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检点与倍缠绵书

不检点与倍缠绵书

——回忆贵州的小县城

撰文 | 彭剑斌

2008 年，贵州瓮安 6·28 事件发生之后，我比当年身处那个小县城时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我曾去过那里。我已经不大确定那里的模样，时间或许在 2005 与 2006 年间，新建的车站位于县城的入口处，附近应该有所中学，穿着宽松校服的学生们，围着路边的烧烤摊尖叫和打闹。下车前，我发现那只多处破损的业务包被半路下车的人偷走了，包里装着产品资料、价目表和一把牙刷、一条毛巾、一本纳博科夫的《普宁》。我来到这里好像就是为了住上一晚，然后回去，因为第二天我根本做不了事情。车站旁边是一片田地，它的四面都是田地，离县城那连绵的建筑还有不近的一段路程。

我现在不敢确定我回想起来的这个地方就是瓮安。也许是余庆，它附近的另一个县城。如果真的是余庆，那么我再也无法回想起在瓮安的任何情形，除非某一天我故地重游。如果它的确是瓮安，那我又怀疑我是否真的去过余庆。

在瓮安的东南方向，余庆的正南方，还有一个县城，叫黄平。从地图上看，三个县城几乎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黄平也许有个新县城，有个老县城（这种情况在贵州比较多，比如盘县、黔西，等等），对于这一点，我只有一半的把握。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黄平之行属于我另一次去往这个方向的旅程了，因为包的丢失，瓮安（余庆？）之行的第二天，我又返回了贵阳。还有一个因素使我非常确定这一点：黄平之行是两个人。

和我同行的是一个长我十岁的姓覃的业务员，他是衡阳长城线卡的业务员，他在贵阳的代理商正好是我的代理商。在贵阳的三年里，我和他一块出过两次差，这是第二次。（顺便说一下，第一次同他一块出差之后的两年里，每到春夏之交，我在贵州那些弯曲或笔直的公路上，看到车窗外掠过的大片大片金黄的油菜花时，总会想起他。）这一次我们制订的出差路线是（我现在根据地图推断出来的，不一定跟当时实际吻合）从贵阳出发，到龙里，再到贵定，再到福泉，再到麻江，再到凯里，再到黄平，再到施秉……预计耗时十五天。对于黄平县城，我同样没有什么印象了。但去往黄平的路漫长、曲折得令人记忆深刻。我们乘坐的中巴车驶上了一座大山，在山顶上我们看到走在路边放学的孩子们，他们往山下走去。这些孩子也许还不属于黄平县，因为那只是路途的开始。他们，我忘了具体是什么特征，让我认为他们是少数民族人家的孩子，但他们的背影让我产生一种突然没有了任何声音的幻觉；这种幻觉令我想象出小鸟在附近的树林或高空使劲地扇扑自己的翅膀的样子。这条只由泥土构成的山间公路，用漫天的黄尘来掩饰过往的车辆，似乎它们的到来是一个羞愧的过失，似乎尘土能像橡皮擦一样擦拭干净这些洋铁皮的车身和事实。尘土落下来时，路边的草（它们就像柔软的反义词）被压得更低了。

山脚下有座木屋，那里有些人。当车从那儿驶过时，我感觉车轮似乎已经轧到了木屋的地基，继而将那木板做成的墙和树皮的屋顶碾得粉碎。一个走在前面的孩子转身前将胯前的书包往身后一甩，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微笑着朝我们的车厢敬了一个少先队礼，那弯曲的手臂活像某颗行星的轨迹。“调皮的孩子。”我跟覃大哥嘀咕着。接着我们又遇到一些孩子，他们同样会停在路边，注视着，让车先过，并向车厢敬礼。车子终于驶上了沥青马路，开始有整齐的村庄在视野里出现。马路边的红砖平房显得气宇轩昂，一个大孩子（可能是高中生）在屋前空地和马路的接壤处拍打篮球。他停下来，将球托在手心，另一只手朝着驶近的中巴车敬了一个礼。

我后来认识了一个同事，就是黄平人，我从他那里得知，黄平的孩子向过往的车辆敬礼是老师们教的，这事还被《焦点访谈》栏目曝光过，电视台批评教育当局利用孩子们做噱头，提高黄平县的知名度。可我除了这些孩子，除了那条山间公路，对黄平县真的没什么印象了。

我去过施秉，这是肯定的。我和覃大哥住在一家宾馆三楼的带阳台的房间里，住了三天——也许就是在施秉。住这么久（在别的地方我们只住一天）是因为下雨。这家宾馆在山脚下，我们还差点去爬山。但在这里我们曾做过什么呢？似乎有一天晚上，我们还在街上走。而在白天，我曾冒着细雨走进一条很深的巷子里去找网吧——也许是公用电话亭，他则躺在宾馆的床上看电视。

覃大哥成了我进行某些回忆的参照物，因为同别人一块出差的机会极少，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自己去。有些地方，我已经忘了自己处在那儿的情形和感触，却仍记得他高大的身影与街边某个建筑或某块招牌形成的一幅模糊的画面。我记得好几次仰视他时，他的笑脸映衬在当地的天空中。关于龙里（我唯一去的一次就是跟他一块），我有两个极不客观却非常真实的印象：龙里的尽头是一个荒凉的火车站；某条破烂的街道的拐角就是龙里。在麻江，我只记得我们曾为一顿晚饭而跑遍了几条主要的街道和数不清的阴暗肮脏的小巷。

