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天下人罩在网里，也缚住了自己

误解，镜子

撰文 | 贾行家

十年前你追逐它们，十年后你被追逐

因为月亮就是高高悬向南方的镜子

——张枣

狂人龚自珍仕路蹭蹬，提到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庄子和屈原如此不同，却合在了李白身上。庄子在寓言之间的话称为卮言，宋人是战国地域歧视的靶子，但好歹算“亡国之余”，位于语言和文化中心区，王化中人能听清楚这卮言，只是听不太明白。屈原的唱诵是明白不清楚，字句中有巫鬼出入，雍容妩媚，让人神魂缭乱到不敢多听，又忍不住要听。

他以最坦然的高傲宣布：“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讲述自己如同讲述神灵，他以香草为披肩，以秋兰为配饰，他清晨在山上采木兰，傍晚在沙洲摘宿莽，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黄金珠玉配不上他，他只与至清至洁的草木为伍。他是沈从文写到过的王子，“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权威，是力，是光。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女人不敢把他当成目标，做那荒唐艳丽的梦”，那故事是在小小的寨子里，而屈原是广阔楚地上唯一的王子。他在草木零落之间，望到了自己无从推卸的职责：楚地唯一的王子，要守卫自有传说就有的王室，还要学中原的圣贤，温柔地放牧百姓，要“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的丰神俊美让群臣妒忌了，他忠直的话，让君王猜疑了。于是他踌躇于“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司马迁兴高采烈时会转向小说家言：屈原披发行吟江边，遇到一个渔父。渔父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能与世推移。你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何妨随波逐流。你说‘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怎么就不能自己也跟着喝上一杯？”渔父大概算庄子之徒，但只学到了皮毛，见识平庸、也可以说是便宜许多。“庄学”的内涵，本来就有不断堕落的趋势。按最近的考证，庄子只比屈原年长二十来岁。那么，渔父也不算庄子门徒，属于当时常见的一类人，专门出来挖苦圣贤，庄子只是其中最高明的一个。

渔父的主意，屈原早已想得周遍：“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可以远游四荒之地，也可以退回少年时满兰草的河岸。然而，那唯一的王子真的“与世推移”了，就落入了污浊的谣言。连天生的使命都不敢面对，“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凭什么再穿用菱叶荷花做的昔日衣裙？贵族的高傲，要肯为这高傲而死，所以贵族很早就死绝了。“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仿佛还在说进取，实在已经决意要归去另一个世界。

屈原

屈原和庄子并不真如龚自珍所说完全“不可以并”——王国维说：“（东周的）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屈原和庄子的不同，如同散文和诗歌不同，如同宋国的平坦固执和楚地的山泽剽轻不同，而他俩的浪漫和散漫，又共同属于南方派。庄子从玄想里碰撞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屈原从感情里碰撞出另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他的命运来自天赋，必须入世，他的歌用不着像儒生那样言志，也就是反复申说理由，他那南方的想象和声音注入北方的咏言歌，写成了从前写不成的长度。这全新的东西，流出楚地，流入历史，还要等到最聪明的北方“舌人”来转达，用同样的歌喉唱和。一百年后，贾谊渡湘水。

***

纵贯县城的这三条路，没一条好走的，日后都值得说说。三条路在北面汇集到一个大镇子上，那镇子过去归林场管辖，经济采伐中止，跟着死了一半，旧广场和运木材的火车站周围被开成了菜地。比起县城，村里的男人们更爱到这个镇买东西和嫖娼，这里的长途汽车来回走高速，来回省城比县城快小半天，在外面少吃一顿饭。

那三条路烂得差不多，村子在县的腹地，我每次都走南边的省道，这条路沿水，有五六十分钟的路程是贴着和缓的江湾，最开阔处看不到对岸。每次走这路，我都重新想一句傻话：生在渔村真和生在只有枯河的村子不一样。冬天，渔船冻在江里，还可以用电镐砸开冰，下网进窟窿里，鱼在跃出冰面的瞬间冻住，保持着最后的姿势。我搭讪着想买几条，他们咧咧嘴——是冻的，不是在跟我客气，说：“不卖，自己家吃。”

