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浙江村”正规化的纠结（上）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上）

中国大陆社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变化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比如市场原则愈来愈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来想不到的种种怪象（比如医疗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贵更难）。所谓怪象，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们难以以惯有的思路对它们加以解释。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 21 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语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变化是这个“纠结中国”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戶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区，人口规模多时曾达近十万。“浙江村”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在当地政府的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 1995 年 11 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我在 1992 年到 1998 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我这样预期是因为，首先，在市场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浙江村”经济将上规模、上档次。由于“浙江村”经济是深深嵌入到社区组织中去的，经济的提升将带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他们表达利益的能力，获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认可。同时，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将使得政府权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从而和“浙江村”这样的新空间更好地对接。我在当时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京温市场）和“浙江村人”兴建的最大的住宅兼加工小区（JO 大院）里帮助组建了民间组织“爱心小组”，就是希望推进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和与正式权力的互动能力。

二十年后的“浙江村”显然“正规化”了。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易的批发市场；一批产值上千万、雇佣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标品牌的服装企业替代了满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2006 年初，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将大红门建设成“时装之都核心区”，成为丰台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 年北京市把大红门确定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洋名 CBC（Clothing　Business Center）。2016 年我第五次重访“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谈时，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边做笔录。在社会生态上，违章建筑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以后基本消失。交通、卫生、治安都明显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的商品房，在高楼里没有人再支起缝纫机、电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别的城市居民没有差别。城市化和市场化似乎确实促进了一体化。

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 1995 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了。尽管今天大多数“浙江村人”买房上楼，但是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学要进高档私立学校或者靠交高额赞助费进公立学校；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道多含有对城市政府的批评，而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道，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对政府产业提升、旧城改造政策的应和与鼓吹。

“浙江村”被清理

基于对当时“浙江村”的观察，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曾这样判断：“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2000：499）二十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黄宗智指出，在中国城镇 50% 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而在我看来，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规经济的持续存在，而是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

首先，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其次，非正规经济被吸纳到正规经济中来，在形式上成为正规经济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头带老乡可以随便找工作，但是现在因为执照和资质方面的要求，需要通过正式注册的劳务公司揽活儿。派遣工制度、层层外包、企业以“实习”名义利用技校学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宽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和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通过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实际条件和报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所以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包装，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需要引入新的机构（比如劳务派遣公司），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经营下的非正规就业，有质上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没有福利保护的就业，后者则意味着对剥削的正当化、制度化。

正规化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应该扶植的（比如大型企业和正规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规经济），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规经济），哪些事情是要为另外一些事情服务的。这样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是当代政府管治社会的主要手段。套用 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热门词，正规化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规化不是靠政府独家推进的，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其中市场规则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这一进行中的正规化过程很难被概括成一个公式化的图景；对浙江村个案的民族志梳理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纠结。

“分割—攫取”模式

“浙江村”的正规化不能被理解为是 “现代”对“传统”的替代，而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分割—价值攫取”的发展逻辑下来考察。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这固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具体的分割—攫取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在改革前，国家用行政手段分割城乡社会，从农村攫取剩余价值扶持城市工业。“浙江村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偷偷离家到边远地区讨生活，是对这一体制的逃避和反抗。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这个阶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团造出自己的一个社区来，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自己办幼儿园、诊所等）一体化，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这是“浙江村”为什么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自主性、难以被打散的重要原因。

1995 年之后的正规化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延续，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在于区隔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有没有户口），而是根据和资产的关系划分人群和产业，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特别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于资产增值的（比如原来占“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和小型服务业和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比如北京市在 2009 年宣布，北京市和丰台等区县将在三年里投资 500 亿改造南城，“浙江村”是重点改造对象。政府能够投资 500 亿，离不开“浙江村”多年在税费上的贡献；政府愿意为南城投资 500 亿，又离不开“浙江村”经济已经把南城做成有巨大增值潜力的商业热地的事实。而在改造中，绝大部分的“浙江村”生产企业要搬离，给更高档次的企业让地。

