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是所有人和 所有世代的加缪

单读编辑刘婧的推荐语：

当你坚信一个作家是无可争辩的天才时，你很难从他身上获得智识快乐以外的情感，比如亲近、尊重，或者更深层的认同。在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对加缪的理解大概到这，直到多年后，我也没再次翻开《局外人》。《寻找<局外人>》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相比于市面上大部头的加缪传记，《寻找<局外人>》实际上是在为一本书立传。在初次出版 74 年后，这本书仅在法国一地就已售出 1030 万册，与《小王子》并驾齐驱。在《寻找<局外人>》里，你能读到加缪对小说的第一次失败尝试《快乐的死》，如何受到他最看重的导师的否定，如何因为充满华丽繁复的辞藻而被他自己摒弃，又如何直接或反向影响了他的传世之作《局外人》。你能读到一个名不见经传、远离中心区巴黎，同时又对自己的志业充满笃定的年轻人，如何在挫败中找到自己的语言，或者说，被语言找到。

或许最精彩的部分，还不是成书本身，尽管这个过程中的美妙和跌宕令人着迷：他第一次重大的写作失败教导了他关于好的写作的认识，他做记者跑现场的丰富经历为他之后的创作内容埋下诸多伏笔，他成长过程中所目睹的阿尔及利亚的种族冲突成为重要但隐秘的书写对象……这些细节同样将他与读者拉近，尤其是这样的读者——将写作视为如加缪所言的，“在我的生命中，没有多少纯粹的事物。写作，是其中一件”。

1940 至 1941 年间，《局外人》的手稿在战时经历了不可思议的传阅，从奥兰一路到巴黎，从未占领区到占领区，并受到了当时巴黎文学圈最耀眼的巨匠马罗尔的青睐；战争让一切都在延误，加缪因此接受了伽利玛出版社未签约就出版的请求；经济支离破碎，紧俏的印刷草纸、高昂的运输和燃料费用、艰难运营的出版社，加上德国侵略者的审查、反犹气焰的高涨，一切都是潜在的不确定性……

这部文学经典的命运联系着加缪，也联系着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但却深刻地探究了一个人“消极的真相”，以及，当意识到这世界对我们的存在完全漠不关心时，人还要不要活下去。《局外人》出版后，加缪迅速但谨慎地投入抵抗运动，他记录了时代，但没有接受压迫；他选择了斗争，而不是沉默。加缪说，《局外人》不是给所有人的书，但加缪是所有人和所有世代的加缪。

出埃及记

1940 年 5 月 1 日，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加缪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局外人》写完了。”手稿堆在他的桌子上，等着重读和修改。能如此叫出这本书的名字，让《局外人》更加确凿。

相得益彰的，5 月 1 日恰好是法国的劳动节。二十六岁的作家筋疲力尽弗神话——将大石推上山，再看着它滚下平原。十七岁时患上重病，二十三岁经历痛苦的离别，失去《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流放至巴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断加剧的政治危机贯穿了他的世界。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绥靖政策都失败了。9 月开始，他的国家进入备战状态。生活教给加缪，世界会在短短几天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年 4 月，希特勒入侵挪威与丹麦，等待的战争终于变为可怕的行动。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进入比利时与荷兰，逼近法国。5 月 24 日，加缪在给他阿尔及尔的朋友伊冯娜·杜塞拉的信中提到，他报名参加了巴黎的救护车志愿者。他无法入伍，但也想提供帮助。不过这个组织从来没用过他。5 月 27 日，比利时投降，6 月 3 日，巴黎经历了第一次空袭。几个月后，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1]就是从这场空袭起笔刻画法国战时的情景。她描写了在重要的纪念碑上堆起来的沙袋，父母就着火把的光给孩子们穿上衣服准备逃亡，小贩们将装满鲜花的手推车丢弃在大街上。超过两百万巴黎人离开城市，汇入南下的北方难民大军，事后，这次大撤退被冠以异常形象的雅号：出埃及记。

