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的人会被嘲笑

时间的拘役

阿拉伯地区流传的一个故事里曾提到一枚魔戒，它可以给人们提供任何想要的东西，但总要附带一个“但是”。比如，你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安全，却发现自己待在监狱。这是人类困境的典型隐喻。工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现代社会里人群的精神疾病，也是有史以来最普遍、最可怕的。

前一阵，有朋友感叹自己的人生是“死线组成的人生”——工作中无数的 deadline。不分昼夜地赶、催、逼，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只是悲喜剧，而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精神是很难不感到焦虑和郁闷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消耗人的体力和意志，而在那些处于前沿的所谓“创意产业”中，这种时间的压迫则呈现得尤为明显：每天被分成若干个时段来完成多项任务，而每一项都是 top urgent（最紧急）的，现代人的时间是最工业化、最机械化的。

时间的可测量化正是现代文明的前提之一。在口语中，我们或许还保留着古代描述时间的方式：“一盏茶的工夫”“我会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你那儿”，但在现代化的工作中，时间都是精确计算的。在一个时间无法被量化的社会里，是绝不会出现“材料必须在 17:25 前送达”这种语句的。这种“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最重要来源，因为相比任何一种约束和资源，时间都是最无情的：它永远以同样的速度向前推进，没得商量，除了延后，不可能突然“多”出来。

为抓紧时间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中，是一种现代现象，因而也是前现代社会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戴维·拉姆（David Lamb）在《非洲人》一书中曾谈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白人差几分钟没赶上航班，懊丧之下暴怒不已。一个当地的航空公司职员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烦恼，三天后不是还有一班吗？”

金钱和时间，是拘役现代人的两大因素。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被金钱奴役的拜金者，却很少意识到一个量化的时间也会使人丧失自由。印第安人曾困惑于白人那种对黄金的狂热：“他们老是渴望东西……老是坐立不安……老是追求某种东西……他们简直像疯子……”这种“疯子阶段”，大概是资本积累时期在所难免的。欧洲文明辉煌的 19 世纪，成年人的工作其实极为繁重。1800 年前后，英国工人往往从6 岁工作到 60 岁，每天工作 12—14 小时（每年约 4500 小时），到 1870 年，人均年工作时数下降为 2984 小时，而1990 年为 1490 小时。这两百多年里，年工作时数每年平均递减 0.6%。

相比起来，现在人均年工作时数全球排第一的台湾，为 2282 小时（根据 2003 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统计）。中国大陆现在每年大致是 250 个工作日，除了少数人工作繁忙，每天工作 12 小时外，大多数人的年工作时数不到 3000 小时。

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中，由新垣结衣饰演的深海晶因为经常加班，压力过大而企图卧轨自杀。

在这种情形下，经济通常呈现快速繁荣的发展，但单调的生活却抵消了物质上的富裕所带来的幸福感。日本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一个家庭里一周下来，没有一顿全家共进的晚餐。所有的东西都被机械化和量化了，感情和伦理都成为可有可无、无暇顾及的奢侈品，物质的富裕，伴随的竟是精神上的荒芜。在国内的大都市里，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当老朋友偶尔想聚一聚时，总是凑不齐时间，因为每个人的“档期”都很满，这势必使得感情的沟通更多依赖一些远距离的“隔空交流”—电话、网络或微信。这就出现了那个魔咒：我们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外加一个附带的“但是”。

如加缪所说，机械的人生，只有在其被意识到的那一刻，才成为悲剧——但人们或早或迟总会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反省的最终指向是精神领域，但人们更常见的手段，则是以休假来进行自我调整。假期是与日常生活的决裂，不论是其节奏还是价值观 —但最根本的还是希望打破时间的拘役。在都市生活那种机械化的时间中，只有艺术家和穷人才会保持对季节变迁的敏感。处在休假状态中的人，通常是不愿意精确计算时间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觉睡到自然醒”才成为一种幸福。所谓“工作在纽约、生活在巴黎”则是新近的一个庸俗的调和论调。

