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再版一本书，值得

单读编辑罗丹妮的推荐语：

注意到《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新译版）是因为在编辑王梆的新书《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的过程中，我发现道德这个伦理学概念多次出现。例如，作者注意到，穷人普遍承受着某种来自社会的道德责难，人们在讨论贫穷的根源时，“被谴责的往往不是那些巨型养鸡场、患巨人症的超市或者赚得脑满肠肥的地产业和金融赌场，而是‘不懂节制，有绿色鸡蛋不吃，偏要吃速成鸡蛋的穷人’”。我充满了疑惑，“道德”这个词是怎么跟经济学议题、跟制度建设搭上关系的？道德跟福利社会的关系又是什么？

带着这样的问题，在谷歌上检索关键词，顺藤摸瓜，不知怎么就链接到在豆瓣这本“评价人数不足”的《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新译版），还没来得及展开目录，就先被它内容简介部分长达八百字、共七条的“新译版更新说明”震惊。这书有这么重要吗？值得花十几年的工夫、耗费这么大工作量再出一个修订版？译者修订自己的旧译用了十年，编辑改稿子又用两年，他们不担心这些内容已经过时了吗？还是他们确信，这本写于 1986 年的书，有十足的重要性，被今天的读者重新阅读？

带着这样的问题，继续检索目录、评论，发现这本 3 月出版的新书只有一篇编辑写的书评，署名谷雨……

难道她是我之前通过上海三联的朋友认识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谷雨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打开微信，给正被封控在家中、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有出门的她发了第一条消息……一个编辑，在编书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编辑朋友编的书；一个在北京居家办公、一个在上海被封控，两个人以如此特别方式“重逢”，不能不说是一场奇遇。

通过对话框，我开始了连珠炮般的追问：当年什么契机出的第一版？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再版一本基础销量不高、又相对小众的学术书？译者为什么花了十年时间修订译本？一本平装书为什么要做裸脊，这么精致？会不会赔钱啊？…… 谷雨的回答让我动容，两个人隔空拥抱。

我请求她写一篇编辑手记给我，分享给更多同行、读者，我希望更多人认识这些在平日沉默不作声的编辑——他们很少在新书发布会、沙龙论坛出现，鲜有机会站在台上被大家看到，他们用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打磨一本书、一套书，那些书，可能没那么多被曝光宣传的机会、很少读者评论，但却成为我们理解一个学科、一个议题的基石，极为重要。我们应该把更多时间、更多注意力交给他们和他们的书。

《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

（新译版）编辑手记

撰文：谷雨

用十二年的时间，

为一本旧书出新版：

澄清“人类行为的动机”

有读者会很好奇，作为学术专著，这是一本什么书，值得我们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谋划出版新版？

首先，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仔细地想过，“从每个其他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又有没有想一想，从我们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实际所遵循的社会惯例，到底是什么？

以上提到的“实际所遵循的社会惯例”，换个通俗点儿的词表达，就是道德问题。现代社会，道德似乎更多地被“绑架”用于各种表达语境中，以承载表达者的某种特定表达目的。也就是，本书作者想极力探讨澄清的一个事实：人类行为的动机。

其实，我们并没有被要求以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从某种普遍意义上来说，）善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去要求思考，如果我们都去遵循并非我们实际所遵循的社会惯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电影《社交网络》

这些问题，就是《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萨格登教授，透过极度克制和理性的文字，要求我们“要想一想”的问题。

《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的第一版成书于 1986 年。在书中，作者萨格登教授第一次尝试将社会秩序和道德（即本书讨论两个关键问题）作为惯例来理解。在本书于 1986 年出版时，书中使用的理论方法，实际上还未在社会科学中尝试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后来才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关注和使用，即现在我们熟悉的“演化博弈论”的主要理论支撑，博弈论制度分析的理论源泉。《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一经出版，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些在当时非常前沿的理论，才引起了我国具前瞻性学术眼界的学者的关注，并努力引介到国内。

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对于演化博弈论的兴趣成为学术界的一股浪潮；同时出现了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感，反感将理性主义变成经济学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特征，认为社会秩序基于惯例的思想，以及认为惯例的出现和维持能够用演化形式的博弈理论来阐释的思想，如今已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但是，本书作者萨格登教授在本书中所使用的推理方法，与大多数近来的演化博弈论作品有着显著的不同，并且更激进地倾向于自然主义：

我感到对于解释社会秩序之性质这一古老的理论难题，我似乎已经发现 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我意识到可以通过将社会交往行为作为博弈来思考，使得这些思想得到 进一步拓展。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博弈论，只关注于完美的理性参与人的行为。“理性”被定义得极端狭隘。其规定，一位理性的参与人，只能够考虑那些被数理博弈论所承认的博弈特征（策略、收益、信息集等等）。为了形成关于其他参与人将会如何行为的预期，一位理性的参与人要从认为全体参与人的理性是共同知识这一假定出发进行演绎推理。我很快发现，这种模型化的策略不能代表演化的过程。

