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故事 又将重演？

大波斯为什么败于小希腊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认祖归宗，把希腊当欧洲历史的源头。其实，现代欧洲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遗产，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是罗马帝国解体的遗产。它跟罗马的关系要比希腊更直接。1980年代，大家以为，欧洲先进，全靠民主，民主的摇篮是希腊，民主的基因在雅典。这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思潮，但跟实际历史对不上号。

希腊是在现代背景下被发现，被解读，被美化。

薛西斯败绩欧洲，被看似弱小根本不堪一击的希腊打败，是个希腊人自己都纳闷，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此很有文学效应。这事常被西方人渲染为“民主打败专制”。近年，美国拍了两个样板戏，《三百壮士》、《亚历山大》，更把这类神话吹破了天。

下面讲一点感想：

1．地理上的希腊是一堆半岛、小岛的统称，从地图上看，简直像一堆碎片。它并不是古代世界的中心，而是僻处其西隅。整个环境，不是山，就是海。希腊有农业，但农业不发达，粮食要从外面进口（从黑海沿岸和其他地方进口），出口产品是橄榄油、葡萄酒和图绘精美的陶器。他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拿这些东西换吃喝。海上贸易和海上劫掠是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像骑马民族一样，流动性很强，只不过不是逐水草而居，而是哪儿有买卖上哪儿去，四海为家，到处移民。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代欧洲的海外殖民。它跟波斯的关系，主要是从海上挖墙脚，侵扰小亚、河西和埃及。

电影《亚历山大大帝》剧照

2．希腊分亚洲希腊和欧洲希腊，好像一条裤子有两个裤管。欧洲希腊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是左边的裤管；亚洲希腊在小亚细亚半岛的西端，是右边的裤管。色雷斯和马其顿是连接两者的裤裆。这两个希腊，隔海相望，中间散落着很多岛屿。岛屿分属两个希腊。当时的海上分界线是赫勒斯滂海峡。波斯西征，要穿越这个海峡；马其顿东征，也要穿越这个海峡。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就在海峡南口的右岸。欧洲希腊是亚洲希腊的母国，亚洲希腊是欧洲希腊的子国，两者同文同种，宗教信仰一样，有历史认同感。但亚洲希腊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在波斯境内；欧洲希腊不归波斯管，在波斯境外。

3．欧洲希腊是波斯帝国境外的一批自治城市，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领土国家，勉强称为国家，也多是一城一国的蕞尔小国，即所谓城邦，苟无敌国外患，往往勾心斗角（如雅典和斯巴达，雅典和埃吉那，斯巴达和阿哥里斯），而且特别吃贿赂。这群小国，早先是南强北弱。[1] 马其顿在北，雅典在中，斯巴达在南，是三个大家最熟悉的名字。这三个国家，起初斯巴达最强，雅典其次，马其顿最弱，但后来怎么样？是北方统一南方。[2] 它们，斯巴达是双王制，雅典是僭主制或民主制，马其顿是君主制。其共同点只是自治，而不是民主。民主制不仅不是希腊唯一的制度，也不是雅典唯一的制度。

4．亚洲希腊是波斯帝国的西境，主要指爱奥尼亚。大流士一世曾于小亚细亚半岛设五大行省，卡帕多西亚、亚美尼亚在东，爱奥尼亚、吕底亚、卡里亚在西。爱奥尼亚在西三省中最靠西。这一地区是希腊世界中最富裕、最繁荣也最先进的地区，很多优秀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都出生于此。如希腊哲学，雅典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后起，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多来自小亚细亚半岛及其邻近地区，即东部希腊。凡讲哲学史，首先都会提到米利都三杰：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里特等人也是爱奥尼亚人。其实，亚洲希腊曾比欧洲希腊发达。

5．希腊世界，山海阻隔，小国林立。希腊城邦的自治传统和岛民政治有关，和民主不民主无关。这种小国的君长，可能是世袭，[3] 可能是自立，可能是选举。选举不选举，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谁选、选谁、谁代表谁。希腊曾经有六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是一系，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是一系。前者是贵族政治，后者是富人政治，都不是平民政治。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都反对贵族统治，区别只是在于，打倒贵族用什么方法：一人专政，少数专政，还是多数专政？所谓民主，只是扩大选举范围，寻求民意支持罢了。当家作主的还是富贵人家。当时，僭主并不等于专制暴君，民主也不等于平民主政。

