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唯一重要的事

于是我们奋力前行

癌症，和怀孕一样，一开始在你或你的挚爱身上隐匿无形，然后突然就变得不容忽视、举目可见。你会注意到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走步而非跑步。你会看到你孩子的教室里出现了一个空座位，老师们窃窃私语，暗自垂泪。癌症就像春天空气里的花粉。我们都在这空气中呼吸，但只有风能够控制花粉的去向。而且无论我们多么努力，癌症总是赢家。我们中半数的人都会罹患癌症。在英国，每两分钟就会有一个人确诊癌症。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它波及。

肿瘤病房总是十分忙碌。肿瘤门诊部、肿瘤科日间病房和化疗室也是如此。在肿瘤门诊，一些初次来做检查的患者在等待结果时只能一直站着。一排排的人倚墙而立，瘦骨嶙峋、不停流汗，承受着暂时来历不明的痛苦。房间里挤满人，都在等待肿瘤医生的诊断结果和治疗计划，同时暗自祈祷全科医生出了错；技术人员花了很长时间进行重复扫描检查，没有抬眼看患者，只是说他有一点担心扫描的时候可能出了纰漏；还有人在祈祷自己的第六感纯属庸人自扰。一屋子的人，他们的一生可能就此转折。这间屋子仿佛没有地板，患者们都悬浮在半空，随时可能坠入深渊；患者们手里紧紧握着号码纸，等待护士站上方的闪光屏从七十三跳到九十八。饮水机边没有杯子，里面也没有水，空水桶排列在一边。

日间病房总是满员；由于患者在第一次化疗后往往会出现过敏反应，紧急呼叫时而响起。这是一间没有床的病房，摆着一排躺椅，护士们在每个患者之间来回走动，把化疗药物贴在希克曼（中心静脉）导管上，为那些绝望地想挽回自己稀疏头发的乳腺癌患者戴上防寒帽，为严重口腔溃疡的患者送来冰块，缓解他们因治疗而产生的痛苦。

护士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具有细胞毒性的癌症药物。最早的癌症治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当时美国军队研制的氮芥子气被发现能引起骨髓细胞的毒性变化。日本医学界观察到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骨髓被完全破坏。波兰裔美籍犹太人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和当时的其他犹太人一样，被美国的医学院拒绝录取。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进入德国的一所医学学校，不过很快就返回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还同诺玛结了婚。诺玛后来成了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和多产的诗人。二战后不久，法伯发现氨基蝶呤这种药物可以通过阻断与一个细胞复制有关的进程，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这种细胞分裂阻滞的发现，引发了现代化疗药物的诞生。我想无论是法伯还是他的妻子，都在不停地寻找着意义。

简·库克·赖特（Jane Cooke Wright）也在追索意义。她的父亲是哈佛医学院最早的非裔美国毕业生之一，而在从一所艺术学院毕业后，她也追随他的脚步，进入医学院学习，并于一九四五年毕业。简·库克·赖特发现了甲氨蝶呤，这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化疗药物。凭借这一发现，她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随后，她还同另一位科学家朱厄尔·普拉默·科布（Jewel Plummer Cobb）合作，进一步发现甲氨蝶呤对某些皮肤癌、肺癌和儿童白血病的治疗同样有效。但就和法伯还有赖特一样，作为一个自由奴隶的曾孙女，科布也遭受了极端的种族歧视。一开始，由于她的种族身份，她被拒绝给予纽约大学研究生院的奖学金。但对她、他们以及我们而言幸运的是，她在经过面试后得到了奖学金。然而，在密歇根的经历让她始终耿耿于怀：“烧烤店和椒盐卷饼酒馆都不欢迎黑人学生，所以我从没获准进入大学校园的主流生活。”

Jane Cooke Wright

化疗药物具有细胞毒性，即对细胞来说有毒。英国癌症中心形容化疗就像是用大锤砸榛子。细胞毒性药物通过消灭、破坏或阻断细胞周期中特定节点的细胞活动，以起到治疗作用，但它会粉碎一切。在治疗癌症的同时，它也会导致癌症。化疗护士会在化疗病房门口贴上“请勿进入”的标志，确保非医护人员无须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护士们会穿上防护袍，戴上双层手套、口罩和眼部防护装置，确保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要小心对待，轻拿轻放，化疗药物仿佛是刚出生的婴儿。化疗药物的溢出是医院里的一大重要隐患，一些化疗药物是需氧的，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被吸入人体。如果发生药物溢出、吸入、摄入，或渗进皮肤的状况，医护人员患上癌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这就是我们要直接放进患者血液中的药物。这就是为什么接受化疗的患者在两天内便无法走路，会呕吐胆汁直至干呕，甚至身体变色、散发异味——他们中毒了。

