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参政 女性付出过生命代价

当地时间 11 月 2 日，吴弭（Michelle Wu）当选美国波士顿市长。

把女性修复进历史里

撰文：祝羽捷

“女人觉醒的速度很慢，但她们一旦被唤醒，她们一旦下定决心，世上和天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会让女人屈服。”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蓝袜社：女性也应该获得知识

在劳动妇女承受生活的重压的时候，上层妇女却因生活之轻倍感精神的倦怠，而英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就滥觞于这种倦怠。18 世纪 50 年代的一天，在伊丽莎白·维西（Elizabeth Wissey）的家中，桌上的茶凉了，壁炉里的火无精打采，餐厅里的丈夫们围着餐桌欢畅地喝威士忌，并不关心退到客厅的女人们在干嘛。维西走进餐厅，想要加入男人们的对话，丈夫递了一个用意明显的眼色，叫她尽快离开。

“那好吧，我会亲自组织一个新的沙龙，在我的沙龙里不准打牌，也不准再谈论谁家的女儿找不到婆家，谁家的仆人私奔了，我可不想无聊地打发时间。”等到丈夫送客归来时，维西信誓旦旦地说。

维西夫人搬到伦敦后，常在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家中与弗朗西斯·博斯科文（Frances Boscawen）等人聚会。伊丽莎白·蒙塔古拥有无与伦比的财富，热情好客，善于社交，客人们尽情地在这里享用她准备的葡萄酒和冒着热气的司康饼，她自诩家为“美德和友谊的殿堂”。

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蓝袜社创始人之一。

彼时，作为这一带最博学的男人，植物学家本杰明·斯蒂林弗利特收到邀请信。弗利特很快回了信，感激邀请，但拒绝赴约，理由是他没有合适的衣服来参加她们精致的聚会，更没有勇气走进夫人上流的官邸。他家境并不殷实，没有正式的社交场合应着的黑色丝绸长袜，更没有上层阶级男士青睐的白色丝绸长袜。

 “那就请穿着你的蓝色袜子来。”

然而，当穿着蓝色羊毛长袜的弗利特出现在聚会餐厅的一刹那，大家愣住了，看到了一个穿着工人才会穿的蓝色袜子男人，像是撞见了一场不合时宜的事故。好在大家很快就都被这个植物学家的风趣和幽默所打动，弗利特不吝惜自己的学识，将它们毫无保留地分享给现场的女宾，不少女宾们也从此爱上了做植物标本。

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的年代，一些文学沙龙成员的丈夫们，对她们的聚会嗤之以鼻。在弗利特穿着蓝色羊毛长袜出现后，蒙塔古与朋友们便采用了“蓝袜”这个称呼，借以表示超脱世俗虚荣，注重内在精神之意。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认为，妇女在闲暇时间里应织衣缝纫，把思考的事情留给男人去做。“蓝袜社”（Blue-Stocking Society）则反对这种传统观念，邀请客人们就思想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彼此展开充满机智妙趣的谈话交流。总的来说，蓝袜子有股左倾的味道，蓝袜社既欢迎社会名流，也欢迎出身贫寒的才子佳人，各个阶层的人在这里平起平坐，蓝袜社逐渐成为当时社会许多时髦人士的新风尚。

在此之前，作家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 1666-1731）被看作是英国第一位系统的女性主义者，她倡导女性应获得与男性平等教育的机会，参考柏拉图主义提议为女性创建一所学校，让女性可以接受适当而严肃的宗教和哲学教育，主张女性如果不想结婚就不应结婚——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她所在的时代，后来被看作是原始女性主义阶段。而到了蓝袜子沙龙时代，女性才付诸行动。

女性文学沙龙参与者多为贵族和知识女性，包括赫斯特·查彭夫人、伊丽莎白·卡特夫人、玛丽·蒙克顿小姐和汉娜·莫尔小姐，蓝袜会一直对男性成员开放，有不少支持她们的杰出男性与她们一起，评论家兼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艺术家弗朗西丝·雷诺兹爵士和他的弟弟约书亚，大卫·加里克、巴斯伯爵、利特尔顿勋爵和霍勒斯·沃波尔等人。