他们的客气，要等到江面化冻，四月至十月之间，村里经营食宿的时候。沿路的各家都叫什么渔村、什么度假庄园，东北缺水，人就特别渴望水，渴望全家开车到江边来吃两顿鱼，打一宿麻将。周一到周五，从中午起，渔船陆续在公路另一边靠岸，把一盆盆的鱼虾端到马路牙子上来卖。这时，就轮到我不客气了，摇下车窗问价钱，瞎指半天，啥也不买。东北人问“你到底诚不诚心”，十回里有八回不是说修身治国和恋爱，而是问顾客想不想买。我求索的是条四斤多的牛尾巴，或者够炖一大锅的嘎牙子，也就是南方的“昂刺”。我向我姥姥学的炖法是关里农村的熬鱼，不是东北的酱焖。在快进县境的地方，江水掉头了，只能草草买了两条雅罗，渔夫看快四点了，好说歹说，又卖了两条鲶鱼给我，把剩下的一条也白饶了。

抄一段在别处写的：灶台上坐着口八印的锅——东北卖锅论印，八印大概是直径七十来公分，我没量过。在家家只有这一口大锅时，做菜、烧水、蒸干粮蒸饭都使它。所以推崇“一锅出”，就是锅底下炖菜，锅边贴饼子。看着容易，真贴就知道了。“凉锅贴饼子——蔫溜儿”说的就是这事儿。灶坑的火比煤气炉难把握。东北农村烧苞米秸秆，家家院里都有个老高的垛子，抽一抱，一节节探进灶坑，这顿饭就够了。还烧荄子（玉米晒干脱粒之后的棒子），荄子不像秸秆疏松，但扛烧，适合取暖。说烧煤那不是过日子的话，一冬天得多少吨煤？种一亩苞米才挣那几个钱，全屯子没几家烧得起煤的……那几间房，应该是很早盖的：进门是灶台，左手一大间住人。灶台连着火炕……农村男人不做饭，老婆不在家，宁可揣起手无烟向隅，很有气节的饿着。

我拎着鱼进村，房东老徐正有气节地坐在门前条石上。老徐是勤快人，我不在的时候也常进院来扫地收拾，不是“要个情”，就是看不下去。他大概六十了吧，因为劳作和晒得黑，农村这个年纪的男人不大显老，寿命还是比城市人短，是在突然间衰颓的，也没什么机会抢救，短的是“挎筐”半身不遂的那一段。村里，从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到老头儿，就算差辈，互相说话也不客气。我说：老徐，你要想跟着吃鱼，就给我把火烧上吧，我烧柴火比你费。他咧嘴笑了，说：对啊，你们城里男的在家做饭。走过来看有鲶鱼，说咋是鲶鱼呢，这是江边上吃死人的鱼。我说：你就说你吃不吃吧？他说：吃呗，吃也中，我回家拿几个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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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水当然也是好水。不知怎的，或者说自然而然，贾谊乘舟走在上面时，就从水里照到了屈原的影子。

贾谊

虽然相隔不久，但他是新朝里的新一代，生于汉高祖七年。这洛阳少年十八岁以文章成名，二十二岁被召为博士。他老师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他又向丞相张苍学过《左传》，张苍是荀子的弟子。贾谊论证的儒法兼备是荀子一派，霸气淋漓，有李斯的风格——秦代文章，杀得也只剩下个李斯。

他在这年的《过秦论》里写道：“兼并者高诈立，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也就是说秦的速亡不是由于残暴和基建的规模都太大，而是在以取天下的政治来守天下，不懂自我削减，越求刚强整齐，败亡得越快。“可立而待也”也许是后见之明，恐怕连摸着石头起义的诸国也想不到：秦国竟然败得干干净净，连基业都丢了。所以刘邦才要问：“到底是为什么啊？”

