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乱中返京

1898

时间：1898 年

地点：北京

人物：梁启超

京城再陷危机：康梁联合筹办保国会

1898 年，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俄、德、英、法先后租借中国土地，寻求更多权益，令“瓜分豆剖”、国家将亡的恐惧深深印刻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身上。此时北京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清流派李鸿藻、洋务派恭亲王先后辞世，李鸿章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暂时失势，谁将主导政局前景不明。

康有为的政治敏感性再度发挥了作用，他开始上书。这次上书不同于以往的冷遇，他得到了张荫桓的支持，还有翁同龢的接纳。他终于有机会在总理衙门见到了各位大臣，他的上书被传到了皇帝手中。在官员李盛铎的支持下，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宣扬“保国、保种、保教”，拯救国家危亡。

李盛铎（1859—1934），江西省德化县（今九江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历任清朝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中华民国时期，曾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议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

同年，梁启超离开湖南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这次会试他又失败了，没有考上功名，但更主要忙于去应对危机。他带来了《时务报》的笔触与思想、时务学堂的改革经验，与他的老师一起展开规模浩大的保国会运动。与过去的强学会不同，这一次办会他们加入了演讲环节，这是过去中国士大夫文化中所少有的社会活动。

演讲会中，康有为的表演能力令人难忘，他总能向听众灌输一种迫切的危机感，这在当时尤其是一种罕见的能力。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演说是个全然陌生的技能，他们很难不在众人面前陷入慌张，还饱受方言、口音不通之苦。“一方面中国的文人学者历尽千辛万苦，不断完善其文字表达，另一方面，他们的方言、口语在表达上极不规范，疏忽懒散”，一位美国人对这种极端对比深感意外，他发现，“一个受过教育的文人的口语与一个贩车卖浆、目不识丁的苦力相比，竟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楼上下皆满，听着有泣下者”，康有为自比明代大学士徐阶的讲学，后者在嘉靖年间灵济宫讲授阳明学时，听众高达五千人。很多听众认可了这种吸引力，一位江苏籍官员说“入馆门已闻讲座，大声击节”，便在名录上署了名，他对于结识梁启超、麦孟华也颇感兴奋。

当天众人还拟定了一份《保国会章程》，来说明聚会的宗旨。“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混，思维持振济之，故开斯会以冀求保全，名为保国会”，除去北京，他们还要在上海设立一个总会，同时“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它将设立内部管理组织与会员制，会费二两。梁启超这两年起草过各式章程，他很可能也是这份章程的主要起草者。

保国会的没落

康有为独特的演说魅力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北京上层官员注意到他的存在，不过对于保国会本身而言，参与者的态度既有期待，也有不安。参与者与发起者的认知不尽相同，没有太多人把这次聚会当真，以为它不过就是另一次京城文人聚会而已。现场秩序也不无混乱，很多人“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有人回忆说，演讲尚未结束，现场已经一片狼藉。杨锐甚至当场睡着了。

他们对“保国会”的名称与意义缺乏兴趣，杨度甚至把它称作“康长素茶会”。这位湖南举人保持着对康梁师徒的一贯嘲讽，得意地说起自己与梁启超在长沙的激辩，并乐于听到外界将其称为“驱梁启超之事”。

一些广东籍官员对于聚会选在粤东会馆深感不安，他们对所有的“会”都感到恐惧，尤其是当召集者是康有为时。许应騤与兵部侍郎杨颐率先起来反对，四天后，也就是闰三月初一，第二次聚会被迫移到贵州会馆召开。

可能是最初的新鲜感已然散去，或是第一次大会不令人满意，参加第二次会议的只有不到一百人。梁启超登台演讲，回忆了三年来京师气氛的变化：在甲午年“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十人中充其量只有一人相信，随着胶州湾、旅顺、大连与威海的相继割弃，再度来到北京的他发现，士大夫“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

他还提到了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与弗兰肯斯坦的比喻。梁启超相信，保国会正是促进中国醒来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真的能醒来吗？曾纪泽曾认为中国已经醒来，却败于日本。三年过去了，从上海、长沙到北京，更新与瓦解的力量都在生长。

相较于三年前的强学会，保国会的规格相去甚远，没有一位当朝大员成为公开的赞助者。这种情景也折射了北京的权力变化，清流派领袖几乎都退隐了：李鸿藻在半年前去世；翁同龢仍不会公开表态；张之洞不信任康有为的思想与品性，为了驳斥他日渐盛行的学说，甚至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劝学说》；而文廷式、陈炽、汪大燮、沈曾植、张元济这些中层官员们要么不在北京，要么抱有怀疑。康梁的言论与学说带来了不安，而梁启超与汪康年之争也造成了他们的分裂。

梁启超在这一刻，既充满期待，又不知未来如何抉择，前往上海还是重返长沙？命运已不由他来选择，京城与中国即将进入颠簸、兴奋而不可控的时刻。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1898 年春天，众多举人再度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同时面临另一场国家危机。当我进入 1898 年时，这本传记开始变得难以书写，一方面材料众多，我要面对整个 1898 年，从胶州湾危机开始的一连串北京政局变动。另一方面，梁启超的材料非常少，他不再是整个维新中的主线式人物，他再度变成了一个参与者，作为康有为的助手出现，作为集体创作或集中行动中的一个很少留下记载的声音出现。

我在写到最后这三章时觉得很困惑。可能有朋友会说，之前梁启超的面目还是相对清晰的，尤其在上海、在《时务报》、在时务学堂，好像到了最后三章突然变得模糊起来了，而翁同龢、康有为、袁世凯变得清晰起来，梁启超去了哪里？但我不知道梁启超去了哪里，也找不到任何记载他去了哪里。从这章开始，我又开始描绘整个北京的时局变化，那种气氛，梁启超是这个气氛中的一部分。

这章梁启超等于是离开了长沙，他想回上海养病，同时他也要去北京参加会试，上一次他去北京参加会试是三年前，《马关条约》签署前后。他说自己被父亲逼迫去会试，可能对他父亲这样一个新会的乡村读书人来讲，不管他的儿子多么鼎鼎大名，都赶不上金榜题名时那种快感。从这点也看出整个习俗和传统的惯性多么强大。此外，返京会试也可能出于梁启超个人虚荣，或出于康有为的召唤，他的万木草堂的同学也要去参加。

我在康有为身上特别感觉到“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1888 年他第一次给光绪帝上书，被认为是疯子。过了十年，他开始被接纳。他在总理衙门作了一番狂谈，很多大臣觉得他幼稚，但在一个危机的时代，那种确定性、那种笃定会是一种力量源泉。别人都没有办法，这时候一个人非常明确说我有主张、我有变革的方法，尽管他可能是乱七八糟的，但其他人会不由自主去听他的、去跟随他。康有为这种强有力的性格，甚至封闭式的性格，在一个混乱的时期非常有力量。

— 预告 — 

1898 年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年，在不懈的上书之下，光绪帝终于注意到了康梁等维新力量的存在，他决定召见康有为等人，探讨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康梁所期待的事情最终到来了，但同时他们也卷入到更大的漩涡之中。下一集我们将会随着梁启超留在北京，继续参与新的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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