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去世之后，他没有哭泣

悼祖杂记

撰文 | 刘定之

一

二十多年前，我六岁，外公去世。我没有一滴眼泪，家人说这是因为我还太小，不懂。不懂什么呢，死亡吗？我觉得自己被冤枉了，死亡不就是生命的终结吗？

那时我想，死亡要分为两个步骤，死亡和的已故。因为我那时从未目睹过死亡，只能从影视和小说中想象。死亡是一个充满戏剧化的瞬间，生命力的火柴在燃尽前越发耀眼的那一刻；而已故只是一个平庸的状态，是灵魂离开后的毫无意义的躯体。其中的区别正像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扮演的中枪牧师，导演只想要已故，周星驰却极尽全力地去表现死亡。

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缺席了外公的死亡。记忆中与外公的最后一面发生在协和医院，模糊的人影围在外公的病床前，我知道外婆就在其中，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位置，其他只剩下介于编造与真实的画面。

外公在一个清晨离世，母亲照顾了外公一夜后，早上回家带回了这个消息。我好奇地问母亲那一刻降临时到底是怎样的景象，例如外公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不甘心地将手伸向天空吗？例如最后一刻外公会闭眼吗？母亲有亲自为外公合上双眼吗？

现在想来，小孩子的天真有时如此的不体贴和残忍。

几天后遗体告别的记忆要清晰许多。我第一次看到着新衣的外公，藏青色笔挺的中山装帮他找回了一家之主的威严。现在，作为成年人，回想起来这一幕才意识到，衣服下一定塞上了类似垫肩的东西，来掩饰外公已经被疾病折磨得皮包骨头的躯体。他病发时被舅舅背着送去医院，我一路跟着，亲眼见到原本合外公身的衣服在舅舅步伐带起的风里摇摇荡荡。

一名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女子在恢复之后转院。图片来源：法新社

我甚至不知道该不该称托住外公遗体的东西为床。那只是一块金属板，锃亮的寒光，我不禁伸手要去摸摸，想知道躺在这样的钢板上会不会冰凉得难受，随即又想到，躺在上面的人通常没了感受。

我一直没想过自己会缺席外婆的死亡。母亲告诉我，养老院管理方告诉她，外婆是被急性的腹泻压垮的。生理的死因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外婆死于瘟疫。

我也没想到自己至今也还未哭泣，或许我真的尚未理解死亡吧。

二

瘟疫以一种若隐若现的姿势改变着每个人的习惯，一方面，我们在各种的照旧中不经意忘记了它的存在；另一方面，我们在习以为常中偶尔惊醒，这是瘟疫在瞬息之间强加给我们的习以为常，以彰显它对死亡的主宰。就像脸上的口罩，我几乎已经忽略了它带来的不适，除了耳后隐隐作痛还会偶尔提醒我，病毒仍游荡。

不真实还来源于隔离。我们的时代第一次遇上圈禁，一个深深依赖于流动、流量的社会被强制停滞，几乎将所有的原子分割，关在独立的盒子里。人们的五感只能全部投入一块屏幕里跳出的影像和符号，它们充满了矛盾，意义不明。仇恨、激动、绝望、希冀、恐惧、勇敢，所有原始的情感很可能在一则新闻中同时迸发，互相冲撞和撕裂，当万事万物都被质疑、争论而不被信任，一种无法克制的不真实感席卷而来。

不久前山呼海啸般涌来的互联网未来、虚拟世界未来现了原形，不堪一击。仅仅封城三天，居民已在百无聊奈中歇斯底里地朝着窗外歌唱或约架，绝望着渴望那一点点甚至带着敌对意味的真实互动。仅仅是对面灯光里不甚明了的面孔和汉骂填充的回复，就拥有了远远比手机里不断翻新的条目更多的真实。

外婆过世的消息就是如此不真实地传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我的手中，只有来自母亲的一条精简到顶的讯息：外婆去世了。对，只有五个字，让我一度怀疑这是一条被折叠的横幅，母亲想要说的是某位朋友的外婆的不幸。

但没有。“外婆去世了。”五个字，我等待微信刷新，再刷新，还是只有这五个字。我拨过去，母亲哽咽着说完一句话就摁断了。留下我一个人苦苦思索，如何在周身一切的不真实中，找到这件一定真实的位置。

