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的东西 对我来说是怨敌

一

一个人终其一生不懈辛劳，就是为了打造死亡之屋。

——蒙田

三岛由纪夫去世已有二十五年了，但他依然是——可能永远都是——拥有最多译本的日本作家，这要归功于他精力充沛的多面创作。在日本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在文学四大领域享有盛名的作家，无论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或是散文和戏剧都有杰作流传，更何况，他在戏剧方面的创作尝试兼有日本传统歌舞伎、能乐和西方古典戏剧，这尤其令他名扬海外文化界。那么，他是否轻而易举就有此成就了呢？三岛名作的翻译至今仍在推进之中，似乎足以掩盖反面评价。三岛由纪夫，无数次被人冠以诸如“另类怪人”的标签，仿佛他只不过是爱出风头。而人们又会一再地阅读他的书，一再地发现他拥有出其不意打动读者的能力，并品味出他锐利先锋的思维体系。在日本，三岛的前辈，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曾给予他极高的赞誉，在 1970 年答《纽约时报》记者问时，川端说道：“三岛由纪夫拥有非同寻常的天赋，并不是在日本范围内这么说，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难找到这样的天才。像他这样的天才恐怕三百年都难遇一个。”这种评价不禁让我想到一个场景，三岛作为作家，始终在奋斗不已，撰写遗作《丰饶之海》时他也遇到了巨大的写作上的障碍，也多次不可避免地犯下鲁莽轻率的错误，这正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1所批注的那样：他的天赋似乎只能被欣赏他的人看到。

但若用到“天才”这个词形容三岛由纪夫呢？时至今日，少数日本评论家会表示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会强烈反对，除了那些被三岛的政论观点摒弃在外的评论家们——事实上，他们之间的争论是非文学性的，还有便是一些拥有敏锐眼光的文学家。东京文学界的舆论导向是：谷崎润一郎是真正的文学大家，三岛由纪夫和其他作家一样，只能退居二流艺术家的席位。在西方评论界，戈尔·维达尔2早在二十五年前也持有相同观点，近来，石黑一雄3也这样认为。但是，三岛传达给我的感觉是既合乎世界已有的危机感，又迫切地与之相衬，这便是其他日本作家所无力企及，因而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地方。也许唯一可称作例外的便是芥川龙之介，即七十年前的《罗生门》的作者，芥川最终也是自杀身亡。这倒不是说当时日本文坛会大争特争某人在文坛的老大地位。书店经营者会告诉你，二十年前，最畅销的书便是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如今的日本书店里则是漫画和电子游戏大行其道。对于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三岛在其人生晚期已有洞见，显然，他当时已经预测到了会有这样一天：“日本会消失。日本会变得无生命力、空洞无物、毫无立场可言。日本当然还会变得富裕而精明，成为远东地区的经济大国。”

1.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

2.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25—2012），美国剧作家、艺术评论家、散文作家和小说作家。著有讽刺戏剧《麦拉·布雷肯里吉》，以及历史三部曲《伯尔》《1876》《林肯》。

3.石黑一雄（1954—），日裔英籍作家，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于日本长崎，五岁移居英国。1982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远山淡影》，1989年以《长日将尽》荣获英国布克奖，之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石黑一雄也被英国皇室授勋为文学骑士，并获授法国一级文学部骑士勋章。2000年，他的小说创作《我辈孤雏》再次获得布克奖提名。 