镇远是一座很特别的县城，我几乎是带着炫耀的心情领着覃大哥来到镇远。住的是以前住过的旅馆，但半老徐娘的老板娘已经记不得我了，她说我：“这位小伙子长得真漂亮！”覃大哥哈哈大笑起来。吃饭就在旅馆旁边的一家酸汤鱼，那时好像是四五月间，我们点了一道从来没吃过的菜，就是用生菜叶包肉沫子和干菜。这里的饭桌几乎只有膝盖高，坐的则是矮板凳，就跟我心里不断浮现的熟悉的惊奇一样，店里的女服务员们也一定觉得我们是些怪异的旅人。吃完晚饭，我们沿潕阳河岸走了走，在岸的某处，突然没有了沿河而建的房子，出现一堵断垣似的龛，里面供着一尊石膏做成的神像。旁边是下到河里去的石板台阶，我们走下去了，看到一条底朝上的小木船搁在岸边。这时的我对镇远已经很熟悉了，反而什么也不想多说，我微笑着。

这是我记在博客上的两篇日记，时间是 2006 年，那时我已经在贵阳租了房子，并买了电脑。

1

我现在在织金。这里虽然有着“世界奇观”，但仍是一个不甚开化的城市。这远不是我所能习惯的贫穷，他们的街道破烂而瘦小。走在这些缺少行人的街道上，我总担心一拐弯就会出现一片沙漠。人们欢天喜地，因为他们可以在街上随便吃到油煎土豆。

2

廖老板是个好人，他刚才请我在他家吃午饭，还很欣赏我给他带来的新产品。他很热情，也很可爱，四十岁的人了，还像一个懵懂的孩子一样，一脸的糊涂劲。但他那是大智若愚，他其实很会做生意，讲的道理也很实在。而且他不像别的老板那样叫苦连天，他毫不忌讳地向我夸耀他的利润是多么地好，他的生意做得多么轻松。

第二篇写于黔西，廖老板是我们在该县城的一个零售商，他并不是什么大客户。他看上去有点傻，似乎他从来不认真听别人在说什么，因为怕别人说的大部分话题自己听不懂似的。但他很相信别人能欣赏他的那些奇特的方法，所以他会神秘而又十分低调地讲述他的这些“艺术”。这是我在博客里没有详细写的，关于他向我夸耀他的利润如何好，他的眼神和语气使人觉得这事已经跟金钱没有关系了。当时有一位顾客来买双面胶，廖老板报的价格是两块一，顾客说，两块算了。顾客很高兴地走后，廖老板告诉我一个很大的奥秘：其实进价只要一块钱。他带着我浏览他的货架，每一样商品都贴着价签，他自己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地写上数字。他说，这些标价没有一个整数，全都带小数点，奥秘就在这里，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就是进价。“我从来不去记每种货的进价，因为我都公布出来了。”当然只有他和他老婆看得出来。比如双面胶的标价是 ￥2.1，表示进价是一块钱。如果标价是 ￥7.38，进价就是三块八。“我一眼就能看出卖一样东西能赚多少钱，当顾客砍价的时候，我也能很快地决定能不能以那个价格卖给他。”我感觉，他快乐地告诉我这些，既不是在说钱，也不是在说生意。关于这位廖老板，我还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可能是发生在我这次拜访他之后，有一天他到贵阳来进货，我刚好也在代理商店里。那天是代理商的堂妹（一位奇丑无比的、四个女儿的母亲）在店里开单，廖老板就像他每次来一样，扔给她一张烟盒上的锡箔纸，上面整整齐齐地列着他要开的货，并在一边等代理商的堂妹合算货款，准备付钱。代理商的堂妹一边开单一边跟他打趣（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越是生意往来多的，代理商跟他们的关系就越糟糕，像廖老板这种小客户，反而跟代理商关系融洽）：“老廖，怎么每次都是你一个人来进货，从来没见你老婆一块来呢？”廖老板说：“唉呀，她要看店，走不开啊。我们生意实在太好了！”“哦，好像她来过几次，去年有一段时间都是她来的。”“我那时病了，所以就让她来喽。”“老廖，你病了？你那时得了什么病啊？”廖老板说：“我那年啊，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得了抑郁症。”“哈哈哈哈哈！”代理商的堂妹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说：“老廖，你怎么会得抑郁症哦！”我一直觉得这番对话是我在贵州获得的最美好最真实的印象之一，它曾带给我夜里忍不住翻涌而起的快乐。

黔西是贵州西部最美丽的县城，它是新建的县城，之所以这么新，能让人久久留下一个十分干净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它的旧县城实在太旧太破了吧。但我没去过旧县城。我曾去过几次黔西，一直想找一个能比廖老板做得更大一点的客户，但他们都摇摇头，没什么人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

