌回家躺到软和的床上做一个好梦。其实她也透露了一点，比如她在书里借芙蕾尔之口说：“我写诗、写散文，不是为了让人觉得我是个好人，而是为了让我的字句能表达真实而神奇的思想，我在创作的时候，文字于我而言正是如此。我喜欢我工作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会把所有相关事实都说出来。”

所以不过是，真实。只是这种真实的呈现有伍尔夫般的才智，有弗兰纳里·奥康纳般的孤勇，还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根在情欲、道德和伦理的表盘上时刻颤动着的、高度精确的探针。

缪丽尔·斯帕克看似在没心没肺地写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有时候这种云淡风轻甚至漫不经心，反而会让人心头生出苦涩——只有受过伤又体察过何为真实的人，才会开玩笑般说伤害过他的人和事。毕竟真实是，没有绝对的受害者。如果一个人坚持认为自己是纯粹的受害者，不是因为怯懦，就是因为愚蠢。缪丽尔·斯帕克当然要暴露那些邪恶的人的内心，让他们暴露得更多，更多，但她无疑也最大限度地在虚构里暴露了自我。这种暴露不是自白派的，也不是私小说式的，没有自恋狂的虚伪，而是撇除了情绪的浮沫后贴着杯底的浓缩咖啡，苦涩，却饱含顿悟的隐喻。

由《驾驶席》改编而成的电影《全体一致》

读了《处心积虑》后，我接着读她的其他书，《肯辛顿旧事》《驾驶席》《布罗迪小姐》。《布罗迪小姐》是完美之作，《驾驶席》是放任之作，《肯辛顿旧事》也不错。但我还是最喜欢《处心积虑》。因为书里有大量这样的句子：

“这是我一段人生的最后一天，但我当时并不知道。”

“我状态很好。我没工作。这本来是件令人沮丧的事，但理性地看，其实也没什么。贪婪的房东也无所谓……”

“那时候，我有几个很棒的朋友，有善有恶。我几乎身无分文，但精神饱满……”

也因为这是一部关于争夺书写权的小说。故事的核心物件是一份手稿。一个在“恶臭的文学圈边缘”挣扎着的、尚且默默无闻的小说家芙蕾尔，她的手稿被偷走了。出版商声称受到了有名望、有地位的大人物的威胁或暗示，撕毁出版合同，并恶意制造手稿丢失的假象。这是一种销毁。一种试图将真实扼杀的卑劣行为。不仅是一叠纸张，还有其中的字、词和思想。“如果你不采取行动，你永远不可能拿回你的小说。”

但又不只是手稿被偷窃、被剽窃这回事这样简单。芙蕾尔通过写作要打破诅咒、解救自我。可以把她的对手视为魔鬼的化身。他们具备能量，操控他人，是些无耻混蛋。但更重要的是，亲爱的芙蕾尔，你要走什么样的人生路？

“我开始想多迪、昆丁爵士、利维森·多伊这些人对我和我的小说实施的暴行。”

“我立即决定不再胡思乱想了。到此为止。翻篇儿。”

“这时候，像以往一样，当我沉思的时候，头脑里产生了一个行动计划。”

芙蕾尔行动了，跟一开始她就在全心全意写她的小说不同。当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什么时，她更坚定地写下去。她用写小说回击，现实与小说扭缠，小说中怎么写，现实中人物就怎么走向他们的结局。我欣赏这种对现实的智慧和对真实所进行的虚构。它并不是黑白分明的惩恶扬善，而是一种判断，一种决心，一种意志。“我是一位艺术家，这是一种信念，是我不管在当时还是今后都没有动摇过的坚定信念。因此，在 1949 年 9 月的那一天，我站在海德公园里的那条路上，一共有三个事实奇迹般地集中在我身上，而我继续往前走，心情愉快。”

有人死了，恶人赢了第一局。局面似乎在失控。但在故事主线之外的那些角落里，一些东西在起变化。芙蕾尔有同伙，有几个同样坚定、几乎可以说热情的支持者。在小说里，这些人都在过各自的生活，索力、爱迪温娜，也包括沃利的一部分，他们像在游戏里开了副本，在剧情的强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们有滋有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在享受分分秒秒，那些更琐碎，却更真实的时间。他们不虚张声势，不把事情看得太糟，也不盲目乐观，他们更看重事实。偶尔在芙蕾尔面前喊两声，也只是娱人娱己的表演。他们跟芙蕾尔一样，更看重行动。是他们，帮助芙蕾尔把结局改写。于是，恶人死了。必须死。死是小说的起点，是恶人的终局。同伙们对这一结局谈不上什么情绪反应，他们早知道了，更像是在考验自己——你们此刻所做的、所选择的，就是你们的人生本身。

我经常听Bill Evans 1972 年在柏林演出现场录制的一首曲子What Are You Do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在这个春天，有很多时刻，我都该问自己这首曲子名字里的句子，但我没有。我只是每天早上六点醒来，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写我的小说。人物们在等待我。写得累了，我就停下来。食物、琐事、无意义但重要的事，还有家人们，在等待我。第二天，第三天，一天一天，我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春天结束，端午挂艾草菖蒲。我走到小区的路面上，抬头看看久违的一览无遗的天空和太阳，伸手探向一点未知的什么。

“我想了下，看有什么可以当晚饭：鲱鱼子罐头涂面包，还有速溶咖啡和牛奶。以爱迪温娜夫人的年纪，这已经是很好的晚餐了，对我来说也是如此。鲱鱼子罐头和咖啡可是我的小小珍藏，当时，食物可是严格配给的。”

封锁结束了。

我重读《处心积虑》，愉快地。作为纪念，我把书的最后一句话反复读了几遍，“就这样，我跨进了我的鼎盛年华，自此，上帝保佑，我高高兴兴踏上了我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