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炽热的心， 别的都不要了

西班牙 十二颗葡萄

撰文：吴琦

一

西班牙的新年是从十二颗葡萄开始的。这里的习俗是，新年的钟声每敲一下，就要吃一颗葡萄，每颗葡萄代表一个愿望。这很适合那些对于吃饺子、放鞭炮、看春晚这一套感到厌倦的中国人，换了花样，就来了兴致，尽管本质上是一样的。倒计时到来之前，都时刻为吃葡萄那一刻准备着。怎么吃？要不要剥皮？来不及怎么办？生怕在异国打破了禁忌，为这一年开了个不好的头。

大街上人满为患，饭店里也差不多。其实西班牙总是这样，即便在偏远的山区、冷清的小镇，也是热闹的，至少充满了热闹的时刻——几个人的谈笑从空气中冲出来，一支歌舞随时穿街而过。这个国家以群居、集体活动为乐，就连被打败的摩尔人，依然以几何纹样的装饰、幽灵、传说中的宝藏等各种形式，参与着现世的生活。

尽管努力入乡随俗，适应西班牙人接近半夜的晚餐时间，我们还是比他们更早到了饭店。同时早到的还有一桌意大利人、一桌英国人，他们尚未被自己的欧洲朋友所同化，正宗的西班牙人，非要过了十点才开始落座不可。也只有等他们来，节日才开始。之前各吃各的，声音控制在一个礼貌的波段，大家都张嘴，但彼此不打扰，有意偷听时才能听到旁边在说什么——我就是这样才知道隔壁桌的客人是来自英国和意大利的。

西班牙人“踉跄”着进门时，我们已经在吃主菜了。说他们踉跄，是声觉上的形容，他们不管是言语还是动作，都叮铃咣当，先声夺人，世界卫生组织曾统计过，马德里、巴塞罗那这些城市的生活噪音都严重超标。这两男两女还不是马德里本地人，是从安达卢西亚上来的，仿佛是用声音移开两侧的桌椅，坐进最里面的位子，把电视打开了。电视里正直播马约尔广场（Plaza Major，也就是主广场的意思）上的集会。我们之前从那里步行去饭店，看见人们已经带上奇奇怪怪的帽子，把路堵得水泄不通；电视里的场面更加夸张，广场上人头攒动，站无虚席，女主持人穿着凉快的礼服在寒冬的夜里瑟瑟发抖。

马德里一年一度的新年派对。图片来源：citylifemadrid.com

餐厅的西班牙女人，露着肩膀，成了这个房间里的主持人。她还没开始喝酒呢，就已经敲着酒杯，提高分贝，用西班牙语致辞，像个殖民时代的女王似的，默认大家都能听得懂。结果她真“得逞”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血缘相近，英国一家的女儿是在西班牙留学，而我们这桌有几位懂西班牙语的朋友。但朋友们不愿意仔细翻译，囫囵地说是一些快乐、缘分、须尽欢之类的词语。哪国新年不是这样呢？大家就跟着笑笑，几次碰杯，学着用西班牙语说新年快乐——Feliz Año Nuevo。

此后都是在期待吃葡萄的心情中度过的。西班牙人也没有那么吵闹，除了偶尔起身举杯，多数时间都沉浸在自己的社交中。我们的话题很快变成帅气的意大利男人和漂亮的英国女人。等到临近零点，服务生给每人发了十二颗葡萄，用塑料袋封好，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大家赶紧拆封，把葡萄放在盘中，把坏掉的几颗挑出来，让服务生换上新的，都是一副紧张而虔诚兮兮的样。

不出意外的是，最后吃葡萄环节只花了十几秒，有惊无险，反正都塞到嘴巴里去了。还不如本地的牛油果、车厘子可口。电视里放起了烟火，发出了尖叫，一片你侬我侬的霓虹。屋子里爆发了掌声，新的一年毫无意外地到来了。

大家轮流敬酒，年迈的老板拄着拐杖进来讲了几个黄笑话。喝完一轮又开始唱歌。各桌表演得差不多时，那桌沉默了一晚上的墨西哥家庭开始付账，准备走了，家里的男主人起身唱了一首歌作为道别。这下其他人都听不懂，只有西班牙人可以跟上节奏——作为墨西哥昔日的宗主国。唯一能掀起全场大合唱的是《友谊天长地久》（歌曲原名是古苏格兰方言，Auld Lang Syne），是英国一家唱的。酒足饭饱之后，我轻松地想，16 世纪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海战，到底还是英国人赢了。