6．早期城邦去氏族制未远，政体仍以族群为背景。当时的族群有土著、外来之分，有山地、平原、沿海之分，并跟职业传统有关。如贵族多是能自备甲盾、马匹的武士，富人主要是工商业主。斯巴达尚武，一直是军人专政，当然推行贵族制。雅典重工商，才提倡僭主制或民主制。表面上，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说了算，贵族制和寡头制是少数说了算，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说了算，好像君主和僭主是一码事。其实不然，僭主不是世袭君主，只是权重一时的执政官，他是因平民弱而贵族强才独断专行，但势单力薄，又不得不寻求平民的支持，有时甚至出自民选。在古人看来，反而和民主制是一路。

7．雅典政制，早先也有过王政时代和贵族统治，后来行僭主制。希波战争前，整个希腊世界流行的是僭主制，而非民主制。如梭伦改革的梭伦就是僭主。他提倡法制，不是为民主。[4] 僭主制，无论在雅典，还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爱奥尼亚，到处都是从贵族制到民主制的过渡，而且是内忧外患的产物。当时的民主制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两党制，而是一党制。保守派上台，一定驱逐民主派；民主派上台，一定驱逐保守派，斗争很激烈。选举者可以是平民，但女子、小人（奴隶）除外。被选举者，有些人是贵族，有些人是富人，有些是既富且贵人。无论哪一派上台，都出自名门望族。

8．希腊各国，小国要受制于大国，国内关系要屈从于国际关系。如雅典党争，无论僭主派，还是民主派，都借重外部势力，真正的派别划分是在对波斯的态度。[5] 民主派和僭主派，都可能亲波斯，也可能反波斯，全看是否有利。反过来，波斯也一样，僭主派，它支持过；民主派它也支持过。支持不主持，也取决于利益。雅典民主派为了阻止被驱逐的僭主回国，曾向波斯俯首称臣，但得不到波斯支持，又派兵入侵，支持爱奥尼亚的僭主叛乱。波斯境内的希腊城邦，早先多是僭主制。但爱奥尼亚叛乱后，波斯把所有僭主都废了，一律改行民主制。[6] 可见我们不能用“民主、专制二分法”来解释一切。[7]

9．波斯是大国，大国靠兼并而立。它分五大块，小亚细亚是第一块，地中海东岸是第二块，埃及是第三块，两河流域是第四块，伊朗和伊朗以西是第五块。两河流域，农业背景最深，是帝国的中心。西边三块环地中海，有航海背景。东边一块有游牧背景。三种生态环境，它都有。这五大块，包含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不同的许多国家，硬捏一块儿，免不了有裂痕，加之税负很重，叛乱此起彼伏，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其边患主要来自沿海各省，特别是小亚细亚和埃及，伊朗以东也有乱子。波斯控制着从黑海沿岸到地中海东岸和埃及的广大海域，断了希腊的财路。希腊跟波斯过不去，那是理所当然。

10．希腊世界都是小国，小国无力抗衡大国。抗衡大国，只能靠联合。波斯打希腊，反而促进了希腊的联合，[8]中国古代有会盟，盟主是霸主。[9] 比如春秋五霸，都是通过会盟当霸主。雅典有提洛同盟，斯巴达有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也是霸主。小国如何变大国，按我国讲法，是由邑而国，由国而霸，由霸而王，由王而帝。西人所谓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10] 只是霸，不是帝。马其顿统一希腊，也只是王，还不是帝，吞并波斯才是帝。国家形态演进，由小到大、由分到合是主流，非把小国寡民当最高形态，肯定不对，不仅不符合古代大趋势，也不符合现代大趋势。[11]

11．国家，大点儿好，还是小点儿好，古今颇有争论。现代欧洲，直到今天，还是小国林立，这是蛮族入侵的结果，属于倒退。近代，历史上的大国被西方肢解，那是殖民时代造成，除了便于分而治之，毫无道理可言。国家形态演进，从全世界的历史看，城邦是原始形态，帝国是发达形态，绝对不能倒过来讲。否则，欧洲就不该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而没有罗马帝国，也就没有基督教世界。没有基督教世界，也就没有今天的帝国主义，更不可能有欧洲统一和全球化。我们不能说，天下国家，小必好，大必坏，俄罗斯、中国太大，大必须解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看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应该解体。