有今人说，秦国灭亡之快，因为摧毁了六国货币，“物贱钱贵”扩算得比民乱快，而且波及到文帝时代才逐渐止住。无论如何，贾谊的持论跳出了陆贾以来的窠臼，达到汉代政见的高点。这洛阳少年雏凤清于，展露出王霸杂用的头角。同为少壮的文帝当然看着可爱，后世儒生幻想起被明主拍着后背乃至搂着肩膀的情景，也无不觉得可爱，隐约间，自己好像也多了什么盼头似的。

贾谊的时论被迅速经典化，《史记》《汉书》直接以《过秦》为论、为赞，都自以为发不出更好的见解。宋代人还留意到它的文体，说《过秦》是“以赋体为文”、“作论而似赋”。从技术上看，是，又不全是。汉人浑厚，文章是有大体无定体，或者说“破体”。篇头“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句，惯熟四六的后人，会习惯性地写成“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意；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然而气韵近似，还来说这句：有人说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一个意思，说一对也就罢了，怎么还要说上四遍？简直如“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赋家的最高愿望，是有个嗓门亮堂的人把文章念给皇帝听。这在记载里，就会变成皇帝就着煤油灯反复读了一宿，读完之后发誓说：若能拜这贤人为师，死也无憾了。法家、儒家的文字里，都有这类修辞技术。文字铺陈一些，悠扬一些，皇帝的脑袋才好跟着多摇上几摇。连被秦国灭掉的国家都不止四个，席卷、并吞，怎么就不能说上四遍呢？钱锺书说，像“比权量力，不可同年而语”这种以时间拟程度的修辞，也是贾谊创造的。这类细节，代表着贾谊的文坛地位：古文家模仿的秦汉风格，是以他的“西汉鸿文”为标榜，骈文家推崇的赋体，也是以他为创始。

过湘水时，贾谊就拿这写什么像什么的本领来模拟屈原了。他此行的心情，相当的不大好。在长安做了太中大夫以后，他又写《论积贮疏》，又要改正朔，兴礼乐，易服色官名，又要主张遣返列候回封地抓地方经济，又怂恿皇帝就从周勃开始。文帝刚清理过吕氏，和诸王、老臣的关系一动不如一静，但不妨先火力侦察，自己不便说又想说出来试试的话，已经被贾谊主动说出来了，感动肯定是有一些的。老臣们反弹激烈，又有点儿被动，那自然要让贾谊来顶缸。文帝是宽厚之人，只把他调到了楚地。看起来是疏远，也是让他远离矛盾，可以说是更深远的关怀。长沙王已经是最后一个异姓王，把主张集权削藩的贾谊派给他，文帝岂止宽厚，还很幽默。

我常在此处出神：为什么向帝王献上这等宰割天下利剑的，前有韩非，后有贾谊，往往是性格单纯、品行端正的人呢？说他是为自己的话，韩非怎么死的，李斯怎么死的，更远的商鞅怎么死的，他比谁都清楚，文赋里也写过；看来，他真觉得自己和那些人不同，确定自己属于这利剑的把手；真信皇帝的“人品”比皇帝的利益重要，而文帝的人品是好的；真认为重复地做一件错事，只要心意够诚，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后世儒生哀叹贾谊早死，但就算他身体和老徐一样好，情绪和广大群众一样稳定，脑袋也未必始终长在脖子上；儒生主动把脚下的路越走越窄，好像也是从他开始的。说他是为民，他说“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完全是利害视角，相比之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意思类似，还是显得温柔敦厚一些。如果他就是单纯地为皇帝，那我就不关心他的情感归宿了。

贾谊此时写的《吊屈原赋》，是一面由误解和精铜铸造的镜子。除了文学才能，我并没有看出他和屈原有多像。

他自己是坚信和屈原互为镜像，乃至“互通庆吊”的。以祭文抒情，这是贾谊的儒生本色。儒法两道，在他身上的共处方式，是君王最喜爱的，从前的法家纵横家阴鸷如狼，儒生们绕来绕去，又穷又倔，半天说不到点子上。我上坟烧纸，常看到新下葬的人家闹丧。一个女人拍着大腿边哭边骂，说自己如何问心无愧，不怕现在天突然阴下来，打雷不一定劈死谁呢。从还活着的公爹，到大嫂大哥、四弟媳，想必二嫂还不坏或者死了，然而小姑子又格外可恨。他男人只在旁边不怎么积极地喝骂几句，应该是觉得她闹得有理。我第一次看这场面，担心这家人后来不好见面。结果在山下看那女人重新有说有笑，才知道死丧在地、家产没分完时大闹会酿成积怨，到了坟地如同上了酒桌，谁愿意说两句那就说两句吧。自家尚且如此，哭外人更是有益无害的排解，高秀敏称为“正经坟不哭，哭乱葬岗子”。