二

倒数之后的马约尔广场，一片狼藉。狂欢的余味被驱散得很快，警察和清洁工们迅速出动了。效率之高，和刻板印象中的西班牙速度不大相同。广场上的太阳门是西班牙道路的零基，十八条马路从这里放射出去，通往全国。白天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这个点上合影，像一种占领的仪式，现在，地面湿滑而黏稠，空荡荡的，显露出一切创造物在无人问津时所共有的落寞。我们像是在战场上收拾残骸的部队，有一点怜悯，又有一点庆幸，踩着垃圾、闻着空气里酒精的残余回到住处。一周之后，西班牙又要过节了。

马约尔广场。图片来源：ermakvagus.com

西班牙还有个重要节日是三王节，所谓三王，是《圣经》中赶来向刚刚诞生的耶稣献礼的东方三博士。每年的 1 月 6 日，马德里的街上都会举办盛大的游行。西班牙人小时候相信，礼物是三王送来的，而不只有圣诞老人。不过对于旅行者来说，赶在这几天来凑热闹是有苦恼的，商店经常关门，几乎全年无休的百货公司也只在这几天闭门谢客。

和吃葡萄一样，三王节游行是城中盛事。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刻，游行的队伍从伯纳乌球场出发，一直沿着阿尔卡拉街南下。街上车流稀少，道路清障早已完成，两边提前好几个小时站满了观众，拖家带口，野炊似的。

这是孩子们的节日，除了各式各样的花车，主要的甚至唯一的互动，就是游行的队伍向人群抛洒糖果。大人撑着口袋举着帽子打着伞来接，小孩就站在前排向演员们讨要，或者在地上捡，一拨又一拨，“Here Here”地叫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加上提前赶来占座，孩子和大人好像都不嫌累，大半天都耗在这个天真的游戏上。其实所有的节日都包含一种孩童性，人越是成年，就越难融入集体性的快乐了。

我们筋疲力尽地散去之后，地上剩下一片被踩碎的糖果，看着有一种甜蜜覆灭后的悲剧感。花车之后紧跟着清洁车的队伍，准备回家的人们把最后的掌声送给了他们，大扫除立刻就开始了。

这种速度可能是专属于马德里的。这座首都是一个特别政治的城市，向心、高效，炫耀的同时又充满防御性。城中每天都能听到呼啸的鸣笛，这高度紧张的声音，和街道与建筑一起震动，让人焦躁不安。四处是纪念性的雕塑，常有骑马的王和将军垒在屋顶，构成天际线的凹凸。议会门前镇着石狮子，设有岗哨，停着防暴警车，穿荧光绿制服的交警常年在十字路口指手画脚。上次来时，赶上墨西哥总统来访，又有新国王的加冕仪式，被武装的街道俨然一个保卫马德里的战场。王宫内部也一样，虽然国王不住在这儿，但戒备森严，禁止拍照。皇冠、权杖保存在室内，警卫骑着马、提着枪在外围逡巡，军乐队在门窗紧闭的庭院里出没。为老国王举行退位仪式的大厅，地毯卷起一半，是不准游人踏入的。

自造城之初，马德里的空间就是功能性的。为了集市交易，把路修到城中，阿尔卡特门过去就是马车和牛羊进城的入口。一路通向马约尔广场，路边慢慢建起海关大楼、银行等行政机构。拐进普拉多大道，就是著名的普拉多博物馆，现在成了全欧洲最耀眼的博物馆之一。这些城市改造的政绩都记在 18 世纪初的国王卡洛斯三世的名下，他被誉为“马德里最好的市长”。画家戈雅忠实地记录了他奇怪的相貌，另一座雄伟的雕像就立在广场上最显眼的位置上。这样的城市为节庆提供了场所，就连两座喷泉也分别属于同城两大足球俱乐部，每次赢球都会引来球迷手舞足蹈。

