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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0难民的过往就像鬼故事
阮清越
1975 年,阮清越随家人从越南逃难至美国,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为难民而作。书名就叫《难民》,他写了在美国谋生的越南人形形色色的生活,他的笔墨重在描绘日常生活,但总会渗入难民的过往经历。在《黑眸女人》这篇中,越南战争、逃难经历、移民生活的阴影笼罩着主人公,过往就像鬼故事,而他无法背朝鬼。
黑眸女人
有些可以让人出名的事,大脑健全者是不愿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但总会有人撞上,比如,遭绑票囚禁几年,或因性丑闻遭受屈辱,或死里逃生。这些事的经历者需要人帮着写下这些经历,以作回忆录。他们的代理人寻来觅去,十有八九最终会找上我。“好在你写什么都没挂名。”母亲有次说道。我说,书后面的致谢辞里如果要提我的名字,我也不反对。听这话,母亲说道:“让我给你说个故事吧。”她的这故事,我是第一次听,但之后就再没少听。“在我们老家,”她继续道,“有个记者,写东西指控政府虐待犯人。于是,政府就拿他指控他们虐待犯人的手段,一样不差地虐待他。他被政府关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从此就再没了踪影。写东西的人要是挂名,就是这种结局呀。”
因此,我也就安于做个替人捉刀而不求署名的写书人了。这么一段时间后,维克多·德沃托选中了我,他的代理人给他看了一本我写的但署名者是一个男孩的父亲的书,男孩在读书的学校开枪杀了几个人。“我与这位父亲有同样的负罪感。”维克多告诉我。原来,他经历了一场空难。空难导致一百七十三人遇难,其中有他的太太和一双儿女,唯有他幸免于难,但他身体的多个部位均已残损。残损的他出现在各种谈话节目里。他声音柔和,没有抑扬顿挫;一双眼睛难得抬起,偶尔为之,里面布满吊丧人似的黑影。计划为他出书的人说,趁人们没忘了空难,得赶紧将他的经历写成书才行。我接下了这单活。这天,我正写着他的回忆录,死去的哥找我来了。
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 4 岁时跟随父母和哥哥从南越逃至美国,经历了难民营、文化融入、身份认知等困境,现为南加州大学美国与族裔研究系教授。
母亲叫醒我时,屋外仍一片漆黑。她说道:“别害怕。”
我卧室的门开着,过道里的灯照进来,很是刺眼。“我怕什么呀?”
她说了哥的名字,我一时竟没跟哥联系起来。他很久前就死了。我闭着眼应道,说不认得叫这个名字的人。她不依不饶。“他来这里,看我们来了。”她说着话,掀去被子,将睡眼惺忪的我拽了起来。母亲六十三岁,中度健忘。因此,她领我到客厅,嚷着“咦,他刚才就在这里呀”,并没让我吃惊。她跪下,摸着镶花摇椅旁的地毯。“还湿着呢。”穿着棉质睡衣的她沿地毯上的水印,爬着摸到门口。我摸摸地毯,确实湿。有那么一会,我信了母亲的话,怵得打了个冷颤。此时,凌晨四点,屋里静悄悄的,阴森诡异。不过很快,我听到排水沟里的雨声,让脖颈发紧的恐惧因此减轻了不少。准是母亲先前开门出去过,淋湿了身子,又回到屋里。母亲蹲在门边,握着门把。我走到她旁边跪下,说道:“都是你的幻觉哩。”
“我没瞎没昏,确实看到他了。”她一把拨开我搭在她肩上的手,站了起来。她的两只原本黝黑的眼睛,因为生气而放出光。“我看见他在走。我听见他说话。他想见你。”
“可是,他在哪呀,妈?我什么也没看到啊。”
“你当然看不到。”她叹道,好像我是那种连明摆着的道理都不懂的人,“他是鬼,是不是?”