加缪在巴黎

“出埃及”的第一天，恰好发生了一件对加缪来说非常欢欣的事：6 月 4 日，他终于搬出普瓦里尔饭店令人抑郁的房间，换到麦迪逊饭店。麦迪逊位于巴黎出版商云集的街区，是个体面得多的住处。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地铁如何运转，也难以想象加缪如何天天从十八区蒙马特高地的小山跑去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搬进麦迪逊后，他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彩带一般的汽车、推车与自行车流，沿着圣日耳曼大街向奥德翁广场行进，再向南拐入意大利门，这是巴黎古老的城门之一。六月份的新闻短片中，移动镜头记录下望不到头的难民队伍，带着他们所有能带在身边的家当，艰难地跋涉在乡村道路上。这次大撤退是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众迁移，一个最长的移动镜头。

在《巴黎晚报》上班挣来的钱，加缪存下了几千法郎，这使他有能力搬出普瓦里尔饭店。《巴黎晚报》暂时一切如常。帕斯卡·皮亚已经入伍，加缪写信给他：“这里太疯狂了。我已经睡在两只行李箱中间三天了，因为《巴黎晚报》通知我，要随时准备调往南特，已经有一部分员工被提前派驻，办一份外省发行的报纸。每天我都以为第二天就要出发。今天，刚刚宣布——一切计划取消！我将会留在巴黎。”

麦迪逊饭店比普瓦里尔饭店条件好得多，也贵得多，它坐落在环境优美的圣日耳曼德佩区，正对着同名的大教堂。如果说蒙马特和“洗濯船”可算是“美好时代”[2]的艺术活动中心，蒙帕纳斯是“爵士年代”[3]的总部，那么圣日耳曼德佩当时正迅速成为加缪那一代人的胜地。波伏娃和萨特就是第一批从蒙帕纳斯迁居到圣日耳曼的知识分子。1939 年，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花神咖啡馆。在可预期的未来，这里也将是他们吃喝、写作、争论和取暖的地方。在回忆录《鼎盛人生》中，波伏娃曾饱含热情地描写了花神咖啡馆里聚集的作家、电影人和摄影师们。她回忆道，一天，毕加索与朵拉·玛尔[4]嬉笑着，他们的阿富汗猎犬也在一边；诗人与剧作家贾克·普维[5]俯身在他的桌子上；一群电影制作人正在大声争吵。在 1940 年 6 月的混乱中，萨特被捕，花神咖啡馆已成为往昔暗影。

加缪从《巴黎晚报》的排版室不断追踪着变化的头条标题，这是希望落空的每日练习。6 月 7 日：“我控制点抵抗敌方侵扰”；6 月 8 日：“德军部署两千坦克，我方部队采取新战略”；6 月 9 日的标题令人担忧：“敌方不顾损失增派新兵力”。那个星期，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巴黎居民被要求撤离。《巴黎晚报》无法不受影响。到 6 月 8 日，报纸已经缩编为一张两页的小报。6 月 10 日，德法两国军队的战斗蔓延到了阿尔贡森林。11 日，《巴黎晚报》头条标题为：“我方部队抛洒热血英勇抵抗”，战斗在继续。

1939 年 9 月宣战以来，法国守住了马奇诺防线。法军的战略家们指望着无法攻破的沿比利时边境的阿登高地，因此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防卫卢森堡及比利时边境。当法国军队在马奇诺防线上等待时，刚猛的德国坦克已经扫平了毫无防备的比利时边境。结果事实证明，只要有合适的交通工具，阿登高地的森林是可以逾越的。希特勒的部队夺取了荷兰，接着是比利时，最终在 1940 年 6 月 14 日抵达巴黎。

路边看报的加缪

6 月 18 日，《巴黎晚报》在败退中仍试图攫取一丝希望，报纸的头条标题是：“希特勒会过去，法国将永存”。冒着德军斯图卡俯冲式轰炸机的密集炮火、带着所有能带的家当逃离城市的两百万法国人，对这句话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信。