他预言了现代日本必将全民空虚，也屡次以自身行为演绎人生的“虚无”——既是“丑陋”的代名词，也在他的具体个案中表现为特殊的戏剧性的“嗜血”——在 1970 年 11 月 25 日走到自己的末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至今，这件事情一直让人费解。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真希望能报道这样的新闻：在东京，有人无意间发现了一些隐匿起来的信件，一本日记，一本摘录簿——不管是任何遗物，只要能开启秘门，能通往三岛由纪夫的精神世界——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新发现。二十五年后，三岛给人留下的全部印象仍是和森田必胜一起切腹自杀的那个下午所抛给人们的疑虑，用《朝日新闻》著名记者深代淳的话来说——三岛自杀的动机可能应该概括为“由同性爱、阳明学和天皇崇拜拼接出的一幅灿烂华丽的马赛克拼图”。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精辟概括！在 1974 年我撰写第一版三岛由纪夫传记时，就曾引用了这句话，但没来得及向深代君致谢，那是他和我私下交谈时说到的，没过多久，深代君就因白血病去世了，那真是日本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的思绪仍在挣扎，即便有了深代君的至理名言的帮助，也还是无法透彻洞悉三岛的所作所为。三岛完全特立独行，和他的小团体一起策划了整起事件，在他去世后，法院的检察官也是如此判定的。但是，归根结底，三岛是怎么策划出这样的起义的呢？大多数日本人会退回到 30 年代，为三岛的行动找到一个标榜人物。三岛也好，森田也好，另外三名盾会学生也好，他们毅然地担负起“双重爱国”的重任。“双重爱国”这个术语是由牛津大学的学者理查德·史托利1发明的，他在日本居住多年，专门研究日本的军国主义。我们还可以采用休·拜厄斯2——他是一位尽心尽力的英国记者，30 年代时就住在东京——书中的小标题来概括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暗杀政府”的时代。那该是个怎样的时代啊！双重爱国志士涌现出来，几乎无处不在，这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接二连三地刺杀政府要员、高官富贾，一心想把日本推上和西方对抗的战争之路，并且，通常他们都会假借天皇的名义。三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度过青春期的，那时候，他还在学生院上学。

而且，人们还会发问：有多少经历 30 年代熏陶的日本人最终成为“双重爱国者”站到了 1945 年之后的日本历史舞台上呢？还记得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山口二矢吗？1960 年，他在月台上用刀刺死了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这起刺杀事件的现场摄影被列为战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摄影作品之一，与其并列的还有三岛由纪夫在市谷自卫队总部大楼的阳台上讲演时拍下的照片）。这个误入歧途、在监狱中自尽的十七岁少年连同其他双重爱国主义者都无法和三岛由纪夫及其同伴们相提并论，显然，十七岁的山口二矢根本没机会经历 30 年代的动荡社会。“三岛事件”造成了两人切腹自杀，但没有企图伤害他人的本意。当然，也有人指出：古贺浩靖挥刀砍下了三岛和森田的脑袋，他应该是犯下了谋杀罪，但是如此说来，三岛也将是个谋杀犯，并且是蓄意谋杀，因为是他策划了森田必胜跟随他一起去死。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一些较为公正的评判会倾向于通过这起事件看清楚三岛由纪夫的性格特点。我有一位住在东京的美国记者朋友，他曾对我说，从他的想法去分析，三岛确实是犯下了谋杀罪。常理性的反驳会是这样的：森田必胜自愿自杀，事实上，森田还试图亲手将三岛的头切下，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最后，我也不能确定该如何看待这种谋杀论了。不能否认的是，三岛是在心中、头脑中无数次地犯下了杀戮罪，这可以从《假面的告白》中提到的“杀人剧场”等情节中找到依据。只要看过那本书的人都会记得，三岛曾多次在梦中将白种男孩推到刀下。而和他有私交，便更会被迫地强烈意识到这个男人心中的这种“另一面”。这让我想起，1969 年，我曾在三岛的家里度过了一个恐怖的夜晚。当时，三岛拿出他心爱的、引以为荣的武士刀收藏品，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日后他用来自杀的那把“关孙六”（他的刀剑收藏品都仔细地用布包好，看起来像是个小型军械库）。在场的除了我，还有彼得·泰勒，来自伦敦泰晤士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我记得三岛要求我假装跪在地毯上，就在他家楼上小小的起居室里，他让我摆出样子，以便让泰勒看懂什么叫“介错”——即砍头的武士道仪式。那就是说，他假装扮演介错，要假装砍下某人的脑袋。我记得当时的自己顿觉后脖颈发凉，汗毛倒立，登时站了起来，不禁喊出声来——不！我看到三岛站在那里，手握三尺长的钢刀，脸上带着难以言喻的古怪神情。他显得非常心满意足。当时我心想，圣母啊，可不能和这样一个三岛随便闹着玩儿。

