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的使命 只在于书籍本身

批评家之死

文 | 迈克尔·拉蓬特（Michael LaPointe）

译 | 姜海涵 曾庆睿

“美国勉强能找出五位批评家，其中几个还睡着了。”

“学生们越来越无法理解文学的认知价值，也难以发现它曾蕴藏的力量。”

“这些都是文学批评史上最糟糕的事。”

这些分别是美国的批评家们在 1952 年、1972 年和 1994 年做出的论断。研究当代的文学批评，你会经常发现一种挽歌式的论调——和罗南·麦克唐纳（Rónán McDonald）2009 年的辩文标题一样——那是一种对“批评家之死”的哀悼。鉴于批评家总是把自己当成是濒危物种，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不是批评界是否真的存在危机，而是为什么某些批评家如此确信这个领域存在着危机。

在我们讨论当代文学批评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中叶美国批评界的影响。在那个年代，像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这样的批评家像巨人一样（在批评界）昂首阔步，小杂志（其上的讨论）也足以形成沉重一击；最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图景中，人们进行真正的阅读。没有种族隔离，也没有性别歧视——那个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似乎是不朽的。

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今天的北美批评家缺少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但是那到底是什么呢？美国的批评家们总是自主地认为缺失的元素是一种紧迫感，文学批评变得松弛而无力，批评家们从骑士一般的探索者变得越来越温顺且优柔寡断。在散文集《美国无畏：捍卫文学的胆量》（American Audacity: In defense of literary daring）中，波士顿的批评家、小说家威廉·吉拉迪（William Giraldi）做出了发人深省的警告。他写道：“现在（批评界）真实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互联网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顺从的僵尸，它使过去那种来自电视的威胁显得滑稽荒诞，甚至有一些可爱。”面对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吉拉迪呼吁批评家们回归元命题。他写道：“评论家要忠于美和智慧，忠于联结风格与意义的美感、忠于精妙创作的实用性智慧。”吉拉迪就是这种批评家，他能够在读者选择阅读内容时提供最有效的帮助，坚持认为作品的美学特征是最为重要的。吉拉迪对那些通过政治或理论视角看待文学的人怀有敌意，他说到：“意识形态是艺术的敌人，因为它意味着想象力的终结。”

《美国无畏：捍卫文学的胆量》／威廉·吉拉迪 著

吉拉迪以身作则，回顾他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文章，关注点从《恐吓信的艺术》（“The Art of Hate Mail”）到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从温迪·莱瑟（Wendy Lesser）到《白鲸》（Moby Dick），他都努力使尖锐与大胆重新成为焦点——迫切地展示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他通过一篇关于斯科特·汀伯格（Scott Timberg）挽歌般的《文化崩溃：对创造性阶层的杀戮》（Culture Crash: The killing of the creative class）的文章确立了这种紧迫基调。的确，从数据上看评论界的现状凄凉无比：在二十一世纪，80% 美国报纸和杂志的文化批评家被解雇。这在某种层面上揭示了吉拉迪所说的“危险真实存在着”——我们从 20 世纪中叶承继而来、繁荣文学生态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正在消失。

但是一个相对抽象的危险让吉拉迪更加苦恼。吉拉迪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张力在于对批评家的分析：真正的批评家掌握着技术精确性，而自诩为批评家的人则依靠所谓的感觉，“就好像他的感觉与他所读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关系一样”。吉拉迪认为这种自我耽溺会导致批评家们根据“个人品味、经验共鸣、毫无价值的身份确认”来评估书籍。相反，出于独特美国式的句子迷恋，吉拉迪说，文学批评必须从以下问题开始：“这些句子是否有效？是否充满气魄和神韵？是否在用永恒来记叙光辉又荒谬的人类马戏团？”

尽管吉拉迪对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和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等女性作家表示敬意，但当他开始抱怨文学界的普遍情况时，还是明显地陷入了性别化的语言中。我的意思不仅是他对男性代词的坚持——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是受到威胁的传统守护者的批评家们来说，这是必要条件——还有他更喜欢把文学作为一种探索叙述来讨论的倾向。他赞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观点，即读者渴望“征服属于自己的大荒野”，痛斥那些“不断地进行忏悔和自我发现、不停地钻空穴”的读者。换言之，如果你来到一个未被勘探之国，你应该以征服者而非游客的姿态。否则，你将成为“（没有行动）仅有观点”的“无能者”，整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独角戏中的无能演员”。

