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2020/01/07

梁启超的1894

重新想象梁启超
1894 年,慈禧太后迎来她的六十大寿,与此同时,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就在这阴云密布的时刻,梁启超再次来到北京应考,并为康有为免于因“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获罪而奔走。梁启超第一次卷入到一个复杂的世界,他还没有开始崭露头角,但他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我想表达出那个时代的荒诞性,那么一个充满庆典的时刻,想庆祝的时刻,转身就掉入了悬崖。——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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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时间:1894 年

地点:北京

人物:梁启超、康有为

1895 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而剧变前夜,京城暗流涌动。

京城生活:甲午战争遇上慈禧大寿

1894 年前后中国的内外政治环境出现许多变化。年初因东学党起义,朝鲜当局吁请中国派兵协助镇压,中日两国先后出兵登陆朝鲜半岛,但却在起义平息后出现严重对峙局面,日本拒不撤兵,隐约有触发战争的风险。

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慈禧本希望通过大办庆典以显示归政之意,却遇上了甲午中日战争;光绪帝及围绕在皇帝身边的清流派,热切希望通过赢得战争树立威信、皇帝独揽大权。而清流派的主要对手是李鸿章等洋务官僚,李鸿章认为军队需要时间继续建设才能真正强大,同时他深谙太后不愿在大寿之年开战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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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号”战舰,清朝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之一

京城生活仍然自足、悠闲,很少有人感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叛乱的消息偶尔传来:湖南天地会的匪徒进攻江西,云南的邪教又起事了,河南有人自封终明王,四川爆发了一场教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事情对自己的生活毫无影响,它们仅存于官员的奏折中。


康梁返京:应考交友却陷入弹劾风波

就在这阴云密布的 1894 年,康有为、梁启超再次来到北京参加会试。

除去准备应考,万木草堂师徒游山玩水,吟诗作画,校书读帖,流连于琉璃厂,沉浸在士大夫的雅事中。康有为保持了一贯的傲慢,没像别人一样去拜会座师,据说这尤令广东乡试主考徐桐恼火。但他也赢得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一位对他尤其激赏,尽管认为他“中外形势惜未透辟”,但毕竟“此才不易得,宜调护之”。这位朋友就是康有为未来进入官僚系统的重要桥梁——张荫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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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1837~1900),广东南海县人,长期从事外交与洋务活动,深得光绪信任。

五十七岁的张荫桓也是南海人,他从未在科举中胜出,而通过捐班进入官僚系统,此时正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或许因为从未在传统的儒学世界获得充分的自我实现,又或是南海县与外部世界密切连接,总之他在外交事务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鬼使”,出任过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公使。回国后,他在北京的外交圈以直率、爱吃西餐、热爱打惠斯勒牌出名,被公认为清政府中的干练官员。

作为一位年长、更富权威的同乡,张荫桓对康有为欣赏有加。除去彻夜饮酒、谈诗论佛,他们还一起观看埃及的图片,他们或许会在这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文明古国身上看到大清国的影子。他们也谈起过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或许他们也会在先驱者身上看到自己。在这些会面中,梁启超只以配角出现,他尚未获得自己的声音,才华与独特性也无由展现。

这一年也发生了康有为第一次重要的危机——被言官弹劾。七月初四,也就是在中日正式宣战的第四天,给事中余晋珊上疏弹劾康有为,称他“非圣无法,惑世诬民”,竟敢自称“长素”(即长于素王孔子之意),他请求法办康有为。皇帝随即给两广总督李瀚章发去谕旨,要求他查办此事。

弹劾令康有为师徒陷入极度焦虑。整个夏天,梁启超都在忙于处理此事,他将新的朋友网络变成了一个营救系统,他请沈曾植发电给广东学政徐琪,请曾广钧致电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他还担心这样的力度不够,又通过张謇转请翁同穌发电给广东。但在此刻的北京,这实在是小事一桩,翁同穌甚至没在日记中提及。

虽然不完全了解紧张局势和战争初期情形,梁启超仍能感受到京城内一股好战的热忱。在酒席茶肆的闲谈上,人们以八仙作比主战派,李鸿藻是张果老,翁同龢是吕洞宾,礼亲王是曹国舅,张謇则是背着葫芦开药方的仙童。梁启超身处这个圈子的边缘,没人倾听他的观点,他“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但人微言轻,莫之闻也”,所以只能埋头读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