1.理查德·史托利（Richard Storry，1913—1982），英国著名日本史专家。

2.休·拜厄斯（ Hugh Byas，1875—1945），英国记者，日本文化研究者。1927—1941年间担任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

三

为何天皇必须把自己变为普通的凡人呢？

——三岛由纪夫《英灵之声》

那么，三岛由纪夫之死是否可以单纯地视为美学追求和性爱冲动呢——简言之，鲜血加爱神？我想答案该是否定的，如同我在本书中屡次点明的观点：“三岛之死”蕴含着一些政治因素，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解释。第一，他手持日本武士刀，一夫当关，无论谁冲入市谷基地办公室都遭到武力反抗，也只有少数几人和他正面交锋并溃败而归。就这样，他将一名四星级将军掌控于手中，以此为人质，要挟自卫队军官召集部队，列席他的演讲，并且，是一场直指宪法的煽动性演讲，这些细节都毫无疑问地指明：这次行动富有政治寓意！第二点，三岛长期以来默默接受了日本最高层政客的援助。在这件事情上，我的主要信息提供者是松村刚，他一方面是三岛的密友和崇拜者，另一方面又是活跃于当时执政党（自民党）内部的著名知识分子，因而他的话可信度很高。三岛除了自己活动之外，还通过松村刚和其他几位政坛文人的人脉网络——如右翼保守派的石原慎太郎——才能与佐藤荣作首相内阁保持联系（佐藤首相业绩不俗，连任八年，直到 1972 年才退下首相之位），其中还包括佐藤的左膀右臂，内阁官房长官保利茂；还有一位虽然不是位居最高层，但也十分重要：中曾根康弘，当时是个羽翼逐渐丰满、野心勃勃的年轻政客，后来在 1970 年 1 月被任命为防卫厅厅长。

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三岛事件牵连到的这几位政界名人——佐藤、保利和中曾根——当时恰好都在事业窘境危机之中，几乎是自身难保。因此，他们和三岛之间的秘密来往显然绝对不能外泄。当我在 1970 年 8 月去下田看望三岛时，注意到了政客们对他的关注。先前也提到过，这三人把电话直接打到三岛一家度假时所住的酒店，差不多有好几天都有这样的电话，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三岛并不排斥接听这些电话，哪怕致电人的意思是催促他到自民党内的保守派支持者的集会上做演讲。但那个时候，三岛对于政客们已然不抱任何幻想了，但是两年前，也就是 1968 年时，事情还不是这样的，据说，1968 年前后，三岛四处寻找通往保守党政界的渠道——除了政客，富商也是他寻找的目标——其目的主要是为盾会找到资金后盾。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完全信服松村刚的陈述（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是在信口开河），那么，三岛是将融集资金的部分任务交给了松村刚负责，但这事儿谈了好几年都没有下文，就这样一直拖到了 1970 年。结果，在三岛决计自杀的前夕，佐藤荣作亲自亮了绿灯，指令保利茂直接把活动经费交给三岛——若不是直接交给他本人，那就是通过了某些中间人。松村刚说，佐藤和保利茂当时已决定在首相府经费中拨款，向三岛由纪夫及其盾会提供四百万日元（以当时的汇率计算，即约合四万七千美元）的活动经费。

