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人认为只有女儿的人生是种缺憾

写信人：何珊珊 

单读编辑 

张頔、律君：

本以为那天下午由“冠姓权”开始的讨论停止后，我们就会各自投入到新的工作中，被眼下的紧迫任务推着度日，而无暇再回味这些费神的话题。没想到你们竟然郑重其事地写起了信，还公开邀请我延续这场讨论。其实我不太情愿以公开信的形式回应你们的观点，公开表达自我需要勇气，而我又格外在意别人的评价，想到别人会评论这封回信，我就浑身不自在了起来。而且，待到我回信时，我们讨论的话题已是明日黄花，恐怕无人问津，看着惨淡的点击量我又不免会失落。

被批评也不是，被无视也不是，自己想想也觉得可笑。但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写完这封回信，因为女性议题不应该只有编辑部的两位男性在公开谈论。女性被噤声的历史已经够久了，不管我之后的论述好坏与否，至少在形式上，我完成了女性的在场。

我还能记起那天的争论。张頔说，“冠姓权”体现出的男女不平等，其实是阶级不平等的表现之一，争取“冠姓权”在推动男女平权上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在解决阶级问题上齐头并进，才可能实质性地争取男女平权。我不同意你把男女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混为一谈。你补充解释道，所谓阶级就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削，男性对女性的剥削是形式之一。我琢磨了好久，这句话听起来似是而非。为了厘清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我还特地打电话向两位学习过女性主义理论的同学求教。

我想你谈到的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一致性，其实应该理解为它们都是权力不平等的表现，当然我们要看到所有的权力不平等，一并去抗争。但是阶级和性别确实需要作为两个独立的维度来分析问题，前者围绕名利占有，后者围绕男女之别。之所以要这样区分，是因为这里有两套不同的压迫机制，有不同的困境和诉求，如果把男性压迫女性简单地看作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一种，而不去关心这个机制具体怎样运作，就可能导致女性的困境和诉求被忽视，被利用。

Lady Gaga，《嘎嘎：五尺二寸》剧照

因为疫情被禁足的一天，我连着看了两部纪录片，《嘎嘎：五尺二寸》（GAGA: Five Foot Two）和《美利坚女士》（Taylor Swift: Miss Americana）。Lady Gaga 和 Taylor Swift 都是这个时代的大明星，她们有名、富有，如果性别和阶级共享一套剥削制度，那她们应该已经免于被男性压迫。但她们都提到了身为女性而遭遇的不公：被轻视，被性骚扰，被荡妇羞辱，背负更大的转型压力……同一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处境并不相同。

《美利坚女士》截图

最近的一次阅读经历，更让我确信了这点，阶级问题上的进步，不会顺带着将男女平等送上门来。《托尔斯泰读书随笔》收录了这位大文豪对不平等的认知，他批评奴隶制、种姓制，批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蔑视，批评官僚、富人将其他人踩在了脚下等等等等。那他如何看待男女间的不平等呢？书中的另一篇文章，他为契诃夫的《宝贝儿》写的跋，给出了答案。他写道：“就女性的天职来说，她们的事业有别于男人的事业。”他所谓的女性的天职，就是用伟大的爱安慰男性，好让男性建设世界。夸奖女性能为所爱的人献出一切，并要求她们必须这么做，是很卑鄙的，这为男性的爱无能开了脱，还否定了女性的主体性。读到这时，我差点气得扔书。

不过我的意图并不在指责托尔斯泰，我当然不能以当代人的眼光去苛责那个时代的人。我想强调的是，托尔斯泰反映出了同一历史时期人们在不同不平等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可见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不同于其它的，而且更隐秘、更稳固。如果未来人类真的实现了人人平等，那不光是因为我们不断发展经济，阶级统治随之消失，女权运动一定也在其中，同样在其中的，还包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反种族歧视运动。

 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有耐心读到这。我想同你们花气力去论辩性别和阶级关系，女性地位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因为这能争出什么智识上的高下，而是因为这关涉女权运动如何展开的问题。如果笃信男女不平等置于经济形态导致的阶级不平等中，那女性争取平等的路径，就是投入到改变经济形态之中。但正如我前面的那堆长篇大论所说，我不支持这一主张，我不否认经济发展会影响女性地位，但这显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市场/计划经济体外的家庭、社会文化建构，都需要被纳入理论范畴，进而供我们寻找更多的斗争方法。行文至此，我可以对律君的一个观点提出异议了。你说社会主义时期的女性解放要先进于改革开放后，其实不然，经济形态的改变没有必然地解放女性，那时候，女性虽然被鼓励外出工作，但她们并没有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她们只是被利用了。相关的研究，我可以私底下再分享与你。

