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过后，他心中 的磐石开始碎裂

灾难过后

周二，风暴过去整整一周了，洪水一天天地逐渐退去。上周这里还面临着警力不足的困境，这周就显得警察太多了。从全国各地调派来的数千名执法人员汇集到新奥尔良，但遇难者的遗体依然无人收殓。还有几百名居民打算在原地咬着牙挺过去，拒绝离开他们的房子和家里的宠物。

“这可真是一场好戏。”一个新奥尔良警察大笑着对我说，“现在城里有差不多两万个警察，干什么用呢？为了应付那三千人吗？就连应该被派到伊拉克去的武装人员都跑到这里来了。我手底下有几个人，我负责带他们到处转转，加强巡逻。他们对我失望极了，因为他们没有事情可做：‘我们想要行动，我们想要行动！’‘行吧，那真是对不起了，我们没法儿给你们安排什么行动，好让你们拿着那些没摆弄熟练的家伙在这里玩战争游戏。’这当然是开玩笑。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来得也实在太晚了。这就像一场警察的狂欢节大游行，唯一的区别是没有人会去接扔出的珠链1，因为街上没有人。”

联邦调查局，联邦应急管理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酒精、烟草及火器管理局，洛杉矶警察局，应急反应小组，纽约警察局——所有能来的组织都来了，而且他们看起来都差不多：奥克利墨镜、纳科战术背心，大腿上捆着手枪套。他们身穿印着各种抖机灵的标语的T恤到处站着，手里端着大口径的突击步枪，枪口向下，食指搭在扳机上。

每个人都想帮忙，可是，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我在一个检查站被国民警卫队的士兵拦了下来，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可是另一个士兵管我要其他证明。

“你有营长的介绍信吗？”他问。

“我不需要营长开介绍信。”我答道。他点了点头，挥手放我过去。

“干得漂亮，欧比旺2。”摄像师尼尔·霍尔斯沃思对我说，“我们可不是给你送信的小机器人3。”

欧比旺·克诺比，《星球大战》系列中的人物，是一位绝地武士大师。

不论是骇人的尸体，还是人们犯下的过失，都不再会让我感到震惊。人毕竟不能总是处于惊愕的状态中。那种愤怒虽然不会消失，却会在你的心里逐渐沉降下来，并最终转化为决心。我感觉自己与周边的一切紧密相连，再也不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我感觉自己真切地身处其中，与其息息相关。这种情况和在斯里兰卡的时候不一样，我无法回到没有被灾害影响的酒店里去。我们每个日夜都被包围着，没有出路。就算的确有办法逃离，我也根本不想离开。我不再检查手机短信和电子邮箱，也不给家里打电话了。我不想离开这里。

我们睡在停在运河街上的拖车里，那地方距离我父亲工作过的布朗榭公馆百货商店不远。有时，在播报结束后的夜里，我们会三五成群地坐在拖车外面，看着空荡荡的建筑在夜幕上的剪影。我们不需要交谈，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的纽带。我们置身一片全新的领域，那是悬崖的边缘，是无名之地，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整座城市都裸露着：皮肉与鲜血，肌肉与骨骼。新奥尔良是风暴的碎片划开的鲜血淋漓的伤口。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发现有些事情发生了改变。我不认为这种改变是在具体的某一天或者某一时发生的，就像你原本正处在哀悼中，却突然发现伤痛已然消退了。你不记得那痛苦到底是何时消失的，但是可能有一天你突然就再次笑了出来。那让你有些震惊，因为你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发出这样的声响了。

此时，在新奥尔良，我一直努力维持的与外界的隔阂早已土崩瓦解，它被深重的情感与记忆的力量彻底摧毁了。长久以来，我一直试着把自己与过去分离开来，我想要向前走，忘记我都失去了什么，然而真相是，一切从来不曾被遗忘。我的过去依旧缠绕在我的身边，而在新奥尔良，我再也不能对它视而不见。