松村刚在他的长篇大论中涉及了很多这方面的细节，但他很慎重。人们显然会很关注那部分钱的详情。资金是否是以贷款或债券的形式发布给三岛的？三岛究竟有没有接纳这些援助？他最终拿到钱了吗？到 1970 年为止，三岛理应还没有时机接受来自任何政客或外界组织的资金援助。一直都是他自己为盾会买单——根据我的估算，盾会这三年大约需要合计两千万日元，或两千五百万日元的开销，主要花费在七八十名成员的夏冬两套制服上。所以，不管怎样，事情的关键在于：佐藤和保利茂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十足的热情，似乎非常渴望能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送到三岛手里。他们当然有理由这么做：三岛是全日本最知名的右翼知识分子，其表态也几乎是完全公开的，而与此同时，大部分的作家、戏剧界人士、记者都是站在左派立场上的，其中不乏很多三岛的多年好友。三岛的显赫盛名、激情澎湃的活动能力以及流利的表达能力，都使他成为政客们极愿拉拢的对象，能请到这样一个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作为自己政党中的嘉宾、座上客——显然是很诱惑人心的。全学联学生暴动的场景依然鲜明生猛地留存在这些政治家们的记忆中，三岛本人也曾去母校（东京大学）目睹了学生和警察间的武力冲突，甚至还与左派学生做面对面的辩论。很显然，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大概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他是在和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主流势力唱对台戏。

最后，三岛毅然迈上生命里最后的舞台——市谷自卫队总部。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诸如佐藤荣作这样显赫的政客立刻明确表态，且不只是否定三岛事件的正确性，甚而是猛烈无情地否定他的所作所为——佐藤说，三岛疯了。但也可以说，国家领导人再没有更多的动作和表态了，一致封口。可是，媒体这方面从未试图揭露三岛和政界的关联，乃至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过这方面的报道，几乎是从没触碰过这道关联题。政客们遭遇到了严重的声誉威胁，但终会有人免不了被众人推选成为三岛事件的替罪羊，那只能是益田将军了。这位倒霉的将军曾经在自己的办公室被突袭而来的盾会青年绑住手脚，堵住嘴巴，但一切平息后不久，他就被开除出了自卫队东部方面队，并被撤掉了官职，调至羽田机场担任闲职，薪水倒也不低。几年后，益田就去世了，到底是没有说出他知道的内情，即三岛由纪夫和军方高层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和政界的来往。要知道，在“三岛事件”发生之后，谁若挑头说出这层关系，肯定会在军界引起激烈愤慨（这种感觉就仿佛是：他们认为三岛严重背叛了军方给予他的信任）。事实确是如此，中曾根于 1970 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之后，很乐意让三岛带领盾会借用自卫队的军事力量进行各种集训，这就基本上意味着：三岛保住了通向国内任何军事部门的通行证。公正地来说，中曾根尚且是晚辈和下级，他无法反抗上级，即内阁高层官员——也就是佐藤和保利等人，他们把三岛由纪夫看成是朋友，即便自己不是公开的资助者，也不会否认三岛多年来拥有的种种特权。

现在，让我来说三岛和政界的第三层面的关联。当三岛自杀的动机被全社会舆论定论为“同性恋殉情”，并眼看着这种论调大肆泛滥、人云亦云的时候，包括警察、自卫队和政客在内的众多重量级的国家机构高层成员们其实很可能在暗自窃喜。这种舆论越强势，留给民众的思考余地就越小，也就不再会有人去深究三岛所称道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三岛从来没有严谨细致地定义过他的政治立场，其核心问题是由日本战败引发的：天皇本人的意愿在战争中只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战时内阁中军队和人民担任了重要角色；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了决定日后命运的战败声明——这个声明却要让天皇本人来担当，天皇甚至不顾幕僚内部意见尚且不能统一。如果三岛曾企图在这些事实上深入挖掘，那我只能说，我一点儿都没有留意到。不过，他的中心立场还是无须质疑的：对于 1931 年至 1945 年间日本的军事冒险，天皇及其幕僚负有责任，哪怕这种想法只是朦胧含糊的一个意向。三岛的这种立场是相当明确的，尤其在他所有作品中最激情慷慨的短篇小说《忧国》、非正常文体的《英灵之声》中都可以清晰地找到这种思想脉络，甚而还有他即兴说出的名言可以佐证——“我的美学观确实有坚实的、磐石般的基础，那便是——天皇制度”。

