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庆：宋代美学是 一种生命的日常

宋代美学是一种生命的日常

成庆

在成庆眼中，苏轼首先是一个自由的创作者。诗、词、书法、绘画，于苏轼来说，都只是工具，他要的，是通过这一切的艺术手段，去完整地表达他的精神世界。

所有身份标签，都是无效的。

有趣的是，当成庆阅读宋代禅宗史时，苏轼作为一个辅线常常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尽管苏轼本人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徒，但是他和僧人交游的过程，却在某种程度上把“禅”的精神带入到士大夫的文化体系。

“苏轼有一种能够融合儒释道的个性，他能够把所有的文化都融为他自己。他既是一个吸收者、学习者，也是个实践者。” 在成庆看来，苏轼身上的宗教思想的融合和发展，给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辅助证明，证明禅文化有其自己的生命力，它能够吸引士大夫，并通过士大夫阶层的传播，进入到庶民文化的日常中。

这样的映证，也在成庆数次到访杭州时变得更为清晰。

在杭州，苏轼被当地文化重新激活

在成庆眼中，杭州是一个需要不断去激活的地方。这座现代化的城市里，依然保留着寺庙、古籍，甚至还有尚未发现的遗迹。每一次访古，都是一次提醒，提醒无数文人雅士都曾在这里停留。那些平行时空中的吉光片羽，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而苏轼，也曾两度在杭州做官。并且在第一次到访杭州之后，开始写词。他曾写过：“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 但成庆认为，苏轼在杭州度过了人生中难得的，相对自由快乐的时光。

与京城不同，在杭州，苏轼远离庙堂，与朋友们流连山水。这座城市不仅有佛教文化的浸染，也有发达的庶民文化。这让生活在这里的苏轼，找到了排遣、疏解心中郁结的可能。

“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 苏轼为杭州留下的，不仅仅是诗词。他疏浚西湖、修筑长堤、遍植花草，治病救人。他的办公地有时隐在城外的山中，有时在安置在西湖的岸边。《梁溪漫志》中记载：“至冷泉亭外，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在这里，苏轼被当地文化重新激活，成为宋代文人中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

面对人生的挫折，苏轼常常能够在转念间找到新的乐趣，苦中作乐。用禅宗的话说，是他能够转身。成庆说：“人们理解苏东坡的时候，常常会夸大他的苦难，但是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他的生平事迹中，便能看到一种乐观。这并不是际遇本身不苦，而是他能够不被环境所影响，能够自在。” 

而苏轼性格中的包容、洒脱，也反映在他的美学观点之中。他将自己置身于山水之间，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与宇宙的关系。他的创作，虽敬重古意，但却不拘于技巧的严密性，而是重神韵，重在其精神的表达。谈及此，成庆说：“要了解宋代美学，最大的一个核心的思想的要素就是理解儒释道的融合，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是广大的，是包含着宇宙的。” 

苏轼代表了一种生命高度

美术史家徐小虎曾说，明代的艺术家们有一个很大的“我”。而宋代的山水之所以迷人，是因为那里面有宇宙的万化，而没有一个很坚硬的“我”。画卷中的“山水”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山水”，他们想要传递的，是人与宇宙融为一体的自由，而不是创作者自身欲望的写照。

扬之水先生曾说：“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透过《西园雅集图》，人们可以想象，像苏轼、黄庭坚这样的文人士大夫汇聚于驸马王诜园邸，赋诗、题词的盛事。他们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既是艺术家，也是生活家。

对于宋人来说，美学，既蕴藏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也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是对生命直接的一种认知和反应。而成庆认为，苏轼之所以被反复提及，也是因为他暗合了当下人们对于那样一种理想生活的向往。

成庆提到：“关于苏轼，我们总是把他简化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总是沉溺于他诗词的美，甚至也熟悉关于他的传说，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象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生活在中国上千年传统文化脉络里的人，你的生命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这亦体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即精神世界和个人生活是有连贯性的。他们身上既有匡扶国家的抱负和担当，也有收束在生活艺术间的典雅和从容。“他没有假面和伪装，他是融为一体的。苏轼是一个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典范。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及一个人有文化，是才子，而且还有潇洒的时候，便会联想起苏轼。”   

东方美学今日复归

近年来，无论是茶道的兴起、山水画的学习、或是瓷器等器物的展览鉴赏，越来越多的人寻着前人留下的脉络，尝试通过了解宋代的艺术品，体验宋人的雅趣生活，来获取切身的美学体验。

工业社会中机械冰冷的局面，也在不断地被温暖切实的人文关怀所打破。设计师们不断尝试通过丰富的技术手段，来重塑人与自然、与世界的精神连接。而这种情感的投射，不仅丰富了产品的审美价值，还无声地建立起与使用者之间的深层联结和对话，让人们在享受便捷的科技的同时，找回对温度的感知和对美的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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