我从一名社会理论家的立场出发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试图发现能够理解这社会世界某些特定方面的路径，而并非像某博弈理论家那样，倾向于寻找模型化理性行为人交往活动的具体路径。

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一书虽然小众，但其重要性却毋庸置疑。用萨格登教授自己的话说：

我不得不说，在英语读者中，这本书有些像是一件适销对路的产品。从哲学领域到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一群仰慕本书的读者，但是这个群体仍然很小；这个圈子中的大多数成员反而是在他们各自正统学科领域之外的知识界占据了一席之地。我愿意认为，这部分是由于这本书在使用演化模型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当第一版于 1986 年出版时，认为演化生物学的方法或许能够应用于社会科学，这样的想法几乎是闻所未闻：（在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演化博弈论将成为经济学的常规方法。

本书的英文版第二版修订版完成于 2005 年。

英文版两个版本的中文版译者，是同一个人，方钦。当年，作为策划编辑，当我找到方钦诚邀他参与第一版的翻译工作的时候，他欣然接受，完全是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次有出版方关注到经济学领域的博弈论问题及其理论支撑的讨论，并想引进出版中文版。但很遗憾的是，当时这本书第一版的译稿还没完成，我就因工作变动，离开了当时工作的出版社转到另外一家出版社工作。所以这本第一版的编辑出版工作并非由我完成，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作为策划编辑，我心里留下了很多遗憾。中文版第一版翻译出版后，用方钦的话说，因为当时的自己刚刚博士毕业走出校门，急于完成人生的下半段规划，并未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导致书稿在翻译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些遗憾，对于如本书一般如此重要的学术著作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这本经典著作的中译本一开始就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原书的参考文献丢失，这样的错误是致命的。

一定不要再留下遗憾：

“社会秩序和道德”这个议题，

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因为对第一版的译本有着共同的遗憾，所以这些年来，我和译者都对这本书念念不忘，想要出一个修订版。于是在本书英文版的修订版于 2005 年出版后，译者即开始谋划重译。

他用了十年，来重新翻译这本小书：

有人说十年磨一剑，有人说十年成一事，有人说十年完成一个小目标……而我，十年，确切来说是十三年之后，只是重新翻译了一本曾经由自己翻译过的书。

而我作为编辑，花了两年的时间，逐字逐句地核对了三遍。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既然难得来的这样修订的机会，一定不要再留下遗憾。

这其间，译者与萨格登教授保持着不间断的书信往来，两个人以译介本书为契机，对相关领域的关键性问题，展开了为期近十年的讨论。在十多年的不间断沟通、探讨的过程中，方钦与萨格登教授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萨格登教授每年都会给方钦寄来圣诞贺卡。这对“忘年交”十多年的学术探讨和你来我往，换来的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焕然一新的中文新译版。

译者方钦与萨格登教授的书信往来，图片由谷雨提供

译者对旧译全文做了重新审校，力求语句通达，大约占全书篇幅 90% 左右的语句，或多或少都进行了删改。本次新译版的最大改进，应该是文本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的极大改善，译者希望所有对本书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能够忘记译者的存在，直接与作者进行对话。

对于一本现在看来似乎少有人注意的“专业书”“纯理论书”我们如此坚持，恰恰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此类基础性的理论和探讨对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性。萨格登教授使用的理论方法，是之后大热于理论界的“演化博弈论”的主要理论支撑。在当时，他的前沿性理论探讨就引来了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注意，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萨格登教授所讨论的问题，是具有前瞻性，十分重要，对后期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书中的议题“社会秩序和道德”，就是博弈论制度分析的理论源泉。这个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是必要的“缓慢”，

也是不合时宜的坚守

有人会说：那做这类书，耗时很久，你们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做了同一本书，性价比太低了，投资回报率不高啊！而且，作为图书类产品，还无法立竿见影地看到效果，无论从销售市场角度，还是从读者的接受度方面衡量，都得不到立刻回报的效益。

电影《将来的事》

是的，没错，我们是面临着这样问题。纸质图书的出版，不同于当下火爆的短视频类的文化产品；更进一步，学术书的出版意义，也不同于一般畅销书、文化产品，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证明。传统出版，本身就是以一种相对缓慢的节奏，试图给出有别于“此时此地”的即时性答案，而是以更具启发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来回应当下；它呈现给读者的是提出问题的方式、解答问题的过程，这本身就是一个邀请读者积极参与其中、稍显缓慢的思维实验，需要读者的接受、认可、消化、理解，最后化为己用。这个从阅读到应用的过程，是漫长的。你需要一段时间去慢慢体会到这本书的“有用”“有料”。但这个过程是必要的，是需要付出时间、投入才能有所获得。

