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重要的事， 都不可说

散步与散步之间

撰文 ：吴琦

我和 A 在珠江边散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此前都是耳闻。其实想象的世界纯度更高，意外被叫到一起工作，彼此多少有些无措。好在最后证明我们之间还是有许多隐隐相似的部分，于是也就很快熟络，决定一同打发此行空余的时间。这个陌生的城市，A 是第一次来，我虽住过，也不觉得亲近，不知道去哪，也不想动脑筋，两个南方人的简便办法，就是去河边走。路上聊各自读的书，我明显薄情许多，读得快忘得也快，不像 A，遇到喜欢的书就反复读。实在爱不释手，对他人的译本感到不满足，自己就来动手，兴致勃勃跟我谈起翻译的苦恼和心得。我虽做过翻译，但只是应朋友之约，大体上没有入门，许多问题答不上，觉得怎样都对。说着说着又觉得语言始终外在于人，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就更不好说。这种恍惚与怅然，我在 A 的小说里读到过。初春的江上，没有真正的行船，只漂浮着观光用的邮轮，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水路。走累了坐在台阶上，视野被一排景观树完全挡住，倒不妨碍聊天，也没人专心在看景。那几日我正犯咽炎，而 A 是鼻炎患者，我们都随身带着药，往呼吸道里喷，像紧急跃出水面的鱼。也像 A 翻译的诗，“这不休的划桨，厌倦透了这片动荡不安、生满泡沫的荒原”。

我和 B 在重庆散步。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因为恐高而忌惮这里，随处一个楼梯或者窗口都深不见底似的。B 久居此处，依然水土不服，尤其抵抗不住夏天的热，随时在肩上搭一条毛巾擦汗。就这样的两人，偏偏要在夏天纠集一伙人去闯重庆的夜色，从磁器口上沙滨路，几乎又绕回沙坪坝。夜晚的确遮盖了地势落差的恐怖，灯光从黑暗中挣脱出来，反而修饰了黑暗的轮廓，使其戏剧化起来。汗水却无法抑制，汩汩地往外流，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干脆不理了，和许多事情一样，只能硬着头皮等。那时我手上的译稿正在最后的修改阶段，怎么看都拿不出手，B 就教了各种办法，换字体、换顺序、换环境甚至换纸，总之要不断捏在手里磨。平时工作的间隙，B 也会独自出来走路，不干别的只是走。又说，虽然热爱工作，但人的本质是无用，后者更能说明人是神圣的。

电影《刺杀小说家》，取景地为重庆

我和 C 就在北京散步。同在北京却很少见面，倒也不算稀奇，毕竟这座城市本就大而无边。之前在外地遇到，还更亲近些，结果我意外上演一出闹剧，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我拿说出去的话毫无办法，只好接受这份尴尬，反而是目击者没有上下文，莫名觉得抱歉。于是 C 约我吃饭，无辜地尽一份安慰的义务。我们快速跳过上次的事故，转向更常态的话题，工作中积累的困顿、平时的消闲、媒体人坚持做媒体的难处等等。原本只说吃一顿饭，不知怎的又在周围逛了逛，走了好几站路，才各自坐上回家的地铁。都说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而散步是对它最好的谅解。途中我们经过一间家具店、一座著名的立交桥和好几栋高档写字楼，交换彼此喜欢的播客和剧，在不断弹出的话题间跳跃，如同在密林里走。

我和 D 在海边散步。突然降温，我把行李里的衣服都套上，还是觉得冷，D却不以为然，坚决走在寒风中。这个英勇的人，一路数落我，面子薄，没出息，当网红，越说越对，羞愧之余竟有点鼓舞人。批评越是成为禁忌，就越比赞美有用。一路往前走，有个公园冒出头，我正犹豫，D 已经买好票往里冲，此时离关门只有十几分钟。快走，D 说。这一走就走到了我国的水准零点，也就是说海拔都从这个海平面开始算。见到这么重要的地理坐标，我心情立刻有点郑重，D 却大笑起来。我定睛一看，在空旷的海陆交界处，黄昏正要降临，粉与橙混合出的天色，照着公园里的各色雕塑，似乎集合了历史上各种存在或不存在的与大海有关的人物：郑和、麦哲伦、库克船长、威廉·基德、加勒比海盗、发现号潜水艇、海螺姑娘、海底龙宫、姜太公和一尊硕大的金色妈祖……

电视剧《大小谎言》

我和 E、F 在更南的海边散步。冬日临近，岛上也起风，却并不十分冷。处于一种介于荒凉和辽阔之间的气氛。野沙滩上没有人，一只用来养殖水产的空箱子兀自守在岸边，像个介于潦倒和洒脱之间的男人。许多贝壳和贝壳的碎片，被早晨的浪头拖拽，在沙滩上划出了逆向的纹路，暴露了潮水倒退的影子。环伺四周的巨型风车在风中凛冽地转，声音又被风声盖过，偶有一只一动也不动，像是那个男人随行的坐骑。我们的环岛之旅没有特别的目的地，只有 E 在地图上发现的一处琉球驸马墓，决定要去看。结果选错了一条野路，三人在礁石上攀爬，离海越来越近，似乎跨过一个拐角便可至，结果证明有些拐角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嘲笑 E 的安排，各自出了一身汗，就迅速开车窜回城里，不到十分钟便见到新的开发区和高速路，幕间转场太快会有致幻的效果，如同做了一个介于逃跑和决斗之间的梦。

记忆不被允许，未来无可期待，生活与戏剧完全颠倒了位置，我们都被卡在此刻。疫情以来的两年，美妙的时刻屈指可数。

D 是陈思安。感谢她带来了本辑《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