自几年前父亲过世,母亲和我一起生活,相敬如宾。我们都特别喜欢话语。不同的是,她爱说个不停,我好静静地将要说的话写出来。她老往我耳朵里灌道听途说,但我只爱听跟年轻时的父亲有关的事。她说,父亲那时是乐天派。说完父亲,母亲少不了说起诸如记者遭遇之类令人发怵的故事,想要教育我:生活如警察,时不时给人一击,且乐此不疲。说到最后,她会说起她最喜欢的鬼故事。她知道很多鬼故事,其中有些还是她亲历过的。
“六姨七十六岁时,发心脏病死了。”她一次,两次,或许三次告诉我。来回地重复成了她的习惯。我从没把她的故事当真。“那时,她家在头顿,我们家在芽庄。有天我端菜上桌,竟然见六姨穿着睡衣坐在餐桌旁。她又白又长的头发,平时盘成髻,这回竟然散着,披在肩上,遮住了脸。我当时差点把端的菜碟掉到地上。我问她来这做什么。她不言不语,只是微笑,站起身,亲亲我,随后把我往厨房推。等我再转身看她时,她没了影。我见到的是她的魂。我随后给她家打电话,六姨父接的,说那天早上,她在自己的床上去世了。”
照母亲的说法,六姨得了个好死:一是死在自己家里,二是有家人送终。她的魂到处走走,不为别的,就跟大家道个别。母亲言之凿凿说看到了我哥、她的儿子的那天早上,我和她坐在餐桌旁,她又说起六姨的事。我为她泡了壶绿茶,不顾她反对,给她量了体温。体温计如她所料,显示正常。她边朝我扬着体温计边说,你哥来了没一会就不见了,准是累了;毕竟,刚从太平洋那头过来,可是几千英里啊。
“那他是怎么过来的?”
“泅水呀。”她可怜地看我一眼,“所以,他全身湿了嘛。”
“那他还真是一等一的游泳高手。”我调侃道,“他什么样?”
“一点没变。”
“可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竟然一点没变?”
“人死时什么样,他的鬼就永远那个样。”
涌至香港的越南难民
我记得哥死的样子,心里若还有幽默,幽默也因此烟消云散。当时,他的表情像被怔住,双眼圆睁,就是破碎的船板顶着他脸,也一眨不眨——如果真见鬼,我也不想再见到他。母亲到美甲店上班去后,我想补觉,可无法睡着。我每每合眼,便感觉哥直愣愣地看着我。只有此刻,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已有很长时间没想他了。我一直努力想忘了他,可在这个世界或在我脑海一拐弯,我总能撞见他,我最好的伙伴。时间虽过了很久,我仍记得他在屋外唤我名字,叫我跟他去玩。我跟着他,避开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棕榈树与满地弹坑,经村巷,走阡陌,过木菠萝林、芒果林,去到坝上、田间。当时的童年生活大抵如此。
回想一下,可以这么说,我们度过童年的乡村是个多鬼的地方。父亲被征入伍。全家人担心他一去便再也不能回来。出征前,他在家旁挖了个掩体,掩体用沙袋加固,顶上用木头隔挡。里面很热,像没空气,湿气也重,散发出泥腥味,到处蠕动着虫子。即便如此,哥和我毕竟是孩子,常下到掩体嬉耍。大些后,我们上了学,学会了讲故事。在学校,我是最好的学生,好到老师放了学还愿教我英语,我学后再教哥。作为回报,他给我讲荒诞不经的故事、民谣,或是道听途说的东西。每次飞机在头顶呼啸,我们和母亲挤在掩体里;他在我耳边悄悄讲鬼故事,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过,他始终认为他讲的不是鬼故事,而是过往确实发生的事。给他讲这些事的人可信,她们是一大把年纪的干瘪老妪。她们蹲在集市上,照看一个个煤炉或一篮篮货物,嚼着槟榔,啐出给槟榔汁染红的唾沫。她们声称,在我们那块地方有群赶不走的“居民”,比如被地雷炸死的韩国中尉,炸剩的上半身挂在一棵橡胶树树枝上;被剥了头皮的美国黑人士兵,尸体浮在小溪里,不远处是他那被击落的直升机,他的一双眼睛与露着脑髓的半月形脑袋冒出水面,闪着冷光;被砍头的日本下等兵,在木薯丛里四处找自己的头。老妪们说,那些侵略者想征服我们,如今永远也回不了家。她们边说边咯咯笑,露出黑得上了漆似的牙。反正,哥那么描述。掩体里黑黢黢的,我听哥转述那些黑眸老妪讲的故事,又开心又害怕,身体抖个不停。当时,我想自己该一辈子不会讲那样的故事。
越南战争