普拉多博物馆

不过，和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人对自己的首都评价从来都不高。它有所有大都市的通病——人太多，也有西班牙人眼里的一个致命伤——没有海。16 世纪，它曾和宗教传统深厚的巴亚多利德竞争最高法院的所在地，后来通过贿赂主事的公爵和国王，才把首都迁了过来。现在又常常被开放的巴塞罗那抢风头，后者代表的加泰罗尼亚大区一直跃跃欲试，想要从这个以马德里为圆心的统一王国中逃出去。分离和庆祝像分子运动一样，在西班牙内部没完没了。

三

假期中的马德里，会在某些时刻从高速运转的状态中慢下来，像个卸了甲的老将军，或者躺在他旁边穿着睡衣的松垮妇人，店铺陆续关门，马路上也没有车，又让我想起春节期间的中国。突然从另一个街区闯出一队人马，呼啦啦从马路上跑过，两旁的路人随之欢呼起来，为奔跑的人加油。小孩子们立刻进入了节日的状态，伸出双手，在路边等着和那些跑步的人击掌。此时想要横穿马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参与人数过万，人群连绵不绝，把主要街道都占了，如果只顾自己赶路而无视他人的欢腾，这冷静的态度就更近于北欧，而不解南欧的风情了。

尽管西班牙各地的人都喜欢标榜自己的独特性，大概也是 15 世纪之前被公国分据留下的后遗症，比如巴斯克人觉得自己的小食 Pinchos 和南部的 Tapas 不是一回事，阿斯图里亚斯人觉得自己的西语发音比卡斯蒂利亚人还要正宗，安达卢西亚人懒惰，加利西亚人狡猾，等等。可是在外来者眼中，这个国家东西南北的人表情常常是一样的。

此前在格拉纳达（Granada），当我们准备进入西班牙最负盛名的阿尔罕布拉宫时，也是被一场浩荡的马拉松挡在门口。据说是公安系统的马拉松比赛，路边有警察挡道，选手穿着整齐划一的运动服，速度比马德里的群众快不少，也不依不饶，看不到尽头。读过华盛顿·欧文写过的关于这座摩尔人旧都的传说，那些暗藏的咒语、被咒语封在地下等待复仇的部队，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触动了某个机关，把幽灵们都放出来了。

队伍中的马拉松选手，穿着闪电一样的青色，展露出西方人的标准身材，但真正的共性还不是他们的健美，而是里面插科打诨的部分。新年马拉松的人群里，不少人带着假发、马头、鹿角和卡通道具，肩上绑着手机，背上牵个气球，自拍神器绑在扫把上，冲着陌生的人群呲牙咧嘴。还有人穿着军装、警服，戴着海盗的帽子，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扮起这些在西班牙内战、帝国历史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时过境迁的狂欢中，毫无负担地笑着。大品牌赞助的音响，炮弹一样架在居民楼上，隆隆地响。银发的奶奶在路边鼓掌，领着孩子们见识什么叫做公共生活，不知怎的，她又让我想起统一全境、资助哥伦布远航的伊莎贝女王来了。

2013年4月28日，马德里摇滚马拉松。图片来源：Pinterest

西班牙人对这一切习以为常，好像一年以来都在为这场狂欢准备着。就连一向被认为拥有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也在逐渐“现代化”，在年轻人的认知里，节日是一个死板的前现代的玩意——购物节除外。可是在西班牙，人们依然热爱它。集体性的狂热好像在这里不会引起太多警惕，或者说，节日本身比它们背后宗教和政治的原理更重要。他们热衷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那么快乐？是来自东方的基因吗？还是逝去的帝国留下的隆重遗产？当我置身于疯狂的西班牙人之间，常常禁不住想。我看着他们（不是都怕中国人来了吗），也许就和他们在五百多年前“观看”南美大陆的原住民一样。有人推着婴儿车，搀着老人，牵着狗，一家人全都带上了，也有些人自顾自地跑。西班牙人的幽默、家庭观以及同样弥漫其中的现代人逃无可逃的孤独感，像帝国博览会一样，一下全出现在大街上。

四

坐车去龙达（Ronda），在一片山区上，车子缓慢地爬坡，两边都是柔软的草场，途中还有几座仙境般的水库，让安达卢西亚的自然环境看起来没那么严酷了。刚经过一个村子里最高的教堂，又看到另外一片白色的村子、另外一座教堂，出现在更高的地方。在法国人梅里美的笔下，这里民风彪悍，是冒险者的天堂，到了假日，反而出奇宁静，鲜有人出没。教堂的门紧闭着，十字架倒映在阳光下。

