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劳动者， 早该被关心了

普通疫情生活图景

撰文：文珍

一

9 月底我又去了朝内南小街菜市场——那个我光顾过十三年的菜市场。起因是去市场附近派出所取回去年年底补办的身份证。之前一直没去拿是原以为弄丢的身份证后来又找到了；去取的原因，则是那个旧身份证最近再次神秘失踪了——这当然也是后疫情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更多地方需要登记身份证了，因此被弄丢的几率也相应变大。寄快递要登记，预约去、过天安门安检也要，去外地坐车船飞机亦然。更不要提进入任何城市公共场所包括停车场，都需伸手测体温，健康码自测或登记。

这些新习惯渐渐带来一种奇妙的适应性。仿佛安全感，也仿佛听天由命的处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知道自己行进到任何地方都会留下一条肉眼看不见的蚰蜒湿迹。有时我会想象自己密切接触了某位新冠患者，不知需要多久 才会顺着他的蚰蜒痕迹找到我的。有时候会想象自己被带到什么地方隔离起来，十四天和陌生人关在一栋大楼里，偶尔在走廊里狭路相逢，彼此在口罩背后戒备冷淡地打量对方，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对方的下半张脸长什么样；不像现在大街上的人，已经重新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仍然坚持戴口罩的人成了少数。

走进派出所的刹那我犹豫片刻，还是摸出了口罩。

“你什么时候补办的身份证？”

“去年 11 月底。我是不是拖得最久来拿补办身份证的人？我……”

还没等把编好的理由说出口，圆脸光头的警察在口罩背后一笑 ：“你不算晚。这儿存的补办身份证一大堆，最早还有 2005 年的呢。”

如此这般就把之前想好的理由彻底吞了回去。本来还想着他如果不肯给，就说被疫情耽搁在了大洋彼岸，但当然也很容易被拆穿：上电脑一查就知道我的蚰蜒痕迹了。

顺利取回身份证后心情一阵轻松。出派出所右行二十米，就是南小街菜市场。市场门口十二年前曾经卖过一阵子上海食品，有各种豆制品、卤味和小零食，味道地道，食材新鲜，可才两年不到就倒闭了。现在是家门可罗雀的德州扒鸡店，不知为什么一直屹立不倒。人类的买卖行为也许是最神秘的一件事。

很难形容我对这个菜市场的感情。它某种程度上参与建构了我对上一段职业生涯的追忆，数不清有多少个中午、下午下班后，我和要好的同事遛弯到这个市场买水果。这市场一向生意兴隆，仿佛也和城里大多数市场不一样，摊位摆放整饬有序，青菜格外舒展、水灵，向晚还沾着清晨刚上货的露珠儿；里面各种新鲜蔬果也多，多年前就有了秋葵、松茸，连脐橙和葡萄都有数种；万圣节前夕，几乎每档都有形态各异的南瓜；圣诞节前后，最里面的花档又会进货圣诞红、冬青树。也是在这个市场，我 2008 年春天第一次买到了细叶如金的雪柳，回办公室足足插了三礼拜枝叶依然青翠得让人疑心生了根——当然一个月后还是慢慢枯萎了。

为什么要这样巨细靡遗地介绍一个菜市场？不光因为这儿离前单位才七八百米，十分钟路程；也不为我家养了十二年的白猫包子就是在这菜市场门口花十块钱买的，早已成家庭第三重要的成员，卖主就是住在市场附近的胡同大叔，问他干吗才卖十块，他说“自家猫生的崽儿，怕落在坏人手里”，淳朴得想不到虐猫的坏人万一也肯花那区区十元；更不是在这市场外就偶遇过正一偏腿儿上单车的梅葆玖先生，车把手上还挂着一把小白菜；都是，都不是。

它对我而言就像个老友，里面好些摊主也买成了熟人。因此对集市的恋恋，也是一种不断被时间巩固的乡愁，是上述所有原因的总和，同时也正因其庞大、丰富和稳定，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长期以来生活中最坚不可摧的部分，不管出差、放假或太忙好一阵子没去，都有理由相信，这市场依旧会按照生活最强大的逻辑天长地久地繁荣自洽下去，连摊位、摊主和果蔬摆放方式都十三年如一日。永远的人声鼎沸。永远的早、中、晚餐。永恒而伟大的，菜市场。

