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说教的男人

男人向我解释事情（2008）

我至今不知道莎莉和我为什么费神去了那个在阿斯彭郊外的森林斜坡上举行的派对。派对上的人都很老，而且出奇无聊，以至于 40 多岁的我们成了那次活动中的“年轻女士”。房子很不错——如果你喜欢拉夫·劳伦风格的木屋的话——那是一座位于海拔 9000 英尺的坚固而奢侈的木屋，配有麋鹿角、基利姆花毯和燃木火炉。正当我们打算离开的时候，主人说：“别，再等一会嘛，我们可以说两句。”他是一个强势、赚了很多钱的男人。

他又让我们等着，直到其他客人都在夏夜中飘散而去，才让我们在他的实木桌前坐下。他说：“怎么样，我听说你写过两本书。”

我答道：“其实是好几本。”

他的语气仿佛是在热心鼓动朋友 17 岁的女儿描述她的长笛练习：“关于什么的呢？”

那时我已经出版的六七本书其实是关于一些很不同的东西，不过我开始谈论距离2003年那个夏夜最近的一本，《阴影之河：埃德沃德·迈布里奇与科技旧西部》（River of Shadows：Eadweard Muybridge and the Technological Wild West），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湮灭，以及日常生活的工业化。在我刚说到迈布里奇时，他就打断了我：“你听说了今年刚出的那本非常重要的讲迈布里奇的新书吗”？

作者的另一部作品《阴影之河：埃德沃德·迈布里奇与科技旧西部》（River of Shadows：Eadweard Muybridge and the Technological Wild West）

因为被强行分配了无知少女的角色，我倒是完全愿意拥抱这样的可能性：另外一本相同主题的书也刚刚出版，而我却不知为何错过了它。他这时已经开始谈论这本非常重要的书了，带着一种我再熟悉不过的自鸣得意的表情：一个滔滔不绝的男人，眼神固定在遥远而模糊的地平线上，那地平线就是他自己的权威。

写到这里，请让我澄清，我的生活中有很多可爱的男人，包括很多从我年轻时起就愿意聆听和鼓励我、出版我的作品的编辑们，我无比慷慨的弟弟，还有其他超棒的朋友——就像《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那个牛津学士。我还记得珀朗先生讲的乔叟课，“他会愉快地教，开心地学”。但是到底还是有其他男人的。所以，“非常重要”先生还在自以为是地谈着我应该听过的书，直到莎莉打断他，或者说试图打断他：“那是她的书”。

但他还是接着讲他的。莎莉不得不把那句“那是她的书”说了三四遍，他才终于听进去了。然后，就像 19 世纪小说里写的那样，他的脸刷的一下白了。我确实是他其实并没读过但非常重要的这本书的作者，他之前只是看了《纽约时报书评》上的评论，这个事实让他的世界里本来清晰的条条框框变得如此让人困惑，他惊讶得无语了——但只是无语了片刻，很快他又开始滔滔不绝了。身为女人，我们为保持礼貌，等到别人听不见我们的时候才破口大笑，再也没有真正停下来。我喜欢这种小插曲，当平时一些鬼鬼祟祟、难以辨别的力量从草丛中滑出，明显到就像比方说，一条吞下母牛的蟒蛇，或者地毯上的大象屎。

沉默的滑坡

没错，男人和女人都可能会在某些活动中大谈特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和阴谋论，但在我的经验中，那种彻头彻尾的对抗性自信和完全的无知是有性别特征的。男人向我和其他的女人解释事情，不管他们是否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一部分男人。

每个女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一种让任何女人在任何领域都时常遭遇更多困难的假定；它让女人不敢说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当她们敢说的时候却无法被人听到；就像街头的性骚扰一样，它向女人暗示“这不是她们的世界”，从而让年轻女人陷入沉默。它训练了我们的自我怀疑和自我限制，同时助长了男人毫无支撑的过度自信。

如果说没能听见那位最早发出了关于基地组织的警告的 FBI 女探员——科林·罗利（Coleen Rowley）——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 2001 年以来的政治轨迹，我不会太惊讶。反正，一个听不进任何话——比如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没有联系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战争不会是“小菜一碟”——的布什政府肯定塑造了我们的政治轨迹（即便是男专家的声音也不能穿透他们自以为是的堡垒）。

