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清零的第二天

写在武汉清零的第二天

撰文 | 金不换

一

“武汉闹 SARS 了。”朋友跟我说的时候，我正在吃饭。

“SARS？”虽然长在北京，SARS 于我而言，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名词，那一年冬天留下来的回忆，是街角的一张蓝色的海报，上面一个红色的拳头，旁边是整整齐齐的：“万众一心，抗击非典”。

那一年，是 2003 年，我 4 岁。

此刻，是 2019 年的最后一天。我 20 岁了。

北京一个检查站的保安。北京各社区的居民必须证明自己身体健康。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隐隐约约的不安，当然不会成为正常生活的阻碍。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去吃了一顿海鲜自助，尽管那病毒据说发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那一餐，我吃了很多很多三文鱼刺身和炸鱼。

第二天，自习如常，考试如常。身边的同学陆陆续续撤出武汉，甚至有人改签了火车票只为早些离开。不安的阴霾确乎笼罩着所有人，但是随着央视的辟谣，“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有限人传人”的说法，人们似乎安定下来。

事实上，当时我的心里并不放心。出于一种对官方辞令的怀疑，我知道，所谓“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这类严谨的话术，不过是为“高度怀疑人传人”所蒙上的一层遮羞布罢了。专业人士总有办法用专业的语言达到其所希望的目的，这是政府常见的造谣手段。但是，人传人究竟可怕到何种程度？病毒的致死率究竟如何？这一切都无迹可寻，那所有的担忧也就顺理成章可以理解为杞人忧天。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期末论文和托福，才是眼前的头等大事。

你知道，在大多数时候，健康，是大多数人默认的前提，而非可选项。

在几百人的考场里考整整一上午的考试，旋即去吃饭、看电影、坐火车、聚餐、宴请。而后坐春运的火车跟随旅行团去东北玩 7 天，现在想想，在没有口罩的彼时，没有感染，没有传播，真是造化。

大概，当时的武汉市和湖北省，也是一样的侥幸。

可是运气不总是管用的。

二

证实人传人的时候，我正在住镜泊湖宾馆。给宾馆题字的人，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邓小平。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空气中开始弥散起了紧张的氛围。新型冠状病毒突然成为了人们谈论的话题，下榻的宾馆配发了口罩，机场的人群纷纷戴上了口罩，麦当劳开始消毒，咳嗽的人们开始经受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

1 月 21 日，我返回北京。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气氛就在这一刻，到达了冰点。

几乎是在同天，管轶的采访刷屏朋友圈。“这一次我怕了”，“感染人数会是 SARS 的十倍起跳”等言论随着焦虑在人群中扩散开。其实也不劳管轶教授赘言，所有生活在中国语境下的人们，都知道如此突然的，宛如壮士断腕的封城意味着什么，尽管政府的辞令依然是“可防可控”。

1 月 25 日，我坐上了去海南的班机，偌大的飞机舱，只坐了数十位防备森严的乘客。我本不愿出行，是半年未见的姥爷的电话，“我真的好想你啊”，让我踏上了去海南的飞机。

接下来的日子里，愤怒成为了我唯一的情绪：武汉市和湖北政府的不作为，频频贻误战机；口罩和防护服的匮乏让医护人员被迫前线肉搏；床位的紧张和医务人员的匮乏；肺炎患者被迫在公众平台求助和政府大张旗鼓的入户排查——这近乎荒诞的逻辑（这近乎相当于蛇对大象说，你可真难缠）让人瞠目。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变成了看数字，我甚至因此把丁香园和人民日报变成了我的最常访问，但是人数依旧在每天增长，成百上千人的增幅触目惊心，而背后亲人的泪水，家人的心碎，在这个春节远远比鞭炮声更加透彻心扉。