玛丽·居里，一位侨居法国的波兰移民（在波兰，女性不被允许进入大学就读），因发现钋和镭两度获颁诺贝尔奖。在她的指引下，世界上第一场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治疗肿瘤的研究得以开展。放射疗法诞生了。如今，癌症的治疗通常是化疗、放疗和手术相结合。当然，随着化疗药物、放疗以及医生对它们的使用理解的进步，癌症的治疗和生存率都在逐年改善。现在，我们明白了谨慎处理化疗药物的重要性和放射物的危险。而在当年，玛丽·居里自己也患上一种名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癌症；她随身携带着镭试管，试管在她实验室外套的口袋里闪闪发光，就像晚上孩子床铺顶棚的点点星星——美妙的化学。

除了治疗，还有一些因素可预先降低个人患上癌症的概率。政府的健康警告建议不要使用可能会增加患癌风险的物质：香烟、酒精、烤焦的面包、清洁产品、杀虫剂、作为学校教室建筑材料的石棉。但医生有时无法找出一个人罹患癌症的原因。我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我有一个素食主义的朋友，平时只吃有机食品，烟酒不沾，却患上了癌症；而另一个天天吃肯德基、喝苹果酒、抽大麻的朋友，却安然无恙。为什么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朋友四十岁便英年早逝——一个用自己全部时间去帮助他人的女人，最后却留下一个比我孩子还小的儿子撒手人寰。随着年龄渐长，看到身边患上癌症的人越来越多，我只能提醒自己，要活得幸福快乐，要珍惜那些支撑我们一路走来的东西：不是物质上的拥有，而是爱、善良与希望。我努力记住无论何时我们都无法掌握风吹去的方向。玛丽·居里的父亲“享受一切可以解释大自然和人类行为方式的答案”，但我们谁都没办法真正解释大自然（居里的丈夫在大雨中滑倒，跌在一辆马车下，因撞碎头骨而丧命）。有时癌症是无法解释的，就像命运发到我们手上的牌。但到最后，癌症会提醒我们，什么才是重要的事。

我做了二十年护士。但直到我自己的父亲因肺癌猝然辞世，我才开始对善良的重要性以及更深层次的人性与哲学有了理解。当所有其他疗法——化疗、放疗和药物——都失败了，希望就随着肿瘤专家、放射科专家、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一起离开房间，只有床边的护士能够给他提供一些东西——尊严、安宁，甚至是爱。玛丽·居里的工作在她去世后也没有停止。每年有大约四万名终末期的癌症患者接受玛丽·居里肿瘤研究所护士的帮助——他们已经无法接受积极疗法的治疗了。

我爸爸的护士谢丽尔正在做的是我非常熟悉的护理任务。她依据处方，准备好药物。在彻底清洗过双手后，她戴上手套，用酒精擦拭塑料托盘，确保托盘清洁，以防感染。然后，她轻轻拨开一个小小的玻璃针剂瓶的末端，插入针头，将糖浆状的液体吸进注射器。她把注射器垂直拿起，直到泡沫从底部消失，然后再把多余的空气挤出来。她很小心，会在注射前先检查患者状况，然后再次检查剂量。我爸爸的肿瘤医生在考虑到技术变量和患者本身的情况——药物代谢与肝转移、血浆浓度峰值、阿片类药物受体结合谱的差异——后，决定采取眼下这种疗法。

在我爸爸的痛苦到来之前，她会有预感，观察到他的身体语言，倾听他说话的声调，注意到他说话的间隔：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我很好。”他说。他的声音只是比平时稍微高了一点点。但她已经跟他谈过话，听他说过很多次话，所以完全觉察到了。她给完药便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等了十五分钟，直到止疼药生效后才打开窗帘。她知道如果在痛苦发作之前就给药，药物的效果可能不会太好。她知道需要在他能够忍受光线后才能拉开窗帘，这样他就能够合上眼睛休息几个小时。她知道他剩下的时间有多少，他有多需要睁开眼睛看看我的妈妈，以及我妈妈有多需要见到他，而见到他会让我妈妈的情绪有多大的缓和。

