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寻找个人的位置

追求“贯通”和“变化”的历史学家杨念群，如何看待五四前后的历史？

撰文、采访 | 曾梦龙

2019 年 12 月，杨念群的新作《五四的另一面》入选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现今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被说文字好是一种罪过，但我个人认为学者和文人的形象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一个优秀的学者也必须是个出色的文人。古代有一种说法，叫‘考据、义理和辞章，三者兼得，视为大者’。一个人如果仅仅具备了考据、义理的能力，还不能算是真正优秀的学者，他还需要写出漂亮的文章，得到这个奖是对我想努力写出好看文章的一点小小鼓励。”

作者: 杨念群 |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出品方: 世纪文景 | 出版年: 2019-4

注重历史叙事和说理节奏是杨念群作品的特点，他也不断尝试在文字中体现出鲜明个性。除了辞章好，他的治学路数“庞杂”、“不按常理出牌”、“不守家法”，拒绝学界日益专门化的训练对灵动思维的束缚与宰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关注时段从明末一直跨越到当代，努力追求对历史贯通式的理解。

杨念群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和清史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中层理论》、《再造“病人”》、《何处是“江南”？》等，并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

他生于北京，家族里出了不少名人，比如曾祖父是晚清名人杨度、曾外祖父是思想家梁启超、祖父杨公庶是留学德国的化学家、外祖母梁思庄是北大的图书馆学家。相比长辈，他的经历显得比较简单，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自称“海淀区宅男”。

很多人热衷提及杨念群的家世，但他常常回避，不愿多谈。“他们毕竟都是思想巨人，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一般人无法望其项背，但你如果老是沾沾自喜地强调自己是他们的后人就没什么意思，容易给人留下攀附名人高抬自己的印象。我就是我，做学问虽然对先人高山仰止，但是我毕竟出生在一个与他们不一样的时代，所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做出点时代特点来，任公先生曾说过要‘不负今日’，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尽管如此，杨念群还是承认祖辈间接影响了自己的治学气质，比如他觉得自己从梁启超治学讲究“贯通”和“变化”的特点中学到不少东西。

“‘贯通’这点我受曾外祖父的影响比较大。尽管有人说他浅，写文章挥洒时尚却少深入，说他怎么老是变来变去，但是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少数几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家的崇高地位至今仍无人能够撼动，就是因为任公先生具备了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贯通古今和融汇旧理新知的能力。当然，强调对历史进行‘贯通’和整体式的理解，必然有得有失，比如在材料的细节呈现上，在考据的严谨扎实方面也许会有所欠缺，但中国学界似乎更迫切需要多样化的治学风格，而不是一种模式独霸天下。对于个人来说，其治学路径也应该不断发生改变，在不同阶段尝试不同的思考方向，而不是僵守一隅，自足自恋。任公说‘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因为在研究方法和问题追踪上不断求变，杨念群在完成早期著作《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后，又花了十多年时间去尝试探索一个完全异样的历史世界，写成《再造“病人”》。这部著作思索的是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历史。随后他又因为参与纂修国家清史，把目光转移到了清代前期和中期，写出《何处是“江南”？》。此书聚焦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蕴，考察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话语权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帝王“大一统”思想的协从者。

2019 年，杨念群又把目光从清前期转移到民国初期，出版新书《五四的另一面》。他将五四看作是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引入“社会”这个关键词，打通“思想”争论和基层实践的关系。同时，他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 20 世纪 40 年代，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把个人主义觉醒概括为五四新启蒙思想的神髓固然有其道理，但如果以‘个人觉醒’的程度为唯一标准，并以此自由主义的态度衡量后五四时期的政治救亡和社会革命，甚至进而认为这些变革是对新启蒙运动的压抑，似乎也容易导致另一种认知偏颇，那就是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变化视而不见。我并非认为这些运动的效果都是正面的，也并非想为后五四时期所有政治和社会变革所付出的代价做辩护，只是想在五四一百周年之际，表达自己的一种愿望，那就是五四研究应该在更加丰富的认识框架中加以展开，而不要限制了自己的探索视野。”他在书中写道。

至于下一本书，杨念群将会继续挑战难度不小的“正统性”问题。“重视中国历史的正统性，就是沿着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里提出的问题接着讲，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核心问题。正统性是贯穿古今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一条重要线索，自古以来的所有政权都要面临如何建立正统性的挑战。正统性问题的提出也是由来已久，比如先秦文献里边就已经出现了有关正统性的讨论。不解决这个问题，谈中国历史往往会言不及义，容易陷入枝节末流而抓不住要害和要领。但讨论这个话题难度太大，很难做好。我想人这辈子总得做点好玩的事，你如果老是重复做那些没什么意思的话题，或者老是躺在原来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那治学也就失去了意义。我现在一篇篇文章写吧，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推进。”

