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进行时，北京城的众生相

1898

时间：1898 年

地点：北京

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1898 年 6 月，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开始变法。

康梁崛起：新旧两派冲突暗涌

在光绪召见之后，梁启超受命筹办译书局和编译学堂，同时又卷入《时务报》改官报的纠纷中，与汪康年反目成仇。

康有为在北京获得了真正的影响力，皇帝似乎明显对他表现出兴趣，他的身边也确实围绕着一个能量巨大的小团体。除了万木草堂的师生，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陈其璋等御史也是康有为热切的追随者，张元济、寿富、阔普通武是更松散的成员。此外还有李盛铎这样的人物，时而表现出维新意识时而又因政治考量走向相反的反向。

在官品上，这个团体处于权力的边缘，大部分人只有六品至四品的官衔，最显赫的李端棻也只是户部仓场侍郎而已，勉强算是高官。不过言官的特权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影响力，让他们成为一个高度活跃的团体。对于很多人来说，康有为可以直达天听，懂得皇帝的心意，他自己也乐于宣扬这一点，尽管与皇帝只有一面之缘。即使颇富维新意识的士大夫也常常对他们张扬的作风感到不安。翰林院学士蔡元培日后回忆说：“我虽然对他们表示同情，但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他与梁启超也是乡试同年，“但亦未与之见面”。

但另一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员很容易被“康党”的大胆主张所吸引。三十七岁的岑春煊是太仆寺候补官员，他生于广西的官宦之家，父亲岑毓英曾署理云贵总督。他以性格鲁莽、暴烈著称，这一年春天结识了康有为，加入保国会。礼部主事王照时年四十岁，同样脾气暴烈。这个直隶人有位声名显赫的曾祖父王锡朋，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死于定海的三位总兵之一。王照自幼对诗文缺乏兴趣，热衷于天文地理、兵法、中外掌故。他二十岁时中秀才后，却投考了京师同文馆，成了林乐知、傅兰雅编译书籍的热心读者。1894年他在会试中高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他也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翰林学士，享有“身躯奇伟，治事有能名”的名声。

王照最初惊异于康有为的思想与行动，却没有出现在保国会的名单里，跟康有为也没有深入交往。在这个群体中，梁启超的个人光芒再度收敛起来。尽管“康梁”的称谓已四处流传，而且经由《时务报》，他在士林中的声名甚至比康有为流传得更广，但在现实中，他远不似纸面上那般文采飞扬。王照频频去南海会馆，只遇见过梁启超两次，还不如见到徐致靖、杨深秀、谭嗣同的次数多。他猜梁启超更像子游、子夏一样的人物，以文学才能而不是谋略与组织著称。张元济也有类似的观感，“卓如固不羁之才，然以云办事，则未见其可”。

康梁崛起的同时，新旧两派的矛盾与冲突也开始升温。变法的急切与焦躁引起了许多反对声音，以礼部尚书许应骙为首的礼部堂官抗议废除八股等事，却被皇帝罢黜，这一人事调整如同官场地震，令新旧两派冲突越演越烈。

军机四章京：广开言路的进步与荒诞

推动变法过程中，康梁陆续举荐自己的同党，如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所谓的“军机四章京”，这些人卷入中国政治的核心。他们其中比较清醒的人已感到步履维艰，务须小心翼翼。比如刘光第，他觉得这个任命迟早会招来祸端，他给家里人写信说，新派和旧派的关系已是“势成水火，将来恐成党祸”。而杨锐在给朋友的信里说，皇帝与太后不和，“变法事大，祸且不测”，他意识到自己深处要害地位，“死无日矣”。

杨锐（左）与刘光第（右）

四章京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各种上书。广开言路的结果之一是许多荒诞、可笑甚至毫无可行性的上书传入军机处。其中有一封上书署名“汉水渔人”，他说自己从师学道在洞中修炼多年，神通广大，今望气知太平之运将至，故奉师命下山立功，以继姜子牙、诸葛孔明而起”。还有一个贵州举人说，要征集天下的壮士，以三千人组成敢死队，“日日操练，结以信义，如果遇到事情就三千人横行天下，先行直当其锋”。同时也有合理的建议，一位刑部主事建议在北京设立煤气路灯，另一个说北京应该有电车，而且用收电车费来支付修路的费用。