18 世纪的欧洲人普遍相信“妇女天性论”，即女性在天性上是劣于男性的。马丁·路德说：“如果她们（妇女们）谈论家务以外的事情，对她们就很不合适了……女人就是为了家务而被造就出来的，而造就男人则是为了政治、为了世俗统治、为了战争和在法庭上的辩论、为了管理和领导。”蓝袜子沙龙为没有资格上大学的女性提供了知识分享平台，为 18 世纪妇女社会角色的扩大和重新定义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反对十八世纪上流社会鼓励酗酒、赌博和闲言碎语的放荡享乐主义。她们认为自己是高雅和知性谈话艺术的高尚支持者，尽管这种聚会在初期通常是在喝茶，后续才在英国和法国发展成一场争取社会和教育权利的女性运动。到 18 世纪 70 年代，这个词开始更广泛地应用在有学问的女性身上，在女性几乎没有权利和独立机会的时代，“蓝袜女人”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独立自尊的女性的代名词。

被伍尔夫尊称为“英国小说之母”的范妮·伯尼（Fanny Burney），在自己的作品里讲述了这件轶事，她与 “蓝袜女人们”有密切的联系，但也对其进行了讽刺。1778 年，她匿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伊芙琳娜》。这本幽默的书描绘了一位在十八世纪上流社会中遨游的年轻女子。伯尼在她未出版的戏剧《威特林人》（1779）中讽刺了蓝斯特金一家，她在剧中把蒙塔古描绘成一个叫做“斯玛特夫人”的角色。她的父亲担心这出戏会冒犯蒙塔古和蓝姑娘们，于是她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再也没有出版这出戏。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写喜剧在当时就是闻所未闻的，更不用说靠写作谋生了。

范妮·伯尼，英国女小说家和书简作者，风俗小说发展史上里程碑的《埃维莉娜》的作者。

海丝特·萨尔（Hester Thrale）在写给范妮·伯尼的信中，对蓝袜社的女主人兼莎士比亚评论家伊丽莎白·蒙塔古犀利的言谈表示惊叹，并用“具有钻石般的光彩，严谨的判断，含着锋芒的谈话”来形容她，由此可见蒙塔古对该时期女性的影响。塞缪尔·约翰逊称蒙塔古为“蓝袜女王”。

同期，英国诗人和剧作家汉娜·莫尔（Hannah More）受蓝袜女人们影响，进行了莫尔青年时期重要的文学创作。1786-1799 年，莫尔陆续发表了《Bas-Bleu》《顶层宗教信仰水平评价》《女性教育系统的现代化结构》等，将有教养的讨论视为文明社会的标志，莫尔更宣称交谈是“人类最高贵的商业，其珍贵的商品是心灵！”

“理性”交谈的艺术是蓝袜女人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在 18 世纪的语境中，“理性”是什么意思呢？作为启蒙思想的产物，“理性”指的是对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哲学探索。18 世纪，古典世界被人们理想化了，优雅、理智和理性的谈话不仅仅是得体和礼貌的社交，同时，它更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进步的形式，一种促进“公民美德”的方式。当时的“蓝姑娘”们正在与贵族圈子里的社会规范作斗争，这些社会规范指的是当时人们对女性爱说闲话、泛泛而谈的刻板印象。蓝袜社在当时被看作是激进的团体，尽管最初建立的时候其目的相当保守，后来却被看作是现代女权主义的先驱团体。

倡议女性参政：女性不是男性的从属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的王位继承遵循嫡长子继承制，法国等国家奉行更为严苛的《萨利克继承法》，这部法律规定：女性没有继承权，并且继承权也不可以通过女性来传递。意思就是，不但女儿不能继承王位，女儿生的孩子也不能继承王位，所以法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女王。但英国并没有完全遵循《萨利克法》，自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后，英国的继承制度是男性优先，但在没有男性的情况下，女性也可以继承王位。上一任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没有儿子，只有两位女儿：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公主。在这种情况下，王位只能由作为长女的伊丽莎白公主继承——也就是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电视剧《王冠》中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形象。