12．希波战争，希腊打败波斯，怎么看怎么像《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真的，谁能想到呀，曹操，舳艣千里，旌旗蔽云，怎么反让孙、刘联手，借东风，用火攻，打了个落花流水。其实，在人类军事史上，这种冷门是家常便饭。即使现代，以小胜大，以弱胜強，也有不少例子。它丝毫不能证明，蜀、吴比魏国有什么优势。奥姆斯特德说，“对于这个帝国而言，希腊从来就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威胁。因为希腊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许多的希腊国家”，[12]“传统的说法必须纠正……我们所积累的全部知识，只能证明当波斯帝国在进攻独立、弱小而又分散的希腊城邦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力量”。[13]

绘于公元前 5 世纪的陶杯上的希腊重装步兵与波斯战士的战斗

13．西方史学有所谓“希腊化时期”，通常指亚历山大东征到托勒密灭亡（前 334 － 前 30 年）。这个概念是1836年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 J. G. Droysen ）提出来的，它要强调的是西方化东方。奥姆斯特德说，这个化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开始，大约在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时。[14] 但这样的化，只是万邦来朝的一部分。波斯何止这一化，它还有埃及化、亚述化、巴比伦化、吕底亚化。比如波斯波利斯出土，亚历山大部下打碎的潘尼洛普像，[15] 就是典型的希腊作品。这就像罗马帝国解体前，罗马化带动日耳曼化；罗马帝国解体后，日耳曼化带动罗马化，是个互相补充的过程。

14．历史上的同化经常是相互同化，征服者被征服者征服。希腊都是小国，没有治理大国的经验。亚历山大征波斯，“他占领的地区是仿照波斯行省机构来组织的”，“他梦想把波斯和希腊两个民族和文化融合成一体，东方征服了这位凶猛的征服者”，[16] 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他是效仿波斯，所谓“希腊化”，其实也可以说是“波斯化”。“后希腊化时期”，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从帕提亚到萨珊波斯，我们看到的是，希腊的影响在逐渐消退。希腊城、希腊语、希腊雕像都没能扎根波斯。波斯还是波斯，顽固地信自己的教，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制度管理自己的国家。我们从元史和清史，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15．人生，谁都是从生龙活虎走向老态龙钟，武功全废，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国家也如此。居鲁士当年，兵锋所向，席卷近东，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后來的波斯会堕落到靠金钱外交和武力恫吓过日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打仗全靠雇佣兵，让这些雇佣兵看出其腐朽虚弱（参看色诺芬《长征记》）。其实，很多历史上的大帝国都如此。罗马重装步兵，当年多厉害，最后打仗，靠日耳曼雇佣兵，灭亡罗马正是这批雇佣兵。中国也如此，蒙古铁骑，打遍天下无敌手，说垮就垮了。满族八旗，以骑射取天下，最后提笼架鸟，逛戏园子，打仗全靠曾胡左李。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就是曾胡左李的遗产。[17]

16．有人说，亚述帝国是世界第一帝国。其实，它只是波斯帝国的铺垫。波斯才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研究帝国主义史，这是很好的借鉴。希腊，以小国胜大国，也是今天还有的事。波斯帝国的陨落，有很多负面经验值得探讨。比如它的苛捐杂税，比如它的穷兵黩武，比如它的地方分裂，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大帝国的通病。现代西方人读这段历史，往往认同希腊，而诋毁波斯，以为自己是“当代希腊”，伊斯兰世界是“当代波斯”。其实这是读反了。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历史已经大翻盘。其实，当时的波斯才是“帝国主义”，希腊反而是“亚非拉”，跟现在的东西方，地位正好相反。

最后，让我从奥姆斯特德的《波斯帝国史》抄几段话，作为结束：

经过这么多年，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东方资料慢慢收集齐全了。它们的贡献特别宝贵，因为它们恢复了至今为止一直严重倾向于希腊作家的平衡。[18]