自负也许和那场战争有关，但这个症候群是几乎每个女人每天都要面对的一场战争，也是她内心的战争，是相信她自己的多余，是沉默的邀约。即使一个相当不错的作家职业（以及正确应用很多的研究和事实）也没能将我从这场战争中完全解放出来。毕竟，有那么一瞬间，我摇摇欲坠的确定感几乎愿意在“非常重要”先生和他的过度自信面前缴械投降。

别忘了，我已经比大多数女人对自己思考和言说的权利有更多的确认，而且我也知道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是改进、理解、倾听和进步的良好工具。但过度的怀疑会让人失去行动力，而盲目自信则会制造自负的傻瓜，就像 2001 年以来统治我们的那些人一样。在两种性别被分别推向的两极之间有个快乐的中间点，一个给予与索取之间的温暖的赤道带，我们都应该在那里碰面。

比方说，比我们的处境更加极端的版本出现在一些中东国家。在那里，女人的证词没有法律效力，因此一个女人无法在没有男性目击者的情况下向法庭证实自己被一个男强奸犯强奸。极少有男性目击者。

可信度是一种基本的生存工具。当我还很年轻，刚刚开始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和为什么需要女权主义的时候，我有个男朋友的叔叔是核物理学家。某一年的圣诞节，他用一种谈论轻松娱乐主题的口气讲述，在他们制造炸弹的郊区社区，一个邻居的妻子如何在深更半夜全裸着跑出家门大叫着她丈夫要杀她。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的要杀她呢？他耐心地解释说，他们都是值得尊重的中产阶级。所以，“她的丈夫试图杀她”根本就不是她冲出家门高喊着她丈夫要杀她这件事的可信理由。而“她疯了”却是……

即使要得到法庭的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一种相当新的法律手段——你也需要拥有可信度来说服法庭某位男性对自己构成人身威胁之后，警方才能执行。而且，限制令大多数时候都不管用。暴力是一种使人沉默的方式，否定她们的声音和她们的可信度，宣称你拥有支配她们的生存权的权力。在这个国家（美国），每天大约有 3 个女人被她们的配偶或前配偶杀害，这也是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女权主义从法律上将强奸、约会强奸、婚内强奸、家庭暴力和工作场所性骚扰界定为犯罪的斗争，其核心是我们必须让女人的声音变得可信、能够被听见。

美剧《早间新闻》截图

我倾向于相信，只有当这些行为被严肃对待的时候，当那些阻挠我们、杀死我们的重大事件从 1970 年代中期（我出生很长时间以后）开始被纳入法律框架的时候，女人才真正获得人的地位。如果任何人想辩解说工作场所性骚扰并不是一件生死大事，请记住当时只有 20 岁的海军准下士玛丽亚·劳特巴赫（Maria Lauterbach），就在她等待去为她的上级军官强奸她的案子做证的时候，她被那个强奸犯在一个冬夜杀害。后来人们在他的后院火坑中发现了她被烧焦的、已有身孕的遗体。

无论一场对话有多微不足道，当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他毫无疑问知道他在谈论什么而她不知道”时，这种行为将维持这个世界的丑陋，遮蔽其光亮。我的著作《漫游癖：行走的历史》（Wanderlust）于 2000 年出版后，我发现我更有能力抵制由于自己的观念和诠释而遭遇霸凌这件事了。有两次，我抗议一个男人的行为，却被告知我说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说我太主观，妄想、大惊小怪、不诚实——一言以蔽之，太女人。

在人生中的大多数时候，我都会怀疑自己，会退缩。历史作家这个公共角色帮助了我坚定立场，可是只有很少的女人能得到这样的鼓舞，在这个有 60 多亿人口的地球上，一定有数 10 亿女人被告知，她们不是她们自己生活的可靠的见证人，真理现在和过去都从未在她们这一边。这远远超出了“男人对我说教”的范畴，但是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自负的岛屿。

男人，仍然，在对我说教。从来没有男人因为向我错误地解释了我知道而他不知道的事情道歉过。现在还没有，不过根据精算表，我大概还有 40 多年好活，所以将来也许会有。不过我并不会屏住呼吸期待。