这一天当然也一样。虽然我 5 月已经离职，数月不曾来此地了。但区区几个月和十三年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但刚伸手给市场门口的大爷检查的那一刻，我已经察觉到了某种变化。

打眼望去，门口几个摊位倒没变，卖甜瓜的卖甜瓜 ,卖玉米的摊位金黄雪白的玉米棒依旧堆积如山。可是一定有什么东西不同了：放眼望去，整个市场灰扑扑的，连日光灯仿佛都调暗了几度。

我径直向着最里面的水果摊走去，已经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固定在那个大哥的摊上买水果了。水果摊还在。但一路过去异样感越来越强烈，走到摊位跟前，甚至连人都换了，是一个小姑娘背对着打理。我快步走过摊位来到市场后门，正好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在冲洗地面，遂问 ：这个市场是不是变了？

那是个看上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戴着袖套，穿蓝布大褂——很多年前的打扮。他斩钉截铁道 ：没变。

一点没变？

这个市场开了二十多年啦，从来没变过！

我想说点什么又忍住了。走回水果摊问那个陌生姑娘：以前这儿那个大哥呢？

那个姑娘转过头：你问我爸？

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我终于看到那位大哥了。印象中他永远都是圆圆的黑脸，笑容很憨，牙齿有点豁。但这次头发明显花白了许多，脸也瘦了。

我笑道：大哥，还以为你不在这儿了。

没摘口罩，但他一愣，立刻从口罩上方的眼睛认出了我，眼睛也有了笑意：你来啦。本来正在另一边忙着什么，立刻拍拍手走过来了。这动作也是我熟悉的。

和以前一样，还是玫瑰香，无籽露。

好。今天的玫瑰香新鲜，没籽。

大哥您忘啦，我爱吃有籽的。我笑道。

他说：有籽的这边——不过是昨天的了。

果然葡萄梗明显已发黑干枯了。但他这儿以前几乎不卖前一天的水果的。

我趁他给我上秤，问：大哥，这市场是不是整顿过？

就是。好多人都走了。

刚才那个工作人员还和我说这里没变。我就说不对劲。

二十三块七—就给二十三吧。还要点无籽露？

嗯，来点。

他熟练地从档口里面出来，我仍没看清他是怎么穿过那空档的。也和以往一样，我请他帮我拣，这么多年了，他挑得一直比我自己挑得更好。要多少也随他。还没放几串，他就住手了：就这么多吧？多了吃不完，浪费。

好。

他又从摊外飞快地进了里面。就好像有某种水果墙的穿墙术。

无籽露十三，给你算十二，和玫瑰香一个价。少顷，他报了数：四十二块八。给四十二。

我扫了码。但还磨磨蹭蹭地不走，虽然已经很想上厕所了。

还有什么应季的水果？啊橘子都上市了，甜吗？

说实话离我最近的一小堆橘子也不怎么新鲜了。虽然表皮看上去还光润，捏起来已经有点软了。以前每次来，他家水果永远是这菜市场里最登样的，圆润，饱满，新鲜，参加水果比美大赛能得冠亚季军，价格还公道。

我又问一次 ：到底这市场怎么了？

大哥算完账才接话：彻底停业整顿过一次，说是卫生防疫。也不让靠墙堆那么多水果了，说是墙面都要露出来。后来客流量就不行了，老没人来，好些人都退租走了。

我一时没想起新发地菜市场停业对这里产生的影响：是不是好多人都习惯在手机 APP 上买菜了？

不知道。反正今年都变了，整天没几个人。那边摊位差不多都走空了。他往那边指了指。那是水产区。

到底怎么搞的？就因为整顿？

我讲不好。他一脸疲惫：你知道对面商场开了个地下早市不，早晚线上管送菜，送水果，用打折券。现在人都爱在网上买东西了。

真不知道。我惭愧地说，就像此事和我有什么关联：大哥，我 5 月份离职了。好久没来。

哦。

真没想到这么好的菜市场变成这样。之前 4 月份过来还好好的。

那时还好。那时早市还没开。

其实网上买的水果没您这儿好，您多会挑果子啊。我说。还吞了一句话：以前那么多回头客都上哪了？莫不是和我一样都离职了？

他终于笑了：那是。网上肯定没我这儿好。面容刚舒展开，愁色重又如乌云袭来：这条街上水果店越来越多。你看以前哪这么多卖水果的。

我刚才经过时并没有注意那些店。朝内南小街以前饭馆多，也许疫情期间都关门了，有间茶室前两年刚开，装修得挺好，估计也倒闭了——大家都卖水果，也许因为水果安全，不感染新冠？