所幸汪康年与夏曾佑也在北京,在这两位朋友面前,梁启超还能畅所欲言。像所有敏感的年轻人一样,他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在混乱中看到了可能性。既有的富贵利欲都将被打破,每个人重新思考安身立命之所,这给予传道者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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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我在写这章的时候特别想描绘当时的场景。1894 年,甲午战争这一年也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慈禧是一个非凡的女人,她能在历次权力斗争之中胜出,一个年轻皇帝的嫔妃在庚子之变之后,能跟恭亲王联手战胜了顾命大臣,成为一个垂帘听政者。接下来这么多年,她可以牢牢掌握权力,有那么多大臣辅佐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似乎对她都是很臣服的。

但是真正跟她交流过的人,又觉得她好像对外部世界知道很少,都是家常谈话,像闲聊式的老太太。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她对权力一定非常敏感。比如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她被描绘成是腐败的、丧权辱国的,但也是在她的时代进行了中国最初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所以对她的评价是矛盾的,我肯定不信服过去教科书对她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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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在御花园

她是很有趣的一个女人,我觉得应该值得更多探讨,多少是时代使然,多少是她的能力使然。在这一章里,我写了她的六十大寿,她对此充满期待,这是身为女人的不幸。现在女孩子在女权运动中可能对她有很多同情,因为她是当时的异端,在中国的男权传统框架下,一个女人作为统治者面对多大的阻力。

梁启超当时已经娶了一个翰林院学士的堂妹李端棻,在北京有自己的家庭,他慢慢更熟悉京城。他也会观察整个政治局势的变化,但当时还是一个边缘人物,他 21 岁,他也想表达一些对战争、时局的看法,根本就没人听他说什么。我们现在也会一群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位高权重的中年人或者资深学者聊对 G20 有什么看法之类的问题,这时候过来一个北大毕业生跟你说说我对这事有什么想法,那肯定没人听他说什么,所以梁启超也是面对这样的状况。

当时的北京很闭塞,看不到新的什么消息。比如已经成为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两周之后才知道打仗已经开始了。上海的报纸运到北京,梁启超也可能很晚才看到。大多数人对局势非常模糊,到底日本人发生什么事情,朝鲜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是混乱的感觉。梁启超倾听这些事情,他肯定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也没有什么记录,他的记录是一个非常郁闷的年轻人。

为了营救康有为,梁启超做了很多努力。其实读书人、思想家,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像我们想象这么简单,都可能卷入到很复杂的一些事情里面。对我来说,这一章是梁启超第一次卷入到一个复杂的世界,国家危机、他老师遇到的危机种种,他还没有开始崭露头角,但他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我想表达出那个时代的荒诞性,那么一个充满庆典的时刻,想庆祝的时刻,转身就掉入了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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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77剧场

人物:许知远、李菁

李菁:你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写一个人物,你想通过这个人物写一个时代变迁。但看你的书,我个人有些困惑,比如,我觉得你的着力点在于时代舞台上面,你想知道在梁启超时代跟他同场有哪些戏剧化的人物,我注意到里面有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一些小散笔,勾勒出一个时代的一个群像。同时因为你的野心太多,你想写的人太多,舞台也太大。有的时候主角模糊了,大段的康有为或者是大段的翁同龢,让我忘记了这是写梁启超的书,以为是看戊戌变法的书了,你感受到这种矛盾了吗?

许知远:在这段历史当中关于梁启超的记载很少,但不勾勒他的语境,不勾勒那个环境,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带动出来的。因为他也不是重要人物,所以记载很少。他是被遮蔽在康有为的下面了。

读者:在《十三邀》里看你经常问采访对象的历史使命感,我想问你的历史使命感是怎么样?在践行你的历史使命感的过程中,你遇到困难是怎样做的?

许知远:我们好像羞于谈使命感,但是我从来不害羞。我觉得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有很多对时代的忧虑,我的特性在于连接过去和现代的关系,写这部书构成了我个人的视角来了解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过程,对时代描述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个人做的事业,包括我们做的空间、节目,我希望能够复苏一种自信的文化的空间,多元的空间,这里面每一个听众也好,每个人也好,更多的实现寻找个人意义或者说个人价值。这个多样性是我最渴望的,我希望这个时代更多的人对时代本身有考量,它是敏感的心灵,丰富的心灵,辽阔的心灵。丧要丧出深度,佛要佛出真正的书理。我们小时候去听摇滚音乐,边上都是男生抱身边的女生,第一次听电音我发现每个人都离得很远。我觉得生命的质感很重要,我写一本书就找一个质感,时代和我们现代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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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告 — 

1895 年,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入正在京城等待会试结果的举子耳中,令他们震惊不已。国家存亡危在旦夕的恐惧令各省举子打破了朝廷长期禁止妄议朝政的传统,上书发表意见;而此时以康有为为首的草堂众人则将这种上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发起了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运动。关于“公车上书”历年来有许多的议论,在这一场上书事件中,康梁等人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这又如何影响了他们日后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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