那么,我现在竟做着代人捉刀的营生(原文为 ghostwriter,本意为捉刀手,此处又可理解为写鬼的人,一语双关。),也是讽刺,对吧?时间到了中午,我仍躺在床上,问了自己这个问题。牙齿漆黑、眼睛漆黑的老妪们听到了我的问题。“你把你如今做的事也叫营生?”她们磕着牙讥笑我。我往上扯盖在身上的被子,只露出半个脑袋。到美国后的最初几年,我每听到走廊或屋外有东西在动,便用被子这样蒙住自己。那时,每每有人敲门,父母会先透过客厅窗帘往外看个仔细,他们很怕自己年少的同胞,那些男孩伴着战争长大,学会了暴力。“别给生人开门。”母亲一次、两次、三次地告诫我,“我们家可别像那家一样,给枪逼着,被绑了起来。绑他们的人用烟头烫婴儿,直到婴儿的母亲说出藏钱的地方,这才罢手。”我在美国度过的青春期,满耳都是这类让人苦不堪言的事。所有这些证明,母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属于这里,没人保护我们。在这个国家,决定一切的是人所拥有的东西;除了故事,我们一无所有。
我被敲门声敲醒。天色已黑,手表显示傍晚六点三十五分。敲门声再次响起,很轻,很犹豫。我不想朝那方面想,可心里清楚是他。我早就给卧室门下了锁。我用被子兜头盖脑蒙住自己,心脏狂跳。我巴不得他离开,可他反倒卡拉卡拉扭动门把,我知道非得起床不可。他在用劲扭晃着门把,我看着一颤一颤的门把,根根寒毛竖起。但我同时跟自己说,他可是为我才丢了命。我虽不能为他做别的,总该给他开门。
他被水泡涨,了无血色,头发蓬乱,皮肤暗沉,下身一条黑色短裤,上身一件破烂灰色T恤,一双胳膊与两条腿皮包骨样。他生前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高我一头;如今,我们的个头正好相反。他叫我名字,声音嘶哑尖细,完全没了他年少时的亢亮。眼睛和两片嘴唇,倒一如从前,感觉想探究什么,后者微张,像随时要说点什么。左太阳穴的伤口紫里透黑,闪着亮光,我记得伤口有血,如今却不见了,该是被海水和暴风雨冲洗掉了。没下雨,但他湿得精透。身上散发出海水气味,更难闻的是只有沤久了人汗和排泄物的船才有的气味。
听他叫我名字,我一打冷颤,但这是我爱的人的鬼,是母亲说的那种不会伤害我的鬼。“进来吧。”我招呼道。这似乎是我此刻能说的最勇敢的话了。但他没动,而是低头看脚下地毯,身上的水滴在上面。我给他取来干净T恤、短裤和毛巾,他若有所盼地望着我,我明白他的意思,转过身,不看他更衣换裤。我给了他我的最小号 T 恤和短裤,即便这样,他穿着还是太大:短裤裤管长到膝盖,T 恤晃里晃荡。我示意他进到我的房里,这回他听从了我。他坐在我被窝凌乱的床上,可不愿与我目光相接。看样子,我怕他,他更怕我哩。他仍十五岁,我却已三十八岁。我不再是有使不完劲的疯癫假小子,也轻易不愿说话。不过,为了谋事,比如采访维克多,我会说话的。写书人,三流也好,四流也罢,有一套规矩,我自然能照这套规矩行事。可是跟一个鬼能说什么呢?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我怕听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于是改问:“怎么这么久才来呀?”
162 位乘坐小船的越南难民在即将到达马来西亚海岸几米之外时,船只沉没。
他低头看着我没涂指甲油的裸露的脚趾。或许,他觉察到我不擅长同孩子打交道。母亲般的爱意柔情对我来说委实太难,同样难的还有超过一晚的亲密关系。
“你得泅水。泅这么远,要花很长时间,是吧?”
“嗯。”他的嘴还是张着,像要继续说话,却又把不准该说什么、如何说出来。母亲看我婚也不结,无儿无女,认为我性格乖悖;眼前的鬼兴许便是我的乖悖招致的第一件事情。他兴许不是鬼,而是我做错了什么事的兆示,就如要了父亲性命的癌。说到父亲的死,母亲说,也是好死,在家里有家人送终,不像她儿子也不像我差点遭遇的那样。我心底深处,如一口像被我用混凝土封死的深不见底的井,腾涌着恐慌。就在这时,客厅那边传来开门声,我松了口气。“母亲很想见你呢。”我说道,“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回来。”
待我领母亲回到房间,我们看到的只有他换下的湿衣、湿裤与用过的湿毛巾。母亲拿起灰色T恤,哥在船头两侧各画有一只红色眼睛的蓝色船上,穿的也是这件。
“你现在知道了吧?”母亲说道,“永远别背朝鬼。”
……
本文摘自短篇小说集《难民》第一篇《黑眸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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