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女人

遇到阿斯彭的那个蠢货几年之后，我在柏林做一个演讲。马克思主义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邀请我和一位男性作家兼翻译家，还有 3 个稍比我年轻的女人共进晚餐。这 3 个年轻女性后来就餐时一直保持恭敬，大多数时候沉默。塔里克很棒。而那位翻译家大概对我坚持在谈话中发挥适度的角色这件事很不满。当我提到一个成立于 1961 年，非同寻常却又鲜为人知的反核反战组织“女性为和平罢工”（Women Strike for Peace）如何促进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的废除时，“非常重要”先生二号开始讥笑我。他坚持说 HUAC 在 1960 年代初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任何女性组织在其倒台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他的鄙夷是那么尖刻，他的自信那么有侵略性，和他争论看起来将会是可怕的体验和徒劳的尝试，那只会带来更多的羞辱。

我想那时我已经出了 9 本书，其中有一本就引用了“女性为和平罢工”组织的一手资料和采访。但是爱解释的男人仍然通过一种隐晦、有受孕意味的隐喻，假定我是一个需要用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填满的花瓶。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大概会提到他们拥有而我缺乏的东西，但是智慧并不长在你的裆部——即使你能用你的鸡鸡在雪中写出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些探讨女人微妙的隶属状态的流畅、悦耳的长句子。回到酒店房间后我谷歌了一下，找到了埃里克·本特利关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权威著作，其中提到“女性为和平罢工”为“HUAC 的最终倒台作出了致命的一击”。

1961 年成立的反核反战组织“女性为和平罢工”（Women Strike for Peace）

后来我在《国家》（Nation）杂志的那篇文章（关于简·雅各布斯、贝蒂·弗里丹和蕾切尔·卡森）就以这段经历开头，部分地是为了朝那些更令人讨厌的、曾经用说教的口吻对我说话的男人们隔空喊话：“哥们儿，如果你在读这篇文章，你是人性之脸上的痈疮，文明的障碍。感到可耻吧。”

与那些爱说教的男人斗争，已经践踏了很多女人——我这一代，我们万分需要的新一代，在这里，在巴基斯坦，在玻利维亚，在爪哇岛。更不要提千千万万先于我出生的那些女性，不被允许进入实验室、图书馆，不允许谈话，不允许革命，甚至不被包括在这个叫做“人类”的范畴内的女性。

毕竟，“女性为和平罢工”是由那些厌倦了泡咖啡或者当打字员的女人、那些不想在 1950 年代反核运动中没有任何话语权和决策权的女人建立的。大多数女人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她们各自的领域；另一条，仅仅是为了说话的权利、拥有观点的权利、被认可她们也拥有事实和真理的权利、有价值的权利和做一个人的权利。情况比过去好些了，但是在我有生之年这场战争都不会结束。我还在战斗，为了我自己，也为了那些有话要说的年轻女性们，希望她们能够说出来。

后记

2008 年 3 月的一个晚上，和我经常做的那样，我在晚餐时开玩笑，说我打算写一篇文章叫做《男人向我解释事情》（Men Explain Things to Me）。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从未放到跑马场上去的写作点子的“马圈”。我有时候会把这匹小马牵出来遛遛，纯粹出于好玩。我的客人——杰出的理论家和活动家玛丽娜·斯特林——坚持要我一定要写出来，因为她妹妹山姆那样的人需要读到。她说，年轻女性需要知道被轻视并不是因为她们自己隐秘的失败，而是因为无聊又古老的性别战争——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某个时刻都经历过。

第二天一早，我坐下来一口气写了出来。当文字组合起来如此之快，那么显然它已经在我未意识到的头脑深处自我撰写了很久。它想要被写出来；它为了赛马的跑道一直不眠不休；我刚在电脑前坐下的时候它就立刻疾驰起来。因为那段时间玛丽娜起得比我晚，我就拿这篇文章充当早餐，然后当天就发给了“汤姆快讯”网站（Tomdispatch）的汤姆·英格尔哈特，他很快将其发到了网上。文章传播得很快，像汤姆网站上的其他文章一样，并且一直不断地被转发、转载、分享、评论。它比我以前写的所有东西都要火。

它拨动了一根弦。一根神经。那些神经被拨动的男人开始攻击我的人格、我的经历、我的主张，还有“什么样的人会去阿斯彭的时髦派对”（对此，简短的回答是，一个在公路旅行中去阿斯彭拜访莎莉的旧金山人）。而且，他们还攻击这样的可能性：运动场并没有被修成一个漂亮的平地，所以弹珠并不会滚过去。有些人好像还觉得，他们可以通过霸凌和羞辱让别人来赞美场地无与伦比的平整（有些人甚至进入了“男性权利角”，在那里，男人是唯一重要的受害者）。我时常觉得网上的评论区就像一种酸浴，能把所有不是钢铁铸成的声音溶解掉，大部分时候我不会理会。但是这篇文章的评论，比如那些随之而来的邮件和对话，因为指向一些更大的趋势而有趣，所以我披好盔甲，冒一把险。