这个山崖上的小镇，过去是摩尔人的天险，基督徒在这里做苦力，戴着铁链去山底下打水，好多人死了；战胜摩尔人之后，锁链都被作为胜利的纪念，现在挂在托莱多的圣胡安皇家修道院的外墙。不过在山间，偶尔还是现出两座小房子，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一座宣礼塔模样的教堂立在中央。在橄榄林和风车的包围下，西班牙的封建时代，好像原样保留下来了。

这里是斗牛的发源地，城里现在只有一座不大的斗牛场，而这项运动在争议中继续发扬光大。很多旧的文化样式就是这样在西班牙活着，像岩石一样，沉积了古老的密码——斗牛和古罗马时代的斗兽一脉相连，而斗牛士的服装是洛可可式的。

另一座斗牛小城赫雷斯（Jerez）也是如此，大城市放浪形骸之时，这个安达卢西亚群山峻岭之间的野地方，反而表现出秩序感。这里可是雪莉酒的原产地，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家族这些大家族，不仅盛产斗牛士，也出产最早的白兰地。整个西班牙的中心——马约尔广场上最显眼的广告 Tio Pepe 就是产自这里的。

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镇子里也拉起彩灯，但情绪镇定得很，12 座旧的清真寺都被改为教堂，用 12 位圣徒的名字命名，门口用陶瓷拼出圣徒的形象。我在蜿蜒的小巷里走，像是走到了北非的卡斯巴。有的地方已经破败了，围着脚手架，用铁门、砖头堵上所有的门窗，只要把顶上的十字架拿掉，依然是一座宣礼塔的相。路边的咖啡馆里，坐满了男人，小孩放起鞭炮，吓唬异教徒似的，而月亮像穆斯林的旗帜一样升起来了。还好教堂的对面是一间挂满胸罩的内衣店，把我从这个摩尔人的梦里拽出来了。

在斯坦福德宫殿（Stamford's Palace），舞者正在为弗拉明戈之夜做准备。图片来源：Connecticut Post

晚上在一间小酒馆看弗拉明戈表演，马蹄形圆拱撑着白墙，也是旧的风貌。和之前在塞维利亚看过的表演相比，这里更有野趣，女演员头戴一朵红花，男人穿着一双血红色的皮鞋，肚子上的肥肉被衬衣紧紧绷住；毛病是演员们有点讨好客人。弗拉明戈的舞者通常是不直视观众的，这个舞并不轻浮，著名的卡门身上也没有轻浮，而是“粗犷和野性的美”。虽说狂欢、斗牛、弗拉明戈，这些被视为西班牙文化符号的活动，都有一种昂扬的基调，可昂扬的下面是对生命高潮的另外一种理解，是严峻甚至绝望的。舞者的视线望向观众的后方，像是注视着漂浮在半空中的魂魄。洛尔伽写过，“西班牙已死的人其实比活着的时候更有生气”，当深歌的轰鸣和演员踩踏地板的震颤产生共鸣，这位早逝的诗人仿佛就坐在台下，激动地回应着，“只要你炽热的心，别的都不要了。”身后是满山满谷的观众，其中不少，都是阿拉伯人和吉普赛人呐。

五

已经记不起塞维利亚（Seville）那片深色的街区叫什么名字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记住过。只记得在坐着游览车漫无目的地围绕这座城市盘旋时，我对照地图，努力地分辨 1992 年世博会和 1929 年的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分别给这座城市人造了怎样的景观，耳机里突然来了一句，现在两边是过去吉普赛人的聚居区。然后就一闪而过了。本来以为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只会被那个硕大的西班牙广场、那些为了预言未来而被未来抛弃的博览会建筑，或者苏巴朗的宗教画所占满，结果，就像广场上那股马粪的臭味一样，耳机里的这句话，又神出鬼没地从记忆的缝隙里钻了出来。