一个被长期压抑、没有表达机会的社会，突然开始表达之后，绽放出的混乱是有生命力的。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这一章写得最困难的是梁启超，关于他的资料太少了。他一定替康有为拟了很多奏折，但他具体做了什么事情，所记的资料非常少。他的朋友王照、张元济都说过，好像梁启超不太办事情，很多在后面写文章。他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现在也不清楚。存留的史料很少，大批的信件也遗失了，因为当时梁启超与许多人的通信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抄走了。我们很难描绘在那个躁动的夏天梁启超做了什么。

所以这一章我在描绘各种情绪，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此消彼涨，互相观察，变革一方身上那种洋洋得意，梁启超也必然不可避免那种躁动，我很想描述这种感觉，而且我想历史就是这样的感觉。

现在去南城找各地方会馆的旧居，都察院应该是人民大会堂一带。都察院、翰林院、包括东郊民巷一带，是一个非常密集的区域。这个区域里，各种谣传信息肯定互相流传。我觉得那是一个充满谣言的夏天，一些误认为自己掌权的维新者充满了亢奋，一些觉得要自己失去权力的那些传统力量充满了焦灼。另一些人可能更清醒，比如蔡元培，他觉得这样的维新方式很难成功，他怀疑地看着这一切。

那一年的春天和初夏中国遭遇了巨大的事情。1897年末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很多人认为这是甲午之后中国又一次面临被瓜分。到了农历3月底、4月时，大家误以为英国人会帮助中国人要回这个地，结果英国人又顺便把威海卫割掉了。当时还有亲俄派，误以为俄国人会帮助中国人完成某种制衡，最后俄国人把旅顺又拿走了。中国各个地方都面临着被瓜分的可能，所以这种焦灼感是刺激所有人做出行动的重要原因。

维新变法当时形成了很大的风波，但这个风波仍然像一个大的茶杯里的风波，它的很多东西没有扩散到更广泛的区域。他们都是政治的局外人，很难理解权力如何运转，像那些老谋深算者，像李鸿章他们都会很清醒地意识到这样是很难的。但后者又敬佩这些人的勇气，因为掌握权力或者了解权力的人不敢做出这样的推动。盲目和无知可以给人带来勇气、推进行动，历史大部分都是非深思熟虑的、盲动的。

我对他们的感受还是佩服、同情居多，当然怀疑也很多，但这都是我们的后见之明。他们那时候都是年轻人，梁启超25岁，康有为40岁。我今年都43岁了，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推动我公司变化都觉得难得要死。他们普通话也不太好，能在那个时候的北京做出这样的努力，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变法这个东西很难讲，我觉得可能无法怪罪这些文人和知识分子，面对僵化、庞大的系统，比如英国的系统，他们的社会改良者，从来有生存的缝隙、有表达空间。但中国这些缝隙、空间太少了，多元的结构太弱了，单元的结构很难形成良性的改革力量。因为我们整个制度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这使得要不就全盘的压迫感，要不然就是突然推翻，中间缺乏过渡的、回旋的余地。

戊戌可能失败了，但它留下了很多种子，变革的种子、观念传播的种子。它们可能在十几年后发生了作用，本来变化都是缓慢地发生作用。我们现在可能仍然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之中，因为这么大体量的国家发生变革，它需要的时间可能更漫长，我们需要耐心等待这个漫长。

— 预告 — 

9 月，炎热的天气逐渐转凉。但焦虑与不安却在北京城中蔓延，变法阵营对变法进展迟缓深感焦虑，旧派官员因近几个月来频繁的人士调动、部门重组感到不安，太后的意见由最初的支持逐渐转为质疑和不满，皇帝处在决策的中心左右为难。各种声音彼此对抗、喧哗，形成一股巨大的气旋，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戊戌变法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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