尽管英国盛产女王，是欧洲女王最多的国家，可是女性地位的提升之路屡遭挫折，十分坎坷。在古代社会，英国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政治权，她们可以参与战争，拥有财富，并参加议会，封建制也没有完全使妇女丧失宪政权。从 17 世纪法律宣布有夫之妇的法律身份由丈夫代表开始，妇女的地位开始长期衰落。1832 年宪法改革，使得女性彻底丧失政治权。男性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制定不公平的法律，不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权，使妇女完全处于服从地位。由此，她们推论出选举权是妇女政治解放的工具，只有妇女拥有选举权才能维护平等的公民权和立法权，防止男性的侵权行为。因为“妇女的利益、情感投有在议会得以表达，只能完全服从拥有政治权力的男人。妇女在拥有选举权之前，她们的苦难和不幸不会受到重视，她们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不会受到政府的同等的关心”[1] 工业革命虽然为女性提供了走出家庭、走进社会、独立于男性的机会，却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屈从地位，和男人做着一样工作的女性工人，收入却远远不及男性，她们不仅承受着资本家和父权的压迫，还承受着女性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分离的痛苦。

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思想也深深地鼓舞了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但她失望地发现，就像女性没有参与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男性一方面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以争取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女性排除在权利之外，试图独占革命成果——“人权”只代表“白人男性的权利”。女性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政治境遇，极大地刺激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92 年《女权辩护》中，她首先提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倡议，书中指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由上帝赋予了自由民主权利的人，所以女性应该与男性享有相同的权利、机会和地位。同时于《女权辩护》中，她批评了卢梭在启蒙运动中把女性看作男性的附属品，指出婚姻不是女性寻求幸福的唯一途径，女性独立才能使女性摆脱男性的压迫和奴役。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主义著作《女权辩护》，封面为她的肖像。

在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备受争议下批判了父权制，挑战了英国社会长久以来塑造的女性行为标准，主张教育改革，可惜她的局限性在于不支持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生活，且她对女性通过教育来获得自尊的观点，在经历一百多年时间的洗礼后才终于被接纳。

1869 年，呼吁妇女平权和给予妇女参政选举权的《女性的屈从地位》一书出版，“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法律从属”，“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是人类进步的一大障碍”，此时的妇女不能接受正规教育，不能拥有财产，不能投票，不能担任陪审员，不能从事贸易，不能离婚，不能与虐待自己的丈夫离婚，也不能单独旅行。英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强调说，这本书是他与妻子哈丽特·密尔（Harriet Taylor Mill）合著的。哈丽特·密尔在这本书出版前一年去世，为了纪念她，约翰·密尔在 1866 年向议会提交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法案，可惜议会以 196 票对 73 票否决了该法案。哈丽特的女儿海伦帮助组建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约翰·密尔在 1869 年至 1871 年间的几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他们理念的佐证，已婚的哈丽特和约翰·密尔曾保持了 20 年通信热情，直到哈丽特的丈夫在 1859 年去世，她遵守了两年哀悼期，之后，两个人才结婚。他们很现代地起草了一份最非典型的婚约，给予哈丽特充分的法律和经济自主权。约翰·密尔在婚礼誓言中表示，他的新妻子将保留 “绝对的行动自由……就像没有婚姻时一样”。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妻子哈丽特·密尔（Harriet Taylor Mill）。

约翰·密尔是在争取女性权利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第一批男性，作为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他深受妻子哈丽特·密尔这位著名的早期女权活动家的影响。哈丽特在 1851 年发表了《妇女的权利》，主张两性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完全平等，攻击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将妇女在婚姻中的命运与奴隶制相比较。

