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普通读者的胜利

1896

时间：1896 年

地点：上海

人物：梁启超

受澳门富商邀请办报

作为《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时年 24 岁，却已经是新生的政治评论时事写作的领导者，被当时公认为闪耀的才子。文章为梁启超赢来了巨大的声誉与名望，甚至有一位名叫何穗田的澳门富商主动邀请他去澳门办报。

何穗田家族的发迹史象征了澳门的命运。他的父亲何桂最初不过是一个码头苦力，但很快就因“孔武有力”而成为苦力头目，在一项庞大的填海计划中占得先机。广州在光绪初年禁止“闱姓”赌博后，澳门成了赌业聚集地，随即刺激了何桂的财富积累。何家的商业版图由地产扩展到博彩，再到鸦片、盐、当铺。当海外市场表现出对华工的旺盛需求时，他开设了“猪仔公司”，把苦力运往旧金山、墨尔本、新加坡等地。

何穗田是何桂的次子，“长脸、黑发、黑色眉毛、褐色眼睛”，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将家族生意扩展到更广阔的区域，他的赌博业覆盖东南五省，还把丝织业、爆竹工业引入澳门。财富也转化成政治与社会地位，何穗田不仅被葡萄牙国王授予勋章，还在清政府捐了一个候补道员。他乐意支持新人物，曾创建镜湖医院，聘请孙文开办“中西药局”。

报内矛盾逐渐激化

然而在巨大成功的背后，《时务报》的内部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越发不和，前者希望能够插手报务、而后者则希望取代梁的主笔地位，请来了同样年轻的江浙才子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章太炎的个性与他的文风一样格格不入。这位二十九岁的余杭才子乡音浓重，性格傲慢，口无遮拦。他的模样也令人过目难忘，“那突兀峥嵘的额头，看来好像生了瘤似的”，“丝一般的眼睛，确实有些与众不同……总是冷眼微笑的细眼”。

章太炎的学术态度也与报馆内康门子弟不同，他遵从古文学派，厌恶公羊学说，甚至把康有为比作钟惺与李贽，所写所说的是“病狂语”，将热衷于康有为学说的人比作推粪球的屎壳郎，混乱而虚妄。他曾专门撰文驳斥《新学伪经考》，对梁启超的文风也颇有看法，认为梁启超“好援其术语以附政论”，其实不过是科举花样。对于维新派这群人将“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的作风也颇为不屑，尤其是对于谭嗣同的《仁学》，认为他“怪其杂糅，不甚许也”。

他的政治态度更为激进，尽管他在文章中推崇革政，私下却是孙文的支持者，当梁启超形容孙文是陈胜、吴广之流时，他为孙辩护说：“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

这种理念与风格很快引发了冲突。章太炎在酒席上品评康门师徒的谈话激怒了报馆里的广东人。梁启超莽撞的弟子梁作霖公开说，他们昔日在广州当中殴打不信康有为学说的学人，要把这套作风搬到上海，他当众辱骂章的一位朋友是狗。情绪激动的梁作霖在章眼前挥起手臂，章尽管并未直接被打，却感到“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他甚至没有通知汪康年，就狼狈不堪地离开上海，结束了短暂的主笔生涯。

广泛的发行网络和读者群体

《时务报》的内容带给晚清士大夫从未有过的认知结构，它融汇了传统的忧患意识、外部世界的动态描绘，因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同时，《时务报》赶上了官方建立邮政系统的新浪潮，它的发行网络得以遍布中国及海外。

读者的范围远超编辑的想象。除了富有改革意识的官员、绅商，报纸还激励着很多普通读书人。汉口生意人“看者颇有”，他们最初不太了解文字中对现状的讥讽，但一旦读懂，就“狂喜不寐”。一位叫洪国光的低级官员致信给报馆，自称“幼读书即薄时文，大小试一战而止，十年作客，十年服官，九品不进一职”，他称汪康年为“老前辈”，并寄来稿件，期望刊登。

香港读者莫礼智也投书，想靠投稿“聊以舒胸中不平之气”。这些读者还转变成捐助者，他们力量微小，却饱含热忱，有位读者自称“常熟布衣”，感慨报馆“呼四万万黄种于梦呓之中”而捐款三元。还有读者被梁启超的文笔打动，送来“茶叶两瓶、南腿一肘”。

“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其闻且慕之且赞之，其摄力何若是之大耶？”梁启超的独特魅力也让张元济大为感慨。每日下午三点后，报馆开门迎接读者与作者。很多读者对梁启超本人颇感兴趣。一些无缘前往上海的，则来索要照片。高风谦在杭州见到梁启超之后，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汪康年，也期望汪能“惠寄影相，俾得悬之座上，以慰企慕之私”。刘鹗在第二十一期上读到梁启超介绍江西康女士的文章，在断弦四年后竟又有了春思，托朋友罗振玉函告汪康年及梁启超，请他们做媒。

这些读者中也不乏未来的变革者。一位叫沈克诚的普通读者勉强凑来十个银元，这位湖南人日后将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苏州的包天笑还记得，“当时最先是杨紫麟的老兄寄到一册，他宣布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阅，争以先睹为快”，几个人还据此组织协会，批评时事。绍兴少年周树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书汇编》”，“第二年总办是个新党，他坐马车时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有一次是《华盛顿论》”。安庆秀才陈独秀1897年前往南京参加乡试，被考场上的丑闻震惊，感慨“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的”，他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扬子江形势略论》，很可能是受到《时务报》文章的影响。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我最感动的是《时务报》的普通读者，他们是孤立的，有一些新思想但不知道新思想到底怎么回事的一些人。他突然读到这个杂志，而且这个杂志经常滞后几个月才到他们手里，他们体验到孤立个体跟别人连在一起的感觉。梁启超对他们来说像 superstar 一样的存在，是精神上的勉励。

读者也有各种权贵，像张之洞特意想把梁启超请到武汉去，为了他去放礼炮。他想让梁启超出任湖北一个书院的山长，相当于书院的院长一样。梁启超这么年轻，二十几岁，而且张之洞是当年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员，而且是著名的读书人。一个不可企及的人物突然这么对他充满了礼遇，我想他一定充满了得意。

后来胡适在上海也会读到梁启超的文章。很晚之后，毛泽东他们会在长沙读到。所以当时尽管是一份杂志或者一个报纸，甚至只办了两年多，但它的生命力非常漫长，这也是梁启超真正伟大事业的一个开端。

我想在这段时间，梁启超享受到名声带来的吸引力，包括忙碌、人生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也代表一种新的职业诞生，过去的媒体没有一个主笔赢得这么多年老的、年少的读者仰慕和赞扬。新生的职业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一个进士、举人，所以他是一个新舆论骄子的形象。他爸爸一心想让他考上进士，可能他爸爸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做一个主笔会比那些更有影响力。

— 预告 — 

梁启超在编辑《时务报》的同时，也积极地融入上海的生活，观察上海的风土人情，与当地许多士人保持着友谊。在他眼中，这个华洋杂处的现代都市有何魅力？下一章我们将谈论梁启超所生活的上海，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十里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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