贾谊这镜子，是以楚辞为像，但楚辞也许不算文体，因为屈原之后不再有楚辞了。《吊屈原赋》的四五言类似《怀沙》，形容和字词摘自《卜居》等篇。情境好像也可以比较：屈原是“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他是“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屈原感慨“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他悲愤于“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今天来看，方正和廉贞还是不大相同的。屈原学兼北方，思想里仍然有南方的奔逸。《天问》对天地人神开列出一百多个问题，如：是谁测量了天穹？地为什么从西北斜向东南？月亮为什么死而复生？太阳每日奔行多少里？天门关上时，它又藏身何处？水流向东方，怎么没有满溢？这些问题，全被贾谊的同道视为“以泄愤懑，舒写愁思”，或者小孩子乱发脾气，屈原问得奇奇怪怪，那也是由于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才有这等凿空之谈、谬悠之语。他们这么看，因为自己擅长哭乱葬岗。

屈原在悲愤于“我又何言”之前，提出过真正的思想命题，发现了认识中的悖论：“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谁能说清楚明暗混沌的来历？谁又能完全认识弥漫无形的宇宙？既然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那人生的意义从何说起？后面的疑虑是：我们到底能知道什么？我现在问苍天，这苍天真值得被问吗？后世儒家大概还在沿用东周的地域歧视，视屈原为半个蛮夷，怀疑他那一身花草衣裳下面，还刺着一身好花绣，其实不足与语。贾谊对这些也不大上心，他文章里点缀的问题属于设问，紧跟着就有准备好的答案，读起来也是酣畅淋漓，相当的自洽。

这不同更在于：屈原是高阳苗裔，是楚歌里唱到的王子，掌管楚国王族三姓的事务。他望见过庄子的那个世界，但决心不走过去，楚地的贵族，向来就有退无可退的宿命。对这一层，贾谊恐怕没想过。因为《史记·日者列传》里，他问过长安的卜人司马季主：“像你这样的高明之士，为什么从事如此低贱的行业？”随即被对方嘲弄：“贤人侍奉君主，劝谏不被采纳就会隐退，不至于去低声下气地趋奉……拿着华丽的空文欺瞒君主以骗取尊崇，享受俸禄。”虽然说得不全是贾谊，他也“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把头低低地埋进车横梁下面，大气都不好意思喘。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恶作剧，贾谊在《吊屈原赋》里说“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骖蹇驴兮，骥垂两耳”。卜人挖苦他的话里，也有相同的比喻：“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这几句话，在《离骚》里也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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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酒没菜，不算慢接”。酒是老徐拿来的，瓶装的，看那微黄颜色，得有六七十度，没喝就开始头疼。他还连盆端来一大把葱和黄瓜，两块豆腐，一罐子大酱，是他原来的晚饭。两钟下肚，笑意化成一滩，开始给我讲当年在港口上赶大车的事儿。

那港在县城南边的九道湾里，拉粮食、沙石，也拉活人和死人。他这车老板子不管装车卸车，装车时要盯紧轱辘和牲口，算计着一路上的沟坎。他拉过最金贵的物件是胸径一米多的红松，长那么粗，总得三五百年。“说了你不信，能换一辆小轿车！掏了树芯做棺材啊。截两米来的，人装里头，盖上盖儿，瞅着还是一轱辘大树。官财嘛，拿它给大官送礼老尿性了。现在指定没有了，有数的十棵八棵，大伙儿都盯着呢。”