半天才憋出一句：别的不知道，朝内大街和北小街路口那家水果店我去过。比您这儿差远了。

嗯。他又笑了：那家是不好。

这笑容里多少还有旧日的豪情。以前他生意最好时还雇了弟弟帮忙，两兄弟五官很像，只比他略年轻些，说实话也狡黠些。干了没几年就不见了，也许去忙别的门路了。而我每次来都暗自盼望遇到的是他而不是他弟，因为他知

道怎么挑果子，绝不藏私。术业有专攻，他就是水果状元。不光我和我同事，多少老主顾都认准了他家，离门最远的水果摊，多少年了都不换地儿。酒香不怕巷子深。

再买点橘子。我说。没问多少钱一斤。

本来八块，给你算五块。这橘子有两天了。不知怎的，老卖不完。

只能尽力从那堆看上去不大新鲜的橘子里挑了几个饱满点的，称了。不到十块钱，他再次给我抹了零头。

别介。该多少多少。

没事。他笑笑。

多少年对话老这样。我从不必说“便宜点”，他也从没短过秤。看了一眼那小姑娘，心想她知不知道她爸在我们眼里形象有多光辉。既懂行，又厚道。就因为这样，所以一直没挣着大钱？

提上葡萄橘子，临走时又回头：大哥，我不能老来这儿了。您多保重。

他应了声，但终于什么都没说，只一直目送我离开。

那一瞬，十三年如江水一样滔滔地从心上淌过去。离职当天我走出社门口并没有哭，离开菜市场时却鼻酸得差点忍不住。这次微信支付的时候我终于记住了那个大哥的名字：程义民。

这名字很好。很像他这样一个人应该有的名字。

二

那天上午那个百世小哥就发了信息给我，结果照旧磨蹭到晚上才去取件。是 4 月最后的倒春寒，之后所有料峭都会被日渐升高的气温抚平，风一天天柔和，像轻轻扫过面颊的初生的狗尾巴草。

自 2 月以来，我所住的小区门口也和其他小区一样，门口两边依次排开各家快递公司的摊位。京东、天猫宅急送和顺丰通常占据了最近的黄金位置，因为这几家春节期间一直送货，没停过。接下来是“三通一达”：申通、中通、

圆通和韵达，再往后才依次是德邦、中国邮政、百世……有时几天不去，后几个摊位的排列会略有调整，大约近期刚爆发过一场没有硝烟的排位争夺战。但也只是前后微调，大体格局不变。

我下楼时天已完全黑了，起了阴恻恻的小风。下班高峰期间，小区门外到处都是人，口罩上方疲惫的眼睛们仿佛庆幸又结束了疫情期间被迫在外冒险打拼的一日。终于在内部道路的尽头找到了百世。我说，取快递，三区的。

根据手机、门牌号，小哥迅速在一大堆包裹里把我的件提溜出来。

就在一递一接的数秒间，我猛然间闻到了花香。与此同时还真的看到了好几束花的轮廓在暮色中显影。——简直像个小小的奇迹：快递摊位上为什么会有花？

不但有花，那些花甚至还好端端地插在玻璃瓶子里。红康乃馨，金百合，绿雏菊。即便在春天的夜晚，也仍然在黑暗中像珠宝一样熠熠生辉。毕竟疫情以来，太多花店都关门了。盒马生鲜上也只有很少的玫瑰百合之类。眼前虽然也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花，瓶子也是最常见的圆玻璃瓶，但花材一看就非常新鲜，康乃馨花头都没打开，紧紧挨挨幼儿园小朋友一般簇拥在纸包里。

