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世界遮蔽了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的冲突持续超过一周。图为救援人员在加沙从瓦砾中拯救伤者。

《最后的天空之后》

撰文 | 爱德华·萨义德

第三章 涌现 （节选）

观察犹太复国运动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之间两点令人震惊的不同。在达到目的（主要是获得土地）方面，犹太复国运动实际上是具体的功利主义政策，而巴勒斯坦人则倾向于——几乎没有一个“政策”——在一些无法攻破的泛原则上表明立场，这些原则永远都无法阻止土地从我们脚下被剥夺。这样的结果就是犹太复国运动者们拥有了一个国家，而巴勒斯坦人则没有。当然，犹太人复国运动的确在敌对双方中拥有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它也依赖一些宽泛的原则，但是动员的焦点却被限定在一些较小的范围内—就象哈伊姆·魏茨曼说的那样“再一头山羊和再一英亩土地”。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为这样的说法激动——当那一刻来临，英国人的委托统治结束，犹太复国运动者们就会被我们英勇的巴勒斯坦壮士赶走，他们只需要棍子就能够把犹太复国运动者们赶回家。然而，我同样记得那永不休止的讨论；证词声明，关于我们事业正义性的宣言，以及那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见的视觉证据——一排排犹太人农夫、学童，甚至行人都在着手从事着他们自己的事；与之相反的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继续着他们紧急但没有目的的生活，他们当时所拥有的大得多的土地后来被证明毫无意义。阿拉伯人的社会中没有犹太人那样的细节和具体，也没有那种会把电影票价中的一部分上缴给犹太社 [1] 的组织。我们曾经拥有并且仍然拥有的是我们的市场和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凌乱、无人记录，并且廉价。

阿卡，1979 年。靠近老港口，人们正在维修一个引擎。没有什么东西是太过陈旧而不能挽救的。

第一个不同有趣地衍生出第二个不同。根据定义，犹太人散居的地方并不是巴勒斯坦，因此，犹太人以复国运动为名义，在应许之地 [2] 所做的一切都好像被展现——或许在这里是个更好的词语——在一种世界的戏剧舞台上。土地和山羊，医院和学校，定居点本身：所有这些似乎都不是单纯地发生，而是作为一出戏剧的一部分在发生，全世界在见证这出戏剧，它是关于重建——或者就像魏茨曼称呼的“重构”——巴勒斯坦。

对于犹太人的离散而言，这出戏剧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它总是想要为西方世界关于犹太人的传统观点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说教式的画面。后来，关于重建的信息被改为要适应由“二战”大屠杀的恐惧所造成的情况：巴勒斯坦成为避难所，成为为那些被纳粹德国剥夺但没有被屠杀的犹太人所做出的积极行动。接着开始有观点认为，犹太复国运动者是开创者和先驱，接着是斯巴达式的人，然后是存在主义的英雄。这种自我意识戏剧的部分最近被表现在以色列小说家阿莫斯·奥兹 [3] 的作品中，奥兹说道：“穷我一生，我都为那些来到应许之地的人们感到激动，他们把应许之地变成田园般的天堂，或平等主义的托尔斯泰公社，或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中欧领土，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复制品。”

犹太复国运动不仅要重建以色列，而且要向世界显示，犹太人可以成为巴伐利亚人、托尔斯泰的信徒或者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同这篇文学作品所写的那样，这一切都要发生在这块被“忽视”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这些使人们想起康拉德的《黑暗的心》 中白衣会计的近乎超现实主义，这个会计显然忘却了最黑暗非洲“土地上的巨大道德败坏”，继续着他作为英国人的常规，“献身给他的井然有序的书本”。

纳布卢斯，1979 年。市场。

然而，在巴勒斯坦其他民族的存在，在具体政策下的的土地缓慢积累，一个国家在全世界眼前痛苦形成，这一切或多或少地要抹去这块土地上原先的居民。

直到 1948 年，巴勒斯坦少于 7% 的土地由犹太人拥有；在巴勒斯坦的 16 个分区里，只有 8 个分区有超过 1%—2% 的土地由犹太人拥有，而在这 8 个分区中犹太人拥有土地的百分比也从来没有超过 35% 和 39%（分别在雅法和海法），并且通常低于 20%。然而，大约 77% 的巴勒斯坦土地变成了以色列—换句话说，这些土地完全被以色列国家统治，以色列宣称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国家”，却没有官方宣示的边界——1948 年 5 月大卫·本-古里安 [4] 宣告国家成立时，故意没有提及（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巴佐哈 [5] ）任何关于国际边境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以色列境内的土地都是被立即从阿拉伯人手中剥夺的。大部分是缓慢地、在一个精心设计并被无情实行的《不在地主财产规定》的过程中发生；笔尖一划，40% 的土地就被没收。到 1950 年，一项最终版本的土地法被通过：《不在地主财产法》[6]，这项法律授权“不在地主财产”的以色列保管人可以任意出售这些阿拉伯土地。讽刺的是巴勒斯坦人当然没有，在任何永远的概念上，“不在”：如果允许，那些被赶入周边国家的数目巨大（大约 78 万）的巴勒斯坦人一定会愿意回来。

