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满怀希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老安：在中国寻找新的逻辑

撰文：贾行家 

有一本摄影集，最近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谈论。谈论者包括哲学家陈嘉映，艺术家陈丹青、栗宪庭、刘小东，还有作家李静，音乐家崔健和彭磊……这本摄影集是一位名叫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的意大利青年摄影家在 1981 年来到中国拍摄的，前后历时 3 年，足迹遍及半个中国；照片曾经在中国和意大利展出过，最近由铸刻文化、单读和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结集，题目叫做《稍息》，就是“立正、稍息”的那个稍息，这个名字让了解八十年代的人很会心，很传神。

从那以后，这位安德烈就没有离开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老安，成了一位活跃在国内文化艺术圈里的摄影家、独立纪录片导演，见证了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他和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标志性人物都有密切的交往和合作，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王小波的影像，正是由老安拍摄的。刘小东和老安是老邻居，他在序言里说，老安的中国话好到可以只说半句，就把该传递的情感就递到，把该逗笑的人逗笑，你只有看到他像赛车手一样开车时，才能想起来这个人是从意大利来的。老安还是中国女婿，有两个户籍信息登记为汉族的孩子。

我打开这本摄影集《稍息》，直接感受是来自意识深处的召唤。我在八十年代度过了完整的童年，这些景象是我对世界的印象底片，这些照片是黑白的，我却可以调用记忆补上颜色。接下来的就是陌生感，我过去还没见过有人用这种方式拍摄中国。从图像的观感可以判断出来，这些照片是出自职业摄影家之手的，但是，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摄影大家布列松来过几次中国，拍了不少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布列松有个有名的说法，你应该听过，叫“决定性瞬间”。具体的意思，他本人没有明确解释过。初学者理解的决定性瞬间，好像就是在大事件里拍下关键的人，或者抓拍一个有强烈感染力的动作或者表情，那是一种新闻式的、叙事性的照片。布列松不是这个意思，他在拍照的时候似乎更关心构图和空间感受问题，只有当在场景里的构图呈现出他眼里的完美几何形态时，才是他说的决定性瞬间。

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决定性瞬间”标准，这既是不同的风格，也是不同的世界观。按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的话说，当摄影师按下快门，就等于告诉世界：“我已做出决定，我之所见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他为什么拍这个不拍别的，为什么是这个角度、这样的光线，为什么不提前一秒或延后一秒，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事儿。

我的幸运是有机会捧着这本摄影集当面去问老安本人，比如下面这张。不过看照片是要放大到一定尺寸细看的，照片比视频凝结着更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才是摄影师的意图、风格和性情。所以这本摄影集需要大 8 开本的尺寸。

这张照片是他 1983 年在苏州街头拍到的。我们初看的时候，他好像只是随手在街头拍了一个走到镜头前的女子。可是，如果你了解透视学，有一些看油画的经验，就会发现这张照片的构图大有深意，老安是在用这个近处的人把我们的视线引到她身后一架梯子上去，而这架梯子搭在路边的电线上，有个工人正在上面作业。这个对角线结构让我想起了鲁本斯的名画《上十字架》。老安说，他当时也是被梯子上的工人吸引了，好像工人也注意到了他。接下来的就是怎么拍的问题，他一共拍了三张，正好等到这个女子走到合适的位置。

《上十字架》

他拍的图像不动声色，有一种舒缓的诗意，又不是中国传统的诗歌境界；不是对风土人情和故事的猎奇，而是平和、内敛的观察和呈现，他不会把个人态度强加给拍摄对象。老安那时是国内难得一见的“老外”，而他的性格是和拍摄对象保持礼貌的距离，就常常要等到自己融入环境，大家不再注意他，气氛重新变得平静下来以后，才开始举起相机拍照，通常要等上好长一段时间。于是，他拍下的是值得反复细看的、蕴含着韵律的中国。

中间为老安

他会去拍佛像、石狮子。他发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石刻造像脱离了原来的意义，常常出现在奇怪的地方，他来自一个宗教生活里充满了雕刻神像的国家，所以对宗教雕塑有特别的感受力。

你看他好像是在拍一片农田，但是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农田上面有几点船帆的影子，原来他的意图在不能从画面直接看出来的江面。

你看他拍在阳光下排成一排的几只茶杯，这是最日常的景象，可是你看到这些搪瓷水杯、玻璃罐头瓶改的水杯和带盖的陶瓷马克杯摆在一起时，就像是看到一群那时候的人，而且每只杯子后面也确实都有一个人。这张照片还会让你想起意大利画家莫兰迪的瓶子。读书有素读，就是不带自己的观点，先看书的本意；看这些照片也可以“素看”，不一定非要知道主题是什么、有什么附加的信息，只要你仔细地看照片本身，就会发现来自那个时代的生活意蕴。

见到老安本人，我还发现了下面这张照片的秘密。这是他在福建拍到的一位扶着自行车的年轻姑娘，是摄影集里很难得的正面肖像。这位姑娘很美，按那个年代的话是“可以上挂历”的，出奇的是，她怎么会笑得这么自然、这么灿烂？

