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夏，突然到来的变法

1898

时间：1898 年

地点：北京

人物：梁启超、光绪帝

皇帝推动变法

在变法气氛的影响下，梁启超决定留在北京，参与变法。1898 年的夏天，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进行变法的政治动员。

《定国是诏》又名《明定国是诏》，是 1898 年 6 月 11 日由光绪皇帝颁布的改革纲领，旨在表明展开戊戌变法的决心。

一个月后，皇帝才满二十八周岁。他生活在一团矛盾中，看似握有无边权力，又被无边的规定所束缚。四岁时，他就被从父母身边抱走，在姨母的严厉目光下、在无数的训诫中成长，很少享受到家庭的亲密感。他生活在一个双重的世界，一方面他被宫女与太监包围着，后者乐于传播种种阴谋与流言，会被任何微小的个人利益所引诱；他还要生活在翁同龢、孙家鼐所描绘的道德与使命的世界中，心忧天下，为黎民苍生负责。

爱新觉罗·载湉（1871 年 8 月 14 日 — 1908 年 11 月 14 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

从儿时起，他就过分的繁忙，“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在一些诗歌中，他偶尔流露出杜甫式的情绪：“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

他没有同伴，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他的称谓、他的行动，甚至用的颜色都被灌输一种独特性。“玻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衣服帽子里面，腰上系的带子……无一不是黄的……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心底”，溥仪日后描写过皇家的情形，光绪或许有类似的感受。

他很少有机会真正地行使权力。他不能够选择自己的妻子，甚至性生活也要遵循规则。即使宣称亲政，他仍要遵从姨母的意志。依靠翁同龢的鼓舞，他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几分“乾纲独断”，最后却败得一塌糊涂。他想推动变法，却不知如何下手。

作为皇帝，他被要求全知全能，从淮河水患、江西教案到西北的暴乱，都必须即刻作出批示。这套专制系统是为头脑敏锐、精力旺盛的皇帝设计的，比如无比勤政的雍正，而到了光绪这里，大多数时刻他只能在冗长的奏折上批注“知道了”，“着照所议办”。他还要面对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清帝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它被迫进入一个新世界，还要迎接一连串的屈辱。与历任的先皇不同，他不仅要精通满文与汉文，还要试着学习英文。

康梁参与变法

《定国是诏》颁布两天后，皇帝的老师、清流派的意见领袖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同时上谕令接受太后赏赐及新任文武重要官员需向太后谢恩。皇帝的不自由感日益加剧，主动变法打破局面的渴望也日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分别召见康有为与梁启超，听取他们对局势的见解与变法的建议。

我试着想象梁启超觐见皇帝的场景。一大早，梁启超就前往朝房等待，也要跪在铺着黄帷布的桌子旁，等着皇帝问话。对这次珍贵会面的细节，他从未谈及。很有可能，这个习惯早起的人还一直处于清晨的迟钝中，也被巨大的权力所威慑。他没有康有为式的自信，可以随时展开一番说教，浓重的广东口音恐怕也阻碍了他的表达，这位大名鼎鼎的主笔，经常连“好”与“孝”都分不清。

皇帝也许在梁启超面前抱怨了新政之艰难、旧党之阻挠、大臣之不明新学，询问了他在《时务报》的经验，对变法的看法。也可能，皇帝并不在意梁启超说了什么，在这些维新者身上，他能找到一种少见的放松与亲密感，尤其是对梁举人，这位或许是最年轻的被召见者，比他自己还小两岁。

这一次会面之后，康梁在士人群体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种影响力的增加与翁同龢的开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许多人认为康梁即将成为皇帝身边炽手可热的“红人”。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康梁都是读书人，读书人对世界的想象经常是挺简单的，他们认为理念、思想可以直接带来驱动，尤其是当它结合权力的时候。中国读书人有一种对书本的迷恋，比如卷子答好了就可以中状元、当官的思维，书读好了或者道理搞清楚了就可以推动各种变化。他们一直在推动某种变法，加之皇帝亲自决定要变法，他们觉得这一切变化就会到来。

在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好像传达了这样一个印象，明治天皇下诏书说日本要搞维新了，然后日本的变法就发生了。而且在他的描述中，明治天皇不信任那些老臣，他要找一批年轻人成为他的助手，来推进变法。他也在暗示，他们这群人就是年轻的助手，要参与变法，有新的空间。

阳历 6 月 11 号，皇帝终于说要推动新法。他的诏书很短，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举措，但这足以令很多有维新思想的人欢呼雀跃，觉得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万木草堂的师生更是如此。

这一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权力转折，翁同龢突然被免职。当时有很多猜测，普遍认为是慈禧不喜欢翁同龢，她为了制衡光绪皇帝而去掉他身边最重要的一个支柱。日后的历史学家考证说，可能光绪皇帝也不太耐烦翁同龢，因为皇帝想拥抱新世界，不喜欢翁同龢的保守，他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皇帝有很多任性的时刻，可能免职在一次任性之中就发生了。皇帝处于无所不在的控制之中，任性是他表达个性或自由的唯一方法。但我觉得很可能仍然是来自慈禧的压力，否则皇帝如此优柔寡断，断然做不出这么决绝的行为。

那真是一个谣言的夏天，翁同龢常年在京城文人名士之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突然离去，大家会怎么反应，是巨大的失落吧，或者觉得前途迷茫。所以那是一个充满了惊愕、迷茫与希望的夏天。

— 预告 —

1898 年的北京初夏，皇帝召见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事件体现了皇帝的变法决心与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不久，变法进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他们的主张终于有了转化为现实政策的可能，但也让他们在现实情况中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下一节我们将讲一讲他们如何变法，产生了怎样的矛盾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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