作者: [美] A. T. 奥姆斯特徳 |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 译者: 李铁匠 / 顾国梅 | 出版年: 2017-1-1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当我们仅仅通过希腊作家的眼光来观察问题的时候，即使有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帮助，自己对帝国的了解仍然是多么的不完整。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之中，东方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直到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上流社会可能采用了某些希腊文化表皮的东西。但是，这种模仿是肤浅的。希腊雇佣兵为了报酬受雇于宫廷、叛乱者或相互对立的王国，他们并不是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因为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敌视，超过了对希腊文化的忠诚。

我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对于这个帝国而言，希腊从来就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威胁。因为希腊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许多的希腊国家。在这些国家出现之后不久，帝国就征服了这些国家之中最强大、最富裕和文化上最先进的国家。而且，他们大部分留在了这个帝国之内。现代考古发现证明，由于他们完全处于波斯人统治之下，生活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大流士和薛西斯是如何征服少数仍然保持自由的希腊国家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分析波斯人所犯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尽管由于不断地的内战使他们遭到削弱，但当这些自由的国家实力增长之后，我们可以描绘出波斯在军事实力方面的衰落，同时在外交手腕方面有所改进的过程。不论是内部的腐败，还是总督和各地国王汹涌的革命浪潮，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着，直到波斯人用波斯‘弓箭手’——钱币——进行贿赂，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希腊仲裁者这样令人羡慕的地位为止。

由于希腊雇佣兵、商人日益深深地渗透到这个帝国境内，由于雇佣希腊医生、运动员、雕刻家和厨师，由于希腊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的访问，希腊化时代的曙光已经出现。当亚历山大以武力侵略消灭了这个帝国之后，东方暂时丧失了自己的世界地位。东方如何迅速地恢复了自己了不起的统治地位，则是必须留待下一卷解决的问题。[19]

如果说希波战争多少有点像个老掉牙了的故事，但它对我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说到这个故事时，我们自然会把自己认同于希腊人。因为我们的叙述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希腊人希罗多德叙述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离开市民大会的舞台已经很久了。那时，我们就像雅典人一样，自己管理自己。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帝国，我们也有波斯帝国一样的问题。我们不仅应当反复阅读希罗多德那些令人愉快的故事，我们还应当正视今日美国遇到的困难。[20]

他说的多好。

[1] 希腊文明是从克里特岛传迈锡尼，由南向北传，但征服者，一波接一波，却多半来自北方。

[2] 波斯打希腊，必须穿越赫勒斯滂海峡，越色雷斯、马其顿，从北往南攻，先打雅典。马其顿曾被波斯兼并，跟色雷斯拼一块儿，设为斯库德拉省，是最先臣服的国家，但统一希腊反而是它。

[3] 世袭制在历史上曾经是一种很普通的制度。不仅君权可以世袭，教权可以世袭，就连各种手艺和技能也往往世袭。这种制度与分工和专业化有关，与权力集中和财富集中有关，与战争威胁和国家安全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现代老板难道就不世袭，难道就不专制吗？

[4] 法制用以齐民，主要与世俗管理有关，不像现在理解，一定与民主有关。

[5]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53页。

[6] 《历史》VI. 43：“翌年初春，大流士解除了所有其他将领的职务，而委派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抵达沿海地带……在行军过程中，玛尔多纽斯沿着亚细亚的海岸航行，进入伊奥尼亚地区。这里我要叙述一件奇事，它将使不相信波斯‘七人帮’当中的奥塔涅斯建议波斯实行民主制的那些希腊人大为震惊。原来玛尔多纽斯废黜了伊奥尼亚诸邦所有的僭主，而在这些城邦中建立起民主制。”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193—194页：“大流士下令马多尼奥斯废黜所有的僭主，他们显然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同时，将爱奥尼亚的城市国家改组为民主制政体。在历史上，民主制破天荒地征服了希腊世界大片重要地区。一个坚强的婴儿，竟然要依靠‘蛮族’君主的保护！”

[7] 希波战争的大功臣，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葆萨尼阿斯（Pausanias），一个是民主派，一个是贵族派，全都投了波斯。

[8] 雅典和斯巴达是宿敌，有如春秋时代的吴、越。但《孙子·九地》说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9] 《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蓃，康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