哎，这儿还卖花？我问。

我喜欢花。那小哥说。语气略有紧张，加上不必要的解释：就是摆在这里看，也挺高兴。

到底卖不卖呢？我想买。

姐你要什么花？

金百合多少钱一支？

四块。

我暗吃一惊，多头金百合在一般花店至少得十块八块。

康乃馨呢？

整束十五。

一大包，不单卖？——整包康乃馨目测至少有二十支以上，在花店最低价三元一支。

就这么些了，愿意要就都拿去，单买也行，五毛一朵。

我都要了。以后你都在这儿卖花吗？

不一定。现在疫情期间，摆点花大家看着高兴，自己看了也提气。

这话说得也太好了，好到像这些花一样不真实。捡漏的喜悦退却，无边无际的好奇心漫上来：你是云南人？

印象里云南大理是鲜花的海洋。所以莫名其妙地，我以为所有云南人都爱花。

不是。小哥脸上倏忽闪过一层显而易见的阴影。

那……到底哪儿人？好奇心一旦上来就压不下去。我就又问了一遍。这次他声音更低 ：湖北人。

电光火石间，我理解了他的嗫嚅——从 1 月底以来差不多三个月了，全国各地还正在进行时地“歧视”湖北人。

你家乡这次可遭大罪了。我轻声说。

他说，是啊。声音恢复了一点正常，只是和刚才“给自己打打气”依然不是一个声调。

疫情期间的武汉街道

我决定换个话题：这里太偏了，就算有人想买花，不取件也发现不了你这儿有花。不能想法子离门口近点儿？

没事。近了反而引人注目，万一有人和站点投诉呢。

卖不完怎么办？

卖不完就带回家，反正有花瓶。

这么喜欢花，没想过开一家花店？

咳，以前还真在花店干过。——不过以后要是能开店，我也不想开。

不是喜欢花吗？

我想开个茶馆。现在中国人都喝咖啡，星巴克到处都是，没意思，中国人嘛，就应该多喝茶。我就不信咱中国茶比不上洋咖啡。

又一只小“狼”，我想。刚好那段时间瑞幸在美国做假账被曝光，股价暴跌，网上都开玩笑瑞幸套美国人的现，可谓民族之光，而一开始雄心勃勃要以星巴克为对手的融资旧故事也被重新起底。没准这个小哥最近也是看了什么公号的煽动文章，从中得到启发并更进一步，立誓用茶文化代替咖啡文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在口罩里无声地咧了咧嘴，想走了。

其实真可以卖得贵一点的。就像地铁站外面的花贩子一样，把大包的花打散成几小束，每束卖十块十五块，买的人也挺多。我说。

我就是喜欢花，卖不完自己也可以插，我不会这么干的。

我完全不理解他的逻辑，但可以感觉到他的某种坚决。这才发现已经聊了好久。十几分钟前他蹲着，我和他一起蹲。后来蹲久了，略直起身，采用半蹲的姿态，终于仍不能坚持，彻底直起腰来。而他一直还在快递纸箱之间圪蹴着。我渐渐感觉出彼此姿态的不平等来，加上夜风也越来越凉，像一把把飞刀掷过来。他和另一个同伴大概也要准备回去吃饭了吧。

我下次再来找你买花。

他什么也没说，只向我挥挥手。

下次就是两礼拜以后。其实中间也不是没下去取过快递，还有两次是百世的件，但湖北小哥都不在那个摊位上，而且并没有花。

这时已进入 5 月了，再过几天马上就要立夏。有些快递公司已获许进小区了。午后阳光制造出一种不透明的尘土飞扬的特效，因为路边根本没有树，也没有其他稍具装饰性的东西，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纸箱，塑料袋包裹，或

直接用胶带缠好的不透明快递袋。无法进小区送件的快递员们仍端坐在这些包裹中间，像一个个独立小王国的国王。我取完宅急送的件，心念一动，往内部道路的尽头走去。尽头是一辆没有任何标识、只写着“快递”的车子，走近了才会看清印刷体“快递”前还歪歪扭扭地用蓝色圆珠笔写了“百世”两个字。并不在原来的地方，在马路对面。