然后我学到，护理不是完成任务，而事关每个护士如何在细节上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提供宽慰。能见证人们生命中最脆弱、最重要、最极致的时刻，并努力去爱这些陌生人，是身为护士的荣幸。护理就像诗歌，是跨越隐喻和实际含义边界的所在。心上的残缺就是心上的残缺；护士站在其间，站在外科医生修补实际残缺的技能与患者焦虑且失落的隐喻性残缺之间。护理是——或应该是——一种恣意的关怀、同情与移情行为。它应当提醒我们，我们有能力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对待最弱势的人的方式是衡量我们社会的尺度，那么护理本身就是衡量我们人性的标杆。然而它又是所有职业当中最被低估的。不过，所有和癌症搏斗过的人都能够理解并重视护理的价值，也许也能够理解，到最后，治愈——很多时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198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 J.迈克尔·毕肖普（J. Michael Bishop）和哈罗德·E.瓦尔默斯（Harold E. Varmus），“表彰他们发现了逆转录病毒癌基因的细胞起源”。瓦尔默斯是一位科学家，后来被巴拉克·奥巴马提拔为美国癌症研究所所长。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他引用了《贝奥武甫》，而他援引的内容让我想到了谢丽尔，想到了癌症患者护理是什么，以及一个护士散发的光与热有多么重要：“一千多年以前，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贝奥武甫便教会了人们斯堪的纳维亚式大殿的重要性——光、热与生命力汇聚于此，让这些建筑在冬天无边的黑暗、寒冷与死亡的迫近中给人们提供舒适。”

姑息性放射疗法就像用勺子往棺材板里敲钉子。肉身正在分解，被困在黑暗的棺材里，但还没到入土为安的时候。姑息性放射疗法有时也被用于症状控制。肿瘤可能压迫气管，导致患者窒息死亡，姑息性放射疗法可以压制肿瘤，使死亡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一种更容易接受的死法。比顺其自然要好一些的死法。“自然死亡”这个词在医院里随处可见，好像自然死亡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癌症所导致的自然死亡就一点都不自然，可能会十分可怕。人体开始分解，散发出腐败的气味，慢慢腐烂，静脉肿胀扭曲，身体不停流汗直到渗出液体，仿佛野餐后被阳光晒化的奶酪。自然死亡可能是最残酷的折磨，姑息性放射疗法虽然也很折磨人，但相对不那么残忍。

电影《遗愿清单》

我爸爸已经来到生命的边缘，但步履十分缓慢。尽管如此，他还是渴望能够多拥有一小时、一秒钟的时光。他服用了太多曲马多，视力已经模糊，而且很难长时间保持清醒。但当他清醒时，他会和妈妈去海边看浪花、阳光和鸟儿。在行将就木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看到的日出和日落比他在前六十三年生命中看到的加起来的都要多。日出日落变得很重要。他接受了姑息性放射疗法，而我忧心忡忡。我想让他的眼睛里始终充满落日的余晖，让他可以一直和我妈妈十指紧扣。我想闻他的气味，想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鼻子埋进他的套衫，感受我们彼此的气息——千万段记忆和似水流年。坐在即将去世的爸爸身边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我又回到了四岁的时候，靠在他的肩膀上，让他指星星给我看，给我讲它们的故事。然后是十四岁，我和男朋友分手，他在我埋头哭泣的时候抱着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抱着自己的女儿给他看，他乐开了花，无论那之前还是之后，我从没见他那么开心过。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

圣诞节那天，我们去了海边。通常，在圣诞节午餐之后，我们会把原本要玩的棋盘推到一边，在沙发上美美地睡一觉，放着杯盘狼藉不管。但这是爸爸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我们知道，因为化疗、姑息性放疗和类固醇都已经不起作用。我们知道。

海边很冷；爸爸的嘴唇接近蓝色。他怕冷。有一次，他在撒哈拉沙漠里穿了件针织套衫，虽然那衣服“有点扎人”。而且现在是冬天，这里是爱尔兰海，来看它的人又是一把老骨头。但我想再拍一些照片。我故作镇定地摆弄着大相机，假装寻找贝壳，偷偷拍下他的照片，捕捉他眼睛里的颜色。随着光线的变化，他的眼睛也由灰变蓝，再变绿。