休假中两个主宰性的因素都是和日常情况完全对立的，即非时间化和回退到原始状态。在现代社会中遭受压力越大的人，在休假中所表现的这两种倾向越强烈。一个工作狂前同事告诉我，他从一家公司离职前，连续加了三周班，离职后他在家每天沉睡十几个小时，不辨晨昏，根本不愿动脑，17 天后再上班时，感觉自己像个植物人，对工作上的事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这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人们在假期里所做的：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游人，往往处于植物性麻木状态，被动地接受甜美的感觉，希望退化，模仿儿童的举动。至于时间，则完全根据自然现象来调节。略感可悲但并不可笑的是，往往这种时候，人们才会重新感受到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月亮和星空之美……

摆脱时间的拘役正是领会永恒的前提。

2006 年 5 月 9 日

一只脚踏进后现代

近年来，你可能听到周围的人（或许你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越来越频繁地质问：一味追求 GDP 增长究竟有何意义？至少在城市中产阶级中，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话语。以前清贫时，人们向往着早日实现现代化，而如今物质繁荣已触手可及时，人们却开始怀念当初的时光，把它假想为一个失落的乐园“那时虽然穷，可日子过得很开心”。

这当然并不算是一种很新的思潮，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在历史上早已反复上演过许多次。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常常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物质繁荣之后浮现出厌倦情绪，因为物质的增长给人带来的快感是递减的：幼年贫穷时你可能对难得的一顿红烧肉感到满足，可是现在你每天都可以吃红烧肉，大概也就不会对它有任何愉快的感受了。换个角度来说，这种厌倦感本身也意味着社会已经开始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阶段，正如日本也是在经济已达到成功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才开始所谓“徒劳的 GDP”的批评那时的日本人用这个流行语来指责经济增长本身无法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仅仅 30 年（与日本从战后到 70 年代的时间长度大略相似），中国社会就从一个物资匮乏的社会过渡到了物资过剩的消费社会（至少在部分地区已经实现）。这个过程，常常被描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GDP 崇拜”正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和基本特征：因为这样一个心无旁骛地注重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要追求规模经济效应，而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观念就是“经济增长是好事情”。由于生产出来的大量物资总要有人消费，因而那种“节俭是美德”的观念逐渐遭到挑战那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美德。借用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中的话说，“大量消费体面”这种拜物教思想，“事实上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精神支柱”。这些观念，到了后现代社会，都遭到了全面的质疑和批判。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地区差异巨大，它尚未普遍实现现代化，一只脚却已经踏进了后现代化社会。于是，这形成了一种中国内部的“雁行模式”或梯度转移：沿海地区对一味追求工业和经济增长的反对声越来越强，而急于想进入工业社会的内陆地区却张开双臂欢迎从沿海地区迁来的工厂企业。近年来的许多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弯道：农民工和劳动力的短缺是一个新现象，说明“不惜劳动力而珍惜物资”的时代正在过去，将要迎来“物资过剩而节约劳动力”的时代。

与此同时，社会精神和审美观也在逐渐变化，更多的人觉得那种批量化、标准化、工业化生产的东西不过是廉价品，相反，人们更喜欢多样化、个性化甚至手工制作的东西，这才有了所谓的“长尾效应”。虽然全社会到处都在大谈“创新”“创意产业”，乃至为“中国人缺乏创新”而焦虑不已，但实际上中国人还不大习惯为那些创造性的想法（思想、战略、咨询、创意、设计等）付费，仿佛那些“虚”的东西都应该是免费的，只是“忽悠”人的，这正是“现代”而非“后现代”的典型思维，不过现在也逐渐出现了对所谓“创意产业”的重视。

罗振宇提出“知识付费”

但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人们内心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工业发展带来的公害和其他问题，人们开始怀疑自己所经历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耽于享受和充满物欲的时代也是一个患上文化神经症的时代。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理念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其本身”（只管赚钱就是了），那么到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则要问“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换言之，它应该是使人民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说以前人们为了实现现代化而愿意推迟得到满足，那么现在，人们希望即刻得到幸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城市中产阶级不时地有一种想要逃离城市的冲动，他们假想生活在遥远、偏僻但环境优美的地方的人们（例如经常被提到的不丹王国）要比自己过得幸福。总之，是否幸福与物质是否丰富不成正比，甚至根本是无关的至少人们如此声称。