激进的参政运动：要行动，不要空话

一个圣女贞德般的人物降临到英格兰。1858 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在一个曼彻斯特的中产家庭出生，这个家庭政治活跃，充满反抗权威的气氛，祖父曾目睹了 1819 年的彼得洛大屠杀，祖母曾参与反谷物法联盟——通过请愿、集会、游行，促进谷物法的废除。她的父母都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支持者，父亲一直对政治改革充满热情，是曼彻斯特自由党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夫妻二人还是废奴运动的拥护者，带着幼年的埃米琳募集废奴事业的资金。埃米琳血液中流淌着激进主义和革命的基因，掀起了 20 世纪初英国历史上最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在英国历史上，她的名字紧密地与争取妇女投票权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1903 年包括 45 岁的潘克赫斯特在内的六名女性成立了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SPU），于曼彻斯特这座老工业城市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妇女游行，组织的成员被命名为“妇女参政者”，以潘克赫斯特为首的女性集结在自由贸易广场大示威，非常强烈地表达这样一种观念：不公平的法律、教育、工作等因素构成对妇女最大伤害，只有通过妇女选举权才能解决。”英国女性一直没有机会接受公共教育，直到 1878 年，伦敦大学才成为英国第一所接收女学生的大学。许多接受过教育的女性也参与到组织里来。

在她的领导下，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组织，决心通过任何手段获得妇女的投票权，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有时甚至是通过暴力手段。她们的口号是“要行动，不要空话。”（Deeds，not Words）潘克赫斯特因向下议院递交请愿书被捕，女性参政者们将自己的手铐在唐宁街冰凉的栏杆上，一排黑色的栏杆像长矛对准天空，女人们的身体像一排悬挂着的沉重旗帜。

1912 年召开的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SPU）会议。图片来源: The Women’s Library collection, LSE Library

1905 年，政府为不丧失强硬的权力决定将主张女权的妇女投入监狱，但这并没有吓退潘克赫斯特。起初，WSPU 的策略是制造混乱和一些非暴力反抗，比如 1908 年 10 月对议会的“冲击”，鼓励公众加入她们，意图入侵下议院。从 1906 年开始，潘克赫斯特认为和平手段失效，宣布一改之前和平抗议的手段，使用更激进的暴力斗争来争取妇女权利。用暴力抗争来争取权利是一件极有争议的行为，她们绝食、炸邮筒、焚烧邮件、袭击警察、破坏电讯系统、炸政要官邸，她们制造非和平性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因此不断有人被捕入狱，这些行为也招来很多批评声，升级的暴力成了无人喝彩的孤独表演，失去了社会的支持。

英国政府对妇女参政论者的镇压日益加剧，艾米丽·威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便是 1909 年游行中被捕入狱的一员。在《妇女参政运动的秘密》这部纪录片里，记者试图找到戴维森的心迹，为什么她会在王室赛马场撞向国王的马寻死呢？记者沿着她的成长轨迹一路探索，走访她读书的学校，买火车票，去到了当年关押女犯人的监狱，阅读了戴维森给母亲写的信，感受到她们受的屈辱。戴维森多次坐牢，绝食，男人们用钳子撬开她的嘴，用漏斗向她的嘴巴灌喂流食，让她毫无尊严，狼狈不堪。

正常诉求的途径关闭，加重了她对于时局的失望与无奈，致使戴维森以更加激进的方法负隅顽抗。1913 年 6 月 4 日的赛马会上，她选择最恰当的角度（可以被为数不多的摄像机拍到）和时机，带着标语冲向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赛马，被践踏致死。被震惊的观众立刻围了上去，发现她来不及展开的白色标语上写着“Votes for women”。她以求死的方式唤起世人对妇女权益的重视，让英国政府和皇室极为尴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局对女性参政主张的打压。

当时政府担心她们会在狱中死亡，通过了“猫捉老鼠法案”（The Cat and Mouse Act），在绝食者濒临饿死边缘，特设她们出狱，待她们身体复元，再加以逮捕。因为猫有先戏弄老鼠再将其杀死的习性，故得此名。

女权主义者设计的抨击“猫捉老鼠法案”的海报

1908 年至 1914 年间，潘克赫斯特被当权者视为最大的眼中钉。潘克赫斯特因煽动犯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在绝食抗议后她被释放，但当她的健康状况恢复后，警方再次追捕她，猫捉老鼠的游戏反复上演，她就这样前后共入狱 13 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潘克赫斯特命令 WSPU 成员支持战争，WSPU 的囚犯都被释放了，这一循环才结束。

