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封锁日记

伦敦封锁日记

撰文 | 波比·塞拜格-蒙提费欧里（Poppy Sebag-Montefiore）

译者 | 刘漪

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

英国国内报道的死亡人数：10

英国国内报道的病例人数：590

疫情中心：武汉

三月有那么几天，待在家里闭门不出让人有种无政府主义感。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冠状病毒宣布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病”（global pandemic），而且尽管病毒已经在我们周围蔓延开来，但英国人的生活仍然大体上一切如常。我们的政府只是告诉民众要好好洗手。我和在北京的朋友通了电话，得知他们已经处在封锁状态数周之久。他们也说起了自己持续关注的，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病毒会对人体造成何等巨大的破坏，而且任何人都可能中招；这场瘟疫如何耗尽了医疗资源，夺去了那些过多暴露在病毒之下的医护人员的生命。他们告诫我不要出门。于是我们一家人决定自主执行同北京一样的封锁策略，并希望政府为在英国的每个人都做出这样的规划。

当晚我们听了首相的广播讲话。他说他采取的策略是“延缓”病毒的传播。延缓。为什么不是阻止？许多东亚国家，像新加坡、韩国以及现在的中国，都在阻止其传播。他对年长者——死亡风险最高的人群——唯一的一条建议是：勿乘坐邮轮度假。这话说得真是荒唐。透过他的言论，我仿佛听到了多米尼克·库明斯（他的首席顾问）的声音：傲慢、冷漠、满不在乎，就像他认为那些领养老金者的死活无足轻重，反正他们只是国家财政的负担一样。

“妈咪，骂别人‘蠢货’是不乖的！”我三岁的儿子临睡前说道。他颇为严肃地告诉我，我必须停止对着广播大喊大叫。我在约翰逊讲话时显得怒气冲冲，焦躁，失控，这让他非常难过。但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在照看我们，这种感觉令人恐惧。还是说，是我们自己反应过度了？我们如何才能确定这点呢？

幸运的是，还有其他良好的信息来源堪为指导。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公开批评政府的应对方针。我们在朋友之间分享文章，并把它们发布到推特上。BBC 新闻在几天前开始地毯式报道疫情的发展。因为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新闻界度过的，我经常对新闻报道持批判态度，但 BBC 聚焦这个专题的决定中有些东西触动了我，于是我成了它的听众。次日，英国足球超级联赛取消了全部赛程。接下来的一天，苹果公司关闭了门店。这是个令人安心的念头——即使我们的政府没有作出响应，但个人、组织和公司正在自发采取措施，掌控局面。

在早期的这些日子里，冠状病毒就像是永恒的背景环绕声。我们被洗得发红的双手着魔般频繁伸向手机去获取和传播信息。恐慌四下蔓延。这种感觉就仿佛身处悬崖边缘，脚下的土地随时可能塌陷。有那么一瞬，我辨认出一种童年时的感觉——当时父亲被诊断出身患绝症，这让我突然极为强烈地意识到，我所爱的任何人都可能被夺走。现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这种恐惧，我们在同一时刻被迫直面生命的脆弱性。

我终于成功劝说了我年逾七十的母亲待在家里。她热爱自由，富有反叛精神；十几岁时就因为逃课穿过田野跑去糖果店而被学校开除。我连续数日转发给她一些可怕的文章，但我的兄弟向她传达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信息，他鼓励她多出去走走。他有他正当合理的担忧——担心她自己一个人感到害怕，孤立无援。我兄弟经营一家自己的小企业，并需要为他的员工负责，因此，在未得到政府的许可或支持的情况下就待在家里不出门，对他而言是不可能的，而像我们一家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做出闭门不出的决定则要容易得多。于是我和我的兄弟陷入了一场关于怎样做才最明智的争执之中。我会以一种被动攻击的方式在 WhatsApp 上发送文章给他，而他会极其恼火地回复我。我们也会在 FaceTime 上聊天，这时我能看到他的脸，想念他，我们会温情脉脉地谈论些别的事情。不同交流平台承载的，既有我们的摩擦，也有我们的亲密。

现在，我们所有“现实生活”的互动似乎也都要通过某种平台来进行了：隔着敞开的窗子、关闭的门扉聊天，在不同的屋顶，或是从人行道向二楼天台上互相喊话。

在这样的时刻，仍然有时间来做些存在主义的思考。在前现代时期，人们经常将自然界对人类的发难视作来自上帝的警告。这根植于我们的经书之中：诺亚方舟时的大洪水，或是《出埃及记》里的十次瘟疫。这种宗教式的思维在多大程度上渗透进了现代世界？即使是我们中间那些世俗/不信教的人，是否也产生了被惩罚之感？受到教化？醍醐灌顶？我们会试图从中找到什么意义吗？还是说我们会在科学中寻找解释？像我这样一个不信神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想去以这种方式解读这场瘟疫。它的确像是某种“惩戒”一类的东西。冠状病毒似乎在要求我们即刻回应那些我们与之缠斗了很久的问题。我们能为了更大的裨益而牺牲掉自己作为消费者的舒适体验吗？如果我们关闭国境的话，会发生什么？我们该更重视生命，还是更重视经济？谁有资本认为保全自己的生命比获得经济收入更重要？应该由谁来补偿那些失业工人？气候变化、英国脱欧、民粹主义、不平等。这场瘟疫让我们重新观看那些我们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和放任自流的行径。我们曾认为自己正在受到惩罚，是因为当初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让鲍里斯·约翰逊当选英国首相、让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我们当初没能意识到的是，在这样一个全球性流行病肆虐的时刻被他们这些人领导，才是终极的惩罚。