今天，在东京老一辈的官员当中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尤其是在对外国人谈论此事时，他们认为三岛其实没有理解天皇，甚而成为一个被人们质疑其道德原则的边缘人物——这主要是针对他的同性恋倾向而言的。日本当代杰出学者三好将夫曾创建了一个专用词汇形容三岛的最后行动：“可怕的肉体宣言”。但无论如何，三岛的“宣言”是针对天皇的，他的行动从本质上说是一次经典的抗议行为——抗议裕仁天皇及其幕僚。日本的管理体制中有这样的惯例：一旦灾难发生，最高层的领导人必须引咎辞职，哪怕他的作用微乎其微，或只是名义上与此事有关。有一种说法是：裕仁天皇就曾经三次承担了这种“负责人”的角色（在 1945 至 1946 年、1948 年和 1951 年），三岛由纪夫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不止一些认为，天皇理应弃位，让长皇太子明仁（即今天的天皇）登基。据我所知，三岛从来不曾暗示，他认为裕仁天皇应该弃位。他对天皇的评论意见是与众不同的，他针对的是天皇放弃神权、并宣布从此之后天皇的后代子孙都是凡人一事，三岛就曾在 1946 年的元旦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天皇必须要变成凡人？”他这是在回应美方对日本的施压，因为一旦宣布放弃神权，就意味着否认，否认成千上万死于战争的日本人是为天皇而牺牲的，因为至少从名义上说，他们是为天皇而战。

即便时至今日，在日本也无法透彻、公开地争论这个问题。我曾提到过的《朝日新闻》的记者深代淳郎就曾忠告我要谨慎地写这本书，他说：“天皇是终极的禁忌之题。”他还说，他不能就帝王君主问题自由自在地发表言论，他所在的报纸也做不到。裕仁天皇是全世界、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享有过神权的君主。即便在他于 1989 年去世、明仁即位后，日本各界还是对天皇的话题讳莫如深。三岛触及了这个禁忌图腾，因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了某种禁忌之题，我相信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解释了为何三岛由纪夫一直能够激起全民的兴趣，乃至到新世纪来临，依然有人好奇不减。

五

人类种族的真正历史就是人类的情感故事。与此相比，所有其他历史——哪怕是经济史——都是虚假的。

——E. M. 福斯特1

1．E.M. 福斯特（ E. M. Forster，1879—1970），英国著名作家。

“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同样是人之共性的故事。”艾瑞丝·奥瑞戈1曾这样写道，“当描绘一个人的激情、弱点、怪癖等特质成为传记作家的任务，而作为被撰写的主题人物的特质并不可见于普遍性戏剧中，那他的著作将会极其单薄。”也许我并不算特别熟识三岛由纪夫，因而不至于能将他所包含的“人之共性”披露出来，但，且让我一试。

他令我感动。不只是他的文学作品，更有他诸多的所作所为都深深触动了我。埃兹拉·庞德曾在书里表述：艺术家的生命总会有所“残余”，这并不能在艺术作品本身中找寻到，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对我而言，三岛由纪夫代表着“消失的日本”，这一概念曾见于他晚期的言行表态中。我这不是在暗示武士道，而是另一些曾存在于战时、而后消失不见的某些内容。今天的日本繁荣昌盛，显示出几十年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但是，这个国家的基点却已模糊，以致无法感知。三岛的密友，作家安部公房也曾在自己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地图》的介绍小文中描绘过相同意义上的“权威之真空”：“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有一个巨大之极、漂流不定的容器。让我们称之为‘迷宫’。在什么地方，一定会存在一座栈桥、一个发动机房。可是，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三岛由纪夫和安部公房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感知到日本正在随波逐流，逐渐失去控制。三岛在这种大浪中，任由自己陷入迷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便是日本的“人之共性”。多年来，他通过写作和各种言论，不断地释放危难信号，直至死亡的那一天。

