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将人类打回了丛林

论口罩

撰文 | 胡赳赳

口罩是一种防御机制的显性表达。它悄无声息地成为“制服”的一部分，如果说现在社会上所有的人具有一种“统一性”服饰的话，那么非口罩莫属。制服意味着高效、统一和职能。制服使人异化为职业人，而口罩使人异化为防御人。

从来没有一种全民式的动员方式，使得口罩成为比袖章或徽章更加流行的紧急用品。它甚至成为争夺的战利品，也成为拦路抢劫的军需物资。

由于口罩具有“蒙面”的特性。人在戴上口罩以后，有一种主观的心理上的暗示，就是具体的人消失了，或者说“我”隐身了。也就是说口罩后的人可以相当嚣张地去测试为所欲为的限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 2020 年年初发生的事，有些人戴着口罩掩面而泣，有些人戴着口罩篡改数字、越权管理，也有人像强盗一样公然打劫。不能忽视的是，一些底层的无路可走的人，他们因为戴不起口罩，便去垃圾堆中拾捡，或者像原始人一样离家出走老死户外。在自媒体的放大下，跳楼者和上吊者兼而有之，如此记录下来实在是令人痛心。

口罩背后既有制度的保障或失灵，也有人性的支撑或坍塌。制度与人性可以比作是口罩的两根系带。一个耳朵说，制度是不正的；一个耳朵说，人性是卑鄙的。最近流行一段“汉骂”，一位中学教师怒斥社区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与百货超市的捆绑销售，似乎非常解恨。

好的制度促使人性向善，不好的制度促使人性向不善，即使它不一定是全然恶意的，但至少是不怀好意的。它使得人性会去看笑话，故意慢半拍，或者是以卡住别人为乐趣。比如说，看到随着疫情而来的倒闭潮，一定有人内心幸灾乐祸。穷人看到老板倒闭，拍掌叫好：欢迎你回到穷人的队伍中来。看到通货膨胀，拍掌叫好：以前只有我愁眉苦脸，现在好了，大家都愁眉苦脸。看到有人自杀，也要拍掌叫好：至少我还没惨到如此。人性中有幸灾乐祸的本能，这种本能必须靠制度予以纠正，只有当每个人的保障都被列为重要事件时，这种幸灾乐祸才会消失。

南宁，正在排队买口罩的民众。照片来源：美联社

社会上有三种人：吃肉、喝汤、坐冷板凳。如今，他们只有一张面具：口罩脸。长期坐冷板凳的人忽然有了“用武”之地。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当然是坐冷板凳的主要构成，但也有一些被社会边缘化或无情淘汰的渣滓、混混或豪强之士，便踊跃了起来，设卡拦路、为虎作伥、欺人太甚，假装关公耍大刀。

口罩是最好的道具，村庄、路口是最好的舞台，抖音是最好的直播工具。无耻么，表演无耻是最大的快乐。恬不知耻便是形容这帮人的。既便王阳明再世，也难勾得起他们的羞耻之心和恻隐之意。所以，他们比王阳明遇到的剪径毛贼更加顽冥。

但是他们实在是恬不知耻的小巫。大巫是宋代钱时说的“膏泽不下于民”。某些机构敢于在国难时将物资任意挪用分配，决非一时之心血来潮，而是长期的习性所致——一直以来，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故此为之而淡然。

有些人最好还是戴上口罩，因为面容丑陋。他们在日久的权力浸淫中，不知道如何说人话，也不知道面对镜头时如何表达。西方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权力会导致脑损伤。其观点不妨写在下面：加州大学达契尔·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的研究发现，权力影响下的受试者们，其行为更加冲动，风险意识更低，更不善于从别人的观点观察事物；加拿大的神经科学家苏克温德·奥博海（Sukhvinder Obhi）研究发现，权力损害了一种特定的神经过程，一种可能是移情作用基石的“镜映”。

凯尔特纳因此提出“权力悖论”，解释这种脑残行为的发生：我们一旦拥有权力，就失去了某些我们最初获得权力时所需的能力。

中国人的俗语叫“肉食者鄙”。英国的神经学家戴维·欧文（David Owen）说：“傲慢综合症，是一种权力占有障碍。”其中临床症状包括：明显轻视他人、失去与现实的联系、焦躁不安或行为鲁莽，以及无能的表现。

这每一条都可以在疫情中得到验证：置他人生命安危于不顾是明显轻视他人；瞒报是失去与现实的联系；封城断路是行为鲁莽；以及每一项具体的事务中都体现出无能。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则将权力描述为“使患者的同情心终结的肿瘤”。“何不食肉糜”的事还少吗？想当然地把大量物资集中于“一家”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不知道，当一个城市的火葬厂都运营不过来时，这是什么样的惨状？