在附近的金沙县城，就有这么一位大客户。他是湖南邵东人，我刚来贵州时，经常听代理商说起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意味着一统江山的局面中一股令人不安的反动势力。他在金沙几乎垄断着我们公司的牌子，他的货全都是以超低的价格从湖南邵东的代理商那里发过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窜货。他进价低，卖出去也很便宜，而金沙那些从贵阳代理商这儿进货的客户要以同样的价格卖出去，就意味着亏本。慢慢地这些客户都不做我们的牌子了。代理商跟我提起这个人时，常常是咬牙切齿的。我善于把一切想象得太过严重，以为这样的人一定是无恶不作的混蛋，所以当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心里十分紧张。可是没想到他很友善，也很通情达理，他说以前的业务员就来跟他谈过这事，但代理商不肯答应某些条件；其实他也不愿从湖南进货，太远了，补货也不方便。我很快就同他谈妥了，以某个十分优惠的价格（当然比湖南要贵一些，因为湖南人卖给他几乎不赚钱），保证在金沙不发展第二个客户。我很喜欢去金沙，也许是因为这位是我亲自“招安”过来的客户，他对我也很关照，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叫店里的小工从外面的饭馆里帮我买一份饭菜来，让我在他店里吃——他总是料定我没有吃饭。生意上的事，如果他跟代理商又闹了什么误会，我去从中斡旋时，他总是能给我面子——不过现在想起来，他并没有让我从他那里得到过什么便宜，反而是我自己情不自禁地给了他很多实惠。他和廖老板一样，都是中年人，却有着小学生在课堂上特有的“走神”。我喜欢去金沙的原因，还有一点是因为那里有一家很大的旧书店，好像是叫文博书店，招牌是用篆体写上去的。那里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书，我常常在拜访完客户之后，去那里看看书，也曾买过几本。

我只去过一次威宁，它舒展在贵州版图的西北角落里，所以那时我幻想自己来到了新疆。那是一个很简单的县城——简单得好像寥寥几笔画出来的。整个县城只有三家五金店，代理商跟我说其中某某是以前有过生意往来的，但当我去到那个店里时，这位某某迟钝的反应、漠然的表情，让我觉得这是一块正在退往历史深处的土地，他们快速地遗忘眼前的事情，重新又经历起那些久远的往事。他就像是汉朝的人。我只住了一晚，决定放弃这个县城。还有纳雍，还有赫章……这些已经在我脑海里彻底混淆了的县城。也许是在赫章，我大中午站在刚走出来的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的车站门口，心里突然涌起强烈的绝望。在这些地方，我强烈地想要离开的地方，却经常出于一个细小的原因，而久久地拖延在那些毫无热情的街道上，有时是为了随便买个什么东西换些零钱，却无法消除自己看到每一样商品时随即产生的厌恶，而继续朝着离车站越来越远的方向走下去，有时为了买一份报纸在车上看，便一直在街上寻觅而错过了尽快离开的班车，有时则是为了要不要填饱肚子再走而犹豫几个小时。

在毕节这些县城间往返的路上，我曾到了那个地方——妈姑。那不是一个县城，所以我无法下车。说说那个名叫大方的县城吧。有一次我在贵阳的网吧上网时，群里突然有个女孩子发言，她马上要毕业了，有很多衣服都不想带回去，所以同室友商量想捐给贫困地区的学生们，请问谁能帮忙联系到受捐的单位。我跟这女孩子一点也不熟，但我当时不知怎的，一下子想到了大方县，就在群里回复她：捐到贵州来吧。后来，她加我为好友，专门讨论了捐衣服的事情，讨论的结果是，我先去大方联系好一个中学，跟那里的老师说妥之后，她就直接照着地址把衣服寄过去。在此之前，我当然是去过大方的，那里的贫穷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每次去都答应同我做生意，却每次都放我鸽子的年轻客户，他的店面很小。但贵州贫穷的县城很多，我为什么独独想到大方？我现在觉得这个县城一定给我留下过一些愉快的回忆，可能是一条石板铺成的绕着弯、溅着污水的街道，也可能是“大方”这个名字带给我的遐想（就像“妈姑”带给我的遐想一样）。我那时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冷漠的人，像我去过的大部分地方一样，没有一丝热情，而如果别人对我表现出热情的话，我会觉得浑身难受。所以当我怀揣着联系受捐学校的目的去到大方时，我不断地想着：真奇怪，这不像是我做的事情。那时，我这个冷漠的家伙，也已经习惯不去信赖自己的想象，我反而觉得凡是自己想象过的情景，都将是现实的反面，是不会发生的。我在车上想象着跟某所学校的领导商谈捐衣服的事情，领导们都很重视，将我请到校长的办公室，或者某间会议室，他们既感动，又有些好奇，完了他们带我去某个重点班，让我跟班上的孩子们讲几句话……而以下是事实：大方二中的门卫，一个看上去历经沧桑的沉稳的老头，将我拦在学校门口。我略显胆怯地跟他说明来意，他竟自作主张表示了婉拒。他说，这不符合捐物的正常程序。学校是不敢擅自接受这批衣服的，如果学校有这个需要，应该是向县里有关部门申请，然后一层层往上申报，省里核实情况之后，才将捐赠物资发给县里，县里再发给学校。“衣服这类东西，要经过严格消毒的。”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去他妈的校长办公室，我想，我觉得想象永远是不成熟的。老头建议我去县里的某个部门联系一下，我问他那个部门在哪里，他叫我打个的过去。的士带着我来到那个地方，司机指着一栋十分普通的两层楼的红砖民房说，现在是中午吃饭时间，里面肯定没人的，你等到两点钟吧，两点钟他们就来了。我递给他两块钱。这不像是政府机构，而像是一间店铺，现在关了门，因为老板料定这个时间不会有什么生意。不过到了上班的时间，他们倒是准时来了，而且态度也很好，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我似的。但他们不能接受我朋友捐赠的衣物。我问那人，那到底哪里可以？他说你去贵阳吧。