我想捕捉他眼睛的颜色，捕捉更多的时光。姑息性放射疗法可能会再多给我一天，一星期，或一个月。但我不想用勺子给他钉棺材，那太慢了，他的眼睛会失去光彩。他会失禁，会痛不欲生，会渗出体液。我见过太多，而我没法避而不见。我们不需要战争或惨烈的交通事故来提醒我们生活有多可怕。癌症足矣。

“上来。”我爸爸拉开床帘，向谢丽尔示意。

她笑了，发自内心地开怀大笑，然后继续低头写她的日志。“臭不要脸。”

他们相视而笑。

这是我爸爸在人世的最后一天，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但谢丽尔知道。当他选择回家时，她也跟了过来，在卧室附近守着，偶尔会下楼喝茶或打个电话，再或是当我进去探望时给我们空间；但当我哥哥或妈妈进去时，她也会一起进去。她没有和我讨论任何有关护理的事情。今天，我是她的患者的女儿。她经常搂着我的肩膀，在帮我爸爸使用便桶的时候让我先出去。在走廊里，我可以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和笑声。

我坐在爸爸身边，看着爸爸和谢丽尔，以及他们的互动，努力思索我做了一辈子的护理工作的意义。妈妈和哥哥都在楼下。我想象妈妈一定正在哥哥的怀里哭泣。谢丽尔护理我爸爸的时间比以前更久。我看着她的眼睛，却不忍看爸爸。他从来算不上高大，癌症让他变得小了更多。他的皮肤松垮垮地搭在四肢上，整个人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并非黄色，而是蜡黄，凹陷的眼眶周围一片灰蒙蒙。他听不见了，现在需要用助听器，说什么都大喊大叫。他尝不出味道了，这是最糟糕的部分。“我可能已经死了，晚餐是什么味儿我都不知道。”他很喜欢看美食杂志，虽然从来不会照着上面的菜谱做菜：摩洛哥蒸羊肉、芝士舒芙蕾、骨髓浓汤康沃尔多宝鱼配芹菜、法式洋葱汤。“你知道，我这辈子从没做过酒焖仔鸡，一顿都没做过。”他大声说。

“但你做过法式鲜橙鸭，”谢丽尔回应说，“少放黑莓，所有菜都一样。你跟我说过你的手艺。你做过好多了不起的菜。”

我跟谢丽尔讲起我们的童年，回到我们在斯蒂夫尼奇的简易住房，找到我爸爸打回来挂在门框上的野鸡，或带朋友回家玩，发现我爸爸正在煮羊心杂碎，再或是他每天晚上去配菜点挑选我们晚上吃的蔬菜。哥哥和我小时候很讨厌擦洗胡萝卜上的泥，渴望有一天能够在家里看到更干净、农药含量也更高的塑料袋装胡萝卜。我说话时，爸爸一直昏昏沉沉，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但他有意思的睡觉姿势还是一如往常：胳膊悬在半空，手放在额头上，尽管手每次落下来他都会惊醒。他在喃喃自语，呼吸变得平稳。

我说完话，谢丽尔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我想我们该让你妈妈上来了，到这边来。”

我不想点头。我不想知道谢丽尔暗示的是什么。爸爸已经快要不行了。我能看到他的呼吸正在变慢，他变得躁动，然后一动不动。但我还没准备好让他走。我没准备好。

“这里真舒服，”她说，“天气真好。”

窗帘拉开了一半——阳光会让爸爸的眼睛不舒服。但我能看到太阳沐浴在金色的天空中，一群鸟儿在云层里翩翩起舞。我能听到海鸥在屋顶上的声音。

爸爸在自己家里的床上，他就要走了。妈妈抱着他，哥哥抱着他，我抱着妈妈。现在没有痛苦了。只有尊严。只有慰藉。我想象不出更好的退场方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话说完，也可以对说不出口的闭口不谈。妈妈有时间看着他，他也有时间注视妈妈。我们哭了，然后笑了。直到最后一秒，他都把握着自己的生命。事实证明，在去世这件事上，爸爸干得不赖。是妈妈教会我如何充实地度过一生：带着喜悦、情感、宽容和真实。但爸爸教会我如何优雅地退场。他以幽默的、富有尊严的、完全没有恐惧的方式离开了。尽管身体萎缩，但他的灵魂却随之慢慢扩散开来，直到充溢在世间的所有空气中。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害怕。我看着爸爸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徒劳。我想把妈妈和哥哥推开，按压他的胸骨，想要让他的心脏重新搏动，想要像我接受的训练那样去做，用尽全部力气，让他像我帮助过的很多人那样苏醒过来。但我不能帮我的爸爸。因为今天，我不是复苏护士。我连护士都不是。我是个女儿。这很痛苦。一切都很痛苦。