三

然后我梦到了外婆，诡异与温馨交错。我梦到自己在行走，不停地行走。穿过沙漠，穿过绿洲，接着又是校园。外婆在后面默默地跟着我，不会靠近，也不被落下，她还是佝偻着，但是身子健朗，毫不吃力地跟着。对着我笑，我向她招手，呼喊，她只笑笑，让我知道她看到了，听到了，却不应，不行动。我想迎上去，她便退后。我便知道是梦了。在我知晓的那个时刻，梦就失去意义。

梦里是许久以前的外婆。近年因工作原因，我每年只有春节和国庆回家，这样的横截面让外婆的衰弱变得格外明显。

发现她耳朵听不见了。

发现她走出卧房会气喘吁吁了。

发现她认不清我了，常把我和表哥弄混。

当然最后一点可能是假象，她打小印在脑海里的大小姐脾气曾被生活关进了深处的监狱。如今衰老拆除了监狱的墙，重新将这些渴望关注和呵护的小脾气放了出来，示弱便是最好的武器。我很难判断她是真的混乱了，还是假装的。

上个春节，外婆颤颤巍巍地走进客厅，一字一句却精准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定之，我们什么时候吃午饭？"

北京，一位正在购买粮食的老人。图片来源：路透社

衰老将我们和她疏远。她的记忆渐渐无法更新，使我们的对话失去目的，失去内容。可能从那一刻起，我默默明白，在心里说服自己，离别近在咫尺。一个人唯一可以用来对付时间的工具是记忆。但当一个人无法再产生记忆时，时间的流逝是不是也停止了？只可惜一个人精神上虽然不再感觉得到时间的流逝，身体却毫不客气地辜负你。我见到外婆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年底姑姑去养老院探望她，给我和母亲发来的。外婆只能躺在床上，右手压紧被子，露出了几只枯瘦的手指。她侧过脸来对着镜头微笑，眼神炯炯，特别令我放心。

那好像是我在梦里见到的眼神，好像就是我在梦里见到的微笑。梦里的外婆更年轻，这或许是我有意识的编造。她走后，母亲将过去的老照片全部翻了出来，一张张传给我看。我才发现自己也在遗忘，记忆里的外婆，在被照片激活前只剩下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了。

或许，对于一个寿终的人来说，衰老最可怕的不是对死亡的必然预言，而是身边人记住了太多自己的龙钟，那些年轻时的高光被排挤到了角落，那是遗忘的边缘。

四

照片里不仅有外婆，也有我，还有过去的老房子。准确说，老房子并不是照片里的背景，照片是在屋顶拍下的。屋顶是我童年重要的游乐场，平整，宽阔，是比楼下巷子出色得多的足球场，邻居们在楼顶架起的晾衣杆就是我们幻想的，需要突破的对手。缺点也挺明显，顶楼的邻居总会上来驱赶我们，奔跑踏得他们不得安宁。

初生的牛犊还会做一些看来疯狂的行径。旧房子的设计在美学上没什么考究，用以遮挡阳光和雨水的窗檐是用砖头直接砌在了房子外墙上。我们就翻过楼顶的围墙，站在窗檐上，互相炫耀。炫耀什么我早忘记了，若不是照片，我都想不起这些细节，毕竟我有恐高症，难以置信曾经的自己如此狂野。

有一次外婆到屋顶晾晒被褥，我兴奋地给她演示我们的特技，刚翻上围墙，她就冲了过来，一把拎住我，一路拖回家教训了很久。

“你知道一不小心掉下去就粉身碎骨了吗？”

“对门那幢房子，去年有个人从九楼跳了下来，脑浆溅了一地。”表哥还在旁边添油加醋。

外婆做出一副要给表哥一巴掌的姿势，他嬉笑着，算是认错，又算是不认错。外婆的手掌落下，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她总是这么做，不惩罚我们，只是警告。