是百世吧？我问。

堆积成山的包裹中央一张戴着口罩的脸向我扬起来。身材比我记忆中还要瘦小，但一开口就认出来了：正是那个卖花的小哥。

姐寄件还是取件？

我是来买花的——今天有么？

显然车子附近三米见方，没有任何花瓶花束的影子，白晃晃的初夏正午日光照在一大堆沾满尘土的大小纸箱上，像科幻片里的废墟。

今天没有。我不是每天都去进的——事太多了，太忙了。

是花不好卖么？我试探地问。

我不卖花。他再次似乎有点生气地在口罩后说：我就是自己喜欢花。也顺便帮你们带点，算一起拼单。我明天正好要去花市，你想要什么？百合？

最好不要百合。我有点为难地说：我家有三只猫，百合对猫不好。上次那个金百合我都锁在房间里，不让猫够着。

其实也没问题的。把百合的蕊去掉就好了。

我坚持：百合的叶子、茎、花朵，都对猫不好，全株有毒，吃一点就肾衰竭。

好吧。他放弃了和我争论：那你明天再来。记得下午，我上午不在这边。

第二天下午我果真去了。这次快递车上的确放了一大束花———一大束百合。

只能有点尴尬地站在一大束新鲜又芬芳的香水百合旁边。仿佛应该略微生一点气的，也没有。只是无奈。

咳，今天别的花都没有百合划算。你要不要？

我想说算了，又不忍心。最后还是挑了五六枝多头的，加起来总有十几朵，满满一大抱。只能今天跑三十公里给好朋友送一趟了——家里有猫，实在不能放，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悔之晚矣。但这话没必要和眼前这个小哥说，说了也没用。

然而没想到的是，买完花真正的谈话才开始。这次小哥打开话匣子聊了很久。

他告诉我因为自己是湖北人，所以年前几乎要被迫离京——“其实都四五年没回去过了，也不行，只要是湖北人就不行。”本来是在中通干的，也有集体宿舍，但小区门口保安看身份证不让他进。他好多天无家可归。中通的工作也丢了。

后来呢？我擎着那一大束百合，被香气袭得头昏，问。

后来朋友收留了我。喏，就他。小哥用下巴指指正在不远处整理包裹的另一个快递员：他介绍我到百世。

百世不管湖北籍？

也管。就是和站长熟一点，多说几句好话，人家睁一眼闭一眼。后来还搞到了一张假身份证，就能进小区了，保安幸好不记得我。

之后他又和我说起年三十那晚帮京东送了一整天快递。

你都不知道年三十那天京东一个站点有多少件！那时候其他快递都停了，只有京东还送。从早上 6 点一直送到晚上 12 点，还没完。不过那天挺好，因为是过年，好多人给了红包。有一个高档小区的住户，一下子给我封了五百块。他笑道。

我想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一点小费。但手伸进口袋摸到手机又犹豫了。继续站在那里，听他说。同伴继续蹲在地上整理包裹，间或往这边看一眼。我渐渐不好意思起来。但他摇摇头，说“不碍事”。

一个中年人来寄件了。小哥一边熟练地接过包裹，一边示意那个中年人扫码填单，嘴仍不停：所以快递公司就是“三通一达”最厉害，现在都被菜鸟裹裹收购了。百世没挤进去，单少，工资也少。顺丰自己玩，贵，但服务好。

疫情稍微松快点了，没考虑换家公司？

是百世在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是我朋友帮我担保，才能渡过难关。他摇摇头：我不会走。百世也挺好，薄利多销，量也还可以。——浑然忘了刚刚还说过单少。但我已习惯了他思维的跳跃性：相对菜鸟裹裹少，其实也不见得总量小。疫情期间人反而更依赖于不必晤面的物流业，刚才那个中年人就是要寄两床新疆棉被到四川去。自己包得不太好，一只大纸箱塞得鼓鼓囊囊喷薄欲出，湖北小哥看了一眼，并不批评，只设法用胶带把挤出来的部分压回去，又飞快在纸箱子上方用胶带做了一个提手。我一开始没看明白，过一会才发现做这提手不为别的，只为称重——他从车上找来一个电子秤挂在那提手上，说：12.7 公斤。45 块。

中年大哥一直听我们聊天。趁小哥转身去放电子秤的时候，他说：他们挺不容易的，每天都在这儿守十几个小时，太枯燥了。

是啊。怪不得这小哥卖花。我说。

对对。我在这边见过花，还纳闷呢。

他离开后小哥又聊了一会。整个过程中我俩都戴着口罩，等疫情结束了，再见大概都认不出来了——但谁都没有摘口罩。他同伴又往这边看了好几眼，我再次不安道：你是不是得去帮忙了？