也许我对这种语言太苛刻了，但是像吉拉迪这样衰落的论调通常是针对一种明显的入侵而构建的，因此我适应了某种反动修辞。然而，无论它发生在何时，吉拉迪似乎背叛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因为没有什么比他定期抨击政治正确性更缺乏胆识的了，这种深恶痛绝与他痛恨的“身份确认”扯上了关系。至少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政治正确就被认为是美学批评的敌人，尽管它从未完成这项工作，但它总是想要彻底击败文学鉴赏。吉拉迪写道，如果你发表任何“可能涉及年龄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或阶级主义的文章，每一种‘主义’的标签都会像一颗子弹一样，先是要把你打倒，然后把你从自己的兽性中唤醒”，要做好“被嘲笑自以为是的准备”。我自己不会用这些子弹，但问题是当你抱怨读者过于情绪化（然而还是不够热情）、沉迷政治正确又无能时，谁又是你家门口的野蛮人呢？

总有那种批评家，对他来说胆大妄为是一种缺失的元素，就好像只要你砸得够狠电器就会重新启动一样。过去在吉拉迪看来是一个光荣的战斗区，在这里批评家们赤手空拳地搏斗，书籍在血泊中被净化。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非常在意良性斗争受欢迎的程度。“真挚的友谊已成为我们最神圣的自由，对立的思想流派领袖们也用钝器来缓和言辞和态度”，至少巴尔扎克在 1837 年对 19 世纪的巴黎文学界是这样说的。

自从《美国无畏：捍卫文学的胆量》（American Audacity: In defense of literary daring）发表以来，另一种对（评论）武器的召唤以约翰·赛姆利（John Semley）的《喷子：极度不悦的美德》（Hater: On the virtues of utter disagreeability ）一书的形式出现了——塞姆利可能很高兴我对其嗤之以鼻。来自多伦多、写电视电影评论的塞姆利可能认为写一篇关于“自鸣得意、烦人且逆反”的文章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其论点的基本术语令人费解，逻辑意涵也让人厌恶，以至于这本书像是逐渐退出了自己的预设，最后“极度不悦”的意思变成“为你自己想想！”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愉快且无争议的建议。

《喷子：极度不悦的美德》／约翰·赛姆利 著

这些问题源于这本书的标题。塞姆利强调，做一个“喷子”与“那种真正令人厌恶的仇恨者”毫无关系——也就是说，和吉拉迪所说的那些带着标签的主义者们毫无关系。相反，一个“喷子”是那种“希望流行文化景观中每一个不起眼的突起都变成一座火山随后与之一同消亡”的人，是那种“故意踢向蜂窝”的人。这种早期意义不明的隐喻是本书混乱的典型表现，我们是有可能因为厌恶他人（和我们自己）而踢向蜂窝，但我们与之一同消亡是因为我们爱这些作品；因此厌恶似乎真的意味着信念。然后，“喷子”反倒变成了 Criticism 101 中各种属性的代名词：怀疑主义、自由思想、个性、冷漠。若书名改为“自由思想者：独立思考的美德”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概念转化。

塞姆利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喷子”，因为“我们总是被温和胁迫，只能一直点头、微笑以表示同意”。他认为，我们需要“激进的悲观”、“富有成效的怀疑”和“无情的批评”。像每一个友善热情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塞姆利不区分电影、电视、艺术和文学，一切都只是“文本”，因此所有的批判性实践都被合并为同一种“批评”，这就消除了不同领域所带来的多样的挑战，使得他的论点难以应用。

但遵循塞姆利的逻辑意味着什么？我想它会把一个批评家变成一个牛虻——不是苏格拉底式的那种，而是你想打击的那种，因为它会分散你的阅读注意力。事实上，塞姆利对他的论点如何在逻辑上成为我们所谓的“引战言论”感到敏感而害怕，这似乎就是“仇恨”被无情地软化为无实际意义的词语的部分原因。对黑暗面的呼唤总是伴随着这本书。比如，塞姆利在阿蒙德·怀特(Armond White)一次个人采访出错之前，对这位名誉扫地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影评人大加赞赏，并得出结论，怀特毕竟可能是“引战之王”。

塞姆利不想成为一个引战者；尽管他对“具有社会意识的批评”持谨慎态度，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左派。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他为什么会被那些散发出“消极性”的批评家所吸引：他对批评的看法基本上是讥讽的。在对后现代主义的另一次概括中，他相信“批评的作用……应该像是在作品中插上一把扳手”。他认为，在这条线上的某个地方，我们已经失去了破坏的冲动，从而产生“令人愉快的危险标准”。这种倾向转而变成一种威胁：使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无意识的消费者。批评家们的言辞变得缓和，武器也迟钝了许多。我们需要将涌入静脉的杂液抽出来，因为真正为评论界提供营养的血液已经被消耗殆尽。

尚且不必说对读者，这些批评家究竟是从哪里形成对同行们遗憾的负面印象的呢？我认为这可以从一个平台中捕捉到：社交媒体。《美国无畏》和《喷子》都假设了一场危机，但都没有探究危机的真正内容，比如《纽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书友会》《伦敦书评》或《纽约客》的评论质量是如何明显下降的，他们只是被 @AverageJoe 讨论“文本”的方式吓到了。