到了夏夜，屋顶也是大家的乘凉之处。外公和父亲一人搬着一张竹床，妇孺则拿着家里木制的、竹制的小板凳跟在后面，浩浩荡荡的一条长队上楼。乘凉激动人心，因为那是一天当中，唯一一段小孩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屋顶上追逐、叫喊、打闹。没有人会投诉我们，驱赶我们，相反，人们这时投向我们的眼神里，多多少少有着慈爱。

躺在竹床上的我最爱看天上的星星，为什么神话传说里从不缺席的银河，却在我的天空里从不现身？我问外婆，她就拿一张小竹凳坐在床前，一手拿着蒲扇，缓缓柔柔地拍，另一只手搭在床边，抬头陪我一起找银河的踪迹。

搭在床边的手臂布满密密的，短小的皱纹。她在抱我时习惯左手托住我（外婆是左撇子），右手环过来将我扶稳。我便喜欢抱住她的右手，格外喜欢她皮肤略粗糙的独特触感。我爱搓呀搓呀，自己细嫩的皮肤和她将老的皮肤摩擦，是我无法形容的，外婆的感觉。

五

我想起了曾在长江大桥上，外婆抱着我的留影；在东湖的公园门口的那架飞机模型旁，外婆抱着我的留影；在家里，在屋顶，在许多地方，全是琐事。

正如外公和外婆的家庭地位，我的记忆中那些剧变的都清楚地关联着外公；而外婆则如水，如雾，平淡地润入生活中的边边角角，在记忆中流淌；而当画面定格，却又难以回想起外婆具体存在于哪里。我记得外婆为我准备早饭，准备午饭，准备晚饭，我记得她为猫准备小鱼，却一点都不记得，她是何时做的，如何做的。我记得她，就像记得空气一样。

淡淡的不可或缺。

直到死亡，一场改变世界的传染病成了外婆最终的注脚。突兀和丑陋，好像前半生纠缠着她的幽魂，终于越出了四川盆地，拜访并带走了她。安享晚年的高潮永远都在结尾，似乎只有最终躺在床上，在家人围绕之中的离去才真正完成了安享，少哪怕一秒，都让人犹豫这个词语是否恰当，无论在之前她享受了十年、二十年，还是四十年的天伦之乐。

没有家人看到了外婆离去的场景，这种过去被我轻视的无关紧要的细节，直到这一刻才展现了自己的重量。没有人看到，就没有人能够复述，没有人能够记录，记忆无凭无据，一切又回归想象。但想象是虚妄的、是善变的、是无法依靠的、是令人迷路的，因此也是令人畏惧的和令人憎恶的。

没有家人看到了外婆离去的场景，没有家人见到了外婆的遗体。母亲告诉我，养老院匆匆递来一张性别上分明写着“男”的死亡证明让她签字。母亲忿而扔掉。有那么一刻，我自私到侥幸或许只是个残酷的误会，这次不幸落在了另外一家不幸的儿孙头上。接着更恐怖的想法找上门来，如果性别能粗心犯错，那死亡呢？

没有家人见到了外婆的遗体。去世后四十九天，外婆的骨灰盒得以入土，而我只能坐在屏幕前，想象着不知品牌、型号的车，载着骨灰盒，载着活着的人，驶出殡仪馆。记得外公火化那会，我站在殡仪馆的院子里，望着那根孤独刺进天际线的烟囱，一阵阵吐出已忘记颜色的烟。周围随着节奏响起一阵阵哭声，每个人都在揣测哪一缕烟是亲人所化。

他们会走大桥还是二桥？小时候出于某个已忘记的原因，外祖父母带我逛过大桥。我站在桥头堡的士兵面前学着他敬军礼，我央求外婆或外公抱起我，这样我就能抓住桥栏看看正下方的船穿过脚下的桥。

然后路过光谷，路过森林公园。这么些年来基本只有在祭拜外公时才会路过光谷，眼见着那里从一个盖着厚厚灰尘的大转盘变成一座商圈广场；森林公园当初独树一帜的仿木材的大门却渐渐破败，老旧的黯淡代替了鲜艳的木棕色。

最终，外婆的骨灰盒会被放置在外公旁。最终，两位已故的老人在可知的未来里永远地留在这里。

我仍未哭。

随着疫情的全球化，我们也再次发出邀请，邀请身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加入这次征文，观察、记录你所见证的危机与转变，它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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