《巴黎晚报》下令让核心员工跟随法国内阁行动以应对德国入侵。这不是个容易的任务，内阁一时也难以找到栖身之处。时任总理保罗·雷诺先是率队迁往图尔，又到波尔多。雷诺随后放弃总理职位，菲利普·贝当继任。作为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总理，这位凡尔登的老英雄与德国谈判并达成休战。但当纳粹占领波尔多的意图变得很明显时，政府又要搬家了。贝当将他的内阁搬到了法国中部的克莱蒙费朗。他们只待了二十四小时，就有了个更好的主意，于是继续搬家到附近的小城维希。这个温泉疗养地有大量的宾馆，很适合改造为各部的办公室。政府宣布不受制于占领军而自治。停火协议后，维希就变成法国的“自由区”，或者听起来不是很乐观的“未占领区”的首都，贝当成为国家领导人。

《巴黎晚报》于是紧跟政府的脚步。加缪极为厌倦地写信给格勒尼埃描述整个过程。像其他人一样，他也历经两次大撤离，一次是从巴黎到克莱蒙费朗，然后又从克莱蒙费朗到波尔多：“这些经历我无法忘记，但也不想谈论。我现在又在克莱蒙了。”动荡中，《巴黎晚报》的所有者让·普罗沃斯特被任命为维希政府的宣传部长。在克莱蒙费朗安顿下来继续出版后，《巴黎晚报》便开始为贝当大唱赞歌。1940 年 6 月 10 日，贝当在维希赌场举行的“全国集会”上正式全票当选为总理。贝当取缔了《宪法》，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口号为“工作，家庭，祖国”，计划以此取代“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定义了法兰西共和国精神的革命性口号。《巴黎晚报》成为分裂的国家化身——部分由反动维希政府控制，部分由纳粹占领。被动的章节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假战”时期的紧张与厌倦，而不是随后的混乱和动荡。

有一颗自由灵魂的加缪，自搬出母亲的公寓住到艾库叔叔家起，地址就在不停变化。只是现在，他的变动不得不受到政局危机的影响。6 月 10 日，在麦迪逊饭店住了一星期都不到，加缪就接到命令，与《巴黎晚报》所剩不多的员工一起撤退到克莱蒙费朗，撤离途中他负责开一辆报社的车。时任《巴黎晚报》编辑的丹尼尔·勒聂夫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开着指派给我们的车去克莱蒙费朗，因为专职司机早已经被征用了。我们是第一批到的。我仍能记得加缪在洛德广场的样子，他从他那辆车里跑出来，油、气、水全都耗尽了，引擎冒着烟。他脸色变得煞白，马上跑到车厢，把他的宝贝——一叠手稿拿出来，塞到自己的口袋里。”

加缪的车上有两个乘客，他的朋友莉蕾特·梅特让[6]，此人在无政府主义活动方面有着辉煌的过去，当时是报纸的编辑；另一位是编辑部主任，这个人无趣的喋喋不休让人昏昏欲睡。他们夜间行车，躲避空袭，经过神经紧绷的两天行程，于 1940 年 6 月 12 日到达克莱蒙费朗。假如这辆四处漏气全身冒烟的车真的爆炸，加缪就会失去《局外人》唯一的手稿。

加缪在克莱蒙费朗从 6 月 12 日住到 9 月 15 日。在这里，他跟朋友们挤进一个逼仄的小房间吃饭；他常常被派去副食店排长长的队购买他们所需的食品，回来后向他的同伴们分享所见所闻娱乐大家。他与报社一位同事雅妮娜·托马塞迅速成为好友，雅妮娜是当时报纸主编皮埃尔·拉泽莱夫的秘书。她记得加缪抽自己用玉米皮纸卷的烟，满是羡慕地欣赏橱窗里的花呢外套。时不时的，在朋友们的晚间聚会上，加缪会给他们念一段《局外人》。报纸的外交通讯员乔治·阿尔特舒乐回忆说，加缪用非常静默的方式念——有意识用和念剧本相反的方式来念。

