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中国人 熟悉的陌生人

序言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 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 1949 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忘了具体是哪一年，我无意中读到这一段文字，一下子就被深深打动了。一口气读完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十年》之后，我意识到自己错过了许多东西。我曾经在幽雅华美的燕园盘桓了三年，却不晓得这座园子的源流变迁。我也曾经在临湖轩里的石阶上读书闲坐，对曾经住在这里的主人却堪称一无所知。然后，我萌发了写司徒雷登传记的想法，最终因为无法大量阅读英文材料，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梦想，不过这位悲剧性的人物已经把我带到了一个广阔的领域。19 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人眼里，近代历史是一部“伤心史”或者“屈辱史”百年之后回眸，自从西潮涌动，冲决封闭自守的大清, 中国就开始进入“世界的中国”轨道运行，主动加入也好，不情不愿也罢，潮流浩浩荡荡，无人可阻。百多年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本质上只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现代转型。

于是，这根本问题构建着过去历史中的人和事，逐渐形成庞大的系统和力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回应西潮拍岸的漫长过程中，有一些卷入历史变迁最深的外国人，他们以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作为尺度，试图规范引领这个老大帝国走过多劫多难的转型期。他们大都客居中国多年，深度参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变革。他们也是饱受误解、被漠视的一群人，可以说是中国人“熟悉的陌生人”。

赫德，精明圆融的爱尔兰人，在中国有一段一生难忘的异国恋情，和大清高层相处融洽，以外国人身份受雇于中国政府，执掌大清海关近五十年，开创统计、预算、邮政、海务等体系；外交官威妥玛来自英国，却深深沉迷于这个他不怎么瞧得上眼的国家的文明，不但发明了第一套北方话拼音方案，还生拉硬拽地让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催生了第一批中国外交官；天真、耿直，甚至有些迂腐的美国西部男丁韪良，在异国他乡追求影响力，狂热地要在这块土地上培植出科学之花；成长于大英帝国边陲的医生莫理循，热爱探险，野心勃勃，最终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向世界传递中国的信息；出生于杭州的传教士二代司徒雷登，则不遗余力地要把他心目中最好的东方和最好的西方结合起来，致力于培养新一代中国青年。

通往北京的道路，既艰难又陌生。他们在这里收获权力和荣耀，也遭遇敌意和孤独。他们是两个文明大规模相遇时期的传奇，看上去却像是一个科幻故事：一个人进人一个平行空间，在那里，他如何理解这个神奇之地，这种理解又如何反过来帮助了他，使他更好地审视自己的来处。

在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历史的奇异交织，让他们一度产生一种幻象：自己会像超级英雄一样，以一己之力改变中国。最终，他们的傲慢与偏见遭遇了无情的打击。不过，在中国努力理解和适应广阔世界的过程中，他们的雄心和付出确实也收获了令人惊奇的酬报。

1928 年 1 月 4 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这个独立机构，经费来自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捐助，由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协作推动研究中国文化。在接下来的近一个世纪里，众多学者交流互访，这个小小的机构声名显赫。在哈佛燕京学社一楼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末代帝师陈宝琛撰写的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落款显示写于 1932 年。这位维新人物最终意识到新和旧、西和东并非一定要对立，对文明的追逐才是人类的共性。

庄秋水

2019 年 9 月于北京

乡野之子丁韪良（节选）

撰文：庄秋水

在海上航行了一百三十天之后，丁韪良在生日那天的清晨抵达香港。“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壮丽丘陵，山坡上点缀着一座座漂亮的宅邸，山谷中是星罗棋布般的繁忙街道，山顶的一些高耸的岩石上，不时可见英国人设置的炮台。”

迎接这个二十三岁美国青年的，是不同文明人群之间的敌意。在等候去宁波的船只的时候，丁韪良曾经短暂到访广州。在珠江岸边登陆的时候，一群中国人围着这群外国人，喊道：“番鬼，番鬼，杀头！ 杀头！”他不禁对自己的使命有了一点怀疑：“这就是中国人喜欢夸耀的文明？难道我们离乡背井就是为了这样一些人？”但是，他很快又说服了自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来呢？”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这种文明冲突将贯穿他在中国大半生的生活。