的确，在愤怒的背后，是一种巨大的荒诞感和震惊感，是一种在当下这个中国，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强烈的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省主管竟然可以三次报错口罩这样重要的战略物资的产量，一市的官员竟然可以瞒住国家指导组的专家，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竟然可以用铁链的绳索锁住一家人的门窗，人们仇视的对象竟然不是病毒，而是湖北人。假如我们拉上无知之幕，作为一个湖北人，听到“返乡探亲就是不肖子孙”这样的宣传时，心中会作何感想。可是，这样的近乎于阶级斗争的话语，在几十年以后的中国，竟然以正义的姿态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那时节，看的书是《倾城之恋》：“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位、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是《生死场》：“王婆这半天的痛苦是没有代价的，王婆这一生的痛苦都没有代价了”。是《台北人》：“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是《鼠疫》：“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未来已经成为那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虚无缥缈。”读文学作品从来不会让人变得开脱，只会让人陷入更深的绝望和愤怒。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从历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训是人们从历史中无法汲取任何教训。

更重要的是，切肤之痛。在武汉学习整整两年半，对这个城市有了某种不可救药的归属感和依恋感。看到视频中空无一人的长江大桥，和冷冷静静的汉街时，几乎不可避免的落泪。窦贤康校长走上新闻联播的时候，阴霾下的武汉大学宛如一个浩大的葬礼现场，所有的孤魂冤鬼在尚未盛开的樱花树下如泣如诉，戚戚然，泪千行。

尽管，也不全然是坏消息，各个省份的医疗队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看着医护人员走过我无比熟悉的天河机场，也会怆然涕下。我不知道这些医护人员，在踏入这座无声的人间地狱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一样，听见地狱中的无数生灵在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或者我和我一样，在心底呼号“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城市”。

也许有人说，愤怒是无能的表现。可是，在这场灾难面前，谁不是无能的人呢？再没有什么事情，像这次疫情一样，让人感受到自身的卑微、渺小和无助。任何一个人都成为了病毒的潜在感染者和传播者，我们甚至无从知晓自己是在何时何地惨遭毒手。我们甚至发现，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种种自由，都可以轻易被剥夺。政府的一纸文件，可以让我们失去出门的自由，失去回家的自由，失去在一国境内通行的自由，工作和学习会被无限期的推迟，考试会无限期的取消，基本的医疗无法满足，出入公共场所会填写永无止境的体温检测和身份登记，尽管我出示了健康证明，尽管我不知道那些纸质的体温登记，会被如何保存，又会如何发挥效用。今天早晨看到一则报道，标题是庆祝武汉的市民可以预约登记下楼了。当下楼也需要预约登记，不知道这样的新闻到底是不是真的可喜可贺。

在病毒面前，在集体面前，个人的命运永远是渺小无助的。

周一，武汉东风本田汽车厂的工人在吃午饭。政府关于湖北放宽限制的公告，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引发新一波感染。图片来源：法新社

三

可是，这是集体和个人应该有的形态吗？这是国家力量和公众力量之间应该有的形态吗？

在这次疫情期间，国家的强有力的介入，毫无疑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强有力的封城举措，毫无疑问是明智的，令行禁止的编户齐民的政策，也毫无疑问阻断了疫情的二次传播。更毫无疑问的是，万众一心支援武汉，政府的一声令下，所有的病患居然可以免费治病——不计成本，不计代价，所有的企业集体变成了口罩生产厂，全国可以调动的医疗资源全部蜂拥武汉，核酸检测从一测难求到出口海内外，更遑论拔地而起的雷神山火神山，数十家方舱医院，完成了数万人的“应收应治”的目标。这毫无疑问是中国速度，也是中国奇迹。

“不计一切代价”的承诺，政府做到了。

可是，这足以说明，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形态理应如此吗？

毕竟，不要忘记，前期的隐瞒，爆发以后的医疗资源集中调配而产生的种种乱象，医院修建工人的无处可去，滞鄂返乡人员的无路可走，以至于到今天湖北的解封困境，也都是集体力量带来的困境。我们当然可以承认，集体力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办大事。可是，不惜一切代价，原本就可以办成任何事情。因为阻碍一切事情办成的原因，即是代价本身。更进一步地说，在不惜一切代价的面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代价。只是凑巧，你没有成为代价，就像凑巧，你没有成为湖北人一样。