我有点厌倦了这件事情。到贵阳后，我拖了很久才去了趟市救灾捐赠接收办公室，把事情给落实了。他们留给我一个地址，一个男的问我捐赠人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我只知道她的网名。他笑了笑，叫我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话。我把地址发给那女孩，没过几天，救灾捐赠接收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趟，他们收到衣服了，足足有十公斤，很大一袋子，他们叫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些衣服。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但我还是打开看了一下。他们开了一张收条给我，并叫我在上面签了字，我本来想签那个女孩的名字，可是我的确不知道她叫什么。

这件事发生在 2006 年夏天；到了秋天，这个女孩成了我的女朋友。我也是因为她而于该年年底离开了贵州，并迄今也没再回那里去过。

我 2004 年刚来贵州时，住在代理商的仓库里，跟他的小工们睡在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阁楼里，里面刚好能容下一排木板搭成的床。那时我没法睡懒觉，代理商的妹夫一大早就到仓库来拿货，如果让他看到我还在睡觉的话，他总会冷嘲热讽几句。有一天晚上，我同代理商的两个小工到酒吧去喝酒了，喝到很晚，其中一个和我都喝得烂醉，另一个将我俩扶回来的。第二天醒来，浑身非常难受，但我还是不敢继续睡，同小工一块起了床。起床后，我到店里跟代理商说了一声我出差，便背着包坐车来到一个就近的县——福泉（这是贵州为数不多的一个县级市），随便找了家旅馆，睡了一天。

福泉好像有一小截旧城墙。有一次我经过一排面包店，每一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玻璃橱窗，里面的生日蛋糕样品一律长满了茸茸的黑色的霉。

黔南州的几个县我都去过。在贵州最南部的那几个县城，是整个省唯一语言差别较大的地方。他们说四十就是十四，说十四就是四十。在荔波，贵州最南部的一个县城，有一个姓牛的客户说的话，我只能听懂百分之三十。我第一次去他那里，听他讲了代理商一天的坏话。第二次，代理商叫我去帮他收回牛老板欠他的两万块钱，于是牛老板就退了两万块钱的货，这些货我跟他一块从仓库里搬出来，然后同他一块清点，并列好清单，整整弄了一天，才全部打包好码在他店门口。这时天黑了，牛老板的老婆，一个在县某家医院上班的医生，来到店里。她竟然长得很好看，人也很善良，她一来，我和牛老板之间的那种无形的敌意一下子荡然无存了，她说，小彭，生意不做了，但还是做朋友吧。忙了一天，你也累坏了，让老牛请你吃饭。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而牛老板也只好请我吃饭。我们三个一块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餐厅，好好吃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牛老板店里，他关了门，同我一块去找了辆马车，将打好包的退货分两次拉到一个货运部，发回贵阳去了。我一直觉得长相丑陋、牙齿漆黑、性格自大、心胸狭隘、吐字不清的牛老板实在配不上他那位美丽善解人意的妻子。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独山。听说这个县城的批发做得比它所属辖的地级市都匀还好，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都使得它成为一个天然的重镇，以它为中心，到周围的每个县城都很方便。但独山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破烂，脏。我一直是路过这个地方，每次都是只拜访同一个客户，然后就坐车离开。后来我在这住了一晚，傍晚时到城里各处转了转，才发现这个县城也有美丽、干净而且休闲的一面。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个广场，人们坐在那里的石凳上。我还遇到卖旧书的地摊，买了一套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那是我第一次读卡尔维诺。独山的这位客户，听说是个大客户，代理商经常说起他，可我一次也没遇到过。我至少去过五次独山，下了车，沿着那条荒凉的街一直走到一间破破烂烂的五金店，他老婆坐在大门口，身边躺着一条掉着毛的大狗。“王老板呢？”“去都匀了！”每次都是这样，我就没碰到过他一次。“我带了新产品来给他看看。”我说。这位中年妇女笑着让我坐下，并说，她会告诉她丈夫的。我直到离开贵州，也没见到过王老板，他也没卖过我们的新产品，虽然他还是大客户。他要发货都是打电话到代理商的店里来，但也有几次，等我从别的地方出差回到贵阳，代理商告诉我，独山的王老板昨天来过。

我去三都完全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三都是贵州唯一一个水族自治县，也是全国唯一还保留着水族文字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街上卖菜的妇女都穿着水族的服饰，这些女人真漂亮。也许是在县政府的大门口，我见到一些奇形怪状的象形文字，赶紧用手机拍了下来。惠水、长顺、平塘、罗甸我都去过。在平塘我看到有一个男人在往地上倒水泥，腾起很大的灰雾。