一个朋友给我们打了 FaceTime 电话。当时我的儿子和她的女儿都在洗澡。两个小孩就像在同一个房间里一样，把水玩得到处都是。在儿童的尖叫声平息之后，我意识到，那个三分钟的电话，是我整个星期里第一次把关于病毒的事情抛到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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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

英国国内报道的死亡人数：335

英国国内报道的每天死亡人数：54

英国国内报道的病例人数：6650

疫情中心：欧洲

鸟儿歌唱，而我们听到它们歌唱。街道都静悄悄的。星星再度闪烁在夜空中。一切都停止了，保存生命成了当下的第一要务。除了绝对必须的情况，我们不再出门上班；只有到了非去不可的时候，才出门购物。我们消耗的化石燃料减少了，也不再到处忙个不停。政府终于颁布了封锁令，仅仅几个月之前我们还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都成了新的常态。事实证明，即使手里不端着一个盛满卡布奇诺的纸杯，我们也不会突然在大街上晕倒。我们几乎没注意到咖啡的消失。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自有现代资本主义以来，这是第一次生命被看得比经济发展更重要。一个短暂的时刻，它很美。

不仅如此，我们政府提供的补贴方案也戳破了我们关于金钱的某些迷思。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货币的数量并不是有限的；政府并不需要依靠我们缴纳的税款来减少赤字。政府可以印钱，或者往它账户里的数字后面加零，只要用正确的方式，这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再比如，它能够负担得起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 UBI）。旅馆收留了一些无家可归者。这是个希望的时刻。人们问道：如果我们可以在例外时期这样做，那例外时期结束之后，我们还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人们出于恐慌而大量购物和囤货，甚至偶尔还会在超市里为了抢购商品大打出手。但事实证明，后来我们还是可以买到所需要的东西。谁在制造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来到商店里、来到我们的家门前的？这过程中需要怎样的防护措施，又冒着何种生命危险？世界如往常一样运行，但现在一切都被极致地凸显了出来。

冠状病毒开始像 Word 文档上那个“显示一切格式”的选项一样，让我们社会的运行逻辑对每个人都一览无遗。在过去的 15 年里，英国富人和穷人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一直在不断加大。现在，这种差异已经不仅关于某个未来的日子、距今有几十年的时间，不只是一个虚构之物，一个统计数据，一个表格上被括号括起来的、带着小数点的数字。现在它一下子变得切近了。今天，或者明天，那些在供应链上制造和分发生活必需品的人，在医院里工作的人，他们的生命自三个星期之前就面临着潜在的威胁，而同时我们其余的人则可以相对安全地待在家里，用手指在电子屏幕上戳戳点点。

或许这就是关于这场瘟疫的报道让我感到特别的原因。近几年来，BBC 对“立场平衡”的承诺，意味着讨论已经趋于两极化：为气候变化积极奔走的社会活动家和否认存在气候变化的人；全球主义者和拥护脱欧者。而现在，所有报道都被同一种价值观联结起来：我们的政府正在给予我们每个人多大的生存机会。新闻变成希波克拉底式的了。《泰晤士报》的某个记者揭发了一则被泄露的政府内部消息，多米尼克·库明斯关于病毒的初始提议（转述如下）：“群体免疫，保住经济，如果这意味着有些吃养老金的人要因此死掉——那只能说，太令人遗憾了”。新闻记者们，无论供职于倾向左派还是右派的报纸，都因惊骇而团结到一起。

星期四晚上八点，我们全都站到了自家门口，“为我们的医护人员鼓掌”（Clap for our Carers），以此向那些医疗系统工作者表达感谢。人群中洋溢着兴奋之情，因为这种团结的表达，也因为关注到那些令人激昂和感激的事物：医生、护士和医院工作者们的勇气和关怀，以及向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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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 年 4 月 4 日，星期六

英国国内报道的总死亡人数：4313

英国国内报道的每天死亡人数：708

英国国内报道的病例人数：41903

疫情中心：美国

封锁不仅在于只能身处一个地点——家里，也在于只能身处一个时间——此时此刻。社会公认的那个时刻表从日子里消失了，再没有“通勤时段”“交通高峰期”“下班时间”。我们不再出现在彼此日程计划本的时间格里，我们不再查阅日程计划。不存在“过去”，除了“瘟疫之前”，也不存在“未来”，除了关于冰箱里的食物会在何时吃完的念头，以及关于如何再次填满冰箱的计划。