虽然到 2016 年大部分“浙江村”企业还留在原地，但是这一计划造成“浙江村”企业强烈的正规化需求，特别是希望通过投资竞标得到政府划拨的土地。这种需求也造成了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地方政府寻租的条件。从 2015 年开始推进的 “非首都功能疏解”计划，把大红门一带的服装加工和批发界定为典型的“非首都功能”，要全面迁出北京，为高附加值产业让路。这可以看作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升级。分割和攫取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它通过对过去的抹煞和掩盖而实现。

对应于分割—攫取方式的变化，“浙江村”经济在二十年间从“平铺式”发展变成了“垂直式”发展。当年“浙江村”的自我抱团形成了平铺式发展模式：先来的工商户带后来的，没有本钱的小户可以借助亲戚老乡关系进入到生产和营销网络中来，并且很快达到其他人的经营水平。“浙江村”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靠其人口的增多；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的细化和广大工商户的平等参与。其资本集中程度低，更没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外界多爱强调温州人的企业家性格，而温州农民当年的流动更是一种基于乡土情谊的“同去同去”，与市场性的竞争行为相去甚远。

“浙江村”的平铺式发展并不仅是所谓传统网络的自然延伸，它更是对割裂流动人口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体制的反抗。所以会平铺，是因为大家追求的是亲友老乡的集体式的发展。大家要赚钱，同时要做一个好亲戚、好老乡，没有人想看到自己的亲友老乡沦为被剥削的劳工。换句话说，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部分，前者为后者服务。这样的平铺式发展，可以看作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逻辑（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的一个延伸。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吸纳能力，为基层人群提供了发展机会。这一平等普惠主义的改革红利对当前中国还有重要影响：正是因为基层人群积累了基本的生活资源，几次经济震荡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 

2000 年以后，随着资产的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内的发展也从平铺转向垂直。各种生意的资本集中程度提高，没有本钱的小户很难进入。“浙江村”经济明显分成两部分。一是盖市场出租摊位，它本质上是一种地产经营，投资大、回报高但是风险也高，投机性强。二是服装生产及连带产业（比如布料批发），其回报率低、周期长、风险低，但是和盖市场一样，它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否则生产规模太小无法形成价格优势而会被淘汰。正规化和上规模不一定意味着更稳定。和原来紧紧嵌入社会网络、受社会关系保护的经济运作相比，这些大生意在很多方面是更脆弱而不是更稳健了。“浙江村”的纵向式发展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新式精英不如原来的大人物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以党支部为组织形式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

从平铺到垂直，意味着原来“同去同去”社会关系的瓦解，同时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的上升。当分割—攫取的手段越原始的时候（比如行政控制的城乡二元），抵制相对容易，“浙江村”反而因此具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分割越是精细和抽象，抵抗也越难。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交织在一起，看得见却抓不着。价值攫取不再是像把水从一条河抽到另一条河，而更像是通过毛细血管式的管道从机体各个部位汲取养料。如果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浙江村”面对城乡割据状态的策略是逃避，在 80—90 年代，面对城市的歧视性政策的反应是联合和表达，那么 2000 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其原来的社会性的收缩甚至消失。

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回顾浙江村的正规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市场经营、服装加工和大人物的角色。

市场经营：土地的“资产化”