他说，一辈子所干过的活儿里，数赶大车最舒心了。从港口到大北头得一大天，这一天里，又平又缓的长下坡，对面赶车过来的熟人，马的铃铛和响鼻，一路的山林、水田和各镇此起彼伏的大集，无不叫他喜欢，“跑熟的道也好看。一个地方越细看，看出来的样式越多，一来一回也不一样，连云彩还不一样呢。咱这是啥破地方啊，连卖豆腐的都不愿意来。”他摇了摇头。

由卖豆腐的不愿意来，说起刚死的老边：“边春和他家这贫困户是真的，这户也就他一个人儿，评上了好脱贫，这不就脱了吗。老边的媳妇死得早，他那么点儿的小个，老妈子似的伺候起俩大儿子来。”我想起来，老边床头的挂历上别着从粗到细的一排针，都纫好了线，我去的那次，他正在缝裤子，就接口说：“他那房还是单层皮儿的。”“单层皮儿”房是瓦顶土坯墙，朝大道的一面贴一层红砖。雨雪多了，泥墙会像浸过水的纸壳子，失去直线，墙角会裂出个大窟窿来。

“他盖房那几根木料还是我拉的，泥草房整好了，也能住几十年，冬暖夏凉。老辈说，还是关里老家的院套好，从外边看不着窗户，就是没人盖。老边能活七十多，主要是能忍，搁咱这儿你就得能忍。他这一死，村里成放心了。他这是正常死了边老二不回来，要不哪天雨大，把他家房给冲塌了，把他拍死在底下，马上就能得着信儿，回村里要钱来。老实人死得也老实。”

“要不就跟周洪喜似的，他是啥精神病？他精神好着呢，他那弱智是装的，帐算得比你都明白：他把地租出去能吃半年，从秋天开始在小卖部赊着吃，比我吃得好。就春节前忙活一礼拜，掖着一大沓子财神，各个屯子挨家送，整来钱还小卖部，再接着赊。县里有来给送救济款的，他还能上街里再找个小姐。这也是贫困户，你也不好意思攀。要不像老边，要不像周洪喜，反正不能多寻思。”

“有一家你没见过，五队的，那屯子太穷了，现在就剩下几户了吧。有一家的姑娘都考上大学了，诶呀妈呀，村里几年未准出一个啊。毕业找不着工作，说啥不在城里呆，就回村来了。天天搁家躺着，前两年送我媳妇过那头，在她家站着瞅见过一回，就在炕上佝偻着，寻思这人咋就这么废了呢。听说是今年嫁了个老头。”

“所以我年轻前儿不爱回来。我就爱赶着车遥哪儿跑，全县都跑遍了。有时候搁街里捎上个人儿，都不为捎脚钱，就是看他顺眼，好聊一道。你也看见江边的景好是吧？我也爱看，看见那么大的水，啥愁事儿都没有了。”

“水库有水的时候，有鲫瓜子，还有种虾，吃着跟虾爬子似的，吃到水没了也不知道叫啥虾。水挺深的，我大哥就是在水库淹死的。他是为啥，我一直没整明白。他挺能挣钱，有个儿子也挺好的，那天跟我大嫂吵吵了两句，就跑出去跳水库了。平常也没啥邪性的，倒是有一回看二人转，别人哈哈乐，他突然就哇哇哭起来了。他头天晚上从家跑出去，第二早上，在水库边上找到双鞋，才下去捞上来的。那天是八月十五，日子好记。这事儿可早了，水库都干了二十多年了嘛。我爹我妈那时候还都有呢，要不然我也不从大港回来。我大嫂当时就走道了，我也没再见过我侄子。他家房现在还空着呢，收拾不出来了，要不早租给你了，你瞅这家你给我祸祸的……”

孔子说“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轻视里也含有劝诫，意思是“大小是条性命”，比“自绝于人民”要敦厚，孔子的情感是健全而柔软的。