人们常说从上世纪的老照片里是可以看到不同的时代表情的，我怀疑其中也许有误会，不同年代的人，对于照相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们和镜头的关系也不一样。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几乎没见过相机，所以在照片里的表情普遍是紧张、恐惧或者木然的；四十年前的中国人，照相还是一件不经常遇到的事儿，在镜头前就过于端正、拘谨，笑容难免僵硬，或者笑得太过。而这个姑娘的表情为什么不一样？我看着老安的大眼睛，一下子想起来他那年 25 岁，是可以当电影明星的英俊意大利小伙子，原来那个姑娘是在冲着拿相机的老安这个人笑。

年轻时的老安

“稍息”这个题目是老安自己取的，他说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开始松动，刚刚走出紧张的时代，又还没有开始进入迅猛的高速发展，大家在经历罕见的、短暂的沉静时刻。能总结出这个词来，你就知道他对中国当代社会是非常有感觉的，这个词要和八十年代的过去和将来做比较才能得出来。

老安形容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中国的时代发展有一个短暂的时差，他出生于 1959 年，从小经历了意大利二战后的经济繁荣，他说，自己小时候看到的意大利暴发户和九十年代在中国看到的手拿“大哥大”的大款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相当有趣的人。少年时代，他迷上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音乐，神游于美国的经济繁荣。22 岁作为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到中国做交换生以后，又亲历了中国经济繁荣的全过程。老安说，一生能经历三次经济繁荣，这真是前人极少的运气。中国人即将经历的，老安刚刚经历过，这也许是他的照片里那种从容和深度的来源。

他喜欢拍的一类场景是橱窗，从空间角度来说，窗子是画中画，橱窗代表着人心中的理想生活景象。他指着一个摆了很多蜡制水果的橱窗照片，讲了一件我们都不太记得的事儿：当年，即便在上海，街上也是很难买到水果的，北京就更惨了；几年以后，农产品才开始陆续进入自由市场。他在意大利的时候也没把出门喝水当成一回事儿，到了中国才发现，出门必须得带着水壶才行。他发现，“（过去）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儿），现在知道了，那是一代一代的技术、劳动和远见所创造出来的”。

要是你读这本《稍息》的时候，觉得看照片不那么容易进入，可以先来读《稍息》后面老安写的几万字的《气呼呼的小词典》和后记。他在文章中说 “能投入正在塑造的历史中，亲眼目睹十几亿人民突飞猛进地改变自己及其生存环境，在我是一特权。”

“我相信，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中国是世上最值得生活的国家。中国是我们迄今熟悉的全球文明扩张的最后一道边界。中国之后是岔路口。我愿意想象并冀望，以我的生活选择，一旦抵达岔路口，我和我的孩子们有可能知道如何识别路标。”他引用过希腊艺术家库奈里斯的话，“我们到中国来寻找什么？寻找一个新的逻辑”。

怎么样，老安的中文文笔也相当精彩吧？“我，一个本质上游移于体制之外的人，拒绝规条并死守独立，却在一个被视为恰好相反的国度里如鱼得水达数十年之久，这从何解释？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宏观层面上的。借助巴勒斯和麦克卢汉的文字，我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已有准备，它无非是物流运输、电脑技术和电子通讯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渐渐出现了我们当下的状况：幽闭。在中国的多年生活使我免于沦为这种幽闭状态的牺牲品，那是我这种性格的人最为惧怕的状态。中国让我感觉自己像外星人，在一块辽阔的、不同的、与世界其他角落相对隔绝的土地上走失了，生活在几乎彻头彻尾的疏远中，远离我原有文化中的符号和痼疾。”

“习惯”是他讨厌的词，对他来讲，“那就是放弃、服从、妥协、让步、丢弃尊严的同义词”。他发现中国现代历史就是“习惯”的天敌，现在谁还让你保持你的习惯？时代早已经把文化、风俗、职业、待人接物和居住的方式等“习惯”一阵一阵地否定了、推翻了，弄得天翻地覆。

当老安用文字来观察记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更能看清楚他的视角了：他说，“新的高铁站楼有几个共同点：巨大，贼高，特空。想象力不太丰富，只善于复制，只比高大。等车的时候，你没法受到艺术熏陶，周围全是大灰墙、高灰顶、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也是一种对中国的素读。有关这本《稍息》，他最喜欢的一条评论是一个年轻中国姑娘所说的：“如果把我扔回到八十年代去当个游客，我也想这样去拍照。” 

老安近照

所以我问他，对 40 年前的中国，你准确地总结了“稍息”，你对当下又总结了什么主题词吗？他说：是躲，躲避的躲。人们正在努力地躲避新冠病毒，躲避一些责任，因为大家终于积累了一些财富，想保护这些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如果想要做出更大的改变，是需要很大理性的。不过，这只是现在的判断，再过些年，可能又会有新的结论。

（以上内容来自得到 APP《文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