我看向窗外，尽我所能紧紧抱着妈妈，直到她站起来，哥哥抱着她。此刻，天空已由金色变成最深邃、最不可思议的蓝。天上没有月亮。我把头靠在爸爸静止的胸膛上，努力想听到他的心跳。什么都没有了。

电影《遗愿清单》

爸爸去世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写第二部小说《女人为王的地方》的最后一段。合同已经签完，我需要校阅草稿，而由于满怀悲伤地照顾爸爸和妈妈，我已身心俱疲。我和孩子的父亲十二年的关系已经不可逆转地破裂，我没法想象比现在更糟糕的时刻。但我想写下我需要说的话，那些必须说的话。我不知道其他作家是怎样工作的，但我无法把自己和作品或角色分开。我就像《外星人 E. T.》中的小埃利奥特，和主角之间有心灵感应，知道他们的感受。我的角色会变得很真实，以至于我可以梦到他们，和他们说话，而他们甚至会和我吵架。但今晚正好相反：我的角色需要体会我的悲恸。日后我会和编辑吵架，关于结局必须如何修改，以及没人会买一本主角会死在结尾的书。但编辑会感觉到我有多需要这样来书写。我的第一部小说《远方的小小太阳鸟》从根本上说是关于生存的：有的家庭能够挺过各种难关。但这一部小说关于午夜。蓝黑色的、狰狞的、无月的午夜。有的家庭就是无法挺过去。

没过几天，我就回去工作了。我麻木了。浑身发冷。“如果我现在不回来，那可能就永远都回不来了。”我向主管解释，她担心我回来得有点早。但那天我接到的第一个紧急呼叫就是去肿瘤科。肿瘤科病房比医院的其他地方都要安静。护士们动作缓慢、周到，说话都压低声音。这里的患者家属更多，三五成群，眼睛肿着，外套一直穿在身上。走廊两侧有大约十间病房，然后是一个小小的护士站，各种专业医护团队的成员可以在里面翻阅内容多得不可思议的病历记录。在这里忙碌的有疼痛缓解小组、感染控制护士、组织活性护士、理疗师、丧亲护理专家、血液科医生、肿瘤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医院的牧师在病房进进出出，为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穆斯林、基督徒，为所有过着好日子和坏日子的人祈祷。

护士站的左边是另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主病房区，这里的病床被床帘隔开，患者家属坐在塑料椅子上，床上的患者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大多秃顶，身体随着癌症的发展而萎缩，身上连着点滴架和输送吗啡的注射器驱动装置。走廊尽头有一个患者家属房，医生和护士会到这里告知坏消息。他们在这里尽可能表现得专业，他们明白，直截了当的语言是人们在麻木和浑身发冷时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你的丈夫昨天晚上去世了，我很抱歉”从来都不会被替换成“他在睡梦中走得很安详”。

护士们打电话，催促患者家属到医院来，同时评估他们在路上出车祸的可能。“今天上午你能赶过来吗？她现在情况稳定，但我想你应该过来了。”

无论观察结果或临床血液检查的结果如何，他们总能依据经验判断出时间到了。他们依据自己和成千上万患者家属谈话的经验，判断自己该如何说话，以便让家属安全而迅速地到医院来。如果发觉家属办不到，他们会请当地警方当面传递消息，并让他们协助患者家属到医院来。一位资深护士曾告诉我，在肿瘤科的所有文件里，最重要的文件不是血压记录、诊断书或治疗计划，尽管这些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患者家属的联系方式。“永远别忘记把电话号码写清楚。”无法及时联系到某个人，恐怕是最让人心碎的事情。

“我们需要做持续胸压：两分钟以上。”罗纳德说。他是主管护士，知道患者的家属最少还要两分钟才能赶来，同时很了解患者的丈夫，知道患者去世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到她的身边，这件事无比重要。尽管高级医生已经建议停止，但罗纳德还是告诉初级医生继续按压。“再来一轮吧，”他说，“她丈夫马上就来了。”

罗纳德知道，在那一刻，“她快不行了”比“她去世了”更让人感到宽慰。他知道对于他的许多患者来说，尽管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但一个小小的善良之举可能会让活着的亲人好过一点。疾病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事。丈夫不会记得医生坚持不懈进行的胸部按压。随着几周、几个月、几年时光的流逝，他会忘记复苏治疗的残酷，忘记血液，忘记针头，忘记对如此脆弱的身体进行按压的暴力。但他会永远记得在妻子弥留之际，自己一直握着她的手，轻声对她说出了自己需要讲完的话。

