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1898

时间：1898 年

地点：北京

人物：康有为、谭嗣同

1898 年，世界格局缓缓发生变动。3 月，德国利用一年前的巨野教案将山东胶澳地区据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参与全球殖民地的争夺，与英国、俄国关系日益紧张；4 月，美西战争爆发，数月内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一败涂地，被迫承认古巴独立、关岛、波多黎各等地归属美国，新帝国正冉冉升起。

1898 年 9 月的北京，燥热的夏天转入悲凉，变法阵营与反变法阵营的冲突愈演愈烈。处在两派之中的光绪皇帝企图调和两派间的对立，同时缓和与太后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康有为会见伊藤博文

康有为等人感到焦虑，担心局势失去控制，皇帝不再能有决策权力，因此想出来许多办法想帮助皇帝“恢复政权”，这些做法中首先是延请伊藤博文作客卿。

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一度在议会选举中失势，前往中国考察风土，并对当时改革中的中国提出自己的看法。维新派对伊藤博文寄予很大期望，久历日本政局的伊藤博文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是值得探索的事情。

会面安排在下午三点。短暂的寒暄后，康有为迅速切入正题，像很多人一样，他希望伊藤博文能为中国的维新提供建议。伊藤说，贵国若想变法，要先除去自尊自大的陋习，不能自称中华，把他人都比作狄夷。康有为的自辩说，这是过去的看法了，甲午之后，“各地学校、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知识大开”，年轻一代已经有了新观点。

他希望听到伊藤对于更根本问题的回应：该如何变法。伊藤反问康有为，你认为过去几个月变法缺乏成效的原因是什么？康说，变法的要害是必须要全变，但皇帝却缺乏足够的权力推行这一整套方案。伊藤则颇感意外，说“贵国君权专制无限，环地球之所知”，怎么反说自己无权？康有为则把问题归咎于慈禧太后，她“不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机，故不欲改革”，围绕慈禧周围的“后党”“皆绝少见识”，甚至不知五大洲的名字，这些人还担心“改革只让汉人得利，满人则不利，凡倡论变革者皆是阴谋叛逆之人”。康有为劝说伊藤，若能见到慈禧，要奉劝她中国的变革者是衷心为国家谋利，并无他意，而且满人与汉人都受益，满汉两族“如一母生两子……满汉界限，切不可分”，他还想让伊藤劝太后“与皇帝共讲求变法的条理”。

谈话一直持续到“暮色苍苍，座皆举烛”，伊藤没有给出任何确实的许诺。他两天后才能见到皇帝，至于能否见到慈禧，仍是个未知数。

回到南海会馆的康有为，再度与众人陷入焦灼。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风闻满人权贵们奔波于天津与颐和园之间，废掉皇帝的谣言早已四处流传。如今伊藤态度模棱两可，这令袁世凯变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孤注一掷借东风

谭嗣同拜访袁世凯

为了应对荣禄与慈禧太后企图废立光绪皇帝的阴谋，维新派决定游说军政界的新星袁世凯参与政变行动。谭嗣同与袁世凯的会面充满了戏剧性，他们的对话、思考以及最后付出的行动，最终决定了彼此的命运。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

当日七点过后，梁启超进城前往金顶庙，谭嗣同则前往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一同去的可能还有徐世昌。

他们应该乘坐骡车从正阳门进入内城。没有路灯的北京即将陷入黑暗，显露出另一种面貌。“夜晚的街道空无一人，也没有任何照明，街道的两旁砌着灰色的矮墙，一眼望不到头，让人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感觉自己仿佛是这个消失的世界上唯一存活的生灵，偶尔也能碰上一两个中国人，手里提着一个灯笼，从黑暗中忽闪出来的模糊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穷困迷途的鬼魂一般；他们也在找路，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光线”。

报房胡同的法华寺与京城的历史紧密相连。它原本是一个明代太监的大宅，后改为寺庙。到了清代，它见证了混乱与屈辱。恭亲王的京师巡访处设在此地，他在这里与外来者进行谈判，由此展露出的才干把他推向了权力中心。再后来，这里成了文人乐于选择的居处，寺里的海棠院尤受欢迎。

七月二十九日入京后，袁世凯一直住在这里。过去几日他既充满喜悦，也令人不安。他不仅蒙皇上召见，还意外地升任候补侍郎。京城的政治气氛变化剧烈，人人都觉得变局将至，却不知会以怎样的形式爆发。八月三日袁世凯更为繁忙，他一早就前往贤良寺拜会李鸿章，“久谈兵事”——李中堂刚刚意外地被驱逐出总理衙门，却还没有丧失慈禧的信任。饭后，他又前往奕劻的王府，不巧的是，恭亲王正在颐和园面见太后。傍晚，他接到小站军营的电报，说多艘英国兵船在大沽海口游弋；荣禄也传来电报，说已调聂士成的十营兵到天津，驻扎在陈家沟，并要袁世凯迅速回防。袁世凯还要等待皇帝的面训，暂时不能回津。当天晚上，他与幕僚起草给皇帝的奏疏与荣禄的书信，正在秉烛拟稿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接着守门人持名片来，说是一位军机大人求见。袁世凯“急索片视之，乃谭嗣同也”。谭大人不候传请，直接来到客堂。