经历了卡特里娜飓风的新奥尔良

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住在纽约上东区的一座五层独栋里。正门两侧有一对石狮子，静静地守卫着我们的家。房子里有大理石砌成的大厅和螺旋楼梯，我虽然记不清楚这栋房子的很多细节，却还记得里面那些绿色的“里戈”牌蜡烛以及它们燃烧时浓烈的香气。烛光闪烁，映照着一只只酒瓶：法国苦艾酒、冰凉的“生命之水”白兰地以及用野猪牙做手柄的高脚银杯里盛着的白葡萄酒。墙上挂着帷幔，那丝绸非常柔软，而绒线绣的靠垫对小孩子柔嫩的脸颊来说就稍嫌粗糙了。桌上摆着许多抛光发亮的木碗，碗上镶嵌的纯银小鱼活灵活现。

每当我父母开派对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励我和哥哥参加。我记得，父亲带着我穿过烟雾缭绕的房间，把我小小的手安稳地握在他的手里。我伸直脖子四处张望，看到的只有一些一闪而过的面孔以及灯罩滤下的柔光。来宾有涂脂抹粉、唇色艳红的女子，也有穿着沉重的皮鞋、戴着法式袖扣的男士。客厅里充满了演员和艺术家，他们是社会专栏与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杜鲁门·卡波特是我家的常客，他身材矮胖，口齿不怎么利索，总是逗得我哈哈大笑。安迪·沃霍尔也会来，我有点儿害怕他那头白发。

到了固定的时间，我和哥哥就会上楼回我们的卧室。我们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听着楼下的响动：谈笑、击掌、碰杯，这一切含混不清的杂音让楼板微微颤动。我们闭上双眼，听着有人弹起钢琴，一个女声唱着“早安，心痛，我的老朋友……”她遥远的歌声把我们送入梦乡。

我从来没想过这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我更不相信这种生活有朝一日会画上句号。我父母双全，还有哥哥和保姆，我在童年时代从未尝过“失去”的滋味。父亲的过世打开了第一道缺口，而逃避似乎是个更简单的选择。

父亲死后，我们每隔几年就会搬一次家——公寓一次比一次大，布置得一次比一次漂亮。每次搬家后，母亲都完全闲不住，她不知疲倦地装饰着新房。我和哥哥却知道，她过不了多久就会再次开始寻找新家，寻找另一个安身之地以及另一片供她挥洒的空白画布。

我到了十二岁才知道原来母亲很有名。当我上初中的时候，她设计的一系列牛仔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街上会有人突然停下脚步盯着我们看，并对我们指指点点。我和哥哥觉得这很好玩。我们会计数，数着我们有多少次看见母亲的名字被绣在某人的牛仔裤后袋上。

母亲有一次对我说，她能够从童年的创伤中生存下来，是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块坚硬的晶核，它就像钻石一样坚不可摧。父亲死后，我感觉自己的心中也生成了这样一块磐石。然而在新奥尔良，这块顽石开始碎裂了。

作者安德森·库珀的母亲葛洛莉娅·范德比尔特（Gloria Vanderbilt）

波旁街依然处于封闭状态，但是一家鸡尾酒吧悄悄地重新开张了。我想，它应该是灾后第一家开张的酒吧。虽然前门上还钉着木板，但是，透过厚厚的防雨帘，你能听见音响重低音的轰鸣，可丽丝正唱着：“我的奶昔把男孩子们都招到后院，我的奶昔可比你的要强得多……”4这是飓风发生以来我第一次听到音乐。

想要进入酒吧的话，你得先绕到后面，穿过皇家索尼斯塔酒店的大堂。酒店也刚刚开始营业，在拖车里住了一个礼拜后，我们搬进了这家酒店。联邦调查局的人也住在这里，还有一群无家可归的新奥尔良警察。

酒吧的一整面墙都是冷藏柜，里面冷冻着鸡尾酒：疯狂芒果、柑橘风暴、血红飓风。店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记者、警察、联邦调查局特警队员以及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护士。每个人都在喝鸡尾酒和啤酒，或者一杯杯地干着烈酒。男人比女人多一些，几个年轻的警察不住地打量着那些护士，他们饥渴的眼神中欲火难耐。

我不喝酒，但我喜欢这个酒吧，因为这里没人说废话。几天以来，当地警察机构的领袖埃迪·坎帕斯一直抱怨着警方在风暴之后面临的各种困境，说他们因为军火库被洪水淹没而缺乏补给。当我在酒吧里对警官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哄笑起来。