一句吉普赛的民谚说，“一个在寻欢作乐的人，生了疥疮也不会觉得痒。”某种程度上，这是西班牙给我的印象。这个西方国家具有相当的东方色彩，我先是被阿拉伯美学留下的遗产深深吸引，又在大大小小的节庆中发现某种共通的激情，十几岁少男在安达卢西亚的小镇里夜歌，而马德里万人空巷。其他欧洲国家的疯癫常常拆解到个人的层面，而这里还怀抱着挥之不去的集体和家。

也是在塞维利亚，一座纪念著名舞蹈演员安东尼奥·加德斯的博物馆，导游确凿地讲，弗拉明戈的舞蹈、音乐乃至乐器，都受了吉普赛人的极大影响。那句话又应验了，整个西班牙的基因都有一部分就是来自吉普赛文化。传说中卡门过去工作的皇家烟草工厂，雇佣了上万女工，供应欧洲四分之三的雪茄，现在成了塞维利亚大学的一部分，年轻男女在学校里进出，我特意在门口坐了一会儿，乍看也是吉普赛女郎一扭一扭的样。

可我没有真正去过吉普赛人的地方，他们的住所（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也不像犹太人、摩尔人那样作为景区、经过改造展示出来。只有一天，南部城市马拉加正沉浸在圣诞前的忙碌中，城中被购物的大潮和基督诞生的布景占满，我们沿河而上，路过一座足球场，去找城北一片吉普赛人的社区。当地人说那里像迷宫，混乱而难找，甚至还有旅行指南发出安全警告，可是就像所有预先警惕的旅程，结果常常有惊无险。这里的房子虽然不新，弯弯绕绕，也不算乱，老奶奶在门前用水拖地，圣诞老人的玩偶伸出胳膊攀附在阳台上，也是要准备过节的。人少，不如城里热闹，不过有些刻板印象倒是对的，吉普赛人的五官的确有更加戏剧性的走势，而他们的习惯果然是把洗好的衣服挂在窗户外面晾着。

身着明亮的吉普赛风格弗拉门戈连衣裙的女性坐在属于“塞维利亚的特里亚纳”兄弟会的牛车内，开始安达卢西亚节日“罗梅里亚德尔罗西奥”的朝圣。图片来源：爱德华多·阿巴德，Shutterstock 

故事总有另一面。当人们朝圣一般涌往高处，瞻仰高迪设计的古埃尔公园，沿途的地板上喷着 Fuck you tourist 的字样。游客在售票处乖乖排着长队，来自印巴的小贩打游击一般，随时准备卷起铺盖往树林里跑。还有在大街上摆地摊卖假名牌的黑人，喷在卷闸门上的涂鸦……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是这样，高高低低地断裂着。作为昔日的世界霸主，也不会例外的。几个世纪以来，罗马人、西哥特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共产主义、纳粹……各式各样的人种、思潮在伊比利亚半岛川流，几乎都留下了痕迹，而不只是过境的候鸟。如果说吉普赛文化在现代得了什么回响，我倒想起无政府主义来了。这股思潮在 19 世纪末传入巴塞罗那，在贫民区里发展自己小团体，在 30 年代的内战中成为左翼的重要力量，流行一时，根据奥威尔的战时记录，“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佛朗哥作战。”也是这位作家敏锐地为爱热闹的西班牙人开脱，“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什么人具备现代极权国家所需要的那种素质：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致性。”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东西在西班牙都是挥之不散的。中心不再是中心，分裂中自有世界性。尚未讲出的故事是没有尽头的。

六

西班牙再小的地方也有一个马约尔广场。在马德里东南的小镇钦琼（Chinchon），我们看到了边缘呈不规则多边形的一个，地面也起伏不平，还能用来斗牛。假日里很多人坐在广场坐着，戴着墨镜，像钟表的指针，跟着阳光移动的轨迹，缓慢地挪动，调整自己的座位。就像听过的一句用来形容西班牙的誓言，不在阳光下，就在阴影中，懒洋洋的居民们最后都缩在一个角落里，跟植物一样，仿佛晒晒太阳就够活了。

旅行作家简·莫里斯曾经笑话过这个国家的落伍，他的一个证据是，厕所里的标记竟然还是斗牛士和弗拉明戈舞者的形象！按照这个思路，我也可以抱怨一番，住在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一间专门为当地电影节准备的宾馆，房间里挂着日本导演大岛渚的大幅照片和电影剧照，特别直白地塑造恐怖感，美学上一点也不现代。