疫情中，群体的情绪占了上风，而个体的诉求，被无情压制，以正义的名义。

最近的一件事情，是北京一处隔离点的归国人员，因为想喝矿泉水而和武警官兵发生争执。住过宾馆的人，也都知道其中的热水壶是何等不堪。也正因为如此，大部分的酒店都会提供两瓶矿泉水，以供住客饮用，甚至不够时可以向前台再次索要。因而，在宾馆中喝矿泉水，本不是什么过分的需求。

可是网上的声音却是——“防疫期间，怎么来这么多需求？”

这样一种疫情面前，个人消失的逻辑，我以为非常可怕。因为按此逻辑，一切合理的需求都可以荡然无存——有饭吃就不错了，你们武汉人怎么还要吃活鱼？有肉吃就不错了，垃圾车运输有什么了不得的？有菜吃就不错了，菜价贵点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在当下的语境里，用集体的不容易来强行要求个人体谅集体，当然是政治正确，却并不合理。

更何况，政府做到这些，真的那么难吗？襄阳政府会向武汉捐赠活鱼，武汉的垃圾车运肉被要求整改，政府努力平抑菜价，如果连这样的举措政府都可以完成，那么在每一个隔离点配备一箱矿泉水——一种并不紧缺的资源，又何难之有呢？让政策变得有人情味，真的不难。就像我今天收到的来自武汉政府的一条短信：“留观患者的伙食费标准为 120 元/天。”这样的短信让人心安。

武汉出现过用垃圾车运肉的情况。图片来源网络

事实上，在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面前”，政府的眼中往往只有目标，而达成目标的每一个人，则成为齿轮下的花朵在所不问。就像当疫情成为工作的核心目标时，封城成为了唯一且必须的手段，政府当然会选择封城，可是却不会再问一句，封了城，然后呢？政府目光里黑暗的死角，是民众的微光闪烁的时候。

更为致命的是，当集体意志的眼中只有某种单一目标的时候，什么时候该舍弃这样的单一目标，就成了问题。当我们承认疫情防控成为最重要的工作时，什么时候疫情防控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却没有人可以给出具体的量化标准。

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巨大运行机器的集体，朝着某种单一目标前进的时候，具有惯性，而这样的惯性使得集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湖北省的其他地区的疫情早已经解除，可是因为武汉乃是湖北的重中之重，于是武汉一日不除病毒，湖北一日不得安宁，整个湖北省成为了武汉的陪绑对象。

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集体具有的惯性，使得集体的决策整体落后，而集体中的每一个零件，也因为集体的存在而不敢轻举妄动。在全国多地已经归零的情况下，湖北的疫情仍然严峻。此时的集体的决策是矛盾而复杂的，即希望在疫情和经济发展中寻找平衡，可是此时，集体中的个体此时该如何听命呢？于是大多数省份选择停滞不前，毕竟在这样的矛盾下，按兵不动往往是最不错的选择。可这，又是另一种的延误。政府的调节和规划往往落后于现状。

政府的决策，未必是最优解。

四

但是，这依然不妨碍网上出现了“抄作业”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背后无非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的做法是最优解；第二，中国的做法是唯一解。

这两点毫无疑问都值得怀疑。

正如前文所说，抗疫成功的标准，从来不是病毒是不是消灭，人类是否存活，因为按此标准，世界上任何一场抗疫都是成功的。而是应该以代价为标准。可是我们明明已经付出了血泪代价，又何敢轻言成功？这当然不是最优解。

更何况，各个国家的抗疫也都有可取之处，新加坡的抗疫同样颇见成效，韩国的疫情也在增长至一千人以后火速掉头。中国的方案，当然不是唯一解。

可这依然不妨碍人们弹冠相庆，甚至高呼，此生无悔入中华。

事实上，中华一词，原本就是骄傲的象征。我们居于中原（中国），且自命为华夏。中原，和四方相对，华夏，与蛮夷相对，居中国而治天下，这叫宅兹中国以平四方。四夷至于我天朝上国，当然是来朝贡的，或者来观礼的，或者来谢恩的。华夏与四夷，绝非外交关系，而是君臣关系，或者说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当然，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野蛮人的唯一原因，也是和天朝的制度不符，毕竟当时的英国，也因为国王没有实权，由民众组成议会，而被清朝斥为野蛮民族。