“我可以带你到那个军火库去看看，”一个警官告诉我，“那里早他妈空了。警察局没钱，而且在风暴袭击前很久就没钱了。”

不少警察感觉受到了背叛，压力来自四面八方，背后还有人捅刀子，搞得他们狼狈不堪。媒体专注于报道警察在风暴期间表现失职的案例，这也让他们很恼火。我不会为此责怪他们，在一千七百名警官中，只有一百二十人没有履行职责。绝大多数警察都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吃住都在警察局里，排成几班连轴转。在第六区，警局总部被水淹没，警官们不得已在沃尔玛超市的停车场里建立了临时指挥部。他们追捕借机洗劫店铺的劫匪，避免了上百把枪支外流，为此他们一连数周都只能在车里睡觉。

一天晚上，我在那家沃尔玛超市里待了几个小时。警察现在管这里叫“沃尔玛要塞”，我对他们讲了我第一天到新奥尔良时在法国区遇到的那群警察的事，他们给自己的指挥部起名叫“阿帕奇要塞”。

“我跟你说吧，”第六区的指挥官安东尼·卡纳泰拉队长告诉我，“我们这里才是阿帕奇要塞。法国区那几个小子可能的确用了这个名字，但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阿帕奇要塞。”

作者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

我们和五六个年轻警察一起坐在长凳上，在停车场里吃烤肉。有些警察是从得克萨斯州赶来支援的，他们每天晚上都会支起烤肉架，把他们能找到的所有肉都拿来烤。卡纳泰拉队长说话的时候脸一直背着光，这里依然没有电，但有一台发电机给维持这一地区照明的唯一一盏灯供电。烤架上的烟雾在灯光下盘旋缭绕。

“这我可说不好，”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他们可是连标牌都有——上面写着‘阿帕奇要塞’——就挂在他们警察局的大门口。”

“那我们得去看一眼。”一个警官说，带着几个同伴起身离开了。

卡纳泰拉队长是个双臂粗壮的大个子，他在警察部队已经干了二十多年。

“你可不会想被那个大家伙打一巴掌的。”一个年轻的警察笑着说，指了指队长的一双大手。卡纳泰拉队长显然非常关爱他手下的姑娘小伙们，我能看出这些年轻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我们这些老家伙有时候会看不起警察队伍里的年轻一代，”队长告诉我，“可是，我得跟你说，这些孩子把前两个礼拜的工作完成得棒极了。不论何时何地，我都会信任他们。”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我正准备离开，一辆巡逻警车开进了停车场。车上下来两个年轻的警官，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手写的“阿帕奇要塞”的标牌，几分钟前它应该还在第一区的警察局门口挂着。

“你怎么把它弄到手的？”我大笑着问他。

“我们悄悄溜过去，爬到执勤人员的桌子底下，把这玩意儿剪下来了。”一名警官笑嘻嘻地答道，“现在那帮浑蛋该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阿帕奇要塞了吧？”

新奥尔良的穹顶体育馆

“我不觉得自己还能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地方，”凯西·盖斯特上尉说，“至少我再也不会来这里看橄榄球比赛了。”

我们此时正站在超级穹顶体育馆的球场上。这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十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清洁工清理着看台和地板上的污迹。体育馆里很吵，小型卡车来来往往，一趟趟地运输着人造草皮上成堆的垃圾。到处都是各种破烂：小孩子玩过的橄榄球，被遗弃的轮椅，被避难者们吃了一半、早已腐烂变质的食物。大约有两万人在超级穹顶体育馆避难，市长把这里称为“最后的避难所”，告诉人们遭遇险情后到这里来。他原本希望联邦政府的救援在两天之内赶到。可是救援并没有来，而“希望”和计划是两回事。

盖斯特上尉在八十二空降师服役，他曾经去过巴格达，却说这里的情况简直比巴格达还要糟。关于超级穹顶体育馆里发生的事情，他听过不少真假难辨的传闻。虽然难以判断，但他倾向于相信一切都有可能在这里发生。