那种暗暗的死，或者是有什么瞒不住的事，或者为了挣一种我这匹夫不太懂的面子，或者表示自己占据着“谅”之类的小道理（我不知道孔子时代匹夫信的是什么道理，未必就比孔子门徒在宋代以后发明的那些差），或者是拿来惩处别人，“逼死人”是官府要留意的信号，所以拿根绳子去谁家门前上吊是种单枪匹马的道德袭击，第一能引起围观，解决了“莫之知”的尴尬，第二是就算报复不成，据说还可以变为纠缠的厉鬼。——“自绝于人民”的高强，也正在这里，连死都死不起了，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局，“民不畏死，我亦不畏民死”，贾谊见到这种气度也要倒抽口冷气——总之，各种死状，是为一个确定而又与“自己”无关的东西。或者死于漫不经心，或者对无聊的活有无尽耐心，这两件事是一体的两面。

暗暗地死在村子里，常常连张字条都没有留下，作不起来历史文章。十年前，吴飞博士出版过一本《浮生取义》，用家庭政治、道德资本的概念研究这些案例，分析得很细致，不用我再多说了。我觉得那本书属于人类学，因为中国的这些事儿是有点儿特别的。我近年来越来越保守，但觉得这件事还是需要改一改的。

作者: 吴飞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出版年: 2009-11

相比上吊和喝农药，投水而死显得更有独立的心事。屈原常常被说成为了自证清白，我觉得他真正要证明的是清洁，这一字间的差别很大，他的“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常常被作为自证清白的证据。但他还写过《天问》，有独立的、不南不北的观念，在这套完整的迷茫里，他的清洁不能折中，如果有什么要证明，也首先是面向自己的。他的后学王国维、梁济等人也不完全在“自证”之列，吴宓以为王国维是殉清，“义无再辱”，王国维曾对他说过“我这辫子，别人可以来剪，我自己剪不得”。陈寅恪的墓志铭更切中了要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再直白一些：如果死是仅存的值得行使的自由时，那就行使它。自由比世间的小道理难懂，王国维比匹夫匹妇寂寞。几十年后，到了只有“自绝于人民”的时代，陈寅恪托人带话给郭沫若：我作的铭你们不喜欢，那把笔给你，你来写吧。我还希望老徐他大哥也不在此列，如果他不是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那就近似于“对幸福的绝望”，是在做一件与他人和家庭责任无干的私事，是自杀者中的自由者。孔子和贾谊有所不知，山野匹夫里也有孤往之人，因为贫瘠而索性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

老徐开始说不吃鲶鱼，现在连鱼脊骨间的黄胶、肚皮上的油也高高兴兴地嗦净，满意地叹着气，想推开桌子拉被子躺下，才发现不是自己家，嘻嘻笑着，下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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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那么多的屈死鬼，只有屈原有龙舟粽子，这不独因为屈原伟大，伟大的屈死鬼还有别人，而是楚人的可爱。贾谊渡湘水，自称“意不自得……自喻”楚贤臣屈原，有话就直说，汉代千不好万不好，这一点也值得羡慕。唐代犯官吊贾谊时，只能写“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康乾盛世的大臣们，冒赈舞弊的胆子勉强还有一些，内心世界早已“自我禁抑”成了一片死寂。

贾谊的性格常常被揶揄，按说，既然劝谏天子贵顺权，就该想到自己被顺权。苏轼批评他志大而量小，“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无政治定力。然而，改造一个成人的思想和性格，比逼他自杀更不容易成功，也更不合情理。启洛阳少年于地下，也许回答：年轻时不愤懑自伤，还什么时候愤懑自伤？老先生的文章有我想不出的风流蕴藉，佩服得很，不知道是在黄州写的，还是在儋州写的？

贾谊不作诗而直说：“恭承嘉惠兮，竢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以我在北面镇上听《王二姐思夫》里苗条辙的那一段，可以改成：“贾长沙，泪滔滔，好比那一叶孤舟江上漂。我叫声使船的哥哥你等一等吧，且等我写篇祭文你给那屈原捎……呦，他怎么飞得那么高，举手也够不着？”

后面的牢骚话，也是贵在浅白。《离骚》里既有形象，又有意象，而贾谊的赋里只是绚烂的比喻，喻体的可能性受限于情绪的本体。《文心雕龙》里把这类文章收录到“哀吊”一类，哀过去专用于早死的小孩子。其中最早的一篇，也是贾谊的这篇《吊屈原赋》。之后，扬雄、蔡邕、班彪也写过，一般认为不如贾谊。