不仅如此，人们还倾向于认为，只知道追求高收入和物质享受的人是卑劣小人，而能放弃物质享受而追求精神生活的人是高尚的人，虽然许多人毕竟还是宁愿去超市买有机食品而不是真的放弃工作去当农民。人们想要的不再是更多的消费和财富，而是更多的自由时间和“心灵充实”，还渴望去藏区获得一次“灵魂的净化”。与之前狂热追求物欲相反，现在出现了一种寻求新生、关注精神生活的倾向，心灵性、精神性影响着外在形式的表达，用荣格的话说，“现代人过分沉迷于精神生活”。这种重视精神生活超过重视物质享受的想法，实际上是中世纪式的（中世纪正是一个精神至上、蔑视物质的时代），因而许多未来学家将这个正在到来的时代称为“高科技中世纪”或“新中世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接下去的时代将像中世纪一样“黑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相比以往，人们会更注重内心感受和精神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普遍愿意放弃物质生活）。创意产业和满足精神需求的产业或许将因此迎来重大发展，社会文化的面貌因而会趋向极大的多元化，无论多么小众的兴趣可能都会得到响应和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一种思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恐怕将更难了。鉴于中国庞大的规模，要全面进入后现代社会恐怕至少还要 20 年。但如今，我们已经在目睹它正在缓慢地跨过那道门槛。

2011 年 10 月 29 日

广告民族主义

很长时间没有看电视了。电视节目还是和以前一样难看当然，我知道作为一种垃圾文化，国外的电视节目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但他们的电视广告至少比我们的好看一点。正如有人问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什么电视总是报道坏消息，他回答说，并非如此，电视广告是好消息。

有段时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满带民族自豪感的广告：“海尔，中国造”“中国人自己的 XXX”“干干净净中国人，奇强（洗衣粉）”“民族力量，南孚电池”“今麦郎，中国品牌，中国味道”……至于“养育了中华五千年”这样悲壮的男低音，难以想象竟是龙丰小麦的广告词。

这些 slogan，与其说是广告词，不如说让人联想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刷在江西红区黄泥墙上的标语。这种急切表达出来的膨胀的自信或许只是片面地反映广告主的好大喜功的价值观，但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种泛滥的标语正是民族主义暗流汹涌的潜意识的表现之一。值得玩味的是，还有一类广告词也一直泛滥到现在：“双汇冷鲜肉，国际标准”“XXX，国际品质”……这是与另一个充满焦虑感的口号“与国际接轨”密切相关的。借用传媒生态学家尼尔·波兹曼的话说：“把这种传播形式称作‘商业广告’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它们蔑视商业语言，主要凭借符号和宗教语言来传播信息。”

我不认为喜欢大喊“国际”和“中国”的两派是相对立的，相反，他们是同类，甚至根本就是同一个人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我看来，这些相互矛盾的口号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在这个嘈杂的年代里，我们这个民族的困境：自豪与自卑、羡憎交织，浮躁急切地想得到肯定。

从专业广告的角度看，这些广告词甚至根本就不能算作商业定位。就原理而言，广告学最关键一点在于它必须简洁明了地将一个核心价值传达给消费者，使其能获得某个利益点，或在他身上创造某种需要。在现代广告的发源地美国，由于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传统，这一点更鲜明：广告总是宣扬产品所带来的好处，最好能免去七宗罪里的一宗。

美国报纸广告调查的创始人斯塔奇（D. Starch）曾提出与人的消费行为密切相关的 10 种动机，按强度排列依次是：食欲、对子女的爱、健康、性吸引、对父母的爱、功名野心、享乐、身体舒适、占有欲、别人的赞赏。广告，无非就是提供诱因，告诉消费者满足这些需要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然而，在这些诉求中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类似于近年出现在中国的这类口号。