“人们在这里吸毒，在地板上做爱，还到处开枪。”他回忆着自己听过的各种说法，“这听起来就像是发了疯，那种完全无法控制的疯狂。”
实际上，超级穹顶体育馆里多少还是有一些秩序的。这里有医疗护理、充足的食物和水，以及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在场执勤。不过，大坝决堤后，电力供应中断，超级穹顶成了蒸笼。市长事先告诉过人们避难时自备食品，有些避难者照办了。可是，随着洪水不断漫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向体育馆。

“人们开始在这里随地大小便。”盖斯特上尉摇着头说，“你知道，其实完全可以找个墙角之类的地方，所有人都在那个固定地点上厕所。可是他们居然在场地中间直接脱裤子开始方便。”

我们总觉得自己是文明人，相信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某些蒙昧的冲动所驱使。然而真相是，这一切文明的假象很容易就会剥离。绝望的人有时会做出可怕的行为，新奥尔良的情况就是这样。没有照明，室内温度不断上升，我们很容易在炎热的驱使下陷入冲动过激的情绪中。人类什么都做得出来，这种事我见过太多次了。是伟大的善举，还是残酷的屠杀，这一切只取决于我们自己。

他们很快就能把超级穹顶体育馆打扫干净，会展中心的垃圾也会被清扫一空。看来很多人都希望那些记忆和它们的证明随着垃圾一起消失，就像抹去石板上的粉笔字迹。早晚有一天，超级穹顶里会重新举行橄榄球比赛，我们也会忘记今日学到的所有教训。

“记着我说的话，哥们儿，”有一天，一个警察告诉我，“这些都会被打扫干净，然后就没人记得了。这些事没有什么狗屁意义。人们只会把所有事遮掩过去。你知道，遭殃的那些人都很穷，没人会为他们说话的。”

“你真的相信人们会遗忘那些事吗？”我问他。

“我家甚至有亲戚跟我说：‘你干吗不走呢？你还留在那里做什么？你当警察又不是为了干这个的。’可是我爸参与过诺曼底登陆，假如他当年也说了‘算了吧，我不干了，我参军又不是为了干这个，死的人太多了，大屠杀太可怕了’这样的话，那会怎么样呢？你不可能一走了之。你也不可能简简单单地遗忘。”

诺曼底登陆

我尽量不去想象哥哥挂在阳台边的样子，尽量不在脑海里描绘那幅画面：他的身体紧紧地贴着阳台的护栏，双腿悬空，脚下就是十四层楼之下的水泥地面。会有在夏日夕阳下漫步的情侣不经意间瞥见他纵身跃下的身影吗？欢聚在餐桌旁共进晚餐的一家人会不会看到坠落的他从他们的窗前划过？落地前最后一刹那他在想些什么呢？

自杀这件事就是这样。不论你多想要记住逝者生前的时光，在你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都往往只有他结束生命的方式。这就像开车从一辆撞毁在路边的汽车旁经过，你实在是难以抗拒把头伸出车窗看一看的诱惑。

“我还能再感受到什么吗？”

这是哥哥纵身坠落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问题。那时我完全无法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如果不是母亲最近又提起这件事，我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他这样说过。

哥哥和我都试着通过麻痹来让自己忘记痛苦，摆脱那些困扰着我们的过去。我现在只后悔当初没有告诉他，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在他通过自杀离开我们之前，其实是我首先抛弃了他，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本可以接近他，敞开心扉和他交谈，可是他让自己变得难以接近，而我当时也只是个自顾不暇的毛头小子。

在自杀的几个月前，哥哥去过一次密西西比州，回到了父亲的故乡奎特曼。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哥哥去世后，我去他的公寓里整理遗物，找到了一卷他从来没拿去冲印的底片。那是他在这次旅途中拍下的照片。我父亲的姐姐安妮·洛瑞当时还住在奎特曼，卡特本可以去找她的，不过他没有去。他只是在城里到处游逛了一番。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中，他一直在到处寻找着能让他感受到什么的东西，可他就是找不到。