简·莫里斯的判断不无道理，他是从整个欧洲的历史出发的，在西班牙问鼎世界顶峰之前和之后，这里都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尤其是文化上的浮夸和乖张，或许还有和异文化混合出的简朴，很容易被认为不那么显要，就连巨著《堂吉诃德》都是带着那样一种调侃的语调写成，而在国际上有些名气的西班牙电影，《火腿火腿》、阿尔莫多瓦之类，都因为明晃晃的肉体和器官，被当做欲望的标签罢了。尽管在设计方面已经有了杰出的代表（比如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和风靡全球的时尚品牌 ZARA），但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仍然会露出努力完成现代化的尴尬模样。

电影《火腿火腿》

在小镇阿尔马格罗（Almagro）——在邻镇长大的阿尔莫多瓦曾在这里拍过电影，建了一座戏剧博物馆，国家级的，体量不大，展示内容很多来自弗拉明戈。造这座博物馆的原因是在这里发现了几处中世纪的剧场遗址，名曰“喜剧围栏”，是乡间滑稽表演的场所，平时关着牛羊。因此还发展出了一个国际戏剧节。钦琼城中也怀抱着一座闭门不开的的洛佩·德·维加剧场，它也是《环游世界八十天》的外景地。这些附庸风雅的小镇至今还在进行着自己的文艺复兴。而当我在城市里去找塞万提斯、哥伦布的旧居，好多已经不在了。

政府开辟了一条堂吉诃德之路，像朝圣之路那样，设计了专门的标示，在公路上竖着。原本觉得这个发展旅游的做法算不得高明，堂吉诃德是一个文学形象，从哪里找来一条真实的道路去参观他？后来我意外地踏上了这条道路中间的一小段，来到风车小镇康苏埃格拉（Consuegra），立刻改变了这个看法。

12 座风车建在山包上，现在还散发着谷香。有小店在这里做生意，在音响里放着阿兰胡埃斯吉他协奏曲和圣诞歌，门票很便宜，还送一瓶水，可能也是心虚地觉得自己没有太多可以展示的。村镇在山的两侧，天空也被分割了，一边太阳准备落山，另一边月亮上环形山的轮廓变得清晰起来，一边的晚霞是蓝色和紫色，而另一边是黄色和橙色的。沿着两边的斜坡望下去，平原上罩着一片薄雾般迷蒙的金，让土地看上去令人眩晕地神圣起来。堂吉诃德身上是有这个色彩的，无论被理解为理想不死，还是帝国旧梦，都是一种超越的热望。应了阿索林的比喻，“西班牙是孤寂旷野上的黄昏。”

一直待到日落以后才肯走，天色已经由盛转衰。只剩下山、树、电线杆黢黑的形状，长蛇一样的公路，冷酷的交通指示牌，在失去光的复杂折射之后，一切露出了可憎的本来面目，回归戚然的沉默的黑色本身，亮着的物体都像狼眼似的瞪着。堂吉诃德的疯癫与绝望，正是这幅模样吧。我从未像此刻那样感觉到与这个国家的接近，就像《塞万提斯传》的作者说的，“每当西班牙最深层的痼疾复发时，我们最后不知不觉地就会到堂吉诃德那里去讨办法。”他到底是个英雄还是个疯子，这个故事是真实还是虚假，这些问题至今还困扰着壮志未酬的西班牙。英国作家毛姆早就发现了西班牙人性格中的两面性，“他们既是那个满面愁容的骑士，又是他的仆人。”嘲笑他的人，和崇拜他的人，归根结底都是一样。

风车小镇康苏埃格拉。图片来源：TripSavvy

七

圣诞是在马拉加（Malaga）度过的。我对这个海港城市一直提不起太大的兴趣，比起那种万邦来朝的开放性，我好像更欣赏某种程度的封闭和匮乏。据说这里过去就是那样的。直到佛朗哥在 60 年代带来经济起飞，工业与贸易进入，内城开始毒品泛滥，就像虚假的阳光海岸，热火朝天的旅游产业都是预制板搭起来的。80 年代开始转型，自由、开放、环境保护的观念流行起来，重新用文化和艺术来自我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毕加索功不可没，这里是画家的故乡，尽管他的主要作品并不收藏于此。博物馆建起来，故居也整理好，广场上摆着一尊他的铜像，毕加索家人常去的饭店，也病毒一样扩张成一家大店，很难等到位子。内城的机理几乎是照画家凌乱的足迹，才把自己理顺了。