“失眠”成了 Twitter 上的热词。

我家所有人里，最懂得宅家生活应该如何度过的，是我们三岁的儿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我们是两个钻石大盗（钻石窃案是西方儿童向动画片里的常见主题）；他是监狱看守而我是囚犯（这个桥段他百玩不厌）；他也是赫拉克勒斯，正要完成一系列对付各种野兽的血腥任务。儿童使用他们的想象建造世界的方式，比我们的明显得多。我去城市的中心街道上散了一会儿步。店铺全都关门歇业了。我路过一家法国服饰店。突然间，这些衣服的制造——始于巴黎的一张设计图纸，经由某个遥远地方的工厂，最终来到这条街的街角处——显得像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行为。

正如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将它的财政援助发放给金融机构，而听任英国民众过艰苦困窘的生活一样，这次政府刺激经济的基金也流向了企业和有稳定雇佣关系的人，而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则完全未能受惠。人们丢掉工作，得不到补助金，只能到食物银行领取救济才不至于挨饿，而且学校关闭之后，那些平时要依赖学校免费午餐过活的儿童也就失去了它们。

我们听说，世界经济正在分崩离析。但“经济”难道不就等于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所制造的物品的总和吗？这次停顿，是否能成为我们重新思考、洗牌重来的契机呢？现在许多人都希望可以有一份名单，列出所有那些有生态意识、遵守道德原则的公司，那些在瘟疫肆虐期间善待员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公司。现在无疑是一个建设新的商业形态，以及创造一个更适于这个世界的经济的好时机。

NHS 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防护服、面罩、手套。用来救治病人的呼吸机也陷入短缺。我们在广播里听到，有位制造业的经理一直在试图联络政府，想要给他们提供物资援助，但却没有收到回复。到处都有人想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全国都在投入巨大的努力。我不想只是继续坐在家里听广播了，我想再次进入新闻事业。待在家里绝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而是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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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

英国国内报道的总死亡人数：10612

英国国内报道的每日死亡人数：737

英国国内报道的病例人数：84279 （其中包括我们的首相，他的首席顾问和健康大臣）

疫情中心：美国                                          

“真的有巫师吗？真的有坏人吗？真的有警察吗？我觉得我有次看到过两个，”三岁的儿子对我们说。外面的世界变得更幽暗，更渺远，更模糊了。我确信自己想念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法记起它具体的模样。在家的某些日子里，我们不知道如何照顾彼此。我们办了错事，我们重新开始。新闻已经可怕到让人不忍卒听。我们关闭了广播。所有的失去、失败，我们的失败，是如此巨大，让人难以接受。我们已经对数字麻木了。当意大利每天死掉的人数和我们现在一样多的时候，我们感到震惊、悲痛、害怕。而现在这丧失的量级如此之大，我们失去了理解和接受它的能力。慢慢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建立了起来。我们再一次忙到无暇思考。

我们的首相离开了重症监护室，眼中含着热泪对民众说，“驱动着 NHS 的是爱”。就好像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一点似的。在过去的十年里，保守党政府缩减了给 NHS 的预算，而民众对它的需求却在增加。我们想知道现在他是否会开始为 NHS 提供它所需的资金，但通常情况下，在你回到日常生活中之后，这类顿悟式的启示就会烟消云散了。

现在，我们社会的运行仍然在每条街道上清晰可见。所有空格中的标点，换行前的箭头。我早上出门跑步，街道上空无一人，除了一个穿着显眼的工作服、正清扫街道的男人。我们以一种在正常状态下不大可能出现的热情和诚挚，向对方打了招呼。他为他的工作感到骄傲，而我这一方则意识到，我的生活与他相比是多么轻松。冠状病毒爆发之前事情就是如此，但现在的状况使得想象或假装这种差距不存在变得不可能。尽管封锁状态可能不是我们反思一切的最好时机，但如果我们不善加利用冠状病毒带给我们的这种明晰性的话，那么等到我们重新迈入城市街道的喧哗之时，这个契机也许就会消失了。

我们三岁的儿子开始觉得终日待在家里很无聊了。他说他想去游乐场玩耍，也想念奶奶和外婆。我问他觉得瘟疫在英国爆发之前的生活好，还是之后的生活好。“之前的，”他停顿了一下，“和之后的。我两种都喜欢。”

*所有的数据都来自新闻报道。真实的数字无从得知，因为从 3 月 12 日之后，只有那些被医院收治的人才会得到检测。真实的死亡人数也是未知的。我们无法确知那些未经检测就死去的人的死因。将近三月底的时候政府扩大了检测的范围，但仍远未覆盖到所有应受检测的人员。但我们仍然关注这些被报道出来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