没事，是兄弟。小哥看似满不在乎，但终于也走过去帮着分类整理。我又远远地观察了几分钟，发现原来是根据几区几号楼分堆，然后根据顺序给分好堆的包裹用粗油性笔写上编号，这样发信给收件人，人家一报编号，立刻就能从相应的包裹堆里精准定位，类似某种图书检索系统。但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没问。比如说，他以后还卖花吗？今年会想办法回湖北看看吗？家里人还好么？

但就和不知该给多少小费一样，这样的关心听上去居高临下，我再次感到说不出口。

不打扰你干活了，先走了啊。我终于说。

他停下来望着我：要走了？

他脸除了口罩遮住的地方其余部分都晒得很黑。快递摊位无遮无挡的，初春的阳光和盛夏一样灼人。同伴看上去也差不多。好在两人一起干活，效率瞬间提高了很多。

走了。下次再来买花。

我不一定会每天都去进的。家里花还没谢，就不去。他大声地说。

之后几个礼拜，我开始忙起来。要写新的文章，要处理各种疫情期间积压的工作。北京城也正一天天恢复呼吸，很多人都开始坐地铁出门了。有天傍晚我从地铁站出来再经过那边，发现非但没有花，也找不到那个身影了。百世又搬回了马路这边，另一个小哥在包裹间埋头分类。天又快黑了。

我问：小刘呢？ ——之前扫码付款时我记得那小哥姓刘。

噢，他不在这边干了。——也不知道小刘是换了公司还是换了站点。

他后来还卖花吗？

卖过几次，很少。眼前的小哥没戴口罩，和小刘一样黑瘦，眼神更温和。我想起他在春节期间收留朋友的事，又想象了一下他俩在大年夜里开小货车送货，觉得很像小时候看过的一篇获奖小说，忘记名字了，两个货车司机在大年三十的异乡小饭馆偶遇，聊天，喝啤酒。同是天涯沦落人。

回头给小刘带个好。谢谢他的那些花，都特别新鲜，开了好久。

好。小哥说：他那次挺高兴和你聊天的。疫情期间他憋坏了。

你也是湖北人吗？

不，我是四川人。他笑笑。和小刘身材倒是差不多，都是不到一米七的小个子。

半月后新发地市场疫情二次爆发。北京城一大半市场被迫关了门。我本想去小刘进货的花市买花，被拒之门外。广场几个戴着袖章的人在走动，踮起脚往里望，仿佛能看到几个月前来这里进花的小刘。他说过他不卖花。“因为我

也喜欢花。就和你们拼个单。”

而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一些自私而愚蠢的，在家磨蹭半天也不下来取件的陌生人。小刘那天说，快件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送到，会扣钱。实在没办法只能放丰巢，赔钱也要放。丰巢每件收他们三毛。一天得放大几十件。

这太不合理了。我说。

他没接话，自顾自说下去。语速又快又急，仿佛想把关于快递的一切一股脑儿告诉我。

再后来走过百世快递我总会望一望。再没见过小刘，也没在任何一个快递摊子上见过花。

三

而我疫情期间到底都做了什么呢。头俩月和过来过年的父母在一起，每天做饭给他们吃，在客厅里打羽毛球，陪聊天，看电视，刷手机新闻。后来回深航班终于不再一次次取消——为成功离京，我爸爸甚至买过同一天的两个航班——等他们回去后，电视机就不再打开，我开始大量看书，望着窗外发呆，睡太多觉导致失眠，一点点恢复写作习惯。5 月，我离开了供职多年的出版社。整个 6 月，把旧办公室的书一点点收拾装箱。等尘埃落定，已进入 7 月。半年时间就这样神鬼莫察地过去了。而我和大多数人差不多，心情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只有一种无意间见证历史的随波逐流的茫然。周遭一切都在不断改变，但光阴不舍昼夜，不为任何意志或偶然因素而停留。

入夏后股市行情一度很好，有朋友炒基金挣了大钱，我也渐渐加到满仓，每天零点后观察数字变化，发现 A 股受美股影响和港股差不多。去全球化并没有口号喊得那么容易。这世界仍然随时可能因为一只蝴蝶引发另一个半球的飓风，而结果都会在资本市场精微呈现。每当我想起曾经还学过金融，就觉得一切十分虚幻。