我在病房里忙前忙后，尽量不细看患者，但那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太像我爸爸了：同样的病号服，同样的干咳，放在床头的同样无人触碰的水果，还有妻子们勉强的微笑。我咬紧牙关，跟着医疗小组来到侧室，一个男人正坐在床上，脸上戴着氧气面罩。一个医生走出来，脱下手套。“虚惊一场，”他说，“他们觉得是过敏反应，但他没什么问题。”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离开，但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患者身边。他拉下氧气面罩，对我微笑。“你有空吗？”他问。

“当然。”我坐在他身边，把他要的报纸从旁边的床位上拿给他。

“你能把战况念给我听吗？”他把报纸翻到赛马版，我还有堆积如山的案头工作要做，而且马上有一节培训课要上。“简单念一下就好，我不想麻烦你，但不戴眼镜我一个字都看不见。”

我把马的名字和排名念了出来。

他边听边在空气里比画。“那家伙。”他说。

我没有从报纸里抬起头。我能够闻到化疗药物在他皮肤上留下的金属气味，听到他吊水的滴答声。让我难受的是拖鞋，它们整齐地摆在床下。和我爸爸的拖鞋一模一样。

我抑制了几天的泪水突然爆发了，泪水来得太凶猛，我一不小心打翻他床头的一杯水。“对不起，”我说，“太对不起了。”

我起身准备离开，但他抓住我的胳膊。他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然后我哭了。他把我拉向他的臂膀，抱着我，让我紧紧挨着他吱嘎作响的胸口。他的肋骨紧贴着我的颧骨，我的泪水迅速肆意地流下来。不过几秒钟时间，但我觉得更久：他成了我的护士，而我是他的患者。

“哭出来吧，姑娘。”

“对不起，这一点都不职业。我是来帮助你的。”

“胡说，”他说，“我们大家应该互相帮助。”

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同时，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希望，这位抱着我的患者，这位因癌症而生命垂危的患者，是我的爸爸。

谢丽尔参加了我爸爸的葬礼。她站在后面，靠近门口，远离亲朋好友，努力不引人注意。但当我站在前面，搂着我的妈妈，孩子们在我身边哭的时候，我还是看到了她眼睛里的泪光。

我哥哥在致辞的时候向谢丽尔表示了感谢。“她让爸爸走得有尊严，没有痛苦，如他所愿。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满足了妈妈的要求，让爸爸住进临终关怀病房。她把威士忌带到病房，让爸爸如愿以偿。无论我何时从伦敦给她发信息，她都会回复。当她知道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她也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她当然是一位职业护士，但她所做的又远远超出职业。对我们家来说，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护士。对爸爸来说，她是朋友。她爱爸爸，而爸爸也爱她。”

到我站起来时，我两腿打战。我走到讲台上，努力不看妈妈，或不去想象爸爸躺在我面前棺材里的样子。我从没有词穷的时候，但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读了爸爸的话——谢丽尔帮我找到了他写的东西。谢丽尔支持他计划自己的葬礼，想想自己想要点什么。她也帮妈妈做了计划。她告诉妈妈，正式地讲，海葬是需要得到官方许可的，不过我妈妈说她认识一个大块头的渔夫，可以不管什么规矩。“伊恩会喜欢那种男人的。”谢丽尔说。

念我爸爸的话时，我没有看妈妈。但我一直看着谢丽尔的脸。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的声音哽咽了。但她最微小的点头给了我力量，让我把讲稿拿起来，站直身子，读了出来：

“爱是唯一重要的事。我说的是你我所有人：你和妻子分享的爱，或和丈夫、爱人、儿子女儿，还有——也许所有爱中最珍贵的——和孙辈——分享的爱。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深的爱，为了捍卫它你可以放弃生命。一种高耸入云的爱，循着它你能够看到天堂，它高得足以让你相信它的存在。也许你们中有些人已经见识到它了。也许你们中有一些人幸运如我。这就是我想说的全部。要去爱。到最后，爱是唯一重要的事。要爱彼此。”

本文摘自《护士的故事》

作者: [英] 克里斯蒂·沃森 | 出版社: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 出品方: 浦睿文化 | 译者: 王扬 | 出版年: 2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