斯塔奇著有《广告：原则、实践和技巧》

上述提到的中国广告很难说是以消费者的这一意识为中心。很难相信一个消费者能够从“龙丰小麦，养育了中华五千年”中得到什么利益点因为这本身就是政治口号的拙劣模仿，所制造的是一种虚假的恢宏气势，因此也和政治口号一样空洞无物，没有给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传达任何有商业价值的信息。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自己的 XXX”可以激发民族情绪，使国内消费者为之吸引；“国际品质”也可能使消费者确信品质的优良。然而，民族主义口号本身就将对品牌的国际化努力形成阻碍，而真正“国际品质”的品牌却很少宣传“国际”。相反，他们都强调对不同文化市场的适应性并推出相应产品，所以洋品牌名字土（“宝洁”等），本土的杂牌倒是经常取得很洋，一连串拗口的仿佛翻译过来的音节。而卫浴设备中的一个名牌，甚至根本就叫“美标”（American Standard），才不管什么“国际标准”美国从医药制造到度量衡体系，都是非常不“和国际接轨”的。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广告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群的潜意识心理。数十年前，学者大卫·波特（David Potter）便已评论过，不懂广告术就别指望理解现代通俗作家，这就好比不懂骑士崇拜就无法理解中世纪吟游诗人，或者像不懂基督教就无法理解 19 世纪的宗教复兴一样。如果是这样，那当下的广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通俗文化中的潜在心理。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沉浸在其中的价值取向，也会在广告中无意识地流露出来。由于广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商业行为，是需要花大量金钱去传达的利己信息，因此也很容易看出多数本土品牌自己的看法，即什么样的流行口号会被大众接受？

当然，一个更简单的答案或许是：这类广告词所期望打动的不是消费者的心灵，而是为了迎合品牌方老板的审美。很多品牌在大规模市场投放之前都未曾深入研究过消费心理，广告策略的制定与其说是“商业”，不如说是“政治”揣摩老板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口味。此时，一些恢宏、空洞的口号式的广告词便纷纷出炉，因为它们归根结底不是打给消费者看的，而是为了让老板获得满足。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种广告活动就像北美夸扣特尔（Kwakiutl）印第安部落的“夸富宴”：通过撒钱来建立社会声望，它追逐的其实是“荣誉”而非“利益”。这意味着，在这样的广告主心目中，实际上是把受众置于“追随者”而非“消费者”的地位，因为它并不是通过彰显品牌、产品的利益点来进行说服，相反诉诸权威性、声望来让人打消疑虑：在这个又充满各种干扰信息的市场上，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标志。这表明，我们仍是一个商业化低度发展的社会，理性决策的经济学思维尚未完全驯化政治逻辑。

中国的电视屏幕，其实一直是不太商业的。大概也只有在中国，才会有这样的广告，并把电视剧严格当作一种艺术形式，而非只是肥皂剧来处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虽然无趣，但一时难以被取代的媒体形式罢了。

2005 年 5 月 19 日

憎恨思考的时代

朋友说了一件令她啼笑皆非的事。她发现下属把“不胜感激”写成了“不甚感激”，当她指出这一点时，对方却坚持认为自己的写法是对的。她又好气又好笑，说：“我从小学到高中可是当了十二年语文课代表呢……”对方怪笑了一声：“那是什么可怕的 title？”

她自己也只比那孩子大四五岁，现在却一下感觉有了代沟。“按说也都是大学本科毕业，怎么现在 80 后的孩子中文水平这么差呢？”这倒使我想起另一个故事。前些年大学同学聚会，座中不知谁说起《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不料立刻招来几个同学的讪笑：“《西游记》的作者是罗贯中！”一来二去，此人也晕了，开始动摇：“真的是罗贯中吗？”事后他摇头笑着说：“说起来还是名牌大学，毕业三四年，连四大名著的作者是谁都忘了。”

我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也是一个极端反智的氛围。在这里，读书简直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由于大学时就曾因“老是看一些别人不爱看的书”而被视为怪人，我这几年也一直很小心地在同事面前夹起自己的尾巴。如我一些朋友说的，这个圈子内到处都是笑嘻嘻地以“粗人”来自我标榜的人，让人情不自禁地也要粗一点。