1850 年 6 月 26 日，丁韪良抵达他传教的目的地。宁波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第一批允许外国人停留的口岸城市，也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设立传教机构的第一个城市。19 世纪上半叶，中英之间由于禁烟而触发的冲突转为武装对抗。从 1840 年 6 月至 1842 年 8 月，持续两年多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东亚。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被逼迫走人了近代。“夷人中流鼓掌去，三月长江断行旅”，在近代炮火面前，英勇的反抗，也成为一种历史的悲怆。但是，那些眼光远大的中国人，开始透过弥漫的硝烟，去审察自己的处境。某种意义上，通商口岸也成了早期信息交流场所。

丁韪良

丁韪良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没法想象一个听不懂也不会说当地语言的传教士，可以把福音传播出去。为此他请了一位中文老师，这位老师和他一样，对对方的语言一无所知，这让教学过程变得极为艰难。他们只好采取最原始的手段，譬如教“黄狗”这个词，老师就牵来一只真正的黄狗。这种教学方式缓慢又艰苦，老师的工作量太大，丁韪良不得不再雇用一位助教，减轻老师的负担。“几天以后，迷雾开始消散，而我们随后的学习进展，从一个使人厌倦的任务，变成了令人兴奋的消遣。”

必须承认丁韪良很有语言天赋，他很快为自己创建了一套拼音系统。“我永远记得 1851 年 1 月的这一天，在日出之前，我们组了一个社团，宗旨是编纂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仅仅三个月后，他就能够听懂宁波土话，也开始用简单的方言传教，和当地人交往。但是和上层的交际中，官方的通用语言是官话。丁韪良敏感地意识到，他必须学会这种通用语，才能和各阶层的人士交往。为此，他开始学习汉语书面语，阅读中国传统典籍。

长老会传教士们的住所和宁波本地人聚居区隔河相对，丁韪良和妻子却选择住到对岸，他们想和中国人离得更近，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我们的房子总是对外人开放的，有时候在我们的客厅里聚集着来自五个行省的陌生人。我们住宅的周围，还有衙门和官员的住宅，许多官员都来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而他们的夫人们也跟我的妻子互相来往，他甚至建议长老会的人员都可以迁到城里，这样既能了解当地人，又有利于消除当地人对传教士的偏见。对此，赫德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1855 年 2 月 11 日，星期日：今天上午丁韪良讲道，他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 36 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首先说明自由是什么，而且自己下了个定义，称之为“我们的天然能力所起的作用”：包括身体的、非宗教的和道德的。他然后说明，“天父的儿子”如何在这几个方面使我们自由。

在宁波，丁韪良还结识了爱尔兰青年赫德，他们一起喝茶、散步。赫德会去听丁韪良布道，他觉得丁韪良的布道水平越来越高。同时，丁韪良也是赫德在学习汉语方面的老师，他借给赫德一些和中国有关的书籍。后来，赫德出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资助丁韪良在同文馆和北京办学。两人在中国的命运彼此牵连，是 19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在华外国人。

丁韪良（前排左五）参加教会活动

在宁波的几年，也是丁韪良深人了解中国人生活的时期。他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还到处旅行。一些陋习令他厌恶，比如溺杀女婴等 歧视女性的行为。他认为，杀婴是“令人震惊的犯罪行为“这种把 女性视作牺牲品的做法足以使一个民族声名狼藉”。他看到了中国女性的潜力：

这些妇女被传统观点左右，认为自己作为女人的境遇是如此低人一等。然而从伦理道德上来说，妇女是中国更好的那一半人 口——她们谦卑、优雅和俊秀。在智力上，她们并不愚笨，只是无知。由于不能上学，她们只能在若明若暗的朦胧状态中长大成人。

他也注意到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这是笼罩在中国未来上空最浓重的一块乌云”。丁题良的一个仆人是位勤快又忠诚的中年人，却由于长期抽鸦片身体衰竭而死。他目睹许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迷 上了鸦片，最终均以悲剧收场。这些见闻让他觉得必须通过传教来改变这些愚昧和病态，而要让中国人接受福音，当务之急是提高一般中国人的教育水平。

在宁波，丁韪良出版了一本传道小册子《天道溯原》，这是 19 世纪最出名的中文传教出版物之一。在 1907 年 5 月上海举行的新教百年大会上，《天道溯原》被评为中文传教出版物中“最受欢迎的单行本”。这本书也是新来华的传教士进行语言培训的必读书之一。一些教会学校则以此书作为培养基督教徒的教材，也有许多读书人读了《天道溯原》而皈依基督教。另外一位传教士明恩溥曾羡慕地说：“能写出有这样历史的一部著作，任何传教士花上一辈子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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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语言能力，无意中把丁韪良直接拉进了中西文明冲突的进程中。赫德在 1855 年 1 月 30 日的日记中说，他的汉语老师这天“批评了这里每个英国人的汉语。他认为丁韪良是最好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土语都行”。不过，他的官话可能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好，明恩溥就回忆说，丁韪良到北京后，他宁波口音的官话别人常常听不太懂。

