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时务报》， 忧虑中国之命运

1896

时间：1896 年

地点：上海

人物：梁启超

《时务报》是晚清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它的成功触发了戊戌年前后的办报浪潮，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报刊纪元”。

孕育时务报：上海四马路与强学会网络

报馆最初的想法来自汪康年。汪康年是康有为当时的好朋友，也是张之洞的幕僚，一直想开创自己的事业；另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黄遵宪，后来的晚清诗歌革命就是从他开始，他也是广东人，非常欣赏梁启超。而梁启超当时在北京无所事事，前往上海办报对他是个吸引。做这个新的报纸还跟康有为有渊源，他离开北京后前往上海办强学会，获得当时代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出资支持，黄遵宪等人都是上海强学会的一部分。《时务报》是在强学会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报纸。

《时务报》起初是个小作坊，出现在上海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当时四马路一半是报馆、出版社，另一半是餐厅、青楼、茶馆、社交场合。这是一个思想和人员都高度流动的地方，一个商业化、消费发达的地方。

《时务报》第一册

四马路上的一品香是上海最著名的西餐厅，墙上的时钟、天花板垂下的煤油灯、壁炉，常令初来的客人们欣喜不已。食物也充满异域风情，当地人称吃西餐为吃大菜，一首打油诗写道：“大菜先来一味汤，中间肴馔辨难详。补丁代饭休嫌少，吃过咖啡即散场。”杯中的酒则是“纵饮休云力不胜，劝君且慢点香冰。白兰地本高粱味，红酒何妨代绍兴”。如果愿意，客人们还可以叫来自己钟爱的青楼女子一起来用刀叉进餐——这些姑娘们与这座城市一样，年轻、时髦。

梁启超熟悉这种环境，他编辑的《西学书目表》还收录了一本西餐烹饪指南《制洋饭书》。汪康年更是流连于这样的场合，认为喝花酒是获得新闻、拓展商务的重要手段，对他而言，上海是一座讲应酬的城市，在四马路的灯红酒绿中，北京同人“莫喝花酒”的忠告显得太过遥远。

对于这群青年，葡萄酒、牛排甚至姑娘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忙于忧虑中国之命运，争论新的知识发现。格致学与佛学是话题的核心。在摄于八月十九日的一张照片中，充分展现了他们的佛学，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宋恕、孙宝瑄、吴嘉瑞、胡庸七人在上海光绘楼合营，谭嗣同合掌而立，其他六人都盘腿而坐，或双手放膝，或双手交叠。或许是尚不习惯面对镜头，他们的表情都木讷、惘然，丝毫看不出酒桌上的热烈与兴奋。其中的梁启超消瘦、年轻，这可能是他平生拍摄的第一张影像。这照片也象征了某种上海精神：现代技术与古老的佛法，救世之情与纵情享乐皆并行不悖。

七人于上海光绘楼合影

时务报诞生：风华正茂的中西综合体

对于很多读者而言，《时务报》代表了一种改革话语的复苏。西方冲击给中国的经世理论带来了新的内容。写作于 1861 年的《校邠庐抗议》象征着这套话语的开端，冯桂芬大胆地说出中国与西方之差距，“人无遗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所以必须寻求西方富强的秘密。迫于政治压力与社会习俗，冯桂芬从未彻底公开自己的主张。他将作品进呈给李鸿章，成为自强运动重要的思想源泉。

一些敏感的心灵追随了这条路线，他们看到中国面临的危险，提出自己的应对主张。这些人可能是身处香港的新闻记者、洋行买办、外交官，抑或是一名恰好曾周游澳门、上海租界的低级官员，他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却无法将思想公之于众。

梁启超比他们幸运，遇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甲午战争改变了整个社会情绪，同样重要的是，印刷术正在重组中国人的政治与日常生活，公共舆论蔚然兴起。梁启超不再依赖奏章、幕僚式的建议，开始诉诸报刊。不同时代曾孕育出不同的写作方式：阮元推崇“文选”式的写作，借此打破考据家过分干涩的表达；曾国藩热衷于桐城派，相信这才符合重建一个被摧毁时代的道德需求。

梁启超则面对的是一个政治觉醒与知识爆炸的时刻，他要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这新知识版图融为一体。他还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来表达这个理念，像是对流行的桐城文体的反动，梁启超的行文“不是收敛的而是放纵的，不是简洁的而是蔓衍的。”

从万木草堂到《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梁启超的知识训练找到了释放之处。他不是一个原创思想家，亦非精益求精的文体大师，却是个情绪的把握者，知道如何刺激读者的神经、拓展他们的视野。他的写作与思考仍明显带有康有为的痕迹。康圣人在万木草堂那些汪洋恣意的演说、庞杂斑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孔子改制那套设想，都渗透入他的写作中。

梁启超一开始就在《时务报》里创造一种新的叙事，报里包含很多外国见闻，比如最早引进《福尔摩斯探案集》，介绍 X 光、潜艇，同时又有忧国忧民的社论，中国向何处去。此外，他们把散落在中国各地的幕僚、有才华的人，都变成他们的撰稿人队伍，把曾驻外国的使节，懂英语、法语、日语的，都变成他们的翻译队伍。

《时务报》作为中西合璧的综合体，一出生即风华正茂。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写到这三章的时候，我尤其亲切或者说兴奋。传统史学家写《时务报》一章就写完了，我写成了三章，跟我想呈现当时上海的气氛有很大关系，所以有很多拓展。当然跟我个人的经历也有关系，我的朋友就说，这三章里他们觉得我在写自传一样。我当时心里也有点这么想，但是我说出来还是有点厚颜无耻，确实有些心境相似之处，我的才能不能跟梁先生比。

我 24 岁半的时候去做《经济观察报》，执主笔，后来这个报纸变得很有影响力。大家觉得这个主笔是一个挺厉害的年轻人干的事情，其实它当时是个小报，黄色小报，印成黄色的，也没什么人重要，没人想做主笔。这个名字是大家瞎起的，在 2001 年中国新闻界已经很多年没人用主笔这个名字了。当时觉得是一个好玩儿的 title，我们报社已经有了首席记者迟宇宙，他也不知道给我个什么职位，出于莫名其妙的想法给了这么一个职位，结果我在写梁启超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回应。当时的主笔跟现在概念不同，当时的主笔相当于总编辑，控制整个的言论，然后编辑整个报刊。现在主笔主要写社论或者其他，不太一样。

我们要理解思想的传播，思想不是在单纯的思想空间里传播，而是在复杂的现实和生活空间里传播。在四马路的空间里，一边是严肃地谈论时事政治，旁边是各种吃喝玩乐。大家在欢愉和感官的刺激中，产生很多理性思辨，而思辨之中有感官的融合，又会使得思辨更丰满。我觉得人的思想传达也好、生产也好，都是在乱七八糟的氛围之中，我不相信纯粹书斋中的学者。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有偏见吧，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在那种混乱之中产生真正有魅力的思想。四马路上的活色生香，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年轻人会逃避掉这些诱惑。

— 预告 —

初任主笔，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就陆续写了《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系列文章，奠定了最初的成功。他的文章讨论了怎样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为何能在当时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重点讨论作为一个“报业新星”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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