[10] 奥姆斯特德说，公元前454年，雅典成为帝国。参看氏著《波斯帝国史》，53页。但此时的雅典，不过是我们说的霸。

[11] 欧洲虽小国林立，但现代国家的建立靠绝对主义，现在更推行欧洲一体化。其殖民地，如美国是多种族多文化的联邦制大国。美国反而是欧洲的榜样。

[12]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53页。

[13] 同上，186页。

[14] 同上，作者序，8页；正文，479－480页。

[15] 潘尼洛普（Penelop），奥德修斯（Odysseus，或译尤利西斯）的妻子，见《奥德赛》。

[16]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629页。

[17] 现代社会的顶端，以美国为榜样，是以金融、科技和军工生产为三大支柱。脏活累活苦活，什么都往落后国家转移，就连打仗都想找替死鬼，正是走在这条路上。其他国家，亦步亦趋，也在跟进。

[18] 同上，作者序言，6页。

[19]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作者序言，9—10页。

[20] 同上，186页。

几本与现代伊朗史有关的书

好大喜功，集为怨府，盛极而衰、喜极而泣，这样的故事，历史上太多了。

1．[法国] 热拉德·德·维利埃等《巴列维传》，张许苹、潘庆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

此书译自 Gérard de Villiers with Bernard Touchias and Annick de Villiers, The Imperial Shah, an Informal Biography,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June P. Wilson and Walter B. Michaels, Boston-Toronto: A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Book and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6。

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前，法国人写的巴列维传。

巴列维王朝是个波斯王朝。前面的恺加王朝是个突厥王朝。恺加王朝，有点像中国的清朝，晚期腐败无能，北方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南方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巴列维王朝只有两个王，礼萨·沙·巴列维（ Reza Shah Pahlavi，1925 — 1941 年在位）和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 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1941 — 1979 年在位）。

老巴列维（ 1878—1944 年），出身草莽，是个袁世凯或张作霖式的人物。他是从一名俄国人训练的哥萨克骑兵旅的小兵一步步爬上来，最后投靠英国，赶走俄国顾问，推翻恺加王朝。他的偶像是土耳其的凯末尔。他想做强人，但在列强面前，强不起来，只能仰人鼻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朗遭土耳其入侵。土耳其战败后，波斯名义上获得独立，实际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后，尽管列宁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形格势禁，为了对付列强的围剿，不得不按对手的游戏规则办事，反以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作突围手段和安全屏障。1918 年，英军占領伊朗全境。1920 年，苏联红军追击白军，在伊朗的吉兰省登陆。伊朗共产党与库切·汗（ Mirza Kuchek Khan，1880 — 1921 年）领导的丛林游击队联合，驱逐英军，建立吉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为伊朗的“红色革命”。1921 年，这一革命被英国支持下的老巴列维镇压，就像 1927 年蒋介石在中国干的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朗苦英苦俄久矣，对自称雅利安人之后的德国颇有好感。[1] 战争爆发后，伊朗宣布中立，不肯按英、俄两国的要求，断绝与德国往来。1941 年，英、俄以伊朗亲德为由，出兵占領伊朗，[2] 逼迫老巴列维退位，由小巴列维继任，并把老巴列维放逐海外。英国人说送他到阿根廷，其实是送他到非洲。他先到毛里求斯，后到约翰内斯堡，1944 年死在南非。

小巴列维（ 1919 — 1980 年），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比老巴列维更加亲西方，希望借西方之力达成伊朗的民族复兴，但结果仍如他的父亲。

战后，在苏军支持下，伊朗共产党一度成立过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和库尔德斯坦自治共和国，成为冷战格局下大国博弈的一个焦点。1946 年，苏军撤出伊朗，小巴列维收复阿塞拜疆省和库尔德斯坦省，统一全伊朗。

1951 年，伊朗首相摩萨台宣布石油国有化，驱逐英国技术人员，指望美国帮伊朗开采石油。小巴列维深感大权旁落，有被废黜的危险，也转而求助美国，美国担心伊朗共产党坐大，投靠苏联，1953 年应英国军情六处要求，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发动阿贾克斯行动，把摩萨台赶下台。[3]

1963 年，经过十年准备，小巴列维在伊朗发动“白色革命”，实行土地改革，推动世俗化和现代化，触犯了神职人员的利益，也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这一改革为1979年的“黑色革命”埋下了伏笔。

作者对小巴列维的评价，很能体现西方人一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是非标准）的“政治正确性”。请看全书结尾。作者说，传主靠萨瓦克统治，[4] 太专制，太独裁，越搞现代化，政权越危险，因为他不相信知识分子，禁止言论自由，说不定哪天就下台。好像问题全在言论自由。