丁韪良（右）与戴德生（左）及杨格非（中）合影

1856 年，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挑起了战争。他们一度攻入了广州城，俘虏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将其带到了印度加尔各答。1858 年，英法联军北上，会同美、俄，在武力的威胁下，要求和清政府指派的全权大臣谈判。

当听说美国使团将北上和清政府谈判时，丁韪良意识到这是一个参与历史的机会，他申请中文秘书的职位，获得了成功。1858 年 5 月 3 日，英、法和作为中立国的美、俄四国，与大清在天津开始谈判，聚焦在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同意开放长江沿岸新口岸，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以及军费赔偿四大问题。在此之前，中国和朝贡国从未交换过常驻使节。现在，英国额尔金使团要在强大的军事支持下，强行实现这个目标。丁韪良是美国全权公使列卫廉的中文秘书。

会晤开始的时候，总督称呼我们的总统为国王（即属国的君主）。我提醒列卫廉先生对此加以注意，他要求总督要么直接使用“president”这个词，要么也用“皇帝”来称呼我们的总统。总督谭廷骧磕磕巴巴地哼了一两次“坡一勒一西一添一特”，就嘲弄地使用起“你们的大皇帝”了。

在这次谈判中，丁韪良的中文知识让他能够留意到，在中国语境下, 词汇内涵的微妙差异。他也就借机提醒美国公使，展示自己的“力量”。

6 月 18 日，清政府和美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有关于宗教宽容的条款，丁韪良和美国副代表卫三畏，尤其是卫三畏，胁迫清朝接受了这个条款。作为一名传教士，丁韪良很愿意认领这份功劳。

谈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列卫廉指派丁韪良组织一次会面，由随行船长将总统的信件递交总督谭廷骧。交谈期间，船长向总督提议，希望中国能派遣领事到美国，以便管理在美华人。总督表示尚没有这样的先例。船长接着说：“贵国有数万人在大洋彼岸，大都十分富有，难道不值得稍加管理吗？”这位大清的一品大员冷漠地回答：“吾皇治下有亿万斯民，怎会在乎漂流异域之零星流浪者？”“吾皇财富无尽，又何必理会此等背井离乡之臣民与他们淘来之泥沙？”

这一趟北上之行，改变了丁韪良作为一位普通传教士的人生轨迹。而且，在和大清打交道的过程中，丁韪良结识了像崇厚这样的高级官员。他认为谭廷骧和崇厚这样的高官都是聪明能干之人，但是他们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方式和能力则不敢恭维。他们的见闻有限，既不了解外国人的规则，又死守着自己的礼仪，谈判中总是处于被动处境。丁韪良意识到北方才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那是孔孟之乡，那是中国最有生命力的家园”，在写给长老会的信中，丁韪良要求到北方去。

按照《天津条约》的约定，三年之内，英国公函会附送中文译本，以后将只用英文书写，不再附送中文译本。大清迫切需要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1862 年，中国第一所近代教育学校同文馆应时而生。丁韪良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名字将与同文馆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二年，丁韪良又作为新任全权公使华若翰的中文秘书，北上到北京换约。1859 年 7 月 19 日，丁韪良一行在崇厚率领的一队清兵的护送下，向北京进发。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清帝国的心脏。他像当年从家乡去往纽约时一样，不停地转换交通工具，只不过这次是在驴车、船和马之间一路颠簸。随行的广东厨子听不懂官话，丁韪良还要做中国人的中文翻译。抵达北京城门时，无数人拥挤着围观这些“洋鬼子”。

自从抵达宁波，十年已经过去，离开的时候到了。“老实说，这是一座‘尽管有这样那样缺点但我仍然爱’的城市。在那里，我度过了我充满青春活力的十年，这是我的精神最敏感于新景物的印象的十 年，是掌握一门外语的能力处于最佳状态的十年。但我的妻子和我深受疟疾之苦，我们希望在回家访问后能在北部湾找到一处气候更加宜人的新的场地。”他如是总结自己的宁波生涯。

在美国休假期间，丁韪良向长老会海外传道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总结了他在中国十年传教的经验。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想要在中国建立一所髙级学校，以文学、神学、科学、医学来培训中国基督徒。

本文摘自《通往北京的道路》

作者: 庄秋水 等 | 出版社: 万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