现在它有了新的商业中心，纵横的街道里全是商店，节日的灯饰也布置得密集而铺张，制造了一张人工的帷幕，笼罩着西班牙人的购物热情。广场上每天傍晚都有表演，吸引人流在这里盘桓。中央咖啡馆成了中心的中心，人们习惯在这里喝一杯咖啡，吃一碟油条（Churros），蘸着粘腻的巧克力或糖粉。老人家和婴儿车都挤在一起，尽管有时要站在一侧看别人吃完才能找到座位。其实这也是并不陌生的体验，像大学时代的食堂、高峰期的地铁、周末的超市，像所有必须置身人群之中的时刻，却少有正面的心情去面对它。

一直到圣诞前夜，人群才慢慢散开。礼物都采购得差不多了，大家拎着袋子，买上节前最后一注彩票，等着摇出大奖。有些街头表演还在，但主要的演员已经变成乞丐、流浪汉和值班的警察。天光暗下去，霓虹升上来，教堂的钟声每半小时敲响一次，好像商场里歇业的广播似的越听越让人着急。神职人员慢悠悠地把蜡烛点亮，只有在门口排队领取救济的人和汪汪直叫的狗，还没有回家。

圣诞时节让人很难忘记西班牙仍然是属于天主教的。尽管在佛朗哥去世后它突然经历了性解放，在教会组织的五十万人大游行的抗议中，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所有城市的市政厅等公共场所、还有自家客厅都布置了 Belen，也就是用模型摆出耶稣诞生的场景，男女老少对这个讲了千年的故事并没有感到厌倦。类似的情结塑造了托莱多（Toledo）、圣地亚哥（Santiago）那样的圣城，笼罩在咸湿而禁欲的气氛中，仿佛乘着格列柯的画、大西洋的水汽，飘忽在云上。简·莫里斯曾断言过，西班牙是个偶像崇拜甚至迷信的国家。到处是圣像和神迹的故事，说得出名字的就有一千五百多位圣人，人们习惯了祈祷甚至巫术，教堂里保存着骷髅、人骨、圣徒的器官，在阿维拉（Avila），纪念品商店卖的就是特雷莎修女的“手指”。都让人联想起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历史，大航海、殖民、宗教审判、内战、独裁，再加上斗牛、奔牛等等，几乎马上就要推导出一个过于普遍化的结论，即这个民族对于死亡和暴力的爱好。

圣诞节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没有集体活动可以参加了。我们在当地一户人家，找到了新的节日现场。主人准备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每一道菜上桌，都会引发一片惊笑，然后在赞叹和玩笑中把胃填满。电视里放的是国王的演讲，大家调侃几句就不管他了，他们宁可让自己喜欢的歌手出来唱几句，或者索性还是自己唱吧——这是个大家庭，兄弟几个把小区里的几栋房子都买下来，比邻而居，吃完一家，再去一家，而且每家本来都已经坐满。乐器就摆在屋里，最漂亮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古巴女婿，两人都是拉丁舞老师，教大家跳 Salsa，跳一会儿笑一会儿，很快就过了凌晨了。

此时从阳台看出去，夜景不再疯狂，没有鞭炮和烟花，许多人家都已经关灯睡觉。让我想起另一位西班牙诗人马查多的诗，“当狂欢节结束的时候，保守者将会在这里。”清晨去看过的摩尔人城堡，建在高处，灯还亮着，成了限时开放的游园会。它的地基是罗马人的剧场，许多罗马人的柱子、墓碑都被摩尔人砌到城墙上，现在又成了现代西班牙灯火通明的一部分。历史层层叠叠地堆积在眼前，像血液一样流入这个国家的喧哗和沉寂。“在几个世纪过去了之后，这浩大而可畏的西班牙帝国，将剩下些什么东西呢？而世界上的一切的国家，在几千几千年，几千几千世纪的时序中，它们的命运是什么呢？”在保守者阿索林的提问中，结束的一切又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