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2020/01/14

梁启超与公车上书

重新想象梁启超
1895 年,梁启超在等待会试的结果。《马关条约》的和议结果传来,同样也令他倍感震惊。他同康有为一道联合各省公车上书陈言时局利弊,“康梁”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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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时间:1895 年

地点:北京

人物:梁启超、康有为

1895年春夏,《马关条约》在日本签订。

公车上书:知识分子集体发声的时刻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两亿两白银、并割让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岛以及附属岛屿,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败于近邻日本——就在数十年之前,国人还认为日本不过是撮尔小国。惨痛的战败与赔款刺痛了当时正在等待会试结果的举子,他们决定联合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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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公车上书是清代历史上的创举,它本质上与东汉太学士议政、宋代士大夫的集体行动相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发声的时刻。常年的政治高压与自我审查,读书人不能议论朝政,更不能结党行动。但这一次,屈辱感战胜了恐惧与谨慎,它成功挑战了禁忌。这些举人们在圣贤书上读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而此刻突然有了某种表现渠道。他们第一次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出现,“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

举人联合上书也与南城独特的空间有关。会馆成为集结与动员的中心,同乡的京官将朝中的消息与情绪带给举人们,动员他们参与行动。地缘成了最佳的黏合剂。会馆密集分布,热情可以轻易地从一个省份传递到另一个省份,它甚至产生了一种竞争心理,每个省份的举人都想做出更有力的姿态,获取集体荣誉感。广东、湖南、江西的举子尤其突出:广东得风气之先,湖南因湘军神话赋予自己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江西的活跃则与文廷式的态度有关。山西举人也多次集体上书,原本无动于衷的举人都为此感动,刘大鹏记得,每次都是御史裕德接受上书,他与举人“相对而泣”。


康梁造势:缔造自我神话的媒体宣传家

四月黄沙漫天的北京,梁启超正在等待会试结果。《马关条约》的和议结果传来,令他倍感震惊。

直到四月初六,梁启超才第一次出现在上书名单中。都察院代奏了八十八名广东举人的上书,由梁启超领衔,麦孟华名列第五。而四月七日,又有二百八十九名广东举人上书,领先者是学海堂专课生陈景华,麦孟华列第六十三位,梁启超则是二百八十四位。

康有为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中,他认为自己具有超然的位置,只要梁启超、麦孟华代表即可。与其他的举人不同,草堂师生的政治嗅觉极为敏锐,仅仅是广东的上书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愿望与能力,他们需要一次跨越地域的行动。四月初七,康有为、梁启超号召各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想要通过更多的联署,创造更大的声势,这或许可以改变和约的命运——中日双方要在四月十四日的烟台正式换约,那时才会正式生效。

聚会地点松筠庵是杨继盛的故居,这位明代嘉靖年间的员外郎,以弹劾权倾一时的宰相严嵩著称,被视为士大夫的道德原则的最佳表率。即使被打得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他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临刑前还在吟诵“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咸丰以降,这里成为日渐复苏的士大夫集会的场所,清流派尤其看中它的政治与道德意味,常在此聚会谈天。

按照康有为的计划,各省举人从七日到九日要一起探讨他撰写的一万八千字的上书,并征集签名,十日向都察院投递。康有为被一种强烈的激愤所占据,称自己仅用一天两夜就写成了这篇长文。而梁启超与麦孟华不仅参与撰写,还四处奔走、联络举子。

随后,康有为把他们的上书转成印刷品,在印刷业爆发的上海销售。他们的发声因而被更广泛的人群了解到,甚至很多人以为他创造了上书,他们的神话很早就开始被有意识的自我缔造。

22 岁的梁启超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政治历练,同时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明确地登上全国舞台。这一年还发生了许多小事,梁启超结识了谭嗣同,两颗年轻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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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历史充满了偶然。如果五四运动那天不是星期天会有这么多学生去游行吗?那天天气又很好,他们本来想去找美国公使递交申请,正好美国公使不在,这股怨气无处发泄于是转到了赵家楼。公车上书也是,很多举人考完试等放榜,这个情绪一直在酝酿,期间各种传闻。政治权力内部的斗争也有关系,清流派官员反对《马关条约》,甚至想继续作战,其实前线跟日本人完全已经打不了了,想继续作战很大程度是为了反对李鸿章,他们又会把这些消息传播给这些举人。