这一时期，潘克赫斯特把她先前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付出的精力和决心，投入到对战争的爱国宣传中去。她和长女克里斯特布尔组织集会，不断巡回演讲，游说政府帮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组织了 3 万名女性游行，以鼓励资本家雇佣女性。作为一名支持政府征兵的人，她也成为了“白羽运动”（The White Feather Movement ）的重要人物，白羽运动将白色羽毛作为懦弱的象征，以羞辱不去入伍的健康男人。男人们作战无心顾及家庭，她关心战争里的孤儿和单身母亲，她自己收养了四个孩子。一战让英国人重新看到了女性的力量，那些认为女性没有能力行使自己公民权利的论调已站不住脚，这比一味的抗争更奏效，英国妇女在一战中做出的牺牲和努力，消融了反对妇女参政的抗议之声。

海涅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再向前推进一步。”英国女性直到 1918 年才拥有投票权，只是针对 30 岁以上的女性，有超过 800 万的英国女性获得投票权，这个时间远远晚于美国纽约州（1848 年），美国怀俄明州（1890 年），新西兰（1893 年），澳大利亚（1902 年）。1928 年，英国政府通过法案确定女性（21 岁）与男性拥有同等选举权，也能享受其他的自由权，从妇女参政运动开始到最终获得选举权历经了整整 63 年，这场运动很有普遍意义，也揭示了弱势群体政治诉求的问题——如何谋求自己的正当要求。一个月后，潘克赫斯特去世。

潘克赫斯特被列为英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 100 个重要人物之一，与丘吉尔等人的塑像矗立于威斯敏斯特广场。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使英国成为 20 世纪初世界女权运动风暴的中心。

持续的女性运动：生育、工作、种族、文化……

如果说潘克赫斯特将英国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推向高潮，为女性争取完整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肆虐为英国女性提供了新的权力感。也许战时女性本应像过去那样留守在家，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提议为解决劳动力紧缺，征召 18 至 50 岁之间没有 14 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从事国家性的工作，例如女子皇家海军、女子辅助空军、女子辅助领土服务、陆军或护理，除此之外，还有农业、工厂、运输等工作。战争结束后，离婚率飙升，许多女性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新的认识。

战争使女性前所未有地进入以前主要甚至完全是男性就业的领域，不过，将战争视为女性解放加速器的想法，很快被来自女性内部的声音扯裂，1945 年，一群右翼妇女成立了英国家庭主妇联盟，捍卫女性回归家庭，并且，战后社会对出生率的需求也刺激了女性运动的跌落。

女性在性与生育上的解放和获取投票权一样重要。1961 年革命性地推出避孕药和 1967 年的堕胎合法化（适用于怀孕 24 周以下的妇女），女性努力摆脱文化赋予她们的被动性角色，不再甘愿做性对象，而是把性变成能动性的体验。

1973 年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美国女性要求妇女堕胎权，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辩论。

两次女性主义运动历经了两个世纪时间之长，而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女性在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思想、观念等多个维度上争取权力，就像升温的布朗运动。1960 到 1980 年间，无论是福特女机械师罢工、夜间清洁工运动，还是利兹服装工人罢工游行，都在为女性争取同工同酬的平等工作机会。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雇主总是能够很快找到漏洞，通过改变工作内容等方式来剥削女性。第二波女性运动以全新的方式理解社会、文化和政治机制，继续反抗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

性别问题暴露着阶级和种族矛盾，交叉女权主义在第二波运动中随之兴起。首个黑人妇女团体于 1973 年在布里克斯顿成立，亚非裔妇女组织于 1979 年在伦敦布里克斯顿召开了一次会议，聚集了来自几个大城市（伯明翰、布莱顿、考文垂、利兹、伦敦、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的近 300 名黑人妇女，试图解决黑人妇女被视为二等公民，并遭受被男性主导的黑人团体忽视和阶级的三重压迫。