巴列维家族回顾以往，看法正好相反，认为问题坏就坏在西方的指手画脚和他们的舆论导向。

2．[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元文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年。

此书译自德黑兰图书翻译出版社 1971 年版（1960 年初版）。

作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是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个国王，1941 年登基，1979 年被伊斯兰革命推翻，流亡海外，先到埃及和摩洛哥，后到巴哈马、巴拿马和墨西哥，1980 年死于埃及。

此书写于“白色革命”前。

请看第一章《古代和现在的伊朗疆域》，作者讲了很多令他自豪的“伊朗第一”，如郁金香、风磨、骰子、马球、开心果（阿月浑子）、苜蓿、桃子、茉莉花、水仙花、酸奶、希拉酒、太阳钟、天文台、计时表盘、盘尼西林（据说是伊本·西纳的发明），特别是伊朗的治国之术（居鲁士大帝、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等），行省和驿道，诗歌（费尔多西、萨迪和哈菲兹等）和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和什叶派的伊斯兰教）。他说，“远在发现新大陆以前几百年，欧洲人把饭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时候，伊朗人已经用勺和刀在雅致的绘有图案的器皿里用餐了。除中国而外，伊朗文化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即使说我国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胜一筹，恐怕也不算夸口”（ 8 页）。

伊朗现代史，王权、教权和共产主义是伊朗国内的三股势力，老百姓只能在这三股势力里转磨磨。恺加王朝时，沙俄支持恺加王，英国支持立宪派。老巴列维推翻恺加王朝，代表的是立宪君主制。所谓立宪君主制，其实是军人专政。

西方国家对这三股势力的态度向背是决定伊朗发展走向的关键。[5] 对西方国家来说，王权（或军人专政）、教权是两种可能的选项，共产主义不是选项。只要不是共产主义，什么都可利用。

3．[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白色革命》，郭伊译，见上《巴列维传》附录。

此书是据 1971 年波斯文版翻譯。译后记说，作者还有一本书叫《走向伟大的文明》（ 1970 年）,未见。

这是小巴列维的代表作，目的是宣传他的改革理念，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和牧场的国有化，出售国营工厂的股份作为土地改革的基金，工人拥有工厂股票和分红，修改选举法，建设知识大军、卫生大军、开发大军、公正之家，等等。

白色革命的第一条是土改，土改得罪教权，这是巴列维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4．[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回忆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年。

此书译自 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 Answer to History, Stein & Day, 1980。

这是小巴列维流亡海外时写的回忆录。

小巴列维和老巴列维的共同点是反共、亲西方。他在二战中登基，但主要生活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选边站队，决定一切，他选择了美国。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作者流亡海外，下场跟他老爹一样。

他在书中抱怨，“我在位时曾认为我与西方的联盟是建立在实力、忠诚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大概那种信任是用错了地方”（1页）。

他被西方无情地抛弃了，像许多西方代理人一样（前有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后有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

回忆往事，他最恨摩萨台和所谓“不光彩的红黑同盟”（人民党和宗教势力结盟），[6] 也后悔选错了朋友，一厢情愿跟美国跑。

这场革命，全靠一边倒，反苏反共，投靠美国，推行西化，但事与愿违，引起的强烈反弹反而是告别美国和回归传统。

5．[伊朗] 阿什拉芙·巴列维《伊朗公主回忆录》，许博译。楠柯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年。

此书译自 Ashraf Pahlavi, Faces in a Mirror, Memoirs from Exil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0。这是她流亡海外时写的回忆录。

作者阿什拉芙·巴列维（ 1919 — 2016 年）是小巴列维的孪生妹妹。老巴列维曾强迫妇女摘面纱，认为面纱不是《古兰经》的规定。她的女儿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难怪是一位积极投入政治的女权主义者。她曾参与伊朗的外交活动，包括出访苏联、美国和中国。他见过斯大林、赫鲁晓夫，见过杜鲁门、马歇尔，也见过周恩来。她对苏联印象不太好，对中国印象比较好。她说，“我曾公开赞成伊—中接近和联合国接纳中国”（ 194 页）。