而游历遵义各县无疑是我最漫长的一次出差。

那是我在贵州的第一个月，工作非常积极，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把遵义每个县都跑了一遍。这也是我对贵州最久远的记忆了，除了几个很特别的事件，除了一些像静静地沉淀在很深很深的水底一般的复杂的感受，我能想起的实在没什么了。那些县城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那些客户都是些什么人？很多县城我再也没去过。我最开始的路径应该是先到湄潭，再到凤冈，然后再返回遵义坐车去了绥阳，这样推算的话，比较符合我丢手机是在出差的第三四天这个时间，正是在从绥阳去往正安的路上，我将手机掉在了车上。在绥阳拜访完客户，时间是中午，我想赶紧赶往正安，但客户告诉我，车站没有去正安的车，他叫我上城边一条省道边去拦遵义开往正安的车。我走在一条田埂上，前方是那条省道，它从我眼前横过，一辆红色的的士正从右至左飞奔过来。它突然停下了，并向我按喇叭。我快跑了几步，登上了省道，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是不是去正安，我捎你去吧，你只要给二十块钱就行了。我说，为什么这么便宜？他告诉我，正安人经常包车去遵义，一趟大概是三百块钱，回来时往往是放空车，所以路上能捡到客的话，随便给点油费也是划算的。我又问他有没有车票，因为我要报销的。他说有，到了正安就有。路上开了足足有四个小时，到了正安已经是傍晚，他问我，你要住在哪家旅馆？我现在没有票，但晚上一定把票送到旅馆来。这时正好经过一家旅馆，我说你在这里停吧，晚上一定要把票送过来啊，要不然我就亏了。他说好，多送你一点都没问题。他还叫我留下手机号码，方便他找到我。

进了旅馆，开好房，往床上一躺，我就知道我手机丢了，因为腿部靠裤兜的地方感觉跟平时有点不一样。那里空了，轻了。我的手机正是掉在那辆的士上，司机肯定发现了它，据为己有了。我跑到电话亭，拨打自己的号码，响了几声，并一直响下去。我又打了一次，刚一响就挂断了。再打时，就打不通了。我还去报了警（那是我第一部手机），但忘了是当天，还是第二天。警察什么也没有承诺。也许是第二天吧，因为当天我犹豫得厉害，我不敢跑出去，怕司机会来旅馆给我送票，或许手机真不是他捡了呢？结果，他票也没送来。

我沮丧极了。从来没掉过这么值钱的东西。我简直没有心情去拜访客户。我想现在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了，我在这些县城间游走，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能知道我的下落。我除了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便再也没有联络任何人。由于不想换号码（名片上印的是丢失的那个号码），我便想着等回到贵阳再考虑买手机的事情——其实回到贵阳也不一定就能买手机，我那时根本就没有再买一部手机的钱。我继续我的旅程，务川、道真、桐梓……好像是在道真，我沿着它的主街道一直走，天快黑了，我发现这条街的尽头是一间土砖房，残垣断壁的样子，到处是被柴火熏黑的痕迹，绕过这间土砖房，转个 90 度，朝屋后走去，便是我家乡了——一间接一间的老房子，墙壁上嵌着石块和木头，漆黑的大门开着，屋里尽管黑暗，却给人一种非常潮湿的感觉，所有的屋子里都看不到人，可是久久盯着，却发现黑暗中有一个老人的轮廓……这里真像是我小时候的家乡。我赶紧跑回街道上，再往回走去，楼房、临街店铺、霓虹灯又开始出现了——刚才就好像做了一场梦。我无意识地扫视着在我身边往后退去的那些店铺，狭长的柜台里摆着的手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二手手机店，而我之前并没想到过这也是一个办法，我进去问了问，果然比新手机便宜多了。我又逛了几家这样的店，终于看中了一部诺基亚，黑色的机壳，流线型的机身像条鱼一样，它不是彩屏，而且也不是很新，所以只需要 350 块钱。我买了。

我还去了习水，去了仁怀。我感觉自己从贵阳出来太久了，我已经忘了贵阳是什么样子，也忘了贵阳还有我认识的人。我想到代理商没有我的消息一定很急，所以打了个电话给他。他说：“小彭！你再不出现，我们就要报警了。”我说：“我手机掉了。”他说：“手机掉了，你也要告诉我们一声哪，电话老是打不通，这么多天没有一点音讯，还以为你被哪个女的拐走了呢。”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也不至于低声下气地道歉，便说：“老大，我过两天就回贵阳了。”“嗯，回来再说，回来再说。”他说。