因外出活动变多，有时也会在出租上和师傅聊天，问疫情期间怎么过的。大部分师傅都告诉我头两个月差不多没什么生意，公司还照常扣份子钱。有一些胆大的师傅坚持拉活。也有一些惜命的师傅索性就不出车了，从积蓄里拿钱出来交。后来国家也都给了补贴，但每个公司政策都不同，发下去数额也不一样，通常都不太够。我听过最夸张的案例，是一个住在通州的师傅年二十九出门，晚上回家发现村口已封了。怎么和管理人员——还是同村乡亲——央告说才刚出去一天都不行，因为无法证明自己未染新冠病毒。后来就只好和几个境遇相仿的同事一起在城里租了个房。群租房做不了饭，每天都只能吃方便食品，速冻水饺方便面元宵什么的。

“可算把这辈子的速冻水饺吃够了！整整四十五天，上百包。我以后再不想见这玩意儿了，看到就要吐。”

6 月之后，渐渐有些师傅开始由抱怨变得乐观，尤其是国内媒体大篇幅报道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大游行、打砸抢烧的惨状之后。有一次我很早出门，在盛夏清晨耀目的阳光里就遇到这么一位，和我讨论了半天国际局势后，铿锵结论道：所以，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现在哪儿比得上中国安全？哪个国家能比中国强？

还有个场景值得一提。6 月底因新发地疫情，北京多个小区列为高风险，开始有传言不让人出京。风水轮流转，湖北人民曾领受的歧视终于降临到首都人民身上。正好那段时间有个采风活动，因为太久没离京了，我非常想去，就报名参加了单位的核酸检测。结果一直到上车前夕还没出来结果，甚至惊动了新单位的一把手，打电话建议“就别出门给当地惹麻烦了”，但我最后还是坚持去了北京南站。

于是就有幸见到了有史以来最空旷的北京南站。下午 5 点半，平日里熙熙攘攘的景象荡然无存，车站因空旷变得陌生如打烊商场。我穿过没有一个人的候车大厅，到售票处去。

买张去苏州的票。我说。之前主办方给我买的车次被取消了，只能重买。而又不确定到底能不能走，所以不敢在网上订。

有票，6 点的。

我没拿到核酸检测结果，能离京吗？

售票员在栏杆后莫测高深地看了我一眼：能。——反正我没接到上级通知，至少今天能。

上车后每节车厢只有三四个人。不知道是不是过于敏感的错觉，我在每个人脸上都找到了类似的劫后余生的喜悦。到南方才发现一切正常，甚至半夜还有人吃日本料理——那两天新发地罪魁祸首是冷冻三文鱼的新闻还没曝出来。几天后才听说北京已经明确不让离京了。

疫情期间的北京南站

这件小事让我看到了国家机器高效运转下仍然可能存在的若干 BUG，至少铁老大不归地方政府管，还想多卖几张票。各行各业经济打击都大，旅游业更惨。9 月份我去了成都和重庆，亲身体验了半夜排队吃火锅的热烈、目睹了川渝地区人民吃夜宵的激情，这种杞人之忧才得以部分缓解。

新闻说国庆期间有六点几亿人出游。不知中间有没有被重复计算的，比如一个人去两个景点，会不会算两个人头？但无论如何，新发地之后反而给北京乃至全国带来一种事事可控的信心。又或者也不是信心，只是人性侥幸的天性使然。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看外国疫情再度肆虐的新闻，大部分人都有点事不关己的样子。还有些留学生没回国，或者上不成学。我不认识开跨国公司的人，不知他们对疫情怎么看。网上还是随时能海淘到想要的产品，说明在我们不了解的地方，各种大小交易仍然高效有序地进行着。这种遥远的想象给人带来安慰。

在三里屯太古里看到许多年轻人吃饭，泡吧，在露台抽烟，故宫无数人预约打卡苏东坡和紫禁城六百年，国庆在香山香炉峰看到一堆人照相，这一切都让人满意。至少比看到空荡阴森的北京南站要高兴得多。这大概也是疫情带来的后遗症：我似乎更喜欢人了。

即便人类消失，建筑之美方始呈现；我还是宁愿人山人海，观看复杂无序混乱的人类生活图景，也无法欣赏喷泉、拱门、雕塑前阒无人烟的静美。顺便说一句，那天爬香山，顺路捡了很多废弃口罩。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这真是一场新型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