社交媒体使许多事物变得愚蠢至极，但事实上它几乎不会对文学批评构成任何存在性的威胁。塞姆利的某些质疑并没有错，比如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家们的确会手下留情。太多的推特时间会导致他们丧失深度知觉，当创作者和作品融合成了同一个品牌标签，对作品的评判会像是对个体创作者的评判。一个偶然在推特上遇到的人会随时准备对你的言论进行反击或感激。比对之下，我们会发现吉拉迪是对的，他试图把自己的读者引向“孤独的修养”——这是独立个体与书籍之间最必要的关系。事实上，对流行文化资本主义最激进的回应之一，是花 10 个小时阅读一本二手书，而不是花 10 个小时“消费”一次在线体验。我们不必在酒吧里喧嚷，酒吧的大门一直敞开。

2016 年，在一篇引起广大争议的文章“小巷里的男孩……和小说的幽灵双胞胎”中，评论家、小说家辛西娅·奥齐克直截了当地指出文学评论“已不复存在”（奥齐克受到吉拉迪的称赞，同时把吉拉迪当作一个重要的评论家）。她所说的文学批评是指一种暗示着“时代基调”的特定比较文学分析。20 世纪中叶的评论家拥有“无限的自由、多重的历史、多样的图书收藏以及多元的形而上学和直觉”，现在这一代人却只是在“自我中沉沦，在政治化的自我正当性中进行道德说教”。据说成为千禧一代中的一员就是最坑的事了。

辛西娅·奥齐克

奥齐克的话让我们回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文学评论的光辉景象中，这为许多想振兴文学评论的人创造了精神依托——而我认为，我们需要立即摒弃这一点。不仅因为在如今更加多样化的评判视野中，我们毫无疑问破天荒地拥有了更加多元的历史、书藏、形而上学和直觉力；也不仅仅是因为暗示过去的批评时代没有令人窒息的道德感和公正的政治性实际上是在遗忘历史；更是因为正如任何关于繁荣与萧条的论断一样，我们仅仅是在哀叹萧条，却没有问到底为什么会有曾经的繁荣。

批评家的角色在20世纪已然高得不合理——这种膨胀使得如今更为谦虚的姿态看起来像是一种羞辱性的倒退。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巧妙地指出 20 世纪的文学评论气候本质上是一个反常现象：在这个短暂的、侥幸的时期，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属于文学批评家，而这本来是古代修辞学家、中世纪神学家和启蒙沙龙里的哲学家的领域。伊格尔顿认为，在宗教信仰崩溃所造成的空白中，文学批评家一跃成为杰出的文化仲裁者。但从本质上讲，这个角色只是暂时的。

亚当·基尔希在《文化生活导论：莱昂内尔·特里林的精选信》（2018 年 12 月 11 日的 TLS 评论）中写道：“那是一个文本分析和文学批评具有今天难以想象的威望的时代。”“（特里林）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和观点的思想家，他把文学作为他调查的媒介。”（辛西娅·奥齐克称特里林为“美国 20 世纪中叶最重要的批评家”，威廉·吉拉迪关于特里林的文章则把他称为“理想中的批评家”。）

特里林于 1972 年 5 月 8 日写道：“就在昨天，我的一位朋友将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现状与世纪初古典文学的地位进行了对比，当时它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点，仍不被通识文化所接受。”

我读到这些话时，想起了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他颇具争议的《西方正典：时代的书籍和学校》（1994）中所写的一些东西。布鲁姆观察到文学批评声望的下降，提出了一个奇怪而乐观的观点：“当我们的英语和其他文学系缩小到我们当前的古典文学系之中、它们的主要职能被交付给文化研究的大军时，我们也许就能回到那些不可避开的研究中，回到对莎士比亚和其同辈的研究。”

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文学批评领域看起来始终存在危机。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拥有活跃、跨领域受众的平台，而评论家们显然已经失去了这些人；这个平台人满为患，且没有四处流动的资本。但美国二十世纪中叶的繁荣不会再回来了，如果批评家始终怀念当时的繁荣，而轻视这个时代，那就足以证明他们无法成为今天的杰出发言人。

也许评论家们并不需要更多胆量和无情，也并不存在一种特有的“时代基调”等待评论家们的阐释，也许问题的根源只是缺少大众的支持。主流被批评家们合法继承，关于领域危机的焦虑才可能开始消退——这种预设应该被放弃。正如布鲁姆思考的那样，评论家们能做的是重新开始研究书籍本身，这是他们永恒的使命。虽然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理想的答案，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更好的结论，至少它足够真实。