最后我是从仁怀回贵阳的。仁怀也是县级市，因为有茅台酒这样的企业，所以整个城市看上去很不错。从习水去往仁怀的路上，会经过茅台镇，而那时我还不知道，所以当紧闭着窗的车厢里弥漫着一种怪怪的很浓的气味时，我一点也没想到那是酒香。后来有人终于忍不住说，好香啊！我才在心里承认了，这真的是一种香味。茅台镇家家户户都在酿酒，每家门口都摆着很大的酒坛，酒坛的大肚子上贴着一个酒字。我以为茅台酒就是在这镇上生产的。到了仁怀，别人告诉我，这里才是出产茅台的地方。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仁怀，那时正在修路，一路都是颠颠簸簸的，我暗自好奇那些装在玻璃瓶里的酒是怎么运出去的，难道不会全部碎在路上？到了仁怀，我直接打了个的到客户那里，并不远的路程，可是司机要收我五块钱。我说，县里打的不都是两块吗？他笑笑说，兄弟，这一趟路程有点远啊。我说远一点，也是三块了不起啊。他说，都是这么收的，我不会骗你的。我冷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故意给了他十块钱，看他怎么找，结果他真的只找给我五块。我下了车，记住了车牌号。进了客户店里，我就问他，你们这里打的是多少钱？他说，三块啊。我说不是两块吗，别的县城都是两块。他说这里是市嘛，县级市。可他收了我五块。客户一听，眼睛都亮了：你记住他车牌号没有？我说，我记了。他很兴奋地叫我赶紧打电话投诉。等门口再驶过一辆的士时，我们就跑出来，记下了那个印在车门上的投诉电话。我用手机打了过去，那边说知道了，一会就查出这个司机，并再通知我。没几分钟，我手机响了，是一个男人打来的，他可能就是领导，在电话里态度很好，也很重视，他十分礼貌地问我贵姓，又详细地问了我是从什么地方打的到什么地方，他肯定地告诉我，这么一点点路，收五块绝对是贵了，提到那个司机时，他立即换了很愤怒的口吻，一定要严惩他！他说，彭先生，你现在过来我们这里一趟，我一会儿叫那司机回来，我要他当面向你道歉，并退还多收你的钱。我说，不用了吧，你批评批评他就行了……一定要来！他说，你不来，他还不一定会承认呢。我说好吧，怎么坐车？他说，你打个的吧。就这样，我稍稍跟客户聊了一会儿，就告辞了，然后我还得再花三块钱打一辆的士，去讨回别人多收我的两块钱。我上了的士，告诉司机我要去他们总部时，那司机厌恶地看了我一眼，一声不响地将车开动了。在车上我心里突然一惊，想这会不会是个陷阱？我到了那里会不会被人毒打一顿？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连那个客户也是头一回见面……那个办公室在二楼，我爬上一条很窄的楼梯，屋子里站着好几个人，有的像企业家，有的像中学老师戴着个眼镜，也有的像乡干部。那个像企业家的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热情地站起来迎接我，并叫我不要怕，是不是他？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扭头，便看见那个司机正坐在一个角落里，脸上不自然地抽搐着。我说是他。接着我对那司机说，你为什么收我五块？是不是看见我说普通话？他说，路程多一点少一点都是很难说的嘛，又没装表……那位领导便斥道：不要狡辩了，快向人家道个歉！那司机就望着我说，不好意思啊，哥们，这是我多收你的两块钱，你拿着吧。我显得不自然，伸手去接两块钱？但那领导一定叫我接下，说，这只是第一步，先把多收的退还，他又问我贵姓，然后说，现在，你的权益受到了侵犯，你有权决定怎么处罚他，你说你想怎么处罚他？我说，还要处罚啊？钱退了就算了，他态度还不错，我也不想怎么样他了。那领导竟然像教育自己家孩子那样对司机说，你看看人家彭先生，多通情达理，碰到他算你走运了，下次再发生这种事，我看你还想不想干了！总之，大概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吧。那位中学老师模样的职员给我倒了杯水，并冲我笑了笑。后来，那领导说，我还是觉得过意不去，这样吧，彭先生，你现在要去哪里办事情？只要是城内，无论多远，我都派他免费送你过去。我想着，那多难堪啊，天哪，想想都觉得尴尬，我赶紧说，我事情办完了，没事情了，我得回贵阳了……叫他送你去车站！领导说。那司机也赶紧站起来，说，我送你去。在路上，那司机没跟我说话，但也没什么难堪的表情，我想既然他都不觉得难堪，我为什么要觉得难堪呢，于是心里和脸上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敌意和冷漠。直到他接完一个电话，他终于开口了：“我被罚了五百块钱。”我说：“刚才这个电话是你们领导打来的？”他点了点头，“罚款或者开除，随我选。”然后我们都没再说什么。

我后来再也没去过仁怀。

2005 年，一个打压我嚣张气焰的人来了，他就是覃大哥。我知道代理商的长城线卡卖得很好，每次有人来问线卡，代理商就叫他的小工拿长城线卡和一把锤子去水泥地上敲，结果水泥崩开了，线卡上的钉子还没弯。他以这种现场示验的方式争取了不少客户，有时一些老客户来到店里，代理商会突然想起来说，老弟，你这个狗东西，你怎么不卖我的线卡呢！覃大哥就是这个产品的厂家业务员。他来了。提前三天代理商就跟我唠叨，要来一个厉害角色，你应该跟他学习。那天，天色突然暗下来，狂风乱作，转眼间下了一场好大的冰雹，这时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跳着跑进了店里。晚上，在代理商家吃饭，代理商叫覃大哥好好安排一下第二天的出差行程，然后拿出了他那瓶臭名昭著的散装茅台（茅台镇上的农民酿的米酒），那玩意真难喝。不知为什么，我对覃大哥有种亲近感，也许这只是一种强烈排斥的逆向表现，总之我较劲似的揪着他喝了不少，我当然是彻底醉了，但我没想到他也醉了。他在代理商家里睡，我则去仓库睡。他问我，你平时几点钟起床，我说一般是7点多，他则叫我6点钟起来，他在家里等我。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控制着我。第二天清早，我们坐上了去开阳的车。开阳是贵阳周边的一个县城，我那时还没去过。在路上，我跟他讲了一个高中同学的事情，他听了后很高兴，而且提出了很多问题。那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第一个能这么认真听我说话的人。我则完全陷入了他的陷阱，巴不得处处讨他欢心，我不断地思索着一句话应该怎么说才能让他欣赏。我十分可笑地告诉他，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也告诉我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不能说出来。