但这不合时宜的“缓慢”在我看来恰恰是我们传统出版人要咬牙坚持的，在一切都变得更快速、更方便的时候。这样出书，出这样的书，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一本学术书的真正价值、意义，往往要再过十年二十年去看——当 2022 年的我们身陷前所未有的急迫困境时，会猛然发现，这部写于 1986 年的旧作，竟为读者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了颇具启发的视角。

我深信，《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不仅仅是一本给经济学领域、有专业背景的人看的专业书，也是一本能带给各个学科背景的读书人以启示的好书。

奢侈的印制选择：

为了更愉悦的阅读体验，

为了一幅更贴切的封面画作

在书的装帧设计及印制上，我们也考虑了很多。内容“沉重”的学术书，如果“物理性”阅读体验不好，比如，书页纸张太白反光刺眼；书内页因装订的局限而无法完全翻开，拿在手里不停地翘，影响阅读心情；内文排版过于紧密，看得人眼花缭乱，等等……这些小问题都很容易让人烦躁，无法安心进入书的主题，实现沉浸式的阅读。为此，我们的设计从排版、纸张、装订等细节入手，旨在为读者创造轻松、舒适的阅读体验。

首先，我们采取平装、锁线、裸脊的装帧方式，读者能够完全展开、平铺页面，方便阅读、随手写一些读书笔记。内文的文字间距、行间距也调整到适度宽松的状态，翻开书，眼睛首先就能体验到一股疏朗清新的阅读之感。选择的内文纸张颜色偏黄，柔和不刺眼，营造比较沉静的阅读氛围。

最后的印制环节，我们选择了国内最好的印厂——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承担这本书的印制、装订工作，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张深蓝色的日本进口全棉艺术纸做封面材料，并且要在这张深蓝色的全面纸上，印上 17 世纪荷兰画家杰拉德•特•博尔奇（Gerard ter Borch）所绘的《阿德里安•波夫抵达明斯特》这幅名画。深色纸张上印刷彩色油画，只有雅昌的印刷工艺，才能保证最终的印制效果。

油画《阿德里安•波夫抵达明斯特》

选择这幅画作，也是因为它的主题暗合了我们这本书的主旨。画作的背景为结束“三十年战争”（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而引发的欧洲国家混战，也是现代欧洲的开端）和“八十年战争”（荷兰独立战争）而签订《明斯特条约》。如果说该条约的签署意味着欧洲国家从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走向休谟意义上的“社会状态”，那么这幅画作中的场景恰好对应着书中所分析的、构成我们社会基础的三种惯例：协调惯例、产权惯例和互惠惯例。封面书名，我们延请了黄华侨博士题字。

超越专业领域的思想对话：

“社会制度研究的哲学基础论丛”

《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其实是我们策划的一套丛书的其中一本（ “社会制度研究的哲学基础论丛” ）。丛书书目的择取，聚焦于塑造当前社会制度研究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以引进译丛为主，同时适当地选取国内学人的前沿理论著作。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发展已近 250 年。在这 250 年间，人类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研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从诞生之日起，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就备受质疑和批判，但仍然阻挡不了其迅速崛起。1800 年到 1850 年，短短 50 年，一门曾经被欧洲各著名高校拒之门外的粗鄙之学，不仅登堂入室，在学界和公共舆论间广泛传播，最终还一跃成为诸大学争先恐后、竞相设立的显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是“现代世界之子”。经济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绩，是因为经济学大量汲取了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成果，并同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实相结合。特别就时下盛行的博弈论制度分析而言，无论是博弈论工具，还是惯例演化思想，实际上均源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哲学和社会科学界对于人类选择行为、语言本质以及社会运作机制三者之间互动机制的深层次反思和探讨。其间涌现出了一大批独树一帜、思想深邃、影响深远的前沿学术论著。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跨越了学科之间的藩篱，在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其他诸学科领域之间任意驰骋，关注相似的现象、商榷相似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展开超越专业研究领域的思想对话。

这些思维缜密、逻辑严谨同时又极富想象力的前沿理论探索，从根本上拓宽了当代学术研究的视野，改变了我们对于人类自身以及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时下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密的学术圈来说，要理解并吸收这些前沿研究提供的理论给养，殊为不易。许多学者倾向于选择其中一两样技术工具加以利用，而对于更为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借鉴，却大大地忽视了。

这对于经济学科的发展而言，是致命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门学科倘若无视其基础理论的创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一切技术性的分析，必须建立在与其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这样的研究才具备现实解释力。经济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从事的是科学研究，那么也必须如此：我们应当再度重视经济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

这次推出的丛书，旨在译介国外优秀的社会制度理论研究著作，特别是国际哲学界在近几十年内出版的一批思想深刻、主题新颖且影响广泛的社会制度理论研究论著。待时机成熟之后，再适当推介国内优秀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我们希望将这套丛书做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把已有的和新近出现的世界各国学术界真正有思想的社会制度理论探索著作和菁华引介到国内，从而期盼未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也能与世界同行们同步思考，并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提供思想资源，奠定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储备。

我们希望，通过引进这套丛书，能够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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