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职业生涯 的迷茫与机会

1895

时间：1895 年

地点：北京

人物：梁启超

改革俱乐部：创办《中外纪闻》和强学会

《马关条约》撕破了京城以往的政治平衡，但新生的改革力量脆弱，官场内部充满矛盾。

上书之后不久，康有为打算回广东讲学，而梁启超独自留在京师。在康有为走之前，他们酝酿着如何把上书的集体情绪转化成某种行动，把有改革意识的官员结成一体。理念变成组织的过程很复杂，最初的发起者必须把自己变成某种联盟。

康有为作为最初的鼓动者，带着自己的想法到处跟人宣讲，并准备办报纸扩大影响力。于是，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由万木草堂的学生徐勤出资支持。他们还跟沈曾植等改良派的朋友商量做一个团体叫强学会，即追求国家富强的学会。

《中外纪闻》是清末维新派主办的第一份报刊，1895 年 8 月 17 日在北京创刊，初名《万国公报》；1895 年 12 月 16 日更名《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机关报。

强学会内部构成复杂，清流派加入其中，还有想沽名钓誉的和投机分子。比如有个人叫袁世凯，他原本是朝鲜的特派专员，估测朝鲜战争必败就提前逃回来了，加入强学会来巴结这些将来可能有势力的人。新的组织一旦获得了关注和影响力，就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场所。

梁启超在《中外纪闻》上写文章批评时局，这是他作为报人的职业生涯开始，但他管撰稿的时间短暂，很快便因他人弹劾而暂告一段。李鸿章的亲信、后党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强学会，致使组织内部愈加脆弱，恐惧情绪四处蔓延。随后强学会便被官方化，松散的、各抒己见的组织被取代了，梁启超也被排挤出这个圈子。不过这却是难得的一段体验，它为梁启超日后在《时务报》上的写作做好了准备。

恰逢知音：困顿时结交谭嗣同

改革俱乐部强学会被解散之后，梁启超很失落。突然之间，他失去了一切，他的事业、住所、人生希望都落空了，甚至个人衣物都被没收，只能“流浪萧寺中者数月”，只能在寺庙中暂时栖居。他罕见地用诗词来表现自己的情绪，袒露着传统文人式的感伤：“病酒厌厌不自支，算寒池阁海棠时。燕窥花屋愁轻别，鹊踏残英恋旧枝。归意速，起来迟。唾情狼藉无人知。年来看得韶光贱，满地嫣红独自归。”一天晚上，他与曾习经坐在碧云寺的石桥，失败感弥漫心头，两人对着明月，“语及国事，相抱而哭”。

但北京并非仅有失落，梁启超也意外结识了新朋友。在三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他正在曾广钧处做客。三十岁的曾广钧是曾国藩的长孙，也是年轻的翰林学士。在甲午之战中的湘军败落之后，他颇有一种自我放逐之风。他是梁启超在京师的挚友，当二人“坐久觉倦”时，仆人报有客到，梁启超于是起身告别。曾广钧示意他留下，因为来者是位“异人”，不可不见。这位异人身穿四品官服，是个英俊青年，有股旁若无人的气势，进屋之后脱下官服，开始高谈阔论，见到墙壁上悬挂的古剑，就拔剑起舞，“舞罢遂相与论上下千古事”。

这景象震惊了梁启超，他即刻与此人订交，随后迫不及待地把结识的新朋友告诉康有为，称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甚至认为他是未来中国总统的人选，唯一可惜的是他太过崇拜西学。

年长八岁的谭嗣同来自一个与梁启超截然不同的世界，父亲谭继洵官任湖北巡抚。他有一个充满坎坷的童年，十二岁时，在一场席卷北京的白喉病灾中，他的母亲、大哥、大姐相继丧命。谭嗣同侥幸过一劫，却从此迈入不幸。他与继母、父亲陷入了长期的紧张，自比为春秋时的申生公子，夹在父亲与宠妾间不知如何是好。他的科举之路更充满挫败，尽管父亲为他纳捐获得监生资格，但自 1882 年第一次参加长沙乡试以来，已连续七次名落孙山。

谭嗣同（左）与梁启超（右）

不过，他却是同代人中游历最广，读书人中最富侠义精神的一位。他到过西北大漠，也涉足过东南的台湾。他练过武术，长于击剑与单刀，一个目击者见过，他“蹲在地上，叫两人紧握他的辫根，一翻身站了起来，而那两人都跌了一跤”。他还是个音乐爱好者，“善南北昆曲，能歌乐章”。他沉迷于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式生活，结交的朋友遍及五湖四海，既有浏阳才俊唐才常，也有大刀王五这样的武林人物。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当时有上百种上书吧，不仅是举人上书，官员、军队的人也上书，不同的人都上书，形成压力。最初上书的是台湾举人，他们看到自己的省份被割让，非常愤恨。此起彼伏的上书，情绪一直在波动，我想在四、五月份的北京一定充满这样的情绪。

但是突然大家意识到上书没有效果，因为在烟台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换约，这个时候朝廷上跟李鸿章斗争的这些大臣也失去了动力。更重要的是考试结果出来了，除了少数要参加殿试的举人，剩下的就要散去，要回乡准备新的考试。这带来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这个士气散掉了，因为大部分人离去了。另外一点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失败的举人会把这些北京的群情激愤，他们的改革愿望带回到各自的家乡。

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感受，他们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在喝酒、吃饭、聊天的时候，说北京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其中有一部分幸运的人，在上海已经买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记》，把这些带回去看，就会变成一个传播。

康有为撰写的《公车上书记》

所以公车上书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作用，但它作为公共事件，开始进入很多读书人的内心。这种力量在日后的康梁变法中都起到某种酝酿的作用。

梁启超在这段时间里，开始有很多段子和传说。据说在 1895 年那次考试中，他本来要中进士，但他写的文章太像康有为了，那个考官很讨厌康有为，看完很不开心。结果康有为中了，梁启超没有中，但他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

梁启超的顺德同乡李文田，研究西北边疆地理，而且书法写得很好，很有名气。李文田还以善于看面术著称，过去的文人都喜欢研究《周易》，包括算风水、看面相。有一次在沈曾植家中清流官员们聚会，都是中老年人的聚会。沈曾植跟他说梁启超来了，也是广东人，很有才华。李文田也表示想见这个新会的年轻人。

梁启超进来之后，李文田一脸不悦，没跟他说话。梁启超非常尴尬，坐了会儿就离开了。沈曾植很欣赏梁启超，于是问李文田，说：“李大人，为什么启超来的时候你反而不跟他说话呢？”李文田说看面相，此后祸国者必为这个耗子精。后来，李文田当年就死掉了，如果他看到百日维新，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说得很准。这是很有趣的段子，我在沈曾植的年谱里看到的，看得我哈哈大笑，这是梁启超最初名人异闻的气势开始。

— 预告 —

在北京创办的《强学报》因朝廷中某些人的弹劾而被迫关闭，此后梁启超也结束了北京之行，在 1896 年动行前往上海，应邀出任黄遵宪、汪康年经营的《时务报》。他的人生即将迎来第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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