作者认为，在伊朗推行现代化，没有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行，明智的做法，只能靠伊朗 2500 年的君主制，不能靠西方的民主制，否则分裂，否则赤化。

这位伊朗公主有个印象，中东政局似乎是个怪圈。西方国家总是利用中东乱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以维护它们认为最合适的世界秩序，而中东国家也总是利用这些大国的态度向背，为自身争取生存空间，希望有一天能摆脱它们的控制和摆布，因而“始则联合，继则反抗、革命，而后对它失去幻想的基调，在中东政治的格局中屡见不鲜，这种格局过去和现在都周而复始地有规律地出现”（ 7 页）。

回顾以往，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伊朗在脱贫致富的大跃进中，不是已经很富了吗，为什么反而爆发革命？她说，“我们发表了乐观的讲话，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人们太多的希望，超过了我们能兑现的程度。如果说我们未能兑现，那并不是我们不管、不关心，而是因为我们不完全理解突如其来的财富并不能使我们国家复杂的问题一下子就得到解决”。

她对西方的舆论导向也耿耿于怀。西方国家总是以家长、老师和裁判自居，他们以自身为标准，认为自己永远有资格批评“不如己者”。特别是美国的傲慢、无知和自以为是，推翻任何一个政权，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翻脸不认人，那是再正常不过。

比如巴列维政权最招人恨莫过萨瓦克。她说，这个组织经常受到美国媒体和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攻击，“但实际上萨瓦克是我们和美国朋友合作的产物。萨瓦克的情报人员是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也得到了以色列秘密警察莫萨德的一些帮助。它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国王防范共产党的渗透，这是几十年来伊朗经常面临的一个大祸患。萨瓦克在第一任主任铁木尔·巴赫蒂亚尔领导下作了第一次调查，破获了打进军队中的一批共产党分子。如果没有把他们查出来，他们就可能发动军事政变，在伊朗建立左翼分子的政权。”尽管“后來萨瓦克的形象很不好，可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反谍报组织或秘密警察相比，不论是以色列的莫萨德，或是法国的外国情报和反间谍局还是英国的秘密情报局，萨瓦克并不更好，也并不更坏”（ 144 页）。她认为，很多西方媒体对伊朗政治的报导都充满谎言和谣言。

她见过斯大林（斯大林送她一件黑貂皮大衣），也见过赫鲁晓夫。她回忆，有一次她同赫鲁晓夫谈话，“他警告我，伊朗选择美国做朋友是不明智的，有一天我会发现他的话是对的。后來，他在和一群记者谈话时更进一步说，伊朗好比一个苹果，它一旦熟了，就会落到苏联人手里。当时伊朗报纸强烈地谴责了他的这个言论。如今君主制遇到了严重的危险，赫鲁晓夫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196 页）。

流亡中，她跟小巴列维在美国见面，回忆过去，有点后悔，“在不同的时期里我们曾有不同的抉择。我冥思苦想，假如我们在三十年前听了斯大林的话，假如伊朗选择了北方的邻居而不是西方的邻居做朋友，情形又会如何呢？这种结盟的代价可能十分昂贵，但今天伊朗人民也许不必生活在经济混乱又面临分裂危险的国家里。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一种没有答案的智力测验的难题。”（ 212 页）

伊朗，像冷战中的中东各国一样，是意识形态冲突和大国争霸的受害者。

6．[伊朗] 法拉赫·巴列维《忠贞不渝的爱——我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生活》，姜丽、彭修彬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

此书译自 Farah Pahlavi, An Enduring Love, My Life with the Shah, New York: Hyperion Books, 2004。

作者法拉赫·巴列维（ 1938 年 — ）是小巴列维的第三任妻子，1961 年加冕。她也参与过伊朗的很多外交活动，包括访美、访苏、访华。阿什拉芙·巴列维访华是 1970 年，她是 1972 年。她对苏联和中国的印象与阿什拉芙·巴列维相似。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她随丈夫流亡海外。1980 年，小巴列维死后，定居美国。这是她在美国写的回忆录。

这位伊朗王后也是女权运动的支持者。“白色革命”后，伊朗国力提升，开始热心操办大型文艺活动，借以提升伊朗的文化影响力。1971 年的伊朗建国 2500 年大典，巴列维王后是主要操办者。此举在西方媒体颇受批评，她在书中做了辩护。[7]