在这样的体系下，忠言必定顺耳，反对即为异端，天朝上国无可动摇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

可是，在当下，当真如此吗？哪怕当真如此，在全球化的当下，在这场全球性流行的疫情面前，我们有必要非得争做世界殊嘛？

还是“唯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祸到公卿”来得实在。

五

傲慢的声音原本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抗衡的力量。

社会作为一个多元的群体，原本需要个力量进行制衡。政府的声音固然重要，但民间的声音，媒体的声音，同样是不可缺失的一环。在做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声音反倒会成为独立于群体之外的，更为真实的表达。这也是在史料划分上，当时人的日记和书信，往往被称为第一手材料的原因。

可是在疫情中，这样的声音被压制了，以这些言论并不是正能量的名义。

这样的说法乍看起来并不错，正能量，万众一心的信心和决心，当然重要。特别是对于病患而言，相信自己可以战胜病魔的毅力和决心，当然重要至极。于是，当方方这样的作家发出批评和异见的声音时，有人站出来责难这些异见者——为什么不看到光明的一面，而要看到黑暗的一面？

可是，批评本身，为什么不是一种正能量呢？为什么批评本身，不代表着一种光明的力量呢？难道只有宏大的叙事，和悲怆的痛哭，才是这个社会的正能量吗？如果批评本身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为什么不是一种正能量呢？究竟是批评是一种负能量，还是因为我们讲批评定义为负能量，导致批评不断减少和消退，使得这种难得的批评，变得扎眼和不正常呢？

更何况，文学的目的和意义，本身即不在于创造正能量，甚至不在于新闻记者所追求的客观和真实。毕竟，正能量可以由政府创造，客观和真实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的存在，而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即在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尽管这意见有时是偏见。但是这偏见，根属于人性，会让读者看到其他角度所不及的视点乃至于盲区，会让人们看到人性中所有的脆弱卑微乃至于不看，这就是批评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文学的批评和价值。也唯其如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会成为千古绝唱。这样的诗句并不容易，需要敏感，需要定见，需要足够强大的内心。

也许，文人多半还有书生。那不妨换一个词语，知识分子。事实上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即来自于著名的“雷德福斯上尉事件“在那次事件以后，法国的左拉和雨果，为了遭受不公的雷德福斯上尉辩护，而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宣言》，在那份宣言中，他们这样写道——

“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讲是处于对立面的，知识分子是否定性的传播者，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认为自己所持的是准政治的对抗立场，知识分子是支持国家的观念重要，还是批判更为重要？我的立场是，批判更为重要——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知识分子，原本如此。

在中国的当下，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远远不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消失本身，而是公众在知识分子的消退中体现出的矛盾的心态。这样的心态具体而言之，就是对于钟南山、李文亮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的狂热追捧，和对于方方这样说出来另一种真话的人的抨击乃至于封杀。人们似乎一方面希望追求真实，另一方面却又缺乏对于真实并存的异见的勇气。人们似乎希望这个社会上存在唯一的话——而且这话必须是真话。可这并无可能。社会绝大多数的事实是，真理和谎言并存，正见则在其中艰难求生。

失去了哪一片面包，三明治都不可能成为三明治。

六

今天是武汉归零的第二天。

风波在以极其缓慢的方式归于平静，社会的齿轮在以极其缓慢的方式恢复转动。

当然，这是中国。世界范围内，新冠病毒依然肆虐，大多数人还在遭受着中国人曾经遭受的苦难。

我坐在咖啡厅里，等待着武汉城门的开放，等待着生活回归正常。

也许有一天，新冠病毒会变成所有人的回忆，也许“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会成为“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另一种表述。

确实，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但倘若忘记了凛冬的寒冷，才是对春光的辜负。

随着疫情的全球化，我们也再次发出邀请，邀请身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加入这次征文，观察、记录你所见证的危机与转变，它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投稿邮箱：anonymous@owspace.com

Launched in 2009 by an independent bookstore in Beijing, One-Way Street is a quarterly journal that publishes essays, fiction, poetry, art, and criticism by emerging writers and art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