大约 16 万人留下来成为非犹太裔的以色列公民。一方面是难民，而另一方面，根据以色列的官方说法，是“在场的不在者”。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在被占领土，如今大约已有 50% 的土地被征收。发展被禁止，建造楼房罕有允许，水和电都被以色列控制，因此每年有超过 1.5 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迫迁移。每天迁入以色列境内的大规模的巴勒斯坦非熟练工的人流，估计在 9 万左右，这进一步加剧了被占领土的贫困。约旦河西岸剩下的当地产业往往是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没有多大市场，基本依赖于在其他国家（阿拉伯世界、欧洲、美国）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汇款。

拿撒勒，1979 年。清晨 5 点，城市的主要街道。寻找工作的阿拉伯人正等待被人雇去做一天的工作—可能是去这个国家另一端的一家农场或者工厂。

尽管如此，微笑仍然在逆境中继续。

为什么这些处于凌乱落后中的原住民们无法用他们的存在来触动犹太复国运动者，甚至更少地触动这个世界的其他人，我仍然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原因。当然，一个重要的答案是犹太复国运动者的盲目。比如说，在犹太复国运动者和美国清教徒 [7] 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或者在犹太复国运动者和 19 世纪欧洲认为亚洲和非洲是“空白领土”的理论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更加令人困惑的是，同样的盲目怎么会重复出现在那些现代犹太复国运动的历史学家身上，他们在复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后见之明，而是带着和早期犹太复国运动者们如出一辙的盲目。这种观点的最新版本是一些美国犹太复国运动者——琼·彼得斯 [8] 及其支持者，比如索尔·贝娄和巴巴拉·塔奇曼——所认为的，我们存在过，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是在 1946 到 1948 年间，被犹太殖民地的富裕所吸引，而从临近的阿拉伯国家进入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

拿撒勒，1979 年。等待。

但是，还有其他更加直接牵扯到我们的因素。很自然地，犹太复国运动以犹太人的名义所取得的真实成功，负面地反映出阿拉伯巴勒斯坦及其人民缺乏卓越的历史。这就好像是，犹太复国运动者细致的阴谋和它的戏剧效果，加之我们自己无能也不愿意去戏剧化地表现和谈论我们自己，于是这一切在世界和我们自己面前遮蔽了巴勒斯坦人。确实，就像政治学者伊卜拉欣·阿布-卢格德所写的那样，1948 年之后的整整 10 年中，巴勒斯坦人采取了一种让自己适应周围阿拉伯和以色列现实的政策；他们变成了埃及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巴勒斯坦人，或者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他们的这种生活被记载于萨布里·吉里斯 [9] 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1976）中。这本书举例说明了这个过程——这本书最早是由这位信仰基督教的希伯来大学的巴勒斯坦法律专业毕业生，参照希伯来语的原始资料，并用希伯来语写成的。

耶路撒冷，1984 年。一场关于土地的令人焦虑的会议。

在纳赛尔时代，巴勒斯坦人被一场阿拉伯民主主义情感的大众浪潮所吸引，这被阿布卢格德称为“拒绝的政治”。那些年的拒绝的热情不断回响着 1967 年的喀土穆 [10] 首脑会议上的“不”：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不向以色列屈服。在 1967 年后，由于阿拉伯人战败所打开的缺口，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主张成为一个单独的现象。在一场新的被称为“革命与希望的政治”的运动中，大规模的自助运动就此开始：巴勒斯坦人甩开他们的保护人，武装起自己，宣布他们自决和自我复兴的计划。

不过，在所有这些阶段中，除了少数文学作品（包括马哈茂德·达维什、萨米·阿尔-卡森姆 [11] 和托菲克·扎亚德的诗歌，加森·卡纳法尼写的少数故事和一部中篇小说，埃米尔·哈比比的讽刺小说，法瓦兹·图尔基 [12] 的自传回忆录，以及穆因·巴西苏的加沙日记），巴勒斯坦社会具体的人性细节为了大而泛的概念而被牺牲掉了。比如说，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我们对于“武装斗争”的坚持——这个词最早象征着巴勒斯坦人要依靠自己、永不放弃地争取政治权利的意愿——很快转变为对战争形势、枪械和口号的盲目崇拜，而这一切都是从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人民战争理论中借用来的。这种对武装仪式化的和明显的强调，导致我们忽略了斗争中异常复杂和重要得多的政治文化因素，这一切反而对以色列人有利；以色列用它强大的宣传工具，把我们所有反对他们占领我们土地、毁坏我们村庄、镇压我们人民的举动，变成了“恐怖主义”。