1．艾瑞丝·奥瑞戈（ Iris Ortigo，1902—1988），英国著名传记女作家，定居意大利。 

1968 年夏，三岛已经在写给我的信中提到，朋友们对他说，要想摆脱文学事业之窘境，只有自杀才是唯一的办法。看这样的信，可以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你可以说，三岛这个怪人有麻烦了，他显然是处于病态中，诸如此类。但是，另一些日本人则会说，这整个社会都在病态之中。三岛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预料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危机就隐伏在他所生活着的这个社会里。追溯到 60 年代中期，奥运会在东京举办，这个国家处在创意迸发的状态。突然，日本人仿佛被冻结了一般，因为全世界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他们！不再有重大的运动，不再有言之有物的小说，也不再有独一无二的艺术。创造力的沙漠就这样出现在日本人面前，而曾经，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艺术气质的民族之一。赝品也就层出不穷。服装设计师们摆出世界顶级艺术家的姿态。建筑设计师们则自认为是雕塑家。可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观望古代的最大创造，就比如说京都的桂离宫，必会惊叹——日本人的能力竟会如此惊人！而现在呢？三岛高瞻远瞩地预见了不远处那潜伏着、伺机爆发的灾难。

他是不是如众人所说的——是一个极端的右翼分子？他当然是了！我向那些存有疑问的读者呼吁：首先请参阅我撰写的关于盾会的报道，这些报道跟踪记录了三岛狂热的政治幻想，登载于日本媒体和国外媒体，从来没有引发异议。但是，归根结底，相比于他的狂热政见，最终感动我至深的，是我们的友谊。三岛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 1970 年 10 月 4 日，他似乎在为自己写下警告：“世界的终结”就要到来了。我看到这封信，立刻意识到他会去自杀，我也想得到，是用怎样的方法自杀。他是一个很骄傲的男人，决不会信口说出不加实践的废话。在最后的“可怕的肉体宣言”中，三岛大声叫嚷，其实只是想获得一个答案：我们的国家究竟代表着什么？他企图在《丰饶之海》中描绘的是一幅题为“现代日本”的景象——犹如全景镜头。如果他在此失败了，也就更没有别人会去尝试了！

在终结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思绪不禁再次回到往昔——我始终都在努力，试图理解他的死亡——我想起了三岛 1970 年 9 月在我家吃饭时的一幕，想起他准备慷慨陈词时露出的古怪的表情。他冷不丁地宣布：日本，注定了会衰灭。为什么？这个国家正在遭受来自“青蛇的诅咒”，因而不得不忍受折磨。这番话回响在我的脑海中。我几乎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听到他带着日本口音的口齿：“青咝——蛇”，气息在唇齿间嘶嘶作响，跟来一个拖长的元音，“蛇——”。在日本，据说蛇是吉兆，但翠绿色的青蛇却相反，象征着厄运。青蛇的意象在三岛的文本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邪恶的象征”，就仿佛后来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所论述的1那样。

“我希望他当时能选择‘活下去’。活下去是‘更艰难的道路’。当初他坚持己见，命令盾会另外三名成员必须活下去，以在他和森田于 1970 年 11 月 25 日死后，能见证盾会之理想。而我真希望，他能选择那条更艰难的道路。” 

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

日本东京，1999 年 8 月

1．“这条青黑色的蛇，作为邪恶的象征，已是无法回避的了 ；这条蛇在清晨的曙光中从本多被烧毁的别墅里逃逸而去，此时，火灾的幸运者们则谨慎地坐在美式游泳池的边缘，水池倒映着已成废墟的一切，人们能闻到浓重的焦味，想象着被烧死的醉酒的夫妇，之后便由司机开车带他们下山，到村子里吃早餐，若无其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同样是一条青色的蛇，咬了月光公主的腿，杀死了她。蛇的意象和邪恶相连，这几乎是和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隐喻。人们会问 ：如果这条蛇的隐喻更多是取源自圣经，而非远东传统，是否也就意味着，它来自三岛由纪夫广泛的欧洲文学的阅读经验。无论如何，这四部曲从第一卷开始，就明显是一个关于逃逸了的青蛇的奇闻逸事录，如翠玉般鲜亮的绿色已然反衬出了兽般的残酷。”——译自《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著，伽利玛出版社， 1980 年版。

《美与暴烈》

作者: [英] 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 

出版社: 雅众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译者: 于是 

出版年: 2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