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和他的哥哥

在我经历的每一场灾难中，都少不了借机中饱私囊的人。哪怕在索马里这样的地方，也有人靠走私军火、兜售恰特草以及给记者提供车辆和安保赚到了大把的钞票。鬼知道还有多少人在伊拉克靠地下交易和假合同赚得盆满钵满。至于新奥尔良，城市的一大部分还泡在水里，投资人就已经开始到处乱转，寻找可以低价买入的地产了。

“我在房地产这行干了二十年，这种事还是第一次看见，”布兰迪·法里斯开着她银色的 SUV 穿行于新奥尔良的花园区，“就跟疯了一样。这两天有一大帮投资人给我们打电话，想要在新奥尔良购置地产，不论位置在哪里都行。甚至被水淹了的房子他们都愿意买。”

法里斯是巴吞鲁日市二十一世纪地产公司的经纪人，这是她灾后第一次回到新奥尔良。她来给刚刚登记在名单上的地产挂上“待售”的标牌。联系她的买家来自迈阿密、西雅图和纽约。

“他们说：‘我们想买地产，不用去现场看。’他们根本不在乎房子有没有被水淹。飓风安德鲁过后就有人这么干了——低价买下所有被淹没的地产，时机一到就开始重建。”

法里斯的名片上印着一张她的照片：一头金色的长发，满口白亮亮的牙齿，典型的南方人的笑容。她本人和照片上看起来一模一样，只是耳朵上总挂着无线耳机，她的手机似乎每过几分钟就要响一次。

“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她皱了皱鼻子，“我们需要评估受灾的程度，好决定我们要不要到法院去变更地产类型。现在我们根本没办法向法院递交材料，很多房主都说他们的文件被水泡了。他们既没有证明房主身份的东西，也无法证明他们的房屋抵押贷款是多少钱。我们只能先签下购买协议，然后等着看情况会有什么变化。”

法里斯的车里装满了二十一世纪地产公司的标牌，她用锤子把这种插在棍子上的标牌逐一钉在各家院子的废墟里。她还插了一个写着她的名字与佣金的牌子——登上名单九十天收取百分之四的佣金。

二十一世纪地产公司 logo

“我们当然不是乘人之危，”法里斯解释道，她很介意自己的言行给我留下的印象，“不论什么情况，都少不了这些秃鹫投资者5。可是这么做对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些好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是投资还是租赁。我希望一切都会变得很好。”

我们下了车，走向一座刚刚登上她的名单的房屋。她脚踩着高跟鞋，在铺满鹅卵石的路上走得摇摇晃晃。

“说真的，这是什么味道？”法里斯问我。

“应该是条死狗，也有可能是死人。”我答道。

“这可真糟糕，情况比我想象的要恶劣多了。”她说。

“这种气味对买房子的人来说会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

“我们一次只能处理一个问题，”她眼都不眨地告诉我，“现在每个人都有各不相同的需求。这非常情绪化，也非常令人伤感。”

根据法里斯的统计，在过去的几周内，二十一世纪地产公司仅在巴吞鲁日就卖出了一千五百套房子，这对他们的业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而且房价在不断地上涨。她不太确定新奥尔良日后会发生什么，但她认为不论事态的走向如何，她都能够从中获利。

“我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她带着灿烂的微笑说道，多年以来，这笑容帮助她谈妥了好多单地产生意，“布什总统说，他要重建新奥尔良。我们相信，前景肯定一片大好。我们非常期待新奥尔良的美好未来。”

布兰迪·法里斯是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

……

（本文有删减）

1.在狂欢节游行中，花车上的游行者会向道路两侧的观众投掷大量的塑料珠链。

2.欧比旺·克诺比，《星球大战》系列中的人物，是一位绝地武士大师。

3.此处也是利用《星球大战》的剧情开的一个玩笑。剧中莱娅公主在得到帝国最可怕的 武器死星的图纸之后，将其存储在一个小机器人（原文为 droid）R2-D2 的系统里，让它去寻找隐居的欧比旺·克诺比。

4.这是美国女歌手 Kelis 于 2003 年发行的热门歌曲 Milkshake。

5.指专门投资处于经营困难状态中的公司，期待转亏为盈的投资者。

本文摘编自《边缘信使》之“灾难过后”

作者: 安德森·库珀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联合读创

译者: 夏高娃 

出版年: 2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