加缪住的饭店紧邻一座精神病院，晚上睡觉时，他能听到病人们的尖叫，这在他看来刚好是对当时现实的精确表达：“疯人院里不停地嚎叫的病人，就是这个世界的缩影。”加缪情绪低落，近乎绝望。他没法回到阿尔及利亚，回到芙兰辛身边，因为所有的民用交通已经全部停运。芙兰辛仍不愿意到法国来，因为他与西蒙娜·依艾的离婚还未办妥。他养了条狗，起名叫布莱兹·布拉丁，布莱兹取自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而布拉丁则是《巴黎晚报》和加缪的饭店在克莱蒙费朗的那条街道名。那年 8 月，他没有去度假，而是在写《西西弗神话》，“荒诞三部曲”的第二部。其中很长的一章题目叫作“荒诞的自由”，加缪是在《巴黎晚报》的信纸上写的，信纸抬头正是报社在克莱蒙费朗的地址。

加缪的荒诞思想在演化。论述过人的生命毫无意义之后，他准备迈向下一步，积极的一步，即强调一旦无意义性被理解、被接受，生活可以过得更好。本书中最富激情的就是这一章，他使用的语言时而像散文诗，时而又像布道。“假如我是林中之树，兽中之猫，这生命可能有一种意义，或更确切地说，这样提问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准儿就是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以我全部的意识和全部的放肆苛求来跟世界闹对立。”[7]一旦意识到生活是无意义的，重点便在于要“不带希求”地去生活。在《局外人》中，故事的最后，加缪让默尔索处于一种没有任何希求的境地。默尔索在死囚牢房里等待上断头台。当意识到死亡迫近，他才最终“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心扉”，流露出真实的情感。“不带希求”意味着没有宗教的帮助，没有任何思想流派、权威或导师。《西西弗神话》中，人意识到生活的无意义之后可以继续活下去，这种发现带着胜利的喜悦，同时也拒绝被动。“在此死亡是唯一的现实。死亡之后，木已成舟。”我们都被判了死刑，只是有些人时间更多些。

加缪开始在手记中用讽喻的笔调描述德军的占领。6 月，他告诉格勒尼埃，他无意去直接说明正在发生的事，尤其是失败的浓厚氛围，他找到一种间接写作的方式。他还没有开始修改《局外人》，但在 1940 年的夏季，他已经朝着下一部小说《鼠疫》的核心进发了。“那人把自己的屋子拆了、田地烧了，还在上面撒盐，免得落入他人手中。”他写到撤退至克莱蒙费朗的法兰西银行的小男人的时候，也许想到的就是他自己，他“想继续保有同样的习惯。几乎办到了。但带着一种难以察觉的差别”。

人们就这样数着日子捱着时间。10 月，报社最终决定再次迁移，这次是里昂。通讯系统被破坏得很厉害，加缪并不清楚他的信是否能到达阿尔及利亚芙兰辛的手中。有传言说，唯一可靠的通讯方式是电报。如今突然变得如此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现在对于加缪来说成了理想之地，他在给芙兰辛的信中说，家乡是“法兰西最后一片仍然自由的土地，还没有被卑鄙地占领”。然而他很快会听到相反的消息。

注：

[1]Irène Némirovsky（1903–1942），生于乌克兰基辅，死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裔小说家，其最著名的作品为身后出版的《法兰西组曲》。

[2] Belle Époque，指欧洲十九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期。此时的欧洲相对和平，随着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在这个时期日臻成熟。

[3] Jazz Age，指美国 1920 年代开始至大萧条结束，爵士乐及舞蹈发达的年代。

[4] Dora Maar（1907–1997），本名 Henriette Theodora Markovitch，法国摄影师、画家与诗人，其更为著名的身份是毕加索的情人与模特。

[5] Jacques Prévert（1900–1977），法国著名诗人与剧作家，为多部法国经典电影担任编剧。

[6] Rirette Maîtrejean（1887–1968），本名 Anna Estorges，法国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曾参与创办法国无政府主义期刊《无政府主义》。

[7]沈志明译。

上文摘自《寻找<局外人>》

[美]爱丽丝·卡普兰 著

琴岗 译

读库丨新星出版社 出版

2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