"浙江村"正规化的起点是 1995 年政府的大清理。1995 年的清理和以前的多次轰赶有质的不同。首先，以前的清理由乡、区或者市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一般为公安或者工商）带头，只针对外来人口，不触及北京当地的系统。而 1995 年的清理是在国务院最高领导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这不仅意味着力度大，而且直指那些"浙江村"赖以生存的错综复杂的当地关系。北京格外复杂的行政体制是"浙江村"发展的重要空间。比如北京"浙江村"内的土地，其实际所有权有属于中央单位的、市属单位的、区属企业的，还有属于部队的和准军事部门的，更不用说当地乡村了。这些单位分属不同的系统，谁都不服谁，地方政府无力协调，而“浙江村人”却可以通过种种办法，从不同单位获得土地的临时使用权。同时，当“浙江村人”碰到在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就去乡里，乡里解决不了去区里、再到市里，一直到中央。遇到和规划部门摆不平的事情，就去找工商部门，如果政府部门有阻力就去找媒体。体制的复杂，对体制外的“浙江村人”却意味着诸多缝隙。这样，每次市、区政府轰赶的风头一过，不同的单位又将土地出租给回来的“浙江村人”。而在 1995 年的清理中，工作组先拆了北京单位的违章建筑，然后才动“浙江村人”的大院。清理之后，不许村集体向外地人出租房子和空地。

在大清理的同时，当地乡村的土地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995 年，“浙江村”核心地带的南苑乡果园行政村按照“资产变股权、社员（村民）当股东”的原则，把村集体资产和非农用地未来的收益权，变成股份，分给每个村民。行政村成立投资公司对土地资产进行管理。村民变股东后，他们“带股上楼”，即免费入住投资公司盖成的高层住宅，同时让出各户的宅基地，由投资公司统一开发。从而，土地从有具体的使用价值、镶嵌在社会关系中而难以流动的资源，变成了为追利润最大化而被经营的资产。乡村投资公司通过合作、转让等手段把属于其他单位的临近土地进行组合。原来犬牙相错的土地占有关系得到改变，“浙江村人”很难再通过私下关系获得地皮来盖大院和临时市场。

也是在 1995 年清理的高峰期，北京市政府提出要建设 23 万多平方米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在 1995 年之后的多轮清理中（比如 2006 年为准备北京奥运会的大规模清理），每次清理都伴随着村或者乡属的大型的贸易、开发或投资公司的出现。清理成为地方政府的公司系统地掌控“浙江村”资产的手段之一。

土地的资产化固然意味着市场规则冲击了行政体制造成的土地割据，但并不意味着行政权力的退出。相反，资产化带来的是权力的集中。比如，原来村民小组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直接向“浙江村人”出租土地，为大院提供水电，协助工程进展和维持周边治安等事务，由此获得集体收入。但是投资公司成立之后，投资公司决定一切，农民个体和村民小组无法直接参与和受益。土地的资产化也改变了行政村的权力架构。“党委加村民委员会”的格局变成了“党委加公司”。公司的功能和权力远远超出了村民委员会。当果园村党委书记在干了 30 年后退休的时候，其书记职位和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则分别由其子、女担任，于是“党委加公司加家族”。

在这样的背景下，正规化也就显得合乎逻辑了。对当地的投资公司来说，兴建大型市场是从土地里获利的最快的办法。他们或者直接投资，或者和“浙江村”工商户合作，高层商场取代了集贸市场。正规市场的发展，也离不开对早期自发市场的“分割—攫取”。大红门早市的演变是一个典型例子。在 1995 年的轰赶回潮之后，浙江村人在凌晨 4 点到 7 点之间沿大红门路边摆地摊，自发形成非常活跃的服装批发早市。1996 年大红门街道办事处和一个“浙江村”经营户合作，禁止路边摆摊，要求摊主进入在一块菜地上开辟的临时市场，交纳租金。南苑乡政府下属的投资公司在兴建了 DH 服装商贸城后，招租有困难，于是南苑乡政府认定菜地上的早市为非法并加以取缔，让经营户进入租金更高的 DH 商贸城，这才真正启动了商贸城的发展。