很有可能，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袁世凯比谭嗣同年长六岁，个子矮小，体格壮实，走路的时候还有些轻微摇摆，看似貌不惊人，但有些人觉得他“充满魔力和智慧的善于明察秋毫的眼睛，总能引人注意”。谭嗣同有文人少见的武人气，袁世凯则是具有革新思想的军人，他们是各自圈内的异类，是皇帝宠幸的新贵、城中的话题中心。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袁世凯日后写道。谭嗣同先是恭贺他荣升，接着要他进入内室，说是有密语要说。袁世凯支出仆从，两人进入内室。在照例久仰之类的寒暄过后，谭嗣同说袁世凯的面相有“大将格局”，又问起五号的请训情况。袁世凯说正在拟折请训，因英国船来到天津附近海面，他想急速去回防。谭嗣同却说，中国真正的忧虑不是外敌，而是内患。接着，他说起南海会馆众人的猜测，荣禄正在密谋废掉光绪，他对于袁本人也颇有猜忌。袁这次的超升，其实是多亏康有为等人的努力。谭嗣同又拿出一份名片状的草稿，打开一看，竟是光绪的口吻：荣某废立杀君，若不除掉他，性命不能保也。皇帝会在袁世凯初五请训时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回小营，带兵前往天津，宣读朱谕，将荣禄正法，并即刻代任直隶总督，然后昭示天下，封禁电局铁路，再派遣一部军队入境，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紫禁城。

读到此处，袁世凯已经“魂飞天外”，并诘问谭嗣同为何要围住颐和园。谭嗣同的回答一定让袁世凯飞往天外的魂魄更加回不来：“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他安慰袁世凯，除去慈禧的任务会交给湖南赶来的好汉，还不无威胁地要求袁世凯一定要答应下来，“如不许我，即死于公前”，或者反过来，“公之性命在我手中”。

袁世凯则试图说服谭嗣同。“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何况还有董福祥、聂士成以及淮军、旗兵各种军队驻扎，而新军只有七千人，另外“本军的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袁对谭说需要半个月以上的准备，才能答复。谭等不了这么长时间，似乎真的拿出一份朱谕。据袁世凯日后回忆说，“乃墨笔所写，字甚工，亦仿佛上之口气”，但他发现上面并无杀荣禄、围颐和园的字句，只是要扬、刘、谭、林四章京另议变法之策。

谭嗣同转而声称，这并非原诏，责怪林旭误事，未把原件给他。在日后的追忆中，袁世凯称自己此刻已然识破谭嗣同的谎言，却又要保持谨慎，因为谭不仅是天子近臣，而且情绪愈加激动，“几至声色俱厉”，更重要的是，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为了和缓气氛，袁世凯建议将政变时间推迟到九月天津阅兵之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他还许诺，一定劝荣禄请皇上前往天津。这似乎说服了谭嗣同，他再次强调袁世凯的重要性：“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谭嗣同又向他谈起皇帝与太后不合的原委，并发下狠话：“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将这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倘若这个场景属实，袁世凯一定被再度震惊。此时夜已深，袁以还有奏折要写为由，请谭嗣同离去。

对于那个夜晚，袁家的老仆多年后回忆说，“有一天下午八点多钟，突然有一个人求见袁大人”，门上拦不住，此人直入袁大人的书房。关于当晚的会面，“大人的精神很不安，那人态度很严肃，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簿子，请大人在簿子上签名。大人开始有为难的样子，最后还是签了”。老仆记得，袁世凯等那人走后，就匆匆地前往某亲王处。之后不久，老仆听说，“那个人就是谭嗣同”。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八月五日，北京城的节奏一切照旧。袁世凯一早赴宫门请训完，接着乘坐十一点四十五分的火车返回天津，“同城文武各官咸望迎接，一时颇为热闹”。康有为的离去则冷清得多，清晨四点，他把一切行囊留给康广仁，“在火车上买了一个包房，一直到塘沽”。

皇帝在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会谈持续了两刻，除去礼貌性的问候，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交流。维新派仍在继续上折，杨深秀甚至建议“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合成一邦。在附片中，他还请求挖掘圆明园中可能窖藏的金银，以作练兵之款。一位叫恩裕的官员上奏，请皇上下旨给孙家鼐，并转饬梁启超，务须不惜重金，聘请精于西学、通华语、识华文的西人主持译事，而以精华文、通西学的中国人辅佐之，专译西书。

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最后一章是一个戏剧场，每个人都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我在写的时候特别希望能会一点古希腊剧作家那样的雕琢能力，可惜当时没有这个能力，可能史料也不够。这也使我意识到中国历史书写得多么苍白，所有这些历史人物在重要的历史时刻、瞬间，像平面一样出现在历史书中。他们没有性格、主张，也没有情趣，好像已经是成形的历史人物作了这样对话，但现实不是这样的。写这章的时候，我在想做一种全息影像。

政变发生在 8 月 6 号这天，我这本书最后一章写到 8 月 5 号，真正的政变还没有到来。但是之前维新者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它以康有为离京作为结束，梁启超、谭嗣同留了下来，他们都意识到大难将至。

— 预告 —

康有为期待的“围园劫后”并未发生，他听到谭嗣同从袁世凯的寓所回来以后的情况，便迅速离开北京。1898 年 9 月 21 日（阴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软禁光绪帝，搜捕维新人士，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先后入狱，八日后问斩于菜市口。梁启超则在伊藤博文、林权助等人的帮助下前往日本，开启了流亡岁月，此后数年，他将辗转于日本、东南亚诸国、美国等地，将目光投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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