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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8

最恐怖的是世界 变得越来越极端

My Favorite Book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原著作者托马斯·基尼利访问中国时,单读曾采访过他。这支视频来自单读同基尼利的对谈,但这并非是一场生涩难懂的“业内”交流,相比直接对上述抽象的命题作答,基尼利的回应更为私人化,也更加真诚:他笑谈自己是一位写作生涯接近尾声的作家,坦然地聊对于“好书”的看法、中国情缘、个人的恐惧与如何面对死亡......

本期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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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基尼利:我仍在尝试着写一本真正的“好书”

翻译 | 刘宽、朱玥 

单读:可以向中国观众介绍一下自己吗?

基尼利: 大家好,我是托马斯·基尼利,从澳大利亚来到北京。我是一个写作生涯已经接近尾声的作家,目前一共写了 57 本虚构和非虚构作品。我对于在中国受到的关注感到受宠若惊(基尼利因为《辛德勒名单》而最初被中国读者所熟知)。我们这一代的澳大利亚人老是把自己看作是野蛮人,但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被邀请去北京大学演讲,文章还发表在了《单读》上,真是非常荣幸。对于一位来自人口稀少的国家的人来说,将作品发表在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国度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

单读:说起英语文学,我们总是更多地在关注欧美的英语文学,您觉得我们为何要了解更多澳大利亚的英语文学呢?

基尼利:猜测读者从书中的收获和想表达怎样的感想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你无法回答为什么人们要读书这个问题,正如问为什么他们热爱生活,为什么渴望 “爱” 一样。但是深入地体验、探索异国文化总是令人激动,比如阅读印度和中国的小说就让我陶醉其中。和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相比,国与国间的差异是巨大的。 

单读:澳洲的文化与别国文化的差别是怎样体现的呢?

基尼利: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度之一、也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却处在一个新建立起的社会中,这种联系和张力是值得去探索和写作的一个点。

单读:在你写作生涯的尾声,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想写却从未写过的?

基尼利:我现在 81 岁,正在走向生命的尾声,但是我会尽己所能坚持写作。我有一些 80 岁以后的写作计划,它们之后将会慢慢被实现。我没有一个过于自大的计划,但我始终在尝试着写一本真正的“好书”。

单读:怎样定义一本“好书”? 

基尼利:这是很难定义的,因为这关于阅读一本书后所做出的回应,我们不能仅凭几秒就做出评判。但当我们置身于一本好书的行文中时,会自然地有所感知。在我的定义里,“好书”是人们在读后仍会保留在身边,并反复回味的。阅读者会对故事的结束依依不舍,对角色的远去和场景的消逝感到伤感。好书能为读者提供栖息地,让他们沉浸其中,并因为书的完结感到空虚。我的创作也在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单读:有什么内容是你年轻时无法体会和写作,但现在能写的呢?

基尼利:我正在写一个故事,关于人到 80 岁后,婚姻会是什么样子。小说里有一位生活在 42000 年前澳大利亚的亚洲男人,与另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 80 岁男子。里面是当一段婚姻超过了 50 年之后的故事。如果我还年轻,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持续了 52 年的婚姻,就不可能用如今的方式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我年轻时常常鼓励自己,时间还有很多,塞万提斯在他 70 岁的时候才写出《堂吉诃德》。现在我却已经 81 岁了, 可仍旧希望能在更高龄的时候创作出好书,听见别人对它的夸赞。

单读:为什么你认为自己需要写作?你的写作动机是什么?

基尼利:在写作中,我能强烈享受到在其他事物中难以感受到的快乐。虽然生活里有许多事物让我感受到快乐,但最主要的来源还是写作。写作带给我的触动,我并不强求一定要带给别人。我本质上是为我自己而写作。可当我的作品被广泛阅读时,我当然很开心。我希望能写一本关于从现在到生命结束的书,还有其他一些更多的好书。我的父母活到了 90 岁,他还是一个二战士兵。即使战争给了他一定的伤害,但是他仍旧长寿,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可惜这些并非我自己能够决定的。

单读:衰老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

基尼利:不会,我没有比这更开心,对自己的作品更满意的时候了!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当你年轻时,你常常看见快乐的老年人,而你会纳闷,他们为什么在即将死亡的年纪里仍旧感到那么快乐?这是难以解释的。一份澳大利亚的报纸对澳大利亚人的幸福感作出调查,大多数感到幸福的人都是老人。你能相信吗?令人烦扰的矛盾会更多地出现在人年轻时。比如女孩离开了你,或是你离开了女孩之类的事情。年轻时会对许多事感到痛苦,可是年老时这种事情就不多了。

单读:而且现在也不再过急于证明自己了对吗?

基尼利:对,现在没有过多的野心了。总的来说,就像是你不再认为世界亏欠了你。在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有很多孩子乐意和我一起玩耍。可我没想到在现在这年纪,竟还有机会被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邀请做朋友。

单读:对于你的作品发表在《单读》上,你有什么感受?

基尼利:在有生之年,我很荣幸作为一个作者看见文章发表在中文杂志上,而西方人通常没有在这儿占过多少位置。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十分开心来到中国。但我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浅层——因为我是外国人。我很高兴能听到来自中国的回应声,也很高兴我的国家开始出版中国移民作家的作品。

单读:到过中国几次,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基尼利:我刚刚来到中国时,这儿与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外交关系正处于初期阶段。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残留阴影中,仍旧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学生也比较害羞。可是现在,通过种种显而易见的现象,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各处,不再紧闭国门。当然,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仍旧有所保留。这些都是此行中,我感受到中国和从前最大的差别。我也明显的感觉到,比起过往,澳洲的中国移民也来自于更多的城市。在十九世纪时,他们主要来自广东、西安还有一些偏西部地区。现在也有更多的来自于山东,成都,北京和上海的人。我认为悉尼就像是澳洲的上海,而北京就像是墨尔本。

单读: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基尼利:我最大的恐惧是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人们彼此针锋相对,背离了自己的灵魂,并互相背叛。我害怕特朗普式的本土主义,这种本土主义也许会在澳洲拥有一些拥护者。我害怕固步自封的观点。还好我不了解中国的领导人,所以不会说什么他的坏话(笑)。但我担心我们下一代的安全,我担心民主能否长存,经济革新能否出现——澳洲正在进行革新,去雇佣新的生产者,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我还担心气候变化,它正在逐渐剧烈与明显的影响生活。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能继续无忧的生活在他们所选择的家园里。

作家介绍

托马斯. 基尼利(Thomas Keneally) 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因小说《辛德勒名单》而广为人知,此书后来被改编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并获得了奥斯卡奖,成为影史经典。他也因热衷于在政治和橄榄球比赛等公共话题上发言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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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作了超过 50 本小说和非虚构性文学作品,也是第一个获得布克奖的澳大利亚人。他曾两次获得澳大利亚最具分量的小说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并曾获选总理文学奖和英联邦作家奖的入围名单。他的电影剧本曾获得澳大利亚学院奖和影评人协会奖。

他的写作充满了对澳大利亚历史的热诚,尤其体现在《澳大利亚人》这一关注澳大利亚人民的三部曲当中。最近,他和女儿麦格开始创作一部系列犯罪小说,背景也设定在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

他被誉为“澳大利亚活宝藏”,在 1983 年被授予澳洲勋章。

1979 年,基尼利以澳大利亚政府澳中协会创始人的身份到访中国,参与创办了《中国日报》,成为最早一批与中国展开学术、文化交流的海外代表之一。

他的作品《辛德勒名单》、《 三呼圣灵》、《亚伯拉罕•林肯》已经在中国出版,《内海的女人》中文版也即将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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