拿撒勒，1979 年。讨论一下工资，然后就出发去干活。

不过，这些悲观和批判的事情绝不能说明完整的情况，那就是巴勒斯坦民族在穷困中非凡地崛起。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排他措施的全面反对已经成为一个有力的象征，象征着挑战中东各地的混乱现状意味着什么。1978 年和 1979 年中，巴勒斯坦人被伊朗人欢呼为楷模和英雄，在之前则是被埃及的学生、知识分子、叙利亚工人和第三世界的解放组织欢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出现——总是徘徊在革命理想和更加实际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目标之间——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建立了大批巴勒斯坦的机构（学校、工厂、医院、研究和出版网络），它们对于今天巴勒斯坦人离散的生活敏感地做出反应。当然，核心的事实尚未改变：我们是一个没有自己土地的民族。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把巴勒斯坦人看作正在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在一个巴勒斯坦自我意识影响到每个人的崭新环境中，从事着自己的事业。这种自我创造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有史以来第一次，犹太复国运动的细致政策和戏剧化的自我保护开始摇晃，显得完全不足以掩盖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耶路撒冷，1984 年。旧城，阿拉伯人区。

举下面的例子来做证明。在早年间，犹太复国运动者完全忽视巴勒斯坦人，但是自从 1967 年以来，他们在语调和主旨上变得刺耳，并且公开地恶毒。1978 年，摩西·达扬 [13] 是这样说的：如果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准备支持巴解组织，那么我们应当像 1948 年驱逐巴勒斯坦人那样驱逐他们。艾坦将军 [14]（当时的以色列国防军长官）在接受《新消息报》[15] 的一次采访时（1979 年 1 月 19 日），说到以色列的计划：“在以色列国建立之前，我们来到这里（征服）这个国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国家才被建立。”在被问到加利利的巴勒斯坦人时，他回答说：“在我看来，如今阿拉伯人正在从事征服土地、征服工作、非法移民和制造恐怖的过程。”顺便提一下，加利利是巴勒斯坦人目前——以及一直以来——最为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声明当然成为迈尔·卡亨 [16] 恐怖号召的背景，卡亨号召要把阿拉伯人从所有以色列的土地和被占领土上赶走。

阿卡，1979年。木匠。

《晚报》[17] 上的一幅漫画：一只油桶里冒出一团黑色鬼怪，带着一张怀有恶意的脸，长相类似阿亚图拉·霍梅尼 [18]，这个鬼怪邪恶的面貌反映了所有关于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东方人的耸人听闻的陈词滥调。这个公然的（而且荒谬的）反犹的怪物被称为“伊斯兰—反应”。旁边站着的是一个代表着西方的正派模样但有些忧虑的绅士，和一个戴着圆顶小帽 [19] 的小男孩。小男孩对他身边的年长者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搬走？”

尽管我们处于次要地位，我们到处背井离乡，我们的环境不断恶化，我们的军事实力和以色列（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异常地软弱，为什么我们仍然显得对所有人都具有势不可挡的威胁性？

注释：

[1]犹太社（Jewish Agency），成立于1923年，原先的名字是巴勒斯坦犹太社（Jewish Agency of Palestine），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提倡建立一个以色列国，主要负责推动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以及帮助犹太复国运动者们规划政策。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更名为以色列犹太社（Jewish Agency of Israel）。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犹太社中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负责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戈兰高地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2]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旧约》里上帝允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即古代以色列国和朱迪亚的所在地，也被称为“以色列之地”（Land of Israel）。

[3]阿莫斯·奥兹（Amos Oz，1939—），以色列作家、小说家、记者、文学教授。自1967年以来，他积极倡议用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冲突，作品包括《在以色列的土地上》（In the Land ofIsrael）、《以色列》（Israel）、《巴勒斯坦和平》（Palestine and Peace）、《我的迈克尔》（My Michael）、《黑箱子》（Black Box）等。

[4] 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政府总理。1948年5月14日，犹太民族委员会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仪式，执委会主席本-古里安宣读《以色列独立宣言》，宣告犹太国家—以色列的诞生。本-古里安于1948—1953年、1955—1963年期间出任以色列政府总理，后人称他为“现代以色列之父”。