后来他说，你睡在他的仓库里，不应该那么晚才起床，他虽然不是你的老板，但他是你的上帝，也等于是你老板，没有哪个员工起得比老板还晚的。我听了有点不快乐，但我并不讨厌他。到了开阳，我们找了一家面包店吃早餐，在那里他就说，你应该读《易经》，读《老子》，你知道为什么一根草很难折断，而一根树枝却一折就断吗？读了《老子》，你就会知道。这是因为在之前他曾问我读过什么古书没有，我就说古希腊的戏剧、史诗……他现在借题发挥来着。他说，你比我聪明吗？不见得吧，可我什么书也不用读，我就只读《易经》和《老子》。我跟他争论了一下。他说，那好，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古希腊吗？古希腊是从哪一年至哪一年？我说不上来。他说，不先了解历史，怎么读文学。他觉得可笑之极。在开阳大概只待了一个小时，去拜访了一位客户，当然有他在，我几乎说不上话，我在一旁就像是他带出来见世面的小孩子。

一出客户的店面，他就叫我打的去车站。的士行驶在一条正在翻修的路上，尽是飞尘，覃大哥说，这条路跟我们从车站来时的那条路应该是围成了一个圈。他满意地微笑着，望着我：你发现少了什么东西？我摇了摇头。“我的茶杯。司机，回我们上车的地去。”我们又回到客户店里，他跑进去拿了他的茶杯，站在门口跟客户客套了几句。后来他说，没准我是故意的呢，客户往往会因为这些插曲而记住你，比你跟他啰嗦大半天更有用。他问我接下来去哪里，我说去修文吧。

在车站，他看到有去遵义的车，便指出应该去遵义。他说你就是没有气魄，小县城何必看在眼里，搞好一个市比跑十个县城意义更大。在去遵义的路上，我们经过久长镇，他对这个镇的名字很喜欢，并打算用它为他那个秘密里的某个东西命名。经过一片油菜花时，他对我说：“人在花心，花在人心。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他则认为这句话有种双关的含义在里面，十分微妙，并且叫我再琢磨。我假装琢磨，陷入了沉默，渐渐地使他淡忘了这件事。在遵义下车时，我得意地告诉他车站附近有个地方叫春天堡，他说这名字也好，但比不上久长镇……

关于他的事情，实在不应该继续在这篇文章里谈论过多。当晚他突发奇想要包辆红旗轿车连夜赶回贵阳时，他的精神就已经处于严重过度的兴奋状态了。在回贵阳的路上，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某个女的，他在电话里叫她姐姐，但听得出来关系不一般。打这个电话时他真是意气风发啊！我坐在一边，想到了很多事情，也想到了很多我无法经历的事情。但是我没有记住他说的那些话。如果我能记住的话，凭这些素材——包括他在之后的几天内说的所有话——我应该就能写出一篇足以跟“香蕉鱼”相媲美的小说来。我们是在至少一个礼拜之后才发现他疯了，而事实上，从他来到贵阳的第二天，也就是在从遵义回来的路上，在那个夜里那辆红旗轿车上，他就疯了，只是那时尚未出现那些幻觉，幻觉是他回到贵阳后才产生的，他觉得代理商要杀他……在他发疯的几天里，我一直在他身边，也一直艰难地承受着他疯狂的眼里那个黑暗的、狡诈的世界。他用他那颗精神病的脑子控制了我好几天，直到我终于开口对别人说出他疯了，我才像是从一场噩梦中回到了现实。