对女性的压迫不仅是一种政治，一种权力结构，还是一种无远弗届、无微不至的文化。对于女性的生活体验来说，这才是最具体可感的问题。在这一事实被勇敢的女性反对之前，已经有聪明的女性来讲述了。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在 1962 年以开创性小说《金色笔记本》成名，她以一种新的方式触及政治和性别。她曾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震惊于男人不加思索和不自觉的胡言乱语，这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1990 年掀起的第三波运动受益于前面的浪潮，但不同的是，她们相信女权主义应该适合所有人，将 LGBTQ 人群、跨性别女性和酷儿（Queer）包含在内。这是由个人定义的女权主义，她们在流行文化中质疑、回收和重新定义传播关于性别、美、性、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等观念，指出女性气质和智慧并不相互排斥；强调女性问题涉及多种族、多族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习俗、多元文化、多性取向、多元价值等各种问题；主张跳出原有的女权主义思维框架，呼吁消除社会性别角色和偏见等，拒绝了女性是受害者的观点，无论女性做了什么，都被认为是女性行使选择权的标志。

真人秀《粉雄救兵》（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

2011 到今天的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是由社交媒体推动的全球女权主义浪潮，是所有浪潮中最具交叉性、包容性和性别流动性的。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动员和组织广泛抗议性骚扰、强奸文化、身体羞辱、家庭暴力、经期贫困、陪产假和同工同酬。在女性获得投票权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女权主义不再是一个肮脏的词，而是值得骄傲的立场。

自 2017 年发起以来，一年一度的伦敦女子大游行最初是对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抗议，现已成为每年三月份一项重要的全球活动。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曾孙女海伦·潘克赫斯特（Helen Pankhurst）[2] 曾在大游行发言，仿佛在致敬妇女参政运动。

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历史塑造的。也许世界上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从不抱怨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平，但也总有人在竭尽全力地争取平等。机缘巧合，我在伦敦认识了从曼城搬来的一位老师，看到我是难得地愿意讨论女权的黄皮肤女孩，她才第一次对我讲起她的外婆曾经参与过妇女参政运动，每每回忆都很动情，从小灌输她无论何时必须行使手中的权利，一定要参与投票——这是对自爱的强力表达。大概正是深深知道，看似理所应当的权利往往是无数先驱洒热血换来的，态度绝不能轻佻，“如果你不断地继续战斗，什么都不会改变”。也许这样一段往事并非被许多人了解，可它的确改写了英国的历史，我逛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发现了一枚硬币，原本印着国王爱德华七世头像的一便士被刻上了“VOTES FOR WOMEN”粗糙字样，冒着损毁国家货币和国王形象的罪名，女权主义者以极易传播的方式（使用频繁的一便士）挑战权威，她们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历史学家贝塔妮·休斯指出，只有 0.5% 的历史在书写女性，被谈及得较少的历史会逐渐失去它的正当性，特别是跟女性有关的历史最容易被遮蔽，100 年前存在的某些问题在今天依然顽固不化地存在着，胜利果实总是不堪一击。公共记忆的生产和传递总需要仪式或纪念物，在堆满宏伟历史叙事的浩瀚古物中，我们都知道大英博物馆收录这样一枚饱受摧残的硬币意味着什么——我们越是感受到当下的阻力和偏见，越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确凿无疑。

注释：

[1]《妇女选举权》报导节选

[2] 海伦·潘克赫斯特（Helen Pankhurst），人权活动家、作家、国际关怀组织顾问、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萨福克大学校监，在埃塞俄比亚和英国工作生活。海伦·潘克赫斯特在 202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女权主义与生俱来》一文演讲。

参考书目：

Millar, Eloise and Sam Jordison, 《伦敦文学小史》。杨献军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 年。

王赳：《激进的女权主义：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参政运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8 年。

Asa Briggs，《英国社会史》。陈叔平，陈小惠，刘幼勤，周俊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

Morgan，Kenneth O. 《牛津英国史》。钟美荪注释。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