文章的意思很简单，我看的时候不由得想：假如把这案子交给我来办，该用中间的哪句话来杀他呢？俯拾皆是，太方便了。头一句可用“斡弃周鼎，宝康瓠兮”——骂我们是夜猫子啥的没关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谁能像他似的天天显摆自己耍嘴皮子呢？可是陛下，扔掉周鼎，不就是动摇国本吗？在朝里说起礼仪冠冕堂皇，自己遇到点儿小小不如意——何况还是正常的地方交流——就敢以破瓦罐来诽谤正朔相承，我看他后面说的什么“相其君”，也不是真心话。第二句可用“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他这是在说谁“不可久”？我朝正走在中兴的大道上，这是连荒服之外的蛮夷都知道的。说起来，我过去对陛下的御人之道，还是理解得不深，还要进一步学习。小小一个考验就把他给试出来了，果然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第三句可以用“国其莫我知兮”——好像是说天下只有个死掉的屈原配和他说话，实则在阴毒无比地影射陛下，这哪里是自比屈原？真要想自比，汨罗江又没盖子，其实他是暗指陛下要落到被暴秦囚禁而死的楚怀王的下场！说我们还可以，诋毁圣朝天子，我等公忠体国之臣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可听说，一百年后，有个叫杨恽的在私信里写了几句“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就被作为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腰斩以正视听、以平民愤了，自那以后，这种唧唧歪歪的人，连睡梦里也是怕的。陛下，大主意您来拿，反正这事儿吧，我要是你，我可忍不了……

贾谊的时代，恶人也有恶人的浑朴，没有太多我这种刀马娴熟的小人，但日后孳生的趋势已经种下了，这也是由贾谊等人启动的。他在长沙做太傅，继续心向国都，长沙王终日惴惴，不足为虑。长沙卑湿，谊自伤悼，懂得为自己的官运盘算的话，就该和长沙王对着装病才是。他却好像是唯恐仇人们忘掉自己，凡是国都那边来的文告，都要上疏发一番聪明的议论。他这么年轻就有一种时不我待，唯恐看不到自己的目标实现：削夺一切与皇权抗衡的地方力量，织一张大网，把天下之人都罩在里头。不少人替贾谊欣慰：他的那些方略，日后大多实现了，这也是夸大了他的智慧。没有贾谊，别人也能想出来，因为皇帝需要。

他再度被启用为太子人选梁怀王的太傅时，也不过二十八岁，除了作风漂浮、性格不成熟，很有未来丞相的样子。后来梁怀王摔死，无子而国除，文帝也未必多么怪罪他没有掐算出来，他的“自伤为傅无状”应该是主动而真诚的，算得上慢性自杀。到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自己哭死，也才不过三十三岁。就算在皇帝里面，汉武帝也算是性格相当乖戾人了，所以他能放心赏识的，只有贾谊这种单纯的好人，他在长沙为贾谊立碑，提拔他的两个孙子做官，后世的这类皇帝，还有写诗咏贾谊的，目的是推荐典型。贾谊是帝王愿意标榜的理想臣子，主要因为死得早，否则“人是会变的”。贾谊在儒生里的榜样力量，看上去好像是无穷的，其实是在供不少人做白日梦：以自己“与世推移”的脸皮和体格，再加上这等华盖运，不知道会“贵”成什么样子。吊贾谊的士人，头脑往往比吊屈原的要清楚一些。

贾谊在长沙的第三年，一个孟夏时节的傍晚，有只猫头鹰从墙外飞进他的宅院，就落在他座位的对面。汉人喜言灾异，贾谊应该也擅长谶纬之学，不然文帝不会问他鬼神之事——“可怜夜半虚前席”中的可怜二字，恐怕该做可羡来讲，皇帝半夜关起门来和某个人说闲话，还有比这更强烈、更含混的人事信号吗？

贾谊打开图谶，查到了一句话：“野鸟进入室内，主人将会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