所以我就不大同意你们说“冠姓权”是个不怎么值得讨论的话题，争取它对男女平权毫无作用。经济地位只是表象，支持它的其实是父权制。虽然我国的法律已经解决了“冠姓权”之争，但是父权制一直笼罩着我们的生活，男性享有“冠姓权”就是维系父权制的手段之一。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详细论述了女性的生育成果是如何被男性-父权所占有的，孩子冠父亲的姓，就意味着孩子是属于男方的，把母亲标记成了外人。就算现代小家庭中，一些妈妈不再感到孩子不是属于自己的，但制度性的父权依然存在。正因为“冠姓权”在男性手上，所以他们可以让孩子属于自己，所以多少人认为生儿子才是传宗接代，只有女儿就是人生缺憾。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日]上野千鹤子 著

邹韵/薛梅 译

绿林社丨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

2020-3

我在成长过程中，不知道听了多少回这样的话，我妈的失职就是没再生出个儿子，我爸的遗憾就是没个儿子，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自己说，我必须比同龄的男生都优秀，才可以让爸妈觉得他们的人生没有因为只有一个女儿而不完整。我想大部分男性是很难体会这种心情的，因为社会厌女，自己也会开始讨厌自己，自觉地把枷锁往身上戴。不管这次的争论因何而起，那些都不重要，争取“冠姓权”是颠覆父权制的一个突破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空谈容易，实践起来则要复杂得多，就像律君说的，和老一辈解释，和爱人商讨，都是大难题。我们很难把运动中的理性凌驾到感情之上。

我不同意把性别置入阶级中讨论，但它们被一起谈论时，会提供一个很可贵的提醒，性别是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同理，性别也和种族交织在一起。Lady gaga 或 Taylor Swift 和一个贫穷的美国白人男性（我们先刨除国家和种族的影响）相比，到底谁过得更惨？不知道你们的答案会是什么。我一时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只看物质享受，肯定前者比后者过得舒服得多；但是贫穷美国白人男性也是对好莱坞女性施加压迫的制度的合谋者、受益者。

意识到性别中的阶级/种族差异，是女性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补充。此前主导女权运动的大多是白人中产女性，倒不是说她们的诉求全不合理，只是如果把视野局限在自己的世界，就容易说出“何不食肉糜”的话。在我国互联网平台上活跃的女权 KOL，大多是中产女性，而中产女性和贫穷女性的处境是不同的。比如前者可以呼吁女性破除传统观念中对处女膜的迷信，大胆地使用起卫生棉条，但对后者来说，卫生棉条过于昂贵，根本消费不起。有人鼓励女性用卫生棉条，就也需要有人站出来，为消费不起的女性提供廉价好用的卫生巾，就我所知，有人在研发可重复使用的布卫生巾，既环保，又能省钱。现在，贫穷女性在女性议题上的发声还很少，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关心。

你们提到，“冠姓权”之争的另一面是网络暴力，极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露出了爪牙，不仅吓坏了男性，也推开了本该站在一条战线的女性。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聊不尽兴，还可以互相写信，继续讨论问题？不光这件事，我们已经见识了太多回的网络争吵，每一件事，都失去了讨论的空间。

其实我没太跟上你们的思维步伐，怎么直接把这个话题引向了言论自由。我本来想多谈谈社交媒体是怎样摧毁公共讨论的。过去两年，我的兴趣点都在技术对人类的影响上，好奇社交媒体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社会。《参与的胜利: 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这本书中，粉丝文化研究大拿亨利·詹金斯和同他对谈的两位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会带来理想的参与式文化，我们集体协商，共享思考，如果被运用到民主实践中，我们有可能迎接一个非等级制的社会。有时候我倾向于相信他们的论断，因为原本只在文化接收端的大众，现在都可以成为生产者，让自己的想法、创造被所有接入互联网的人看到。我们本可以互相了解，协同进步，让每个人的智慧汇集成更高的智慧。

《参与的胜利: 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

[美]亨利·詹金斯/[日]伊藤瑞子/[美]丹娜·博伊德 著

高芳芳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

2017-8

但是现实中有太多反例了。因为互联网速度太快了，发展到社交媒体阶段，更是比 bbs、博客时代，更求快。我们浏览网络上漫天的信息时，多数时候只能匆匆一瞥，所以在那里，注意力成了最值钱的东西。资本的介入，让互联网彻底成了注意力的争夺场，好好讨论问题是多么吃力不讨号啊！比起怒斥男人的雄文，或嘲讽女权的爽文，我的长篇大论显得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如果我们的平台只想赚取无限多的注意力，从而换取无限多的金钱，我们的讨论恐怕就没什么容身之处了。

你们转向讨论言论自由，好像是想批评那些极端的声音，想教会他们，不是一直重复那些极端的声音就叫言论自由，懂得倾听另外的声音才是言论自由。那我就在这个基础上补充几句吧。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说些经不起推敲的话，一旦有人反驳他，他就会搬出言论自由来捍卫他继续胡说的自由。其实言论自由不是看什么话被说了出来，而要看什么话没被说出来，言论自由保护的是那些可能不能被说出来的话。而且言论自由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最终我们想要的是达成一些共识，获得更多的真理。

何珊珊 

2020 年 6 月 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