有些男人解释说，男人向女人解释事情并不是一种性别现象。然而又有女人指出，通过坚持他们不把女人自述的真实经历当真的权利，男人又在成功地以上文描述的方式进行说教了。（坦白说，我确实相信女人也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对男人和其他人解释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巨大的权力差异，后者会以比这个可怕得多的形式出现，也不代表我们的社会中性别发挥作用的广泛模式。）

其他男人表示懂了，没问题。毕竟在我们的时代，男性女权主义者已经颇有存在感，女权主义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趣。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有趣。2008 年，我在“汤姆快讯”网站上收到了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给我发的邮件，他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在个人或者职业层面上轻视过一个女人”，然后开始责备我没有“和正常的男人多交流，或者至少先做好功课”。他还给了我一些如何生活的建议，评论了我的“自卑感”。他认为感觉低人一等是女人自愿选择的体验，女人也可以选择不体验——所以都是我的错。

有一个叫“男学者向我解释事情”（Academic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的网站出现了，许许多多在大学就读或任教的女性分享了她们被轻视、被无视、被打断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故事。文章发表后不久，“男式说教”（Mansplaining）这个词也被造了出来，有时还归功于我。其实这个词并不是我创造的，虽然我的文章，以及所有将这个词具象化的男性，为其诞生提供了灵感。（我对这个词本身有些疑问，所以自己并不常用。我觉得它好像在强调男人的解释本身有错，而不是说，有些男人爱解释他们不该解释的，却听不到他们该听的。如果在原文中还不够清楚的话，我很乐意人们向我解释他们知道、我感兴趣却不知道的事情。只有当他们向我解释我清楚他们不清楚的事情时，对话才变得有问题。）到 2012 年，“男式说教”这个词——《纽约时报》2010 年年度词汇之一——已经开始在主流政治新闻中被使用了。

唉，那是因为这个词和我们这个时代颇为吻合。2012 年 8 月，“汤姆快讯”网站重发了《男人向我解释事情》那篇。碰巧的是，几乎就在同一天，众议院议员托德·阿金发表了他关于堕胎的著名声明，他宣称被强奸的女人无需堕胎，因为“如果是真的强奸，女性身体自有其办法关闭一整套功能”。那个选举季充斥着保守派男性维护强奸、反对事实的疯狂声明，夹杂着女权主义者们对为什么需要女权主义以及这些人为什么可怕的解释。我很高兴能成为那场对话中的一个声音。这篇文章又重新火了一次。

众议院议员托德·阿金

被拨动的弦和神经：这篇文章在继续传播，仍然有很多人发推文、转贴和链接。其重点绝不是暗示我觉得我有特别地被压迫，而是指出这些谈话就像楔子的薄边，为男人开启、却为女人关闭说话的空间、被听见的空间、拥有权利的空间、参与的空间、被尊重的空间、作为完整和自由的人的空间。在礼貌的交谈中，这是一种表达权力的方式，这种权力和那些在不礼貌的交谈以及身体威胁和暴力中的权力是同一种。同样的权力还表达于我们的世界如何组织，如何噤声、抹去和湮灭女人：作为平等者、参与者、拥有权利的人，甚至很多时候作为生命。

这场斗争还在继续，为了女人被当作拥有生命权、自由和文化与政治事务参与权的人。有时候这斗争相当严峻。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自己都很惊讶，它以一个好笑的生活故事开头，以强奸和谋杀结尾。这让我很清楚，这个连续集从微小的社交烦恼一直延伸到暴力的噤声与死亡。（我觉得如果我们将权力的滥用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将家暴和强奸、谋杀，还有那些蔓延于网络、家庭和工作场所和街头的骚扰与威胁分离开来，我们会对厌女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有更好的理解。放在一起看，模式很清楚。）

拥有到场和说话的权利是生存、尊严与自由的基本条件。让我非常感激的是，在经历过早年那些有时因为屈从于暴力的被迫沉默之后，我成长为一个可以发声的人。这让我将永远站在不能发声的人那一边。

本文摘自《爱说教的男人》

作者: 【美】丽贝卡·索尔尼特 |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原作名: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 | 译者: 张晨晨 | 出版年: 2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