[5]迈克尔·巴佐哈（Michael BarZohar，1938— ），作家，作品包括本-古里安的官方传记《本-古里安：武装的先知》（BenGurion: the Armed Prophet）。

[6]《不在地主财产法》（Absentee Property Law），在阿拉伯语中称为Qanoon Elhader/Gayeb，该法令于1950年3月实行。《不在地主财产法》把任何因1948年巴以战争而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归类为“不在者”（absentee），他们的土地由以色列保管人（custodian）管理。该法令还规定，保管人可以把土地出售给以色列发展局（DevelopmentAuthority）。同样的法律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实行，被剥夺土地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在被占领土，这些根据《不在地主财产法》得来的土地大多被用于建造以色列军事基地或犹太人定居点。

[7] 清教徒（Puritan），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16世纪出现于英国。该派主张清除国教会所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度，简化仪式，提倡过勤俭清洁的生活。后来在国内遭受迫害，曾大量逃亡到北美建立殖民地。

[8] 琼·彼得斯（JoanPeters），作家、纪录片制片人、国际时事评论员，曾经是白宫的中东事务顾问。她在1985年出版了充满争议的书，《来自久远时代：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犹太人的起源》（FromTime Immemorial: The Origins of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over Palestine），该书荣获了美国国家犹太人图书奖。

[9]萨布里·吉里斯（Sabri Jiryis，1938— ），巴勒斯坦律师、学者。著有《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等。他曾经在以色列工作，1970年前往贝鲁特，成为巴勒斯坦研究学会（Institute for Palestinian Studies）的主任。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吉里斯前往尼科西亚（Nicosia，塞浦路斯的首都）继续他的研究。1995年，吉里斯回到加利利。

[10] 喀土穆（Khartoum），苏丹的首都。1967年8月，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第四次首脑会议在喀土穆召开，会议通过了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原则”。

[11] 萨米·阿尔-卡森姆（SamihalQassem，1939— ），巴勒斯坦著名诗人，也写作Samih alQasim。1939年出生于巴勒斯坦的加利利，曾发表过多部诗集，很多被翻译成英语，还有不少被编成歌曲，他同时也是以色列阿拉伯语报纸《全体阿拉伯人》的主编。

[12]法瓦兹·图尔基（Fawaz Turki），巴勒斯坦作家，为众多期刊撰稿并教授写作，定居在美国华盛顿，是第一位用英语撰写难民营经历回忆录的巴勒斯坦作家，作品包括《被剥夺的人：一个巴勒斯坦离散者的日记》（TheDisinherited: Journal of a Palestinian Exile，1972）、《离散者的灵魂：一个巴勒斯坦革命者的一生》（Soul inExile: Lives of a Palestinian Revolutionary，1988）、《离散者的回归》（Exiles Return，1994）等。

[13] 摩西·达扬（MosheDayan，1915—1981），以色列军方领导人和政治家，他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第四任长官（1953—1958），他戴着眼罩的样子成为新以色列国的战斗形象。

[14] 拉斐尔·艾坦（RafaelEytan），前以色列国防军长官，曾把巴勒斯坦人称作“玻璃罐里的蟑螂”。

[15]《新消息报》（Yedioth Aharonot），以色列主要报纸之一，创刊于1939年，是希伯来文的晚报，发行量30万份。

[16] 迈尔·卡亨（MeirKahane，1932—1990），美国东正教拉比，政治运动家，后来成为以色列议会成员。卡亨在美国创立了犹太人保护联盟（Jewish DefenseLeague），一个犹太极端组织，后来被美国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卡亨还在以色列成立了一个极右政党保卫犹太人联盟（Kach），该党后来被以色列政府宣布为种族主义组织，被美国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卡亨的观点被称为卡亨主义，他认为巴勒斯坦人正在试图对以色列人进行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因此他建议人口迁徙，甚至强制放逐，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逐出以色列，包括约旦河西岸。他认为，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是解决巴以冲突和阿以冲突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1990年，迈尔·卡亨在美国纽约被一名阿拉伯恐怖组织成员开枪射杀。

[17] 《晚报》（Maariv），以色列的一份希伯来语晚报，创刊于1948年，发行量15万份。该报被认为基本代表以色列犹太人的普遍观点，并且因为其情绪化的新闻标题而经常被外国媒体引用。

[18] 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Khomeini，1900—1989），即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是一位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阿亚图拉），197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这次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他被许多什叶派穆斯林看作精神领袖，从推翻国王开始统治伊朗，直到1989年去世。霍梅尼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被评为1979年《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19] 犹太男子在祷告、学习、吃饭等时戴的圆顶小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