当然，有一种制度是知行不合一的，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吴思称之为“潜规则”，表述为“合法性伤害”。既便法律规定的内容，在潜规则的执行上，也可以视若无睹。正如公司注册时，都必得有一个公司章程备案，但这个章程不过是程序而已，没有公司会傻到照着章程办事。一般的情况肯定是，谁权力大谁说了算。假若搞不清楚谁权力大、或者权力双方边界不清晰的话，那难免有明争暗斗的事情发生：小到办公室政治，大到国际政治，都是这般残酷。

香港，正在排队买口罩的民众。照片来源：欧新社

对于口罩的争端——稀缺、分配、争夺——似乎又回到了丛林法则，各展神通、各自为政。在没有叫停之前，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也可以合纵连横，东南几省市便宣称互相不扣押物资。而西部城市与北部城市则像小孩子过家家，你扣我口罩，我便扣你别的物资。与其说这是权谋，不如说是弱智和幼稚。难道就没有人有大局观和大局意识吗？或者说，用一种程序正义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文明和野蛮，其区别仅仅在于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场瘟疫将大多数机构、大多数人打回原形。生命付出的代价便是按下了暂停键。人人自保的情况下，有一种系统性失灵的局面出现——社会的发展机制似乎一路高歌，但防御机制却破绽百出。有些人又在骄傲地宣称，口罩起源于中国的发明。他们会摆出证据——重点是外国人的记录——那意思是连外国人都承认了，早在 1275 年，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载：“那些伺候皇帝饮食的人，口与鼻子一律蒙上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薄巾，使他们所发出的气息不至于传到皇帝的食物上。”

口罩用来掩盖口鼻、隔绝气味和污染，这手段西方人很快也省悟了。但是他们没有用来搞享受，而是被迫如此。14 世纪，鼠疫席卷欧洲，至使三千万人直接丧命，尸体来不及处理，尸臭熏天，人们自然用衣袖捂住口鼻，后来干脆用纺织品把口鼻裹住。

正如纺织也是中国人的发明一样，考古说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就有丝织和绢片出土。记录周王朝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诗叫《七月》，言“蚕月条桑”。另一首诗《瞻卬》中有“休其蚕织”。而在《氓》这首诗中有“抱布贸丝”。可见，养蚕、织布、贸易在三千年前，便已大成。

然而很多事情离不开人的本能与智能，你能想到，别人也能想到。争论谁最先发明，自有其意义；但不能把先祖的功劳，占为己有。家底再厚，也经不起坐吃山空。祖上如何，后代炫耀而无惭意，这几乎成了中国子民的不治之症。

好了，我们现在索性承认口罩是中国人的发明。尽管马可·波罗面见忽必烈仍是捕风捉影的事；既便见上，这个侵略中国的蒙古皇帝为什么会被中国人视作自己的先祖，逻辑上仍有些漏洞。或许是因为基因的缘故？当代的科学家说，8% 的亚洲人携带有成吉思汗家族的基因。

中国人发明了口罩——阿拉伯人为了防止沙漠的风沙，把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但却从未声称自己发明了“身罩”——那又怎样呢？没有粉尘、瘟疫和气味的传播，口罩马上会被人弃如敝履。

人不能永远躲在口罩背后。但口罩有一个好处是：它抹杀了高低贵贱，使得背后的个体不辨面容，也没有权力和等级的区别。每个人都回到了他最初的状态，你仅仅是一个戴口罩的人，一个生命个体——这也昭示着我们的临终状态，也是这般赤条条地离去。如何重新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或者是每个人都要去思考的事。

滨州，一家正在生产口罩的医疗用品厂。照片来源：法新社

新闻上有市长戴着口罩检查小区防疫情况，结果被拦截的事。然后市长夸保安拦得好——这是一个鼓励赋权的行为，也是战时常用的办法。赋权者和被赋权者都得到了权力的确认。但是这样的赋权有扩大化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恶果：封门、盯人、把人放倒、冲进屋子里扇人耳光。一开始这种封锁瘟疫的行为尚停留在道德训诫的层面，但最终会扩大为道德绑架，人身攻击。而尤为荒诞的是，那些躺在家里无人照拂的病人却奄奄一息，求助无门。

戴着口罩的赋权者，更愿意向健康人示威，而不愿向染病人施救。他们分得清危险系数：即便冒着承受道德指责的风险，也应该从事较为轻松自如的工作。这与医生临危上阵的工作不同，医生的职业伦理决定了他必须坚守在临床工作上，同时，医生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之中既有主动高尚的，也有被动高尚的。医生是有生之年戴口罩最多的群体。为了提高服务与改善医患关系，有的医院院长曾经大胆实施摘下口罩、微笑服务，这在疫情的特殊情况下，回看时显得多有不慎。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效益考虑，但很不幸，口罩仍顽强地要回到医生的面部。