“浙江村”被正规化

市场的正规化造成了“浙江村”内加工和销售这两个环节之间的分离。为了追求高档次，市场投资者鼓励各摊位成为大品牌的专卖店，从而和“浙江村”内的服装生产脱节。在 2015 年，在市场里只有 25% 左右的货来自“浙江村”内，同时也只有 25% 左右的在“浙江村”生产的服装通过这些市场销售。这意味着“浙江村”里原来“包摊位的”群体和“代销”关系的终结。包摊位是“浙江村”平铺式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当年很多新来者的第一份职业。一个新来者只要在临时市场里租到摊位，就可以从做服装的亲友那里拿到货，卖出去之后再给钱，所以代销基本上是没本的生意。当他做大了之后，他也会以经销的方式（即在拿货的时候就给加工户付款）帮新来的加工户一把，保证新来者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平常包摊位的到各加工户走访，搜集衣服，同时传达最新的市场动态。这样供销之间形成关系紧密又不断扩大的网络。但是在高档市场中，不仅租金高，而且从外地进的服装一般不能代销，必须提前垫付资金。2000 年后期以来，全国经济低迷，下家（即从河北等地来进货的零售商）开始普遍欠账。这样，正规市场中的摊主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并承担高风险，不可能成为新来者的落脚点。他们认购摊位的动机也变了。摊主现在不再是代销商也不再是生产和市场之间的连接点，他们买或者租摊位，主要不是为了自己经营，而是希望日后以高价转租或者转卖。现在市场中的大部分摊位是温州商户最早承租或者购买的，但是转租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大家是冲着摊位今后的价值去的。因此，不管是市场投资者还是摊主，他们所从事的实质上都是资产经营。

资产经营带来了泡沫。首先，由于市场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收到高回报（一般市场在刚建好就招租，同时通过对建筑公司拖欠工程款，可以很快收回成本），“浙江村”内的大量资金投入到市场建设上来。到 2015 年市场空间已经明显过剩，摊位价格下滑。其次，从市场建设中获得的大量利润，从 2009 年开始进入全国各地的各类矿产和地产。“浙江村人”感兴趣的显然不是矿，而是在投机今后矿产升值的可能。这是和中国宏观经济紧密联系的。2008 年国家投入四万亿后，货币流通性过剩而造成的各类资产（包括矿产、土地、字画古董等；“浙江村”里也有人在近年开始收集字画）价格在 2014 年之前迅速上升。“浙江村”内的投机和泡沫完全是“正规”经济的一部分。

资产经营和投机刺激了金融活动。在 1995 年以前的“浙江村”，大家都在债务关系里面，但是其债务是表现为代销关系的实物债务，基本上没有独立的金融活动。2010 年以后“浙江村”内出现金融“担保公司”。几个大户合伙在银行存款 1000 万以上，便可担保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该银行贷款，他们向贷款人收取贷款额度的 3% 作为佣金。更普遍的做法是，担保公司以自己的存款为抵押向同一银行贷款，转借给第三方，收取高额利息。这样，担保公司就成了“正规”的高利贷组织。但是由于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村内的 10 家担保公司在 2015 年全面面临危机。

金融活跃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大额度的赌博行为。赌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存在，但是参与的人数有限。早年的赌博有时候是救助性的，比如某人生意亏损，朋友们会建议他开赌庄，大家来赌，让他抽头。有时候赌博也成为帮派敲诈勒索的手段（即所谓“倒款”，见本书第七章）。但是 2000 年以来的赌博和民间互助以及帮派势力都关系不大，变得普遍化。其涉及人数之多、数目之巨，已经影响到“浙江村”的经济运行。赌博不是资产化和金融化的必然后果，但是按“浙江村人”的说法，它们都受同一个“社会风气”影响。如果市场投资和矿业的盈利靠运气，那么赌博和这些冠冕堂皇的生意又有什么大的区别呢？资产化和金融化使得财富的伦理含义变得不确定，即所获财富和劳动投入、和个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几乎没有关系。浮躁的心态普遍蔓延。可能正因为如此，“浙江村”里经营户的一个新时尚是走访各大名刹，和住持和尚聊天，尤其是去北京潭柘寺喝茶，据说这样会“接地气”、保佑财富。接地气在“浙江村”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个曾经最务实的社区，现在要向和尚讨“地气”。

……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作者: 项飙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出版年: 2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