第二年，他又来到贵阳，这时他已经康复了。

我发现他原来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甚至有些腼腆，而且对很多事情并不感兴趣。

让我感觉最远的县城，是盘县。那是个很难抵达的地方，当我坐在车上时，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去哪里。刚好是在一个天气很糟糕的日子里，心里忧虑重重，我感觉当天色暗下来一些，我的生命又消失了一段。后来下起了雨。如果一定要让我说出盘县的样子，我脑子里会浮现出一架铁路桥下面的方形桥洞，然后是一排砖瓦房的屋后的水沟，这些印象肯定是荒谬的，它可能是我小时候去过的某个地方的模样在我脑子里的渗渍，也可能是儿时读过的什么书里面描述过的一个场景。我见到一个邮局，在那里给我妹妹汇去了几百块钱。当天晚上我住在那个阴冷而荒凉的地方，虽然一下车我就想离开，但我知道“这里离任何地方都很远”（我在一篇小说里写过这句）。这家旅馆很脏，而且根本不像是旅馆，它就像是我们读小学时跟教室连在一块的那些老师的简易住所，狭长的红色的门，油漆剥落，门框上是一扇倒着的“日”字样的玻璃窗，地板是水泥地板，里面摆着目的在于给你提供方便的瓷脸盆和热水瓶，可正是这些东西让你感到脏。我看到旅馆女服务员的手，有裂开的红红的口子，我问她：“你们这里怎么这么穷呢？这里是盘县吗，还是一个小镇？”她不服气地说：“这里是老盘县，新县城在红果，正在建好多新房子，可好呢。”第二天我又去了红果，这个名字真好听。红果的细雨让我记忆深刻，大半天我困在一个客户的店里走不了，外面一直在下着小雨。这次旅行让我很抑闷，我感觉生命中浪费了一天，虽然在我挥霍掉的日子里，这一天并不算多，哪怕其实是两天。值得说明的是，我去时红果的新房子还很少，作为一个新县城远远没形成规模，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关于住宿的一次最好的回忆发生在德江，那里自称傩戏之乡，我一点也不了解傩戏，但第一眼看到这个名词，我就感到一种神秘和恐怖，想起许多电影里的狰狞的镜头。那个县城里弥漫着一种宁静，有许多无声的东西正在上演。我东张西望地走过一个老人面前时，他突然用标准的普通话问我，是不是要住宿。他正坐在墙根的一条长板凳上，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好像并不是想要做我的生意，而是跟我聊天。我说是的。他说，来我这里看看。然后就带我走进他身旁的一道楼梯间，我跟在他身后上去了。这是一幢四层楼的崭新的房子，他带我来到三楼，里面几乎是一个三星级酒店的套间，一个大客厅，摆着一台很大的平板电视机，一套漂亮的沙发，另外还有两个卧室。他自己也说：“我这里跟酒店差不多，就是没空调。”我则表示没关系。他说，这两间卧室随便你睡哪一间。我看了看，都是超大的弹簧床，也都很新，岂止是干净，对在县城住惯了小旅馆的我来说，简直是豪华。面对这么大一间客厅，这么好的两张床（我都想要），我顿时起了贪心。我说：还会安排一个人住隔壁吗？他说，你放心，很安全的，只是共用一个客厅。我面露难色，他看了马上改变主意，说，哈哈，天也不早了，我看今天也不会有什么人来住宿了。四楼还有房间，如果有人来，我就安排住四楼。就这样，我霸占了这个大客厅，两间卧室。至于价钱，还没上楼时他就说了，只要二十块。这个价钱跟别的旅馆差不多，但是这样的条件只收二十，实在是太值了，哪怕再贵十块钱我也愿意住。他告诉我，这就是他自家的房子，儿女们在外地，他和老伴住在二楼，他退休后就将家里弄成旅馆，不至于闲着没事做，也不图赚钱。我离开德江时，还想着以后一定还来住一晚，可是后来却再也没来过。

在一次漫长的旅途中，我坐在车窗旁注意到一条安静的河流，它是那么的优美。它一直跟着我们的汽车，仿佛凝固般地流着，我靠在右边的车窗，而它就一直在右边跟着我。我望向它，心里想着，我的感情总是那么地假，连喜欢一个事物也往往显得像是做出一个决定……我这样一个人，不知道够不够资格喜欢这条无声无息的河流，可是我分明感觉到了喜欢上它的那一刻，而在那一刻之前，是属于我还没喜欢它的那段时光……那是我第一次去镇远，它陪着我一直流到镇远，它带着我来发现了这个我最喜欢的贵州的县城。车窗外开始出现镇远古城的第一座青砖瓦房时，我知道我到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我要么会很喜欢它，要么会很厌恶它。我静静地等待着那明确的感情的到来，而不再去敏锐地决定这种感情。当车子驶过一截很长的几乎没有一个行人的古老的巷子时，我知道我一直就想来这么个地方，只是不知道它在这里。是美丽的潕阳河像一条令人伤感的狗一样，将我领到了这里，我真想抚摸潕阳河。我住的旅馆，是一架钢筋水泥结构的吊脚楼，它将柱子探进潕阳河在晚上显得漆黑的水面。我睡在河水上方。

我在离开贵州之前，又去了一趟镇远。仍然住在那家旅馆，不知为什么，晚上站在窗前看着脚下的河水，我不得不强忍住泪水，我想到，我已经没有一点儿让自己伤心的事了。这种感觉让我非常想痛哭一场，我点着烟，洗着澡，尽量不让烟头被水淋湿。临睡前，我接到那个捐衣服的姑娘的电话，我说：“怎么啦，宝贝？”她就哭了。

可是那些事情，那样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每次动身的情景，那些像是永远无法离开一个地方的人曾引起过我的同情，车窗外时好时坏的风景移动着，比音乐更让我缄默，那些时候我就想，世界上可有谁比我更熟悉长途汽车、各种各样的公路以及小旅馆？有谁比我更多地被车窗外站着的人们想象过——他们一定想，车里载着的是些什么人。可是现在，我停顿下来，生活的改变是多么突然，而过程已经被日子所忽略，我们生活着只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状态中：以前我东奔西跑，而现在我足不出户。那些使我彻底麻木的旅途啊！当居无定所的日子也毫无区别时，我是多么地厌恶每次启程。在贵阳，对着地图画出接下来几天的行程路线：贵阳——清镇——平坝——普定——镇宁——关岭；或者：贵阳——兴义——兴仁——安龙——贞丰——安顺——贵阳……我到底去那些地方干什么？汽车有时会停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下，或是一个池塘边，我对生活中的偶然涌起过无比复杂的感情，沉默和无边无际的风景也无法解释单调而强大的内心。而我只是一个泛滥的人。

2009 年，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