本书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九章，是讲她丈夫死后的事。1980 年，皇太子礼萨·巴列维（ Reza Pahlavi，1960 年）在埃及继大统，领导海外的流亡人士。她说，“主要抵抗组织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但德国和土耳其也有一些”，所谓“抵抗组织”就是王朝复辟势力。1981年，里根任美国总统，她才获准移居美国。她说，她特别喜欢密特朗。

商代西周，收留逃亡者是倍受谴责的事。[8] 但到春秋，重耳出亡类的故事却屡见于《左传》。

现代国际政治，收留流亡者是家常便饭。列宁曾经流亡，孙中山曾经流亡，霍梅尼也曾经流亡。

西方固有保护反对派，留作后手的传统。但里根上台前，美国却拒绝巴列维入境，害怕影响人质危机的解决。 

7．[伊朗] 玛赞·沙塔碧《我在伊朗长大》，马爱农、左涛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中文本由香港三联书店提供，译自 Marjane Satrapi, Persepolis, L’association, 2000，原来是一部卡通片。

作者玛赞·沙塔碧（ 1969 年 — ），生于伊朗，移民法国。书名 Persepolis 是小巴列维举行伊朗君主制2500年大典的地方，代表伊朗，中文本翻成《我在伊朗长大》。

动画长片《我在伊朗长大》剧照

我写过一本小书，叫《何枝可依》。《我在伊朗长大》就是讲伊朗人的“何枝可依”。读上面的书，政治家尚且如此，何况百姓乎？

伊朗是个文明古国，但近百年备尝屈辱，跟中国一样。三种革命，红色革命、白色革命和黑色革命，全都闹过了，该尝试的全都尝试过了。一个小女孩，从她的爷爷奶奶那里听故事，什么都知道，眼前的事，她也历历在目。这种故事，让所有中东国家的人都感同身受。

这个小女孩在伊朗长大，待在伊朗，不自由，出国；出国，受歧视，回国；回国又不满意，还是出国……

人必须选择，又别无选择，总是没辙想辙。

今天，我们才对“难民”二字有了一点儿体会。过去，我们以为“难民”就是在本国不自由因而逃离本国投奔自由的人。现在我们才知道，那些故意把别人的国家打烂搞乱，迫使他们逃离家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些所谓自由国家的人。先杀后救，不过是他们自导自演的同一出戏。

电影《伊拉克史诗》讲伊拉克人民的不幸遭遇，跟伊朗非常像。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

[1] 伊朗的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地方。1935 年，波斯改名伊朗，即老巴列维所为。这一改名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以伊朗人作为伊朗各族的总名，就像我们用中国人作为中国各族的总名，不再等同于汉族一样，两者都是以国为族。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仍然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 老巴列维最得意的成就之一是修了纵贯伊朗的铁路，但二次大战中，英、俄入侵伊朗，正是为了利用这一运输线，从波斯湾向苏联运送物资。

[3] 2013 年，美国如何策划这一政变的档案已经解密。下《伊朗公主回忆录》也谈到美国如何从巴黎送她回国，捎信给小巴列维，发动这一政变的很多细节。

[4] 萨瓦克（ SAVAK ），小巴列维统治时期的秘密警察。SAVAK 是S āzemān-e Ettelā'āt va Amniyat-e Keshvar 的缩写, 意思是国家情报安全署。

[5] 《伊朗公主回忆录》说，苏联在伊朗北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杜德党（人民党），而“英国人把毛拉们看作对抗共产主义分子的有效力量”（ 44 页）。

[6] 伊朗人民党（ Tudeh Party of Iran ），1941 年 9 月 20 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1979 年，该党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1983 年，被伊朗当局取缔和镇压，大部被抓被杀，少数流亡欧洲。目前，该党总部设于德国柏林和英国伦敦，在伊朗国内也有地下组织。

[7] 这一大典引起反弹，上《伊朗公主回忆录》 209 页提到“他（指霍梅尼——零案）的追随者曾一度想破坏波斯波利斯古城，被村民制止了”。

[8] 《左传》昭公七年引《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阅”，引楚《仆区之法》“盗所隐器，与盗同罪”，引《书·武成》“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都是讲这一点。

本文选自《波斯笔记》

作者: 李零 |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出版年: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