“不断变化是好事，给自己压力，不变是坏事。”他说。

民主和科学只是延续，五四最突出的主题其实是“个人位置”和“社会改造”

单读：你在《五四的另一面》的开篇批评了中国史学界的“纪念史学”，觉得没啥新意。能不能讲讲你对“纪念史学”的看法，认为它存在什么问题？ 

杨念群：我个人觉得纪念史学跟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传统叙述模式密切相关。这套叙事把中国近代史强行切割为 “八大运动”，然后在这“八个运动”中又提炼出“三个高潮”。这样叙述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构建出一种容易识别的政治史叙事逻辑，把中国近现代纳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框架之下，这些事件的起承转合都按照革命史线索来进行叙述，最大的毛病就是在其中看不到人的具体活动，看不到日常生活的图景是个什么样子，因为这套逻辑叙述的重点是描画历史的大趋势。

第二，这个叙述模式跟建立合法性论述有关。中国的现代历史与近代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登场，现代的开端从五四开始算起，正是因为五四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许多激进的左派青年。他们中的最主要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者或支持者。五四为什么显得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合法性历史叙述的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每年纪念五四这个重大事件，就变成了论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合理性和政权合法性的必要仪式。

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却遭遇了巨大挑战，我们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判断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而必须被迫做出调整，在这个形势下，原来对很多事件性质的评价也随之发生变化。以义和团运动为例，教科书中义和团运动被当做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正当性，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发生了彻底逆转，原来被当做英雄崇拜的义和团民形象一下子变成愚昧落后的象征，义和团运动也被看做阻碍现代化或者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一场迷信行为。原有的爱国性质一旦被消解掉，那么再举行纪念义和团运动仪式的合理性就会遭到质疑，义和团研究也就被彻底边缘化了。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太平天国的研究当中，原来太平天国的形象也是非常正面的，是一场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正义运动，但是现在研究太平天国就会变得处境微妙，因为太平天国不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且在天平天国战乱之后清朝反而获得了中兴的机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这就反向证明太平天国运动可能阻碍或者推迟了历史的进步，原有的说法对此现象显然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有人甚至说太平天国就是一场邪教运动，当然，如此极端的评价尚属少数，但太平天国研究被彻底边缘化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学界是否还有必要每年频繁举行这些纪念史学的仪式？就变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既然对革命史叙事里各类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早已发生变化，即使要纪念这些历史事件，也似乎有必要对其中所包含的特殊意义进行重新梳理和解读，至少应该考虑建立起一个新型的评价体系。

单读:《五四的另一面》是你在 2009 年出版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那从个人角度而言，你对五四的认知都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杨念群：我觉得以往有些研究对五四核心价值观的定义是有问题的，甚至有点荒谬，比如把“民主”和“科学”当作五四的主题。一谈到“民主”，我们就会发现从晚清新政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一直就是民主。对“民主”的追求应该是五四运动的前奏，怎么反而变成了五四的主题？再如“科学”，晚清洋务运动引进坚船利炮难道不是对科学的追求吗？虽然发起洋务运动的理由更多是基于对传统器技之道如何加以变通的考虑，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毕竟早于五四许多年，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科学”是五四的主题呢？

所以，我从五四的思想遗产中发现至少还有“莫小姐”（moral）值得讨论，“道德”“伦理”其实是五四非常重要的话题。五四青年大多主张冲破家庭的束缚，你看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都是要冲破传统道德伦理的网罗。

民主和科学只是延续了以往的话题，但不能说它是五四最突出主题。五四最突出的主题有两点，一个是发现了个人的位置。原来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个人是没有地位的，五四青年则提出，个人是不是应该有个独立的位置？个人是不是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和人性解放？这种个性解放，第一是要摆脱家庭束缚；第二，个人也需要相对脱离于国家控制之外，这与民国初年一味强调个人必须爱国的国家主义言论有了很大区别。个人作为唯一或者绝对价值，是不是可以跟一切政治社会因素脱钩而独立加以认识？在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时，能不能考虑个人优先？这是当时的最重要话题。五四时期，胡适、鲁迅、陈独秀也都认为“个人”问题是可以单独拿出来讨论的，与爱国和民族主义的集体价值可以分开看待，不要总是搅和在一起混淆不分。但是，五四以后这个话题却被迫中断了，因为时局的变化不允许你继续这样的讨论。

第二，必须从社会基层改造入手提出中国的变革方案是五四以后才出现的重大舆论话题。基层变革不仅仅是爱不爱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民主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而是如何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基层社会的传统组织结构。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毛泽东才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

单读：你在书中讨论了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是近代中国“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但是，后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失败了，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读你的书感觉，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其实和社会主义有很多相像之处，但中间也有差异，所以你能不能讲讲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和后来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

请前往单读公众号付费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