遮住鼻息与嘴部，虽然其好处是人人都成为个体；但不妙的是它亦有脸谱化的功能，脸谱化很容易加入某种大合唱。无论是黑的、白的还是彩色的口罩，也无论是防霾、防尘还是防飞沫，亦无论其标有 95 还是 Ｎ95，它显示的是一种集体的意志，这个意志不以个人为转移。如果你揭下口罩，在群体中行走，要么会受歧视，要么会遭攻击。既便你分辩自己是健康的，也不怕别人传染，也保证不给别人带来麻烦，终究没有人会理解你这种怪异的行为。

赋权者想到的是：老实点，不要干扰防疫工作。而个人想到的是：在没有危及他人时的自由界限在哪里。在口罩之下，每个人的心灵与理念是不同的，但口罩不由分说地把这一切给剥夺了。口罩大可以洋洋得意地宣称，现在，是我君临天下的时辰。听起来像是与病毒的合谋。

阴谋论不应该受到谴责。口罩不仅遮蔽了口鼻，也蒙蔽了认知。信息极端不透明，因此假若没有阴谋论的话，真相也不会被倒逼出来。阴谋论其实是一种推理，这种推理在搜集现有信息量的情况下得出结论。由于信息量的不对称和相对匮乏，阴谋论总是显得很尴尬——它通过打别人的脸而打自己的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以及不怕被证伪，非恶意的阴谋论应该得到鼓励。你不觉得它与科学是相通的吗，科学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中接近真相。

有时谣言不见得就是假的，而辟谣也不见得就是真的。谣言与阴谋论有某种相通之处，只要不是刻意造谣，谣言也应该得到允许，因为谣言是真相来临前的雾水，只要真相一来，雾水立马风干。但我讨厌谣言总会有市场或阴谋论总会有市场这样的话，那意思是说它们总是有需求的，或总是被操纵的，甚至是有利益相关性的，我只想说，让这些流言发酵还是衰减，是有选择的，这个选择就是给出真相。

空想家认为人类总会有一天世界大同，自由地呼吸——但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口罩存在一天，它便必然有它的意志，倾向于发挥它的功能，试图捂住人类的口鼻，有时以保护之名。但是把口罩焚烧呢？这种方式正如把媒体封杀一样，最后受难的仍然是整个社会。我们犹要警惕以“大同”之名，行“不耻”之事；以“奉献”之名，行“牺牲”之事；以“为你好”之名，行“干涉你”之事；以“保护”之名，行“扼杀”之事；以“口罩”之名，行“手铐”之事。

还有一种“口罩”是以“心灵闭塞”的方式出现。《大众的反叛》作者加塞特指出了民众的这种问题：“大众一旦陷入思维定势的泥沼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为主、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辞，统统胡乱地堆积在他的大脑中。”关键是“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

口罩与手机，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双重病态的体验：我们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躲避在家庭所组成的洞穴里，对他人进行种种责难和非议，仅仅为博个人娱乐的呵呵一笑。指责他人永远是轻易的，自责呢？自责永远是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指责他人——而是，基于良知的指责是道德的，否则，就有失于作为人的基本礼仪。

加塞特早就预见到，“今天，智识上的平庸之辈对公共生活的把持与控制或许是当前时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更何况我们还把媒体从看门狗变成了丧家犬，这便加重了此种危机。

口罩的出现，已经使得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使得临战状态降临而社会停摆。更重要的是，单向度社会的最终结果是丧失精神追求与批判理性。人们承认和接受现状，无论是何种安排都可以逆来顺受。但如此以来，社会变得消极不堪，人们没有动力去改善自身的处境。一切担子的重量，都压到了社会管理者的那一方。

马尔库塞认为，“单向度”标志着“自由与反对的衰落”。人们把受操纵的生活当作舒适生活来接受，把压抑性的社会需要当作个人的需要，把社会的强制当成个人的自由。

一时半会，口罩不会安静地躺回抽屉之中。在瘟疫被控制之前，它不知疲倦，怒气冲冲，希冀将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纱布和丝线都发扬光大。它也洋洋得意于各种造型，并且体会对人体的重新形塑。它把压痕印在人脸上，形成一种新的肌理特征，这在它看来是一种新的伤痕美学。它看到人类为了它，耍各种小心机并且冠以斗智斗勇的名号。病毒攻陷了肺，而它攻占了面部。

我们是否应该对口罩感恩戴德呢？向它宣颂它的丰功伟绩、不世之劳？如果不是它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在外科手术上做出的贡献、在历次瘟疫中做出的贡献，人类将不免有更大伤亡和不可预知的风险。

好在口罩无语，并不会做这样的暗示与要求。

疫情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也将长期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多双眼睛，继续观察、记录时代中的危机与转变。这些真挚而沉重的纪录，我们会留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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