历史是由真实和幻想构成的,有些历史学家说幻想不重要,要找真实的东西。但日常生活中很多承诺受我们的情绪、错觉所驱动,所以幻想是驱动历史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甚至是主要动力,它跟真实同样重要。公车上书这章里可以看到真实的部分,万木草堂师生的确参与了这场伟大的行动,但他们在当时的重要性绝对没有他们日后所讲述的这么多。但同时我们要认可,他们日后讲述的、创造出的神话,对历史同样非常重要。很多考证都是历史学家茅海建老师、马忠文老师做的,不是我自己的发现,我用了他们的很多考证,而且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

其实我特别感兴趣的这章里写得很少,李鸿章去春帆楼去跟伊藤博文见面,春帆楼是日本第一个可以吃河豚的地方,李鸿章很喜欢吃鱼。我估计伊藤博文、李鸿章之前就见过,李鸿章在十多年前还夸伊藤博文,说这个人未来一定成为重要的人物,不可小觑,结果谁也没想到十年之后就跟他在此签订屈辱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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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九元老之一

我们想那个场景,在北京这些举人们在悲愤的时候,其实李鸿章也很悲愤,他们父子同时被派到马关去谈判,就意味着他们父子同时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出使是很可怕的事情,对自己的声誉是无法消除的伤害。陈宝珍之子、维新派的重要人物,陈三立当时就想发起一些清流派,要上书要请杀李鸿章。但这个是悖论,如果没有李鸿章去谈判,他们甚至找不出一个人去谈判。清政府之前派过两波前去谈判,都被日方拒绝了。

历史很多灰色地带。李鸿章当然有很多个人缺陷,但是他在很多时刻又是无法回避的存在,甚至是绝对重要的存在。结果到了 1901 年要签《辛丑条约》,更屈辱的条约的时候,还是朝中无人,还是找李鸿章去签,他签完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梁启超很快就为李鸿章写了传记,是李鸿章第一本重要的传记,给了他很公允的评价。那时候梁启超也流亡了,经历过失败的百日维新,世事变迁,我觉得他在心境上可能更理解李鸿章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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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成都

人物:许知远、宁远

宁远:但凡涉及复原过去的事情,史料文献必不可少。这本书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在史料搜集以及写作上,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您怎么应对呢?

许知远:最难的部分就是我对古文不够熟悉,古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丛林,那几年时间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旅行,尽管古文经今文经学我现在也没搞太懂。清代面对的是整个传统学术的终结,以及新学术新思想的开端,所以要处理的不是清代,而是汉代以来的一个巨大的传统,这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但是这个过程又引起了我对中国历史真正的兴趣。比如王阳明,他总是出现在康有为跟梁启超的对话里,陆王心学,陆九渊、王阳明到底在说什么。对我来说写作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冒险。空间的转换也是,不同的人到不同的城市是什么样的感觉。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我试着去懂,这是一个挣扎理解的过程。

读者:您如何看待爱读历史与非虚构的年轻人?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许知远:历史一开始就是以文学方式呈现的,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到司马迁的《史记》等等,都有高度的文学性。我觉得历史只是被当代学院体制给妖魔化了。历史其实蕴含了巨大的激情,它是展现人类戏剧命运的一个场所,是不同的人类性格、思想的交汇之处。我认为你应该去读历史,文学作品也是可以书写历史的,凡是能展现人类命运的东西,无论什么形式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思想是充满激情的,比如我们读到尼采时内心都是颤栗的,它可以穿越时间,刺破你。

读者:康梁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历史人物总会过去,总会烟消云散,那么烟消云散就是真的消散吗?

许知远: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召唤亡灵,他们不会烟消云散,因为每代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召唤亡灵。过去的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很重要。历史不是自然的,是人为干涉的。历史是丰富的大合唱,但在某一刻它是有领唱的,合唱中或许有杂音,这些杂音在当时或许被掩盖了,但是挖掘历史的丰富性就是去找到这些杂音,找到这些隐藏的可能性。梁启超一直在思考怎样让中国富强起来。他经历了中央集权崩溃的时代,他强调国家的意义,提倡在保证中央权利的同时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他所思考的是如何在国家和个人在之间寻求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梁启超的思想至少可以再持续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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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告 — 

这集我们描述了马关条约公车上书。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令国人产生了空前的忧患意识,它令士人陆续团结在一起组成学会,向外寻求富强之路。这些学会中创办最早也最有名气的就是康梁师徒创办的强学会。强学会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梁启超在办会期间又会与什么样的人相遇呢?下一次我们将讲到强学会的创办与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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