现在的媒体环境，与二十年前相比，可谓空前繁荣；电光声色，应有尽有，似乎相悖的是：这又是一个憎恨思考的时代。米兰·昆德拉有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现在在国内，更多的大概是“你一思考，别人就发笑”。媒介和信息的光怪陆离，取之不尽，结果却是一个反高潮，大概这就是所谓的“色即是空”吧。

电影《80’后》截图

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通常的说法是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不学无术的一代——不过在 90 后登场后，对 80 后的这种诽谤已渐渐销声匿迹。这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只要中国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我想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个人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个盒子电视机，而电视本身的特性是不需要发展任何技能、不鼓励思考的。这不是现在年轻一代的错，因为“如果犹太教的上帝一开始就将世界创造成发达的工业文明状态，他大概是在电视机前度过休息日的”（《文化民粹主义》）。网络时代甚至加剧了这一趋势，图像的主宰空前发达。根据鲍德里亚那种令人心寒的洞察，“大众知道她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大众知道她什么也做不了，也不想做成什么事情”。

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国家，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从“大跃进”到了“后现代”，随处可见的正是典型的后现代场景，“界限模糊，准则混同，高雅与通俗文化掺和在一起，完全是一派喜气洋洋的严肃”。在电子媒体的主导下，人们释放了在抄写文化状态下被压抑的自恋情结，每天受到无数广告的心理暗示：“我能行”“我就喜欢”“我的世界我做主”。进入这个读图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人们必然认为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帅哥美女因此大受追捧。这种狂躁的迷恋，正如萧伯纳第一次看到百老汇和 42 街的霓虹灯时说的：“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

图像时代不仅是一个出版业的问题，它也必然会改造我们的大脑，因为“图像广告始终是削弱文字世界各种前提条件的最具摧毁性的力量”（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语）。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人都很愉快，既然如此，他们也不想通过读书来自我折磨，何况知识分子多少不是个好听的名声。

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日渐丧失了大众的尊重，而成为一类危险角色：一部分人，如海涅当初警告的那样，“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获得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另一部分搞科研的，则经常在实验室里倒腾一些什么机器怪兽或原子弹之类破坏力极强的东西。总之，这两类不论文理，都经常面容阴郁，性情乖戾，滑稽又危险，他们搞的东西，公众都将信将疑，因为“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萧伯纳语），说不定他们哪天就一不小心毁灭了人类。此外，这种人通常还有个要命的缺点：不幽默。所以最好离他们远点。

大学入学时，我一度颇为苦闷，埋头读书，借以平息气血不宁的内心。虽然也没读进什么书，但一副沉默寡言、不修边幅的形象倒是很扎眼。后来谈恋爱的消息传入一个师姐的耳中，她掩饰不住惊讶，在给顺子的信里写道：“啊！这个人也会谈恋爱？”后面加上连续十个感叹号，可见此事对她震动之大，以及我当时的形象之不堪。我好不容易想明白了，读书不过和看电视一样，是个人兴趣罢了不料别人倒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后来我也明白了做人要低调的道理。

2006 年 12 月 18 日

以上篇目摘自《一只脚踏进后现代》

作者: 维舟 |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出品方: 三辉图书 | 出版年: 2020-2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家、书评人维舟十余年评论生涯的阶段性总结，精选其解读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的三十七篇文章，分为三辑：隐蔽的变迁、观念的起源、故事的讲法。从无根的现代人到由死线组成的人生，再到高科技中世纪，他细致描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从餐桌上的文化冲突到葡萄酒兑雪碧，他辛辣剖析新老观念的碰撞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从分析广告民族主义、电视国学热等文化现象，到解读《盗梦空间》《飞屋环游记》等流行文化作品，他试图挖掘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的另一套逻辑、意义或阐释。透过维舟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评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熟悉的文化现象和未经省察的观念，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和身处的时代。

维舟

1977 年生，上海崇明岛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作家，书评人。自 2004 年 7 月起撰写博客，涉猎驳杂，以文史为主，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长期为《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撰写书评，并为《GQ 智族》、“腾讯·大家”、澎湃新闻等撰写专栏。已出